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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之興,
王曉波教授是要角.
雖然多年來.以史料彌補.
被認為相當公正與客觀.
但始作俑者. 能無罪嗎?
何況至今,仍不會完全判讀史料, 更導致社會錯誤,
例如: 指責當時政府貪污腐敗， 這在今年紀念日,也被馬總統公開引用,
但真相呢?
當時政府由陳儀負責,
但他是有史以來第一清官, 也是能吏,
那他的政府怎會是貪污腐敗?
部分人貪污腐敗是有,
說陳儀政府貪污腐敗, 就是胡說!
"起自統治與被統治的衝突。"
這也是胡說八道, 即使公開所有要求,
也是清君側,而非反對陳儀政府,
何況真相是,戰後物資缺乏, 物價漲, 吃不飽 ,
且陳儀取消日人土地假買賣 ,
擋ㄋ所有土豪劣紳的財路,
甚至於花蓮張七郎, 被馬認為烈士,
其實都是因為土地糾紛, 被當地人陷害.
土豪劣紳,它們有能力聯合造反,
與多數人無關,
不是"起自統治與被統治的衝突。"
王曉波自白節錄:
再加上貪污腐敗，軍紀蕩然，民怨沸，不必等到「二二八」，台灣已是一個蓄勢而發的火藥桶了，
二月二十七日，天馬茶房前緝查私煙的一槍，只不過是那根點燃了火藥桶的火柴。
（二） 從九○年代「二二八事件」開放研究後，對於一些「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真相，有兩種流行的觀點，我們不能不提出質疑。
（一）是省籍衝突說：
「省籍衝突」現又有人稱「族群衝突」。此說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外省人統治本省人，所以發生衝突，我們不否認不同省籍的人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
但矛盾有並存性矛盾和排斥性矛盾，「二二八事件」的衝突顯然是一種「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排斥性矛盾。
如果「二二八事件」是一種省籍的排斥性矛盾，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台灣光復之時，台灣人民歡天喜地張燈結彩的去歡迎外省人的官員和國軍呢？
甚至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
台北街頭還發生為外省人北京女大學生沈崇被美軍強暴而發動的示威遊行呢？
如果真的是省籍衝突，為什麼二月十二日，
又有台北市民眾從龍山寺前往長官公署，為「反飢餓，反內戰」陳情呢？
在「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的決議中也為什麼會包括「反內戰」呢？
外省人在大陸的內戰干台灣人什麼事？
事件後，又為什麼被通緝逃亡到香港的「二二八事件」領導幹部，會從香港前往北京投向共產黨，
難道國民黨是「外省人」而共產黨就是「本省人」嗎？
又「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民失望於「白色祖國」轉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以至於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慘遭鎮壓，
難道「白色祖國」是外省人，「紅色祖國」就是「平平台灣人」嗎？
如果「二二八事件」是省籍矛盾的衝突，又為什麼當時有那麼多的外省人知識份子、學者、作家和報刊雜誌，
例如，臧克家、郭沫若、馬敘倫、沈鈞儒、章伯鈞、李濟深等人敢於冒犯政府當局來聲援「二二八」的台灣人民？
甚至被稱為「二二八聖畫」的木刻都是外省人黃榮燦（四川人，死於「白色恐怖」）的作品呢。
或言，三月八日劉雨卿的部隊登陸之前，不是台灣人打外省人嗎？
三月八日之後，不是外省人殺台灣人嗎？
殊不知當時來台的外省人多為軍公教人員，事件中群眾要的是「打倒貪官污吏」，
帶三角證章的外省教師就沒挨打，甚至許多受愛戴的校長和老師都被台灣學生保護起來。
當然混亂中也不免有殃及無辜。
這些代表蔣政權的「貪官污吏」又何止在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挨打，
甚至一九四九年，還被外省人的大陸同胞打到台灣來呢。
再說，蔣介石殺人也不是省籍問題，更不是從「二二八事件」才開始，
一九二七年清黨，就「清掉」了四十萬人，其中也沒有什麼台灣人，而且都是「外省人」。
所以，我們認為「二二八事件」並非起自省籍矛盾的衝突，而是起自統治與被統治的衝突。
並且，是和當時國共內戰聯繫在一起的。
其實，剛光復時，來台外省人多為軍公教人員，人數不多。
真正政治上的省籍矛盾當自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時始。
國民黨把一個全國的統治架構搬到台灣來，為了安頓這些背井離鄉的「軍民同胞」，
只能將彼等大量的安插到政權機構，以至於上從總統，下至區公所的工友都是外省人，
政府的職位和權力是「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是具有排斥性的，
而造成了外省人統治台灣人的現象，但與「二二八事件」是無關的。
（二）是文化衝突說：
文化衝突說是認為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在思想上受到「奴化」，不肯認同祖國；
在文化上，也不同於中國，尤其是來台外省人，由於中國文化落後，其文化水平低於接受日本「現代化」的台灣人，
低文化的外省人統治高文化的台灣人，遂發生「二二八事件」的衝突。
其實此說最早見於台灣省長官公署的《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紀要》（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云：
「日本統治時代因施行奴化教育，對於我國極盡蔑視破壞之宣傳，台胞之年事較輕者（中等學校學生及小學教員為多）對於祖國歷史、地理及一般情形，既茫然不知，
而於日人長時期先入為主之惡意宣傳，則中毒甚深，彼等大都懷有成見，認為中國一切文物制度，人才學術均無足取；
平時所言皆日本語言（一般青年說日語比台語為熟練），
日常生活亦模擬日本方式，幾已死心地希望永遠為日本臣民。
影響所及，遂使一般青年，殆不知有祖國文化與中華民族傳統精神之偉大，更不知此一時代係何潮流。
光復後，政府施政方針與日本時代自迥然相異。
彼等對於祖國法令制度，既毫無認識，且事事存有『日本第一』之頑固淺狹觀念，遂不免發生錯覺及不正確之批評。
對於生活工作，亦難免不甚習慣，而發生種種厭惡，於是奸黨份子，利用彼等腦筋簡單，乘隙滲入，推波助瀾，鼓動風潮，企圖使台灣自外於中國，而引起國際上之糾紛。」
其次，此說亦見於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和何漢文的《二二八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云：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之結果，在台灣同胞之生活上、觀念上及客觀情勢上已深深種下下列之餘毒：
（甲）因受日人皇民化運動之薰陶，對於日人崇拜、服從，存有日本第一之頑固淺狹觀念。
（乙）日人有計劃造成台灣人政治人才之貧乏。
（丙）大多數之民眾反已習於殖民政治經濟之絕對統治生活，而養成政治經濟眼光之蔑視及日人小惠之難忘。
（丁）日人御用紳士與流氓已形成各階層中牢不可破之惡勢力。
（戊）日人強迫教育，不惟語言文字已使全台人民完全日本化，且其生活習慣、精神意識亦已深受其影響。
（己）日本投降後留台之日人及冒名以用台胞籍貫之日人為數甚多，更不斷暗中予台人以煽動、挑剔。以此種種日人餘毒之遺留未盡，其惡劣影響自不難想見矣。」
我們認為這是對台胞不公平的說法，也是台灣省當局和國民黨政府推卸責任的說法。
我們有太多的證據反駁這兩個報告不負責任的說法。
自馬關割台後，台胞抗日五十年，犧牲多達六十五萬人。
從一八九五年的台灣民主國之役至一九○二年林少貓「後壁林之役」被殲滅，有歷時七年的武裝抗日運動。
後又有一九一三年羅福星的「苗栗事件」，一九一五年又爆發余清芳的「吧哖事件」，一九三○年又有原住民起義的「霧社事件」。
另外，又有二○年代崛起的非武裝抗日的台灣社會運動，連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台灣警察沿革誌》（一九三七年）中的《台灣社會運動史》前言中亦不得不說：
「上面所說的民族意識、民族偏見及有關革命運動的特殊信念問題，是在整個台灣社會運動上，形成最顯著且重大特徵的要素。
要之，這些傾向歸結起來，不外是台灣人原是屬於漢民族系統，還極濃厚地保持著他們原有的語言、思想、信仰，至於風俗習慣的末端不變有關。
所以如要觀察台灣社會運動，首先為具備其基礎觀念來說，對於台灣人，或推而廣之，
對於整個漢民族的思想、信仰以及一般社會傳統、習慣或關於民族性，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自毋須贅言。」
雖然，一九三六年小林躋造任台灣總督時宣示，皇民化、工業化、基地化三大政策，
但據總督府出版的《台灣統治要覽》載，一九四二年間，「國語家庭」共九千多戶，約七萬七千人，佔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三。
至於改姓名的台灣人，據一九四三年的統計亦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六而已。
我們無意完全否定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影響，但誇大「二二八事件」中「皇民化」的因素，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相反的，光復之後，大陸知識份子來台灣當老師，大陸書刊得流通於台灣，時全國知識界的「反蔣文化」即迅速和台灣文化結合，而和「蔣家文化」衝突。
若有文化衝突，也不過是「蔣家文化」和「反蔣文化」的衝突而已。
楊亮功的調查報告中還有一個附件《「皇民奉公會」人員參加「二二八」事件者調查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爆發太平洋戰爭後，台灣當局為支援「大東亞聖戰」，各地成立「皇民奉公會」，強迫台灣士紳表態參加，
有如蔣介石來台的戒嚴體制，在戒嚴體制下，誰能不喊「消滅萬惡共匪」和「蔣總統萬歲」的口號？
在「調查表」中的台灣士紳就不乏是台灣非武裝抗日社會運動的成員，多為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的幹部，
甚至，例如，杜聰明就是一九一○年在台秘密成立的同盟會成員，他們還曾派人到北京企圖毒殺袁世凱未遂；
郭國基也是中華革命黨的秘密黨員，因反日而坐牢，光復初，還代理過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
林茂生在日本投降後尚未光復前的十月十日即在台北大會堂（今中山堂）慶祝雙十節演講稱：
「台灣人要改姓名，不准奉祀自己祖宗的神位，不准講台灣話，
但五十年教育，一旦被我們推翻，漢民族是不可同化的！」
陳炘是日本宣佈投降後，在台發動歡迎國軍的發起人，
也曾公開說：「現在我們沒有別的，對祖國只有感謝，只有歡迎。」
而林茂生、陳炘竟都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密裁」了，悲夫！
甚至還被扣上「皇民」的罪名，真是死不暝目啊！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開放「二二八事件」自由討論研究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由「台灣教授協會」領銜發表的《兩國兩制－－台灣人民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主張》中竟稱：
「日本政府有效統治台灣達半個世紀之久，對台灣的影響至為深遠，它提供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全島性的、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對古老的迷信代之以比較現代的教育，
切斷與中國的大部份紐帶，生活水準遠高於騷亂的中國，這些因素皆有助於形成台灣人的『國家單位真實感』。
此外，舉凡鼓吹國家神道、推行國語運動、更改姓氏運動、志願從軍運動，莫不影響了台灣文化。
總之，日本政府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地使台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
「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國日本離開台灣，中國政府依盟軍命令接管台灣，然而以上的歷史背景已經使得台灣與中國格格不入，
終於在一九四七年釀成二二八事件，死傷枕藉、創鉅痛深，這就是勉強將台灣併入中國的後果。」
這不但是為當年台灣當局和蔣介石政府對「二二八事件」「鎮壓有理論」的辯護，
並且也是對「二二八事件」死難者的污辱，和對整個「二二八事件」進行歷史的強暴！
（三）
陳儀身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他當然要為「二二八事件」負責，至少「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即證明了陳儀在台施政的失敗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又出版《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
一九八九年，李敖將之編入《二二八研究三集》，李敖並在前言中為陳儀辯護說：
「說陳儀不該有日本總督式的權力嗎？
殊不知正因為陳儀有這種權力，他才得以保護台灣，盡量少受大陸腐敗的影響。
陳儀一到台灣，就不肯讓大陸的法幣登陸，而要另發行台幣，這種『一國兩幣』，
使大陸的通貨膨脹難以傳染到台灣，使台灣人免於重蹈大陸收復區的覆轍與犧牲。
這種功勞與德政，四十年來拜其賜，其人雖亡，其政不息，豈不正是陳儀的遺愛嗎？
為了抵制大陸孔宋豪門資本伸足到台灣，
陳儀把跑來接收的金融人員原機遣返，不怕為政『得罪巨室』，這種氣魄，不是陳儀，國民黨其他大員幹得出來嗎？
「說陳儀未能控制台灣物資嗎？
殊不知在邵毓麟上宋子文的秘密英文報告中，正可看到陳儀如何在以台灣剩餘的煤米和其他工業產品，交換大陸出產的紡織品和其他日用品，
以『物物交換』方式，抵制大陸方面的勒索。
那邊宋子文在上海設立糖業公司，這邊陳儀就不准台糖出口，因為台灣糖價太低，輕易出口，吃虧的是台灣人。
這種一面把台灣重要進出口物資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縱；
一面把貿易盈餘全部投資在經濟建設上以利台灣人的作法，這種氣魄，不是陳儀，國民黨其他人員幹得出來嗎？
「說陳儀不用台灣人嗎？
殊不知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有日籍官員三萬以上，另有日僑六十萬人，占全島人口十分之一，構成吏治中堅，
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經驗的熟手接班。
當時宜蘭的台灣人市長毫無辦事經驗，重要公文放在褲袋裏忘得一乾二淨，這樣子連處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陸公務員幫忙。
「說陳儀放縱軍人嗎？
殊不知來台灣的部隊，不是他的子弟兵，他為要求軍紀，把馬姓少將當眾槍殺，他的氣魄可想。
他信任台灣同胞，一方面把六十二、七十軍調回大陸，無懼於兵力單薄；
一方面把日本人管訓在外島的地痞流氓放歸本島，以尊重同胞人權。
結果二二八發生，事與願違。但他的始願，豈不正是有愛於台灣人嗎？
「由此可見，陳儀在為政大體上，無負於國民黨，更無負於台灣人。
對二二八，他當然有責任，但是不識大體，徒以『天下之惡，皆歸之』的對待他，台灣人卻正好中了國民黨的奸計！』
據當年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告訴我，是日本人臨走時「把日本人管訓在外島（火燒島，今綠島）的地痞流氓放歸本島」外，我基本上同意敖哥的說法。
並且，還可以有一些補充。
當時，陳儀帶來的一些人才，事後都證明了他們對台灣戰後的建設有重大貢獻，
例如，對台灣經濟建設有重大貢獻的嚴家淦、孫運璿及資源委員會的一批技術人員，都是陳儀留下的人才；
後來主持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漢譯世界經濟名著、台灣研究叢刊、台灣特產叢刊、台灣文獻叢刊的周憲文也是陳儀留下的人才；
還有後來執教台大的范壽康、許恪士教授，五、六十年代推動台灣民主運動的朱文伯、沈雲龍，和現任世新大學董事長葉明勳都是陳儀留下的人才。
但是，畢竟陳儀在台施政是失敗的，否則又怎麼會爆發「二二八事件」呢？
陳儀在台施政的失敗當分主客觀二個層面的因素。
陳儀雖「有心治台」，並且也帶來了一批治台的精英，
但是，台灣畢竟不是陳儀和少數精英所能治理的，更多的是國民黨官僚和雜牌部隊，
以至貪污腐敗、軍紀盪然，從「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的許多輿論報導和調查報告中均可得知。
從客觀因素來看，主要是戰後復員的不良所造成，不僅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美軍統治下的韓國也發生「濟州島事件」。
台灣人在日本東京也發生「澀谷事件」，大陸除了發生十三省的民變外，還又爆發國共內戰。
一九三六年，小林總督的「三大政策」後，日本軍國主義準備南侵，而將部分相關的軍工業移來台灣，一旦戰事結束。
這些軍工業也都停工，據聯合國的估計就將近有五萬多工人失業。
戰爭末期，日本兵源缺乏，開始在台徵軍伕、軍屬、軍人。
戰爭一結束，均由島外遣送回台，共約三十餘萬人，其中志願兵共徵二十萬七千一百八十三人，陣亡三萬三百零四人，其餘也都陸續回台。
將近三十萬人的軍伕、軍屬、軍人一回台灣就投入了失業的大軍。
此外，加上火燒島放回來的流氓，和由福建沿海一帶戰後回台的「台灣歹狗」，都嚴重的造成了戰後台灣社會治安的危機。
在經濟生產方面，戰爭期間也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而發生急速的衰退。據《台灣省通誌》云：
「例如在電力供應方面，台灣供電能力，在民國三十年前後最高曾達三十二萬瓩左右，
但至戰爭末期因受轟炸及颱風災害之破壞，損失奇重，供電能力最低時已降至四萬二千瓩，不及最高供電能力七分之一。
在糖業生產方面，台灣最高糖業包括（赤糖），民國二十八年期曾達二千三百六十四萬五千擔，但至民國三十三年期已減至一千四百八十七萬一千擔，約減少四成。
在重工業之鋼鐵生產方面，民國二十八年合金鐵產量高達七千七百三十四噸，但至民國三十三年已減至四千零二十四噸。
鑄鋼產量在同一時期亦由四千二百三十二噸減至二千零二十四噸，各約減少半數之生產量。
在輕金屬之鋁業方面，民國二十八年產量曾達二萬四千噸，但至民國三十三年已減至九千六百噸，約減少六成。
在煤炭生產方面，民國三十年煤炭產量曾高達二百八十五萬三千噸，但至民國三十四年已減至七十七萬六千噸，約減少七成以上。
此外，在農業生產方面，日人在戰爭末期為確保戰時糧食供應，雖曾極力推行米穀增產，並以低廉之公定價格強制收購農民生產之米穀，
惟以當時農村之少壯者均被徵調參加作戰，農村勞力極端缺乏，而化學肥料供應不繼，各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加以農產品之低價強制收購，等於無代價之被搜刮，農民對米穀增產已失去興趣，
故米穀生產一落千丈，大為減少。至民國三十四年全島產米僅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二十九噸（折合四百四十七萬一千日石），不及盛產期年產量之半數。
至於甘蔗、茶、鳳梨、香蕉、柑桔等非急需農產作物，在戰時經濟統制之限制與摧殘下，田園多已完全荒廢，其生產力之低落，殆已達於極點矣。」（《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誌綜說篇，頁一四○）
生產下滑，但又物價上漲，台灣物價自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就不斷上漲了二十二倍之多，表列如次（表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但台灣的物價卻繼續上漲，據閩台通訊社《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比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與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中部地區物價表列如次（表二）：
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又起，不但在台徵兵徵糧，而且台灣物價又繼續飛漲，據楊亮功調查報告所附「台北市主要民生日用品物價統計表」，
從四六年一月至四七年二月，米就上漲了五倍多，雞蛋漲了九倍，連鹽都漲了十八倍多。表列如次（表三）：
再加上貪污腐敗，軍紀蕩然，民怨沸，不必等到「二二八」，台灣已是一個蓄勢而發的火藥桶了，
二月二十七日，天馬茶房前緝查私煙的一槍，只不過是那根點燃了火藥桶的火柴。
在一個時代裡，個人的力量是微薄的，我不敢期待於中流砥砫，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但求告天下後世於無罪而已。
是為之序。
王曉波 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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