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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談“二二八”起義65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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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發表於,中共統戰部台盟網, 足以代表其看法與統戰,
文中不實,變造,均全部保留, 以利直接研究真相,
例如:不堪忍受國民黨當局的專制和腐敗，揭竿而起..
當年,陳儀政府,公認百年以來最清廉,
李,扁,馬, 毛,蔣,鄧,江,胡,都沒得比,
此文作者只是台盟北京市委委員汪舟）階層低, 素養缺, 為飯碗折腰, 也常見.
台灣民主運動必將與統一運動匯流——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65週年
來源：台盟網日期：2012-03-15
物換星移幾度秋。回望65年前的1947年2月28日，回到祖國懷抱僅僅500天的台灣同胞，由於不堪忍受國民黨當局的專制和腐敗，揭竿而起，發動了波及全島、聲勢浩大的“二·二八”起義。歷史事實充分證明，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是一場反抗暴政、爭取民主、要求自治的愛國民主運動，是當時全國各地反對蔣介石政權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和人民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二·二八”起義雖然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殘酷鎮壓而終於失敗了，但“二·二八”起義所張揚的愛國民主精神則永載史冊。時至今日，兩岸人民仍在深切緬懷當年在起義中犧牲的先烈和罹難的同胞，以史為鑑，共同開創兩岸關係的美好願景。
台盟是戰後台灣率先舉起愛國與民主旗幟的黨派，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
“二·二八”起義失敗後，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一批“二·二八”起義參加者撤離台灣來到香港，並於1947年11月12日，即孫中山先生的誕辰日，在香港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1月18日香港《華商報》報導了台盟成立的消息，稱：“該同盟團結本省全體人民，為爭取台灣省自治及響應全中國人民之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之鬥爭為宗旨，該同盟盟員表示堅決為台灣民主自治而奮鬥”。
1948 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共同實現建立新中國。“五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台盟於5月7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堅決擁護中共的主張。文告指出：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正切合全國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灣全體人民的願望”。
台盟創盟初期的政治主張，鮮明地體現出兩個特點：第一，台盟堅持和延續台灣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台盟繼承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精神，致力於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專制統治，為實現台灣省的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而鬥爭。第二，台盟繼承台灣人民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擁護祖國統一，反對台灣獨立。台盟在《告台灣同胞書》中明確提出“反對台灣分離運動”。1949年2月26日香港《華商報》報導謝雪紅代表台盟向新政協提出處理台灣問題的意見，指出：台灣是中國一行省，台灣未得到解放以前，不能稱為“全國勝利”。同年7月7日台盟總部在一份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揭露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所謂“託管”、“獨立”的真相與陰謀，“提高台灣人民的政治覺悟”。
台盟成立後，積極通過島內的地下組織和一批盟員開展活動，“在台灣的每個角落上、每個階層中已獲得了很大的政治影響”。但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進入了一段漫長的政治嚴冬，國民黨當局實行威權統治，大肆進行“防諜肅姦”活動，鎮壓革命鬥爭，逮捕左翼人士，一大批台灣精英、優秀青年以及無辜百姓慘遭迫害。1950年，台盟在島內的分支組織遭到重大破壞。當年1月31日，大陸《參考消息》以“匪殘害我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二成員”為題，報導林正亨、傅世明被台灣當局槍殺的消息。這是上世紀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台盟成員在島內的首批死難者。從50年代至60年代，台灣涉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罪名的受刑人有444人，其中104人被執行槍決。台北的馬場町和六張犁，掩埋著無數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殘殺的忠骨英魂。
上述史實說明，台盟是戰後台灣率先舉起愛國與民主旗幟的黨派，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台盟對於台灣民主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擁有無可爭議的話語權。
中國共產黨和大陸同胞始終支持台灣人民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正當訴求
台灣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祖國大陸同胞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二·二八”起義爆發後，遠在陝西延安的中共中央通過新華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在《解放日報》發表長篇社論，指出：“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大陸各民主黨派、各界群眾也紛紛聲援台灣人民的正義鬥爭，譴責國民黨軍隊對台灣人民的血腥鎮壓。
新中國成立後，每逢“二·二八”起義紀念日，台盟及祖國大陸各界人士都以多種形式舉行紀念活動。1950年2月28日，首都各界聚會紀念“二·二八”起義3週年。黨和國家領導人朱德、聶榮臻出席大會並發表講話。朱德說：台灣人民今天的任務就是繼續發揚“二·二八”的革命精神，積蓄力量，以便在時機到時，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粉碎敵人，完成台灣的解放。
從1950年至1965年，台盟總部每年都舉行座談會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1966年至1972年，紀念活動因“文革”而中斷。
1973 年2月28日，全國政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26週年座談會，廖承志、傅作義等在會上發表講話。從1973年至1979年，每年舉行的紀念“二·二八”起義座談會，廖承志都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
1997 年2月26日，首都各界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5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錢其琛副總理在會上發表講話指出：“二·二人”起義是台灣同胞第一次大規模地反抗國民黨暴政的愛國民主運動，它作為全國人民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全國人民的解放戰爭。歷史再一次證明，台灣同胞的命運是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的。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台灣同胞在“二·二八”起義中表現出來的愛國民主精神名垂青史。
盈盈一水間，依依兩岸情。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祖國大陸同胞始終心系台灣人民，牽掛台灣人民，同情台灣人民備受苦難的歷史遭遇，理解台灣人民熱愛家園的鄉土情懷，尊重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美好願望，始終支持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正當訴求。
台灣民主運動應當堅持正確方向，成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社會處於戒嚴體制的高壓控制下，台灣民主運動歸於沉寂。70年代中後期，台灣民主運動逐漸興起，國民黨體制外的各種反對力量集合成黨外勢力，持續展開了以反對專制統治、要求政治變革、爭取民主自由為主要訴求的黨外運動。1979年12月10日發生的“高雄事件”也稱“美麗島事件”，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發生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官民流血衝突，是台灣民主進程中具有指標性的重大事件。在這一事件中，國民黨當局逮捕了150多名黨外人士，有50多人被起訴判刑。其中8名重要黨外人士於1980年4月18日被判處重刑。
大陸方面對“高雄事件”的事態發展極為關注。1980年4月20日的《人民日報》以“ 台灣當局蓄意製造高雄事件迫害非國民黨人士”為題，報導了國民黨當局對8名黨外人士的審判，譴責國民黨當局“ 迫害台灣非國民黨人士、鎮壓台灣愛國民主運動”的行徑。4月22日的《人民日報》以“台盟和在京台灣同胞集會，反對台灣當局製造高雄事件迫害台胞”為題，詳細報導了台盟總部4月20日在全國政協禮堂的集會和台盟總部主席蔡嘯的發言。蔡嘯代表台盟和在祖國大陸上的台灣同胞，向因“高雄事件”而受到迫害的台灣各界同胞及其家屬表示深切的慰問，對他們所處的困難環境表示同情和關切。他說，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我們在大陸的台灣同胞和你們心連著心。我們支持台灣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
台灣黨外運動的蓬勃發展最終促成了1986年9月民進黨的成立。台灣人民經過長期不屈不撓的抗爭，最終迫使國民黨當局於1987年7月終止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從此台灣民主運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但是必須看到，台灣黨外運動呈現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取向，一批黨外人士繼承台灣人民愛國愛鄉傳統，將民主運動與統一運動相結合，堅持走中國統一之路；令人遺憾的是，另一批黨外人士則逐漸背離台灣人民愛國愛鄉傳統，謀求將台灣從祖國分離出去，他們集結在民進黨的陣營裡，在“台獨”的道路上漸行漸遠。特別是從1988年至2008年的20年間，台灣民主化進程始終被分離勢力、“台獨”勢力所裹挾、所綁架，數度將兩岸關係推向危機邊緣，造成台海局勢緊張不安，台灣社會也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3月台灣人民用自己手中的選票宣告“激進台獨”路線行不通。台灣局勢發生重大的積極變化，兩岸關係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了大交流、大合作的新局面。2012年1月台灣人民再次用自己手中的選票宣告“柔性台獨”路線同樣行不通。台灣同胞選擇了和平，拒絕了動盪；選擇了合作，拒絕了對抗；選擇了前進，拒絕了倒退。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僅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而且成為大多數台灣同胞的自覺行動。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堅信具有愛國愛鄉光榮傳統的台灣人民，在推進台灣民主化進程中能夠排除“台獨”勢力的干擾，堅持正確的方向；台灣民主運動必將與統一運動匯流，成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力量。（作者係台盟北京市委委員汪舟）
http://www.taimeng.org.cn/hxla/wyxy/t20120315_2729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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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談台“二二八事件”多重性質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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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談台“二二八事件”多重性質考析
2010年10月25日16:49來源：北京日報 參與互動( 3 ) 【字體：↑大↓小】3
世界是複雜的，歷史也是複雜的。許多歷史事件常常具有雙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們只看到其中一個方面，就很難掌握全貌；而當人們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誇張、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時，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難於認識。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上一世紀的台灣。多年來，人們對它的態度與感情大異，因之敘述與評價亦大異。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曾經給台灣人民帶來巨大傷痛的事件時，必須採取冷靜、超脫的客觀立場和嚴格的科學態度，遠離一切狹隘的功利需要，還原歷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歷史的真實，建立對這一事件的真實可靠的論述。
“二二八事件”的抗暴自衛性質辨析
眾所周知，“二二八事件”是起源於緝私員暴力執法與軍警單位處理失當引起的民眾運動。台灣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菸酒專賣局，統製菸酒產銷，禁止私製及進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專賣局緝私人員葉德根等6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獲小販、寡婦林江邁販賣私煙，林婦跪地苦苦哀乞，圍觀民眾幫同求情，緝私人員不予理會，葉德根用槍管打破林婦頭顱，以致鮮血直流，激起群眾不滿。緝私人員傅學通見勢逃走，被人追拉，掙脫後即將子彈上膛，後又被人抱住，葉開槍，擊中看閒路人陳文溪(當晚身亡)。群眾憤而燒車，包圍警察局、憲兵隊，要求立即處決兇犯。
2月28日上午，《中外日報》記者周青、吳克泰所撰現場報導見報，發向全省。同日，台灣省政治協會等發起抗議。陳文溪系大流氓陳木榮之弟，因此，抗議活動一開始即有部分流氓參加。群眾鳴鑼罷市，包圍並搗毀位於本町的專賣局台北分局。下午，群眾四五百人遊行，以“嚴懲殺人兇手”的橫幅標語及“獅鼓”為前導，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衝擊公署大門。其間，出現搶奪警衛槍支及開槍射擊衛兵情況，衛兵還擊，當場打死3人、打傷3人，逮捕6人。群眾情緒更為激昂，在各處毆打外省人，同時進占位於台北公園內的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批判政府的貪污腐敗，號召各地民眾驅逐貪官污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台各地紛紛響應，從要求懲兇發展為政治抗爭。
自1945年光復以來，群眾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施政本多不滿。例如，在政治上，台灣與內地各省不同，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集行政、軍事、財政以至立法、司法諸權於長官一身，類似於日據時代的總督。在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中，外省人過多，台灣人過少，副處長以上官員僅有台民1人；全省簡任官214人，本省人僅12人。在經濟上，實行嚴格的統制，煙、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實行專賣，官辦的專賣局、貿易局幾乎壟斷台灣的進出口貿易與工業的方方面面，企業家以及小本商人均遭束縛。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糧價過高，失業嚴重，大批復原返鄉的原台籍日本士兵就業無門。此外，官員貪污腐化，軍隊紀律不良。行政長官陳儀繼承的是一個爛攤子，雖有心求治，也採取了開放輿論等開明措施，但剛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
凡此種種，都使台灣民眾長期憤鬱、壓抑。當時，台灣民間有“五天五地”之說：即“驚天動地(盟軍轟炸)、歡天喜地(台灣光復)、花天酒地(接收官員)、黑天暗地(暴政統治)、呼天喚地(物價飛漲)。其中後三個短語正反映出台灣人民的強烈不滿。現在，由於緝私中的處理不當，這種憤懣終於找到突破口，群眾的情緒就像長期運行地下的岩漿，一朝噴發了。
“二二八事件”中的非理性行為及其它多重性質辨析
可以看出，專賣局緝私人員的行為屬於恃強凌弱的暴力執法，而台灣民眾的行為則屬於抗暴自衛和反對惡劣政治，有其正義性與合理性。但是，一旦群體性事件爆發，由於參加者人數多，成員複雜，自發性強，衝動性強，就很難要求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中規中矩，合理合法。
無可否認，“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緒性的打、砸、搶、燒等非理智行為，也有方向性的謬誤。例如，將台灣民眾和國民黨台灣當局的矛盾當做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從而激起對外省人的普遍仇視。1947年2月27日下午，就有人張貼“打死中國人”的標語，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講理”、“豬仔太可惡”，“台灣人趕快出來報仇”等。1947年2月28日，更出現“打阿山”的號召，於是，在這種狹隘的地域主義、鄉里主義情緒的支配下，對“外省人”的暴力行為不斷發生。
關於當時外省人被慘殺、侮辱的狀況，唐賢龍的《台灣事變內幕記》等書有幾則觸目驚心的記載，摘錄如下：
1、在台中市，菸酒專賣局科員劉青山從辦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圍毆。後入台中醫院治療，第二天晚上，十餘人衝入醫院，割去劉的耳朵、鼻子，挖出兩眼，再加毆擊，直至斃命。
2、在台北橋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個人抓左腿，一個人抓右腿，將小孩撕開，屍體被丟到水溝裡。另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執一學生，將兩人的頭猛力互撞，直至腦血橫流，旁觀者拍手叫好。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捆綁雙腳，暴徒將小孩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使腦漿流出，拋於路旁。
3、在台灣銀行門前，有一職員從辦公室走出，即被暴民當頭一棍，打出腦漿殞命。適逢一對青年夫婦路過，又被暴民圍住，吆喝喊打，拳腳交加，棍棒齊飛，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
上述暴行，令人髮指，應視之為騷亂。它們不具有任何正義性與合理性。
“二二八事件”既是台灣人民的抗暴運動，同時又是無理智的騷亂，其中還有外國勢力影響和操縱下少數人的“獨立”和“託管”活動，三者交錯混雜。在台灣各地普遍發生毆殺外省人，並且奪械暴動的情況下，為了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南京國民政府出動少量武裝力量有其必要。但是，蔣介石既堅決反共，又堅決反對台灣獨立。早在事件發生前，蔣介石就指示陳儀：“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自然，陳儀等人以“反共”和“反台獨”名義而採取的各項舉措都易於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事件發生後，蔣介石雖然迅速確定“現時惟有懷柔”，並且先後派白崇禧、魏道明到台灣貫徹這一政策，以“寬大”為要旨，但是，他對陳儀函電中所一再流露出來的強力鎮壓、制裁的意見並未駁正，事實上採取默認態度，對赴台軍隊的行動方針、任務、紀律缺乏嚴格而明確的規定，及至軍隊抵台，產生陳儀濫施捕殺、“台民恐慌”等問題後，蔣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籠，錯誤已經鑄成，糾正無及了。(作者楊天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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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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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各媒體在1947年3月連續報導二二八相關新聞，痛斥蔣介石政府鎮壓台灣人民。
3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過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發表題為《台灣的自治運動》的長篇文告，對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給予肯定和支持。該文告後於3月20日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46]
此後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1981年12月27日在北京成立)皆稱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起義」，
對起事者持贊同態度，並給予台灣民眾高度評價，指責國府野蠻製造白色恐怖。
香港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的親共媒體《大公報》在報導二二八事件時仍然用起義形容。[47]
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都舉辦紀念二二八的活動，和1957年之後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每年舉辦的紀念「五・二四」台灣人民反美愛國大示威的活動相呼應。
文革期間，1973年恢復了二二八紀念活動並一度提高了規格。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年舉辦的較高規格的紀念活動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
1950年2月28日：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駐京辦事處主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出席會議並發言，發出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號召。[48]
1951年2月28日：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駐京辦事處主持。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等發表講話。[49]
1952年2月28日：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駐京辦事處主持。親身參加過起義的台灣青年吳克泰作報告。[50]
1953年2月28日：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駐京辦事處主持。[51]
1955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八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召集，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主持。[52]
1956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九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舉行，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主持。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純青在會上作了「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報告。與會者一致痛斥漢奸廖文毅等在美帝國主義的牽線下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陰謀活動。[53]
1957年2月28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致詞。[54]
1958年2月27日：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一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純青主持。全國政協委員謝南光、全國人大代表田富達等發言。[55]
1959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二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秘書長徐萌山主持。與會者痛斥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56]
1960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三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秘書長徐萌山主持。與會者「痛斥美國武力霸佔台灣和企圖劫奪我國在台灣文物的罪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對美國政府提出的嚴重警告和聲明。[57]
1961年2月27日：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四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58]
1962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五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59]
1963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六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60]
1964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七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61]
1965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十八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和北京市支部舉行。[62]
1973年2月28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六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召開。廖承志、傅作義等發表講話。此次座談會是全國政協機關自1966年8月30日停止辦公以來首次公開召集並予以報導的會議，這標誌著全國政協恢復活動。[63]
1974年2月28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七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召開。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沈雁冰、許德珩、李達、廖承志、羅青長、丁國鈺、蔡嘯、林麗韞等出席會議。廖承志發表講話，傅作義發表書面講話。[64]
1975年2月28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八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召開。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徐向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許德珩，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厥文，全國政協副主席沈雁冰等出席會議。廖承志發表講話。[65]
1976年2月28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九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召開。廖承志發表講話。[66]
1977年2月28日：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十周年紀念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廖承志發表講話。[67]
1978年2月28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十一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召開。廖承志發表講話。[68]
1979年2月28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十二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召開。烏蘭夫、鄧穎超等出席座談會，許德珩主持會議，廖承志等發表講話。[69][70]
1987年2月28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啟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丕顯等參加會議。
1988年2月28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一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舉行。台盟中央主席團委員蔡子民、台盟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李純青等出席並講話。[71]
1989年2月28日：紀念「二·二八」起義四十二周年學術座談會在北京台盟中央禮堂舉行。台盟中央主席團主席蔡子民、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林麗韞以及吳克泰、江濃、葉紀東、徐萌山等人講話。蔡子民在講話中稱，「『二·二八』起義是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苛政、要求民主自治的全島性鬥爭。只有正確對待『二·二八』的歷史，伸張台灣人民的民主與正義，消除省籍隔閡，才能開闢未來，使台灣社會健康地發展。」林麗韞在講話中稱，「『二·二八』起義是台灣人民為爭取民主權利，求得溫飽的起義，是台灣人民正義的反抗。並不是國民黨肆意歪曲宣傳的那樣是什麼『台獨』、『分離』等等。」「40多年來，台灣人民要求台灣當局面對歷史，公布『二·二八』真相，祭奠死難者，並向事件倖存者及死難者家屬道歉。但時至今日，未見台灣當局有任何表示，而且還發表一些不合情理的講話，從而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我們再次希望台灣當局尊重台灣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的意願，對『二·二八』這段歷史給予平反，使台灣人民40多年的傷痕早日癒合。」[72]
1991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四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與會者強烈要求台灣當局儘早對該事件作出公正的結論。[73]
1992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五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74]
1993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六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會議肯定了台灣當局設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做法，並駁斥了將二二八等同於要求台獨的說法。[75]
1994年2月26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七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76]
1995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八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77] 與會者呼籲台灣當局肯定「二·二八」起義的愛國主義性質，徹底解決「二·二八」的遺留問題，反對「台獨」，促進祖國和平統一。[78]
1996年2月28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九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發表講話。[79]
1997年2月26日：首都各界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兆國、錢偉長、萬國權出席座談會。錢其琛發表重要講話。座談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主持。[80]
1998年2月26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一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全國台灣研究會舉行。[81]
1999年2月26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二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82]
2001年2月23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四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83]
2002年2月25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五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84]
2003年2月26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六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85]
2004年2月19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七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86]
2005年2月25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八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87]
2006年2月27日：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五十九周年招待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88]
2007年2月27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十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何魯麗，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出席座談會。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名譽主席張克輝等在座談會上發言。[89]
2008年2月28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十一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90]
2009年2月24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十二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91]
2010年2月25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十三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92]
2011年2月25日：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十四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舉行。[93]
[编辑]紀念郵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郵政於1977年2月28日發行編號為J-14的《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十周年》紀念郵票，是中國人民郵政發行的第一套台灣題材郵票。
該套郵票設計者為盧天驕。規格為P11×11.5 40×30mm 50(5×10)，面值、圖案、發行量為：8分 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 500萬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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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的糧食政策與糧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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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台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程朝雲）,
比台灣“二·二八”專家專業些 .
但還是中共統戰文章,
仍有夾敘,夾評技倆.
來源：台盟網日期：2012-03-15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發生65週年。引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因糧食減產， 加上1947年2月初上海爆發“黃金風潮”，大陸通貨膨脹傳導到台灣，使台灣米價飛漲，有段時間市場上甚至買不到米，形成“糧荒”，是引發民怨、導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民以食為天，糧食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這裡想就“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的糧食政策與糧食問題，簡要談一談。
米是台灣人民的主要食糧，很長時間以來也是台灣的主要外銷產品，日據時期，為了日本本土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需要，殖民政府非常重視台灣稻米生產，蓬萊米的研發與推廣就是重要的歷史事件，加上化學肥料的廣泛施用，水利工程的興修建設，農會和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組織的配合等因素，日據時期台灣稻米產量有很大提高，米的單位面積產量在1910年代是每公頃產糙米1,379公斤，1920年代增至1,594公斤，到1938年達到日據時期的最高水平，每公頃米產量為2242公斤，該年米的總收穫量則達到將近138.8萬公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農業生產受到很大影響，稻米的種植面積和產量都逐年下降，但每年的糙米的產量仍在100萬公噸以上。1945年，受戰時化肥輸入減少，一些水利工程因疏於維護而失去灌溉排水功能，部分農田受盟軍飛機轟炸而遭到損壞，以及日本徵召台灣青年上前線、致使農業勞動人口減少，再加上該年6月、9月均出現大範圍暴風雨天氣，全省水稻受災面積將近兩萬公頃等因素影響，台灣稻米生產大幅減產， 該年糙米總產量僅約58.5萬公噸。有學者估算，該年全台食米總需求量至少要94.6萬公噸糙米，需求量與產量之間的巨額落差，使光復之初前來接收的行政長官公署即面臨島內嚴峻的糧食短缺問題。
如何應對這一問題？省政當局一方面自然將恢復農業生產、增產糧食作為農林施政的首要目標。1946年，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權衡緩急，就將近期目標（五年建設計劃）確定為恢復戰前生產水準。但因為化肥不足，水利工程的維修、興建需要大量資金，農業技術指導人員缺乏等諸多困難，光復初期台灣糧食增產比較緩慢。1946年，台灣糙米產量約為89萬餘公噸，仍未達到島內的總需求量。
解決糧食問題的另一途徑是對糧食流通與消費環節的管理。日據末期，殖民政府曾在全台實行嚴格的糧食統制政策，對糧食的收購、配給、儲藏、加工、輸出、價格等全盤統制管理。都市實行嚴格配給，農村則除留下最低自用量外，全部由政府強行收購，並鼓勵台人以番薯代替米食用。1945年10月25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接管台灣後，面對米糧嚴重不足的問題，試圖通過沿用日據後期的“總收購總配給制度”，以全面徵購、計口授糧的方式渡過危機。1945年10月31日，行政長官公署公佈了《台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要求農民將自用以外的糧食全部賣給政府委託的地方農業會倉庫，食米供應方面，人民可以設店零售，但零售價格每百公斤不得超過166元，並暫時禁止米穀外銷。該辦法頒布後，民間餘糧一律封存，行政長官公署還計劃在完成米穀收購後，繼續辦理糧食配給。但由於收購價格較低，且此時各地方政府還在辦理移接中，政府公權力也很有限，所以地主、農民都不肯將稻穀繳售，政府手中無法掌握糧食，糧食配給自然無法實行，對米價也就難以控制，在黑市上米價不減反增，糧食問題因此反而更趨向嚴重。次年1月11日，行政長官公署不得不宣布廢止這一臨時辦法，取消總收購總配給制度，允許省內糧食自由買賣流通。
1946 年3月1日，行政長官公署成立糧食調劑委員會，由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任主任委員，長官公署秘書長張延哲、糧食局長吳長濤、警備總司令部處長熊克禧等三人出任副主任委員，並聘請社會人士為委員，負責調劑民食、平抑糧價、取締囤積、暢通糧源等工作。該委員會還委託在日據時期即從事糧食工作的李連春，和全省產糧區的鄉鎮農會、大地主、大農戶、大糧商等商量、勸導，使其出售稻米。行政長官公署還曾向大陸其他省份借調糧食，也曾藉調軍糧，通過種種手段增加糧食供應。在省政當局的多方努力下，1946年6月第一期稻米收穫後，台灣米價有所穩定。
1946 年上半年的米價上漲雖暫時得到控制，但經過此番折騰，台灣政府和民間的存糧都幾乎用磬。因此當1946年底青黃不接，米價上漲卷頭重來之時，政府對於平抑米價的能力更為有限，糧食問題因此更為嚴重，並引起台灣社會的不滿情緒，不少人懷疑糧食被政府運到大陸。
“二·二八”事件之後，為平息台灣社會的不滿情緒，省政當局在各方面進行了一些政策調整。針對糧食問題，台灣省政府在1947年5月1日公佈《台灣省糧戶餘糧及合作社糧商存糧辦法》；5月10日，廢止餘糧登記辦法，並訂頒餘糧售賣管理辦法；5月12日，撤廢省糧食調劑委員會；7月9日，通過糧食收購辦法，並改進隨賦徵購稻穀與肥料換谷政策。一系列的糧食政策，旨在降低農戶損失，並和糧食大戶形成競爭削價的局面，從而穩定糧價。與此同時，進一步推行糧食增產政策，鼓勵糧食作物的種植，1947年台灣糙米產量達99.9萬公噸，此後逐年增長，至1950年超過了戰前最高水平。糧食管理方面，各項製度也逐漸形成。為了加強政府對糧食的供應與調節，糧政機關先後採取了多種方式掌握糧食。除1946年第一期開始實行的田賦徵收實物、公地佃租折收實物外，1947年起，又先後實行了隨賦帶徵縣級公糧、隨賦收購糧食及大中戶餘糧收購、肥料換谷、豆餅換谷等等。因光復初期的“糧荒”之鑑，加上後來軍需民食不斷增加的需求，很長一段時間內，增加糧食生產、充分掌握糧源，成為台灣糧政機關工作的重心。也因為糧食產量逐年增加，政府掌握糧食數量充足，進入1950年代後，台灣島內糧食消費無虞，糧價基本穩定。（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台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程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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