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為陸軍大學代理校長 - 二二八演義陳儀真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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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為陸軍大學代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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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大學的教育情況
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章培撰稿

陸軍大學是舊中國及國民政府時期最高軍事學府。從1906年在直隸省(1928年改為河北省)保定府創辦起，迄1948年底離開南京止，共計43年。
中間因時局動盪，遷移有6次之多。我在陸大前後工作過16年，謹將十幾年來身經目睹耳聞的事實作一回憶。

陸軍大學的教育情況可分為四個階段：日本顧問主持階段、德國顧問主持階段、混亂階段、自主階段，分別介紹如下。
......
不久阮肇昌調走了，特任陳儀為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徐培根為教育長。

陳儀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還兼任中央訓練團的教育長。
徐培根是本國陸軍大學和德國參謀大學畢業的，剛從美國擔任中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的參謀長回來。
他們兩人同時來校，先聲奪人，陸軍大學在衰敗之下為之一振。
他們來校不久，既要我積極籌備機甲戰術系，又要我兼任正則班第十九期的主任。
我當時只允籌備機甲戰術系，而拒絕兼任正則班第十九期的主任，還提出一個建議：
欲想搞好陸軍大學，首先要提高學術，必須將全校教官按其性質的不同，分為若干個系，以戰術係為經，其餘各係為緯，經、緯交織，與研究院切取聯繫，
在教育長直接領導之下，進行學術研究，提高教學質量，則事半而功倍，正合乎孫子所說的“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的原則。
過了兩天，陳儀又叫我去，對我說：20年前我在浙江當師長時，看到你在夏超部當營長、團長，都當得很好。
為什麼現在請你兼第十九期主任，領導不到100個學員，你就怕了呢?
我回答：第十九期和機甲戰術系的籌備，都是本校當前最難幹的工作(第十九期學員入學不過一年，在校裡鬧得最兇，一次出去兵科見學，回重慶時沿途專打戴笠的檢查站)，我一身絕難兼任兩個要職。
他聽了之後，堅決要我首先兼任第十九期的主任，整頓好這一期之後，再逐步地籌備機甲戰術系。
無奈，我只得答應試辦3個月，請他隨時物色接替的人才。
當日，校令就發表我擔任正則班第十九期的主任，我立即走馬上任。
第一天向班部人員調查情況，第二天召集學員代表10人，徵詢意見，對他們提出的合理要求，答應努力去辦。
同時，我也要求他們必須遵守紀律，努力學習，以達到服務抗日救國的目的。他們也一致同意。
我當即將班裡的行政人員作嚴格的分工，並將過去專門侍候官員和太太們的勤務兵、伙夫等3人調出做改善學員們生活的工作，如到磁器口買菜、在駐地附近種菜養豬等。
不久，學員們又要出去現地戰術演習，得到徐培根的許可，約定較優秀的教官杭鴻志、鄭長海、楊振聲等人擔任指導，我也親自參加指導，
並嚴令行政人員對於教官、學員在現地戰術演習期間的食、住、行要特別注意。
因此，教官、學員人人滿意。從此之後，全班學員不但努力學習，還推選幾名長於英文的人，替我翻譯從駐印英軍那兒所得到的有關軍隊機械化的資料。
乾了3個月之後，不但校當局不准我走，學員們也不讓我走了。

當時，特別班第七期主任王麟生是意大利陸軍大學畢業的，又是徐培根的好朋友；
正則班第二十期主任金仲和，是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三期畢業的，又是中央訓練團的模範大隊長，是陳儀先生特別選調的。
他們兩個人都乾不到半年就被學員們轟下來了，只得選拔優秀的戰術教官鄭長海繼任特別班第七期主任，楊振聲繼任正則班第二十期主任。
教務處長龔浩老朽不得人心，也選拔優秀的戰術教官杭鴻志代理。
經過這些處置之後，陸軍大學的混亂局面，才得穩定下來。
從此，凡有關陸軍大學的重大事件，他們兩人總要和我研究一下，但我的志趣仍然是要深入地研究陸軍機械化的問題。
1944年初，蔣介石決心送走蘇聯顧問，陳、徐兩人都很不同意，但不敢抗命，
只得在顧問臨走之前，大宴他們一次，蘇聯大使館武官羅申、副武官兼秘書長安德烈也夫也應邀參加。
陳儀還送他們每人一件福建的漆器，以作紀念。
我也奉命作陪。這些顧問並不對學員直接教課，只對研究員進行指導。

我每次都要抽暇參加的，並為了籌備機甲戰術系的問題，常常向他們請教。
我很欣賞他們在衛國戰爭期間裝甲戰的經驗，在席間就請陳儀與羅申研究一下，今後我怎樣和他們聯繫。
羅申當場就介紹我和安德烈也夫商量。
安德烈也夫中國話說得很好，而且也是研究裝甲戰的，就答應按月給我有關的資料。
我得到了他的保證，對於籌備機甲戰術系才有了信心。
由於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英國曾運用它收到出奇制勝的效果，因此戰後20多年來，西方列強都為軍隊機械化而努力。
無論在戰術、技術上，各國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
那時希特勒運用以坦克為中心的陸軍協同空軍的“閃電戰”佔了上風，但蘇聯怎樣挫敗“閃電戰”轉敗為勝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
從此，我得陳儀先生的保證，每月總要到蘇聯大使館兩次，交接這些資料，一直到1946年春安德烈也夫奉召回國為止。
3年以來，我努力研究了這些資料，進一步認識到沒有國家工業化是談不上軍隊機械化的。

自主階段(1944—1948年)

陸軍大學在這一階段內部十分穩定，但外國顧問都走了。
陳儀先生主張由國防研究院發起，在全國各軍種兵科中選拔10個專家，到歐洲戰場去實地考察，
以收集一些現代戰爭的資料來充實教材，並為戰後國防建設、軍隊革新打下基礎。
我和張德慶(新中國成立後任長春汽車研究所所長)擔任陸軍機械化的考察，
由國防研究院副主任杜建時率領，一切準備都已完成，臨行為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所阻而作罷。

徐培根又以在德國參謀大學和魏德邁同學的關係，想聘些美國顧問來校幫助教育，也不得要領。
就只得在自力更生上下功夫了。
我再提出我過去在陸軍機械化學校兼任教育處處長所用的分工、分組、包教的辦法，將全校教官分為若干系，分工負責，編好教材，包教各班期。
同時，和軍令部第二廳、各國大使館武官處取得聯繫，收集當前國內外戰場實際資料，修改教材。
陳、徐都同意了我的建議，於是1945年初全校編制除校本部的教務、總務、編譯、訓導處外，全部教官分別到戰術、軍制、戰史、後勤、空軍、機甲戰術系，
受訓人員仍舊是兵學研究所、正則班、特別班、將官班甲級、將官班乙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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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允恭（邦憲）：地下十五年與陳儀（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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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陳儀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我黨（中共）上海局派遣人員的策動下，積極響應和談，準備起義，
並親自勸說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同時起義。
但陳儀的義舉被湯恩伯出賣，遭到破壞。陳儀於一九五○年六月十八日在臺北為蔣介石下令殺害。

一、陳儀與我的關係
我同陳儀早在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就開始認識，以後關係逐漸深入，直至直接策動他起義。
陳儀，曾名陳毅，字公俠，又名公洽，自號「退素」。一八八三年五月三日生於浙江紹興。
陳儀幼年好學，涉足經史典籍，孜孜不倦，特別愛讀「史記」。
一九○二年考上官費留日，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炮兵科學習。此間與魯迅交往甚深。
當時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倡導革命，陳儀是光復會會員，且與徐錫麟、秋瑾、蔡元培、蔡鍔等相識，萌發了愛國革命之志。
一九○七年畢業回國，在陸軍部任二等課員，後任浙江陸軍小學監督。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陳被委為浙江都督府軍政部部長。
一九一七年，第二次到日本，入陸軍大學，為中國留日陸大第一期學生。
一九二○年回國，定居上海，經營實業。

一九二四年孫傳芳入浙江，任陳為浙軍第一師師長。
一九二五年陳奉命率浙軍第一師沿津浦路北上，打垮張宗昌部，被孫任命為徐州總司令。
一九二六年任浙江省省長。
後陳儀響應北伐，革命軍第十九軍在紹興成立，遙推陳儀為軍長。
一九二八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陳到南京，讓陳率團到歐洲考察。
這次歐洲之行促使陳儀對中國的前途、國家的建設作出種種設想，並對後來福建、臺灣、浙江任職期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九二九年四月，陳儀為軍政部兵工署署長，後升任軍政部常務次長。「福建事變」後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一九三五年國民黨「五大」時，被選為國民黨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四一年秋，被免去福建省主席。
不久，在重慶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因與主持院務的副院長孔祥熙發生矛盾，改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
隨後一度兼任中央訓練團的教育長。
一九四五年，又兼陸軍大學代校長。

抗戰勝利後，臺灣回歸祖國。陳儀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首任駐臺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臺灣人民起義後，陳儀被免職回滬，掛上國民政府顧問的空銜賦閑。

我於一九○二年生於安徽壽縣的一個農民家庭，「五四」運動後，惲代英同志到安徽講學，傳播馬列主義，我經常去聽講，從此接受馬列主義的啟蒙教育。
一九二二年進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系主任瞿秋白），一九二三年入黨。
一九二五年組織分配去廣州，參加討伐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
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十二師（師長張發奎）三十五團（團長繆培南）政治指導員。
同年底任國民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鍵）代理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指一九二七年）失敗後，我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曾在上海和煙臺活動，一九三一年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一九三二年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排擠出黨。
一九三三年經朱蘊山介紹去福建參加十九路軍反蔣。
福建事變失敗後，由陳銘樞資助去日本，一九三五年底回香港。

我和陳儀是從一九三六年開始相識的。當時陳儀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他的高級顧問、親戚沈仲九，原是上海大學的教師，曾教過我的中國哲學史，對我的印象很好。
我到福州後便由沈介紹給陳儀。
陳得知我剛從日本回來，便常在一起談論日本問題，彼此很是融洽。
陳先是邀我在閩任縣長，後改在福建省幹部訓練團科長班教語文。
此時，陳建議我改名為邦憲。

我在幹部訓練所任教期間結識了地下黨員吳季樸和孟起。
一九三七年底，陳儀又要我出任縣長，地下黨認為我出任縣長，對黨有利，於是接受委任為泰寧縣縣長，以後又為明溪縣縣長。
此時值明溪發生大刀會暴動，我妥善地處理了事件，穩定了局勢，因而深得陳的賞識。
一九四一年被調到地理位置重要的同安縣任縣長。

抗戰勝利後，陳儀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首任駐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多次邀請我去臺灣任職。
一九四五年冬，我同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負責人孟起，談起陳邀我去臺任職事，孟當卽指示我以「特派員」的秘密身分去臺任職。
到臺後，我被陳任命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並發給特別通行證。
不久，孟起也到了臺灣，從事黨的地下活動。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掩護孟的工作。

臺灣「二·二八」起義發生後，我乘船到上海。不久，又被特務盯上。
我找朱蘊山通過奧中會的楊虎打聽到是上海警備司令部的人來監視我的，
他們是根據臺灣警備司令部發給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的一份電報，
大意是：胡邦憲為共匪首要分子，鼓動臺灣暴動，現潛逃去滬，請緝捕歸案。下款署名是陳儀。
我看了電報日期，是陳儀被撤職離臺前兩天發出的，不可能為陳儀所為。

十餘天後，陳儀到了上海，我去拜訪陳，談起此事。
陳憤慨地說：「難怪臺灣鬧得天翻地覆，原來我身邊竟沒有一個可信的人。
如果你眞是共產黨，要抓，我為什麼自己不抓，而要發電報到上海叫別人來抓呢？這明明是在跟我搗蛋，用人眞難。」
說畢，馬上拿起筆來，寫了一信給宣鐵吾。內容大致為

鐵吾兄：
胡邦憲係我舊部，為人謹慎，向無不軌行為。近聞有傳訊案件，務希卽時查明註銷，以免牽累好人，為荷！
陳儀手啟　　×月×日

我拿了陳儀的親筆信到上海警備司令部，這個案子就被註銷。

從此，我同陳儀經常來往，傾談對時局的看法。

二、陳儀與湯恩伯、沈仲九的關係
陳儀與湯恩伯、沈仲九的關係都非常密切。
陳儀準備起義，沈仲九起很重要作用；
陳儀起義失敗，湯恩伯叛賣破壞是主要因素。

湯恩伯，原名克勤，一九○○年生於浙江武義縣湯村鎮。
辛亥革命後，湯恩伯從家鄉赴杭州準備考浙江陸軍小學，因故耽樟丝计冢蛟诼玫辏蠒o當時擔任浙江都督府軍政部長兼陸軍小學校長的陳儀乞求收留。
陳儀破格錄取了湯恩伯，後又保送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十八期步科學習。
一九二七年底湯回國後，由陳推薦到南京蔣介石的總司令部任參謀和作戰科長
。湯在國民黨軍界資歷較淺，結識蔣介石又較晚，但由於陳的極力擧薦、提携和其自身的努力，深受蔣的賞識。
到一九三一年，就數度升遷為中將師長。
對此，湯非常感激陳儀，人前人後，常言他有兩個父親，一個是「生我者」，一個是「育我者」。
為了不忘陳儀提携之恩，改名為恩伯。

一九四一年湯升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兼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委員、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統轄二十五個師。
隨着地位的不斷升高，野心也越來越大，竟自封為「中原王」，這使蔣介石暗生戒心。
湯部在河南的名聲不佳，一是不斷製造摩擦事件，經常襲擊八路軍和新四軍；
二是魚肉鄉民，欺壓百姓；
三是利用與淪陷區交界之便，大搞投機買賣，故河南人民視湯同水、旱、蝗災一樣，稱之為「水旱蝗湯」四大害。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寇進攻中原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和湯恩伯分別任正、副總指揮，
在許昌、長葛、鄭州、滎陽一帶與日寇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揮的五個師團、二個步兵旅十六萬人會戰。
到五月間，湯部敗北，各路將領自保實力，只顧逃命。蔣介石派陳誠去收拾殘局，湯遭到陳誠的羞辱；
路過西安時，又遭到胡宗南的指責，使湯無地自容。
湯認為陳誠、胡宗南之所以如此對他，完全是蔣介石的態度，因此對蔣產生不滿情緒。
一九四六年七月湯調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首都衛戍司令。
一九四七年五月蔣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編七十四師，在孟良崮被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全殲，南京震驚，
蔣又把此賬算在湯的身上，當着許多高級將領的面，大罵湯恩伯無能，同時撤銷了湯的一切職務。
湯為此向陳儀哭訴，說他多年跟隨蔣介石，為其做牛做馬，結果竟遭奇恥大辱。
此時湯對蔣的效忠程度大減，不滿情緒遽增。

沈仲九，名銘訓，浙江紹興人，是陳儀的堂內弟，先留日，後留德，學術上造詣很深，是「五四」時期的名作家之一，
曾任過上海立達學院院長、上海勞動大學代校長等職，從一九三三年底陳儀主閩起一直跟隨陳儀，被人稱為陳的高級「智囊」，
省府所出公文報告，事前的提綱、會後的記錄稿，多半是沈草擬和整理的，後代陳主持「縣政人員訓練所」工作。
當時全省縣政府的科長、科員、區長、區員全是沈一手培訓的。
沈在早期有無政府主義思想，後期非常崇敬中國共產黨，因此福建國民黨省黨部說他是「潛伏」在陳儀身邊的共產黨人，
當時陳儀周圍被稱為「左派」人物的夏明綱、吳季樸、胡邦憲、程星齡……都是由沈引薦的。
陳儀一九四五年到臺灣任職，又把沈帶在身邊，當作高級顧問。
沈仲九對陳儀的思想轉變影響極大，最後直接參與陳儀起義，並作為與共產黨談判的代表。

三、陳儀反蔣的思想基礎
陳儀原不是國民黨黨員，更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陳儀自從進入政界後，就與國民黨特務系統存在着尖銳的矛盾。

在福建時，陳恨軍統分子跋扈，常常干擾其行政，所以抓住證據，予以打擊。
軍統特務、福建省保安處諜報股股長張超，密謀策劃倒陳，被陳儀得悉，將其逮捕關押，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下令將張超處死。
戴笠在得到張超被殺的報告後，立卽到蔣介石面前哭訴，請求為張超作主伸冤。
蔣聽後也十分惱怒，立卽發給陳一份電報，指責陳「殺張超之所為，完全目無中央」。對陳的壓力極大。

抗戰開始後，當時與ＣＣ結合而出任國民黨福建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陳肇英，從個人和派別的宿怨出發，利用人民抗日愛國情緒，到處攻擊陳儀抗日不力。
陳儀氣憤地說：「廬溝橋事變後，我上牯嶺住了幾天，為了想冷靜地考慮一下當前的局勢，以決定福建應採取什麼態度。
我打了電報向蔣先生請示，現已得到答覆，蔣先生讓我對日本應採取緩衝態度。」
在此之前，陳從未公開暴露過他在福建對日採取的方針完全是根據蔣的旨意而為，現旣已公開，陳就無所顧忌。
蔣介石對此十分惱火，於一九四一年秋，藉機將陳儀免職。

陳到了重慶，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議主任。
蔣介石吩咐陳要用心整肅行政院。
陳本想大幹一番，但主持工作的副院長孔祥熙不支持，使其處處碰壁。

陳以為自己是按照蔣的吩咐去辦事，理在自己一邊，一定會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實際上蔣聽了孔祥熙的話已在醞釀將陳調出，終在一九四二年將陳儀調到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
此時，陳儀已越來越清楚，蔣是孔的總後臺，對蔣的反感程度又加深了一層。
http://blog.boxun.com/hero/xsj1/255_1.shtml

(胡允恭（邦憲）：地下十五年與陳儀（選載）)接上頁博訊www.peacehall.com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行政院任命陳儀為臺灣行政長官兼臺灣警備總司令。
陳儀在去臺前曾向蔣提出幾條要求，卽臺灣接收後，日人發行的臺幣暫不改制，以穩定物價；
一年內美國銀行不在臺設立分行，美國商品暫不運進臺灣；
美軍暫不進駐臺灣；
中、軍統特務機構暫不進臺灣。當時蔣一一應允。

陳去臺不久，發覺蔣的諾言全部是謊言。
美國貨迅速湧進臺灣，中統、軍統特務遍佈臺灣，而且所有機構和人員，全對陳保密。
終在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人民起義。

三月初，陳儀答應臺灣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保證集會結社自由，縣、市長由人民選舉，
不追查起義負責人等要求，臺北社會秩序已趨穩定。
但就在這時，蔣介石却派兵去臺，鎮壓臺灣同胞。

陳儀十分憤慨，曾想向國軍提出抗議，但又害怕蔣介石。
陳痛苦地感到在福建任職幾年，已遭人民的咒罵，臺灣「二·二八」起義後自己對人民曾許諾事後不請國軍來臺駐防，不追究起義領導人等，都成了泡影。
此時深悔來臺任職，對蔣更加不滿，決心辭職。

四月中旬，在國民黨四中全會上，蔣介石把臺灣「二·二八」起義的責任全部推到陳儀一人身上。
陳又一次成了蔣的替罪羊，被撤去在臺的一切職務。

陳儀被免職後回到上海住多倫路志安坊三十五號。
這時眞是門庭冷落車馬稀。
不久回故鄉紹興探親訪友，發現那裏一片蕭條，面目全非。
他回憶幾十年來辛辛苦苦替蔣介石賣力，自以為卽令不能富國利民，也可以幸告無罪，哪知所作所為都要看蔣介石的眼色行事，全是罪惡。
他在日記上寫下一首「山居」詩：

杜門却掃且山居，壯志消沉耳順餘。

如此江山如此過，幾番功過幾番悲？

膏肓痼疾誰知曉？腐朽神奇願已虛。

天外仙人應識我，此身何惜付乘除。

此詩隱約地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感情，說明陳儀總結以往的教訓，渴望尋找新的出路。

陳到上海後，經常同我議論政局。
一次，陳儀突然問我：「上海出的『文萃』上登了一篇『臺灣眞相』一文，看過沒有？」
我答：「沒有注意。」
其實這篇文章是我以親身經歷和在臺的所見所聞分析了臺灣「二·二八」起義的原因和經過。
文中也提及陳儀的責任，諸如用人不當，知吏治不軌，又顧全面子，不敢聲張，終致使臺灣人民深受其害。
但事變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特務一味欺壓、盤剝臺灣人民，導致人民起義。
陳讀了這篇文章，深受感動。
他知道「文萃」是共產黨人辦的。
他說：「共產黨有是非，而蔣介石叫別人受過，當他的替罪羊。」

以後，我又送給陳兩本書：「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
陳讀完後說：「對四大家族揭露得不錯。
不過，據我所知，四大家族的財富比作者披露的還要多。
至於蔣介石，可以說比袁世凱更壤，袁想做皇帝，和日本暗訂二十一條，蔣雖未做皇帝，其權勢比袁更大，殺人更多。」
陳越談越氣憤，從此，再也不稱「蔣委員長」。

一九四七年夏，劉（伯承）鄧（小平）大軍過了黃河，直揷大別山區。
有一天，我問陳儀：「白崇禧講，劉鄧軍隊不過三萬人，不足懼。有的報上又說有十萬人，很難撲滅。你是怎麼看呢？」
陳爽直地說：「三萬人、十萬人，只是從表面上看，卽使渡過黃河的共軍只有一萬人，老蔣也消滅不了他們。
從前北伐軍不過十萬人，打垮了北方軍閥幾十萬軍隊，全在人心向背。
蔣介石已失盡了民心，他怎麼能够消滅共軍呢？」
陳還向我表示：今後不出洋，不做官，卽使共軍到了上海，也不逃走。

四、陳儀準備起義
一九四八年春，陳儀接南京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來電：蔣介石邀陳儀去南京面談。
在陳到南京後的第二天蔣便親自接見，並謙和地提出要陳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宋美齡也在一旁相勸。
陳卽刻答覆：「我在臺灣瀆職，受到撤職處分，罪責沒有消除，羞見故鄉父老。
現已年近古稀，身心交瘁，體力衰弱，不勝繁劇，沒有餘力報效黨國，懇請收回成命。」
陳向將建議起用壯年，蔣以浙江情況複雜，形勢日緊，需要老成。
陳提出回滬後再考慮考慮，蔣介石應允了。

陳回上海後，和湯恩伯作了詳談。
湯極力主張陳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認為一可藉此恢復名譽，二可東山再起。
我和沈仲九也力勸陳儀主浙，陳儀就決定接受蔣介石的任命。
不日，陳又被召到南京，先拜見了何應欽、張羣、吳忠信等，向他們提出湯恩伯仍在賦閑，望他們鼎力相助，讓湯再出任軍職。
不久，湯恩伯出任浙江衢州綏靖公署主任。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陳儀到杭州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不日，陳叫民政廳長杜偉（民革成員，原陳銘樞的部下）寫信邀我去杭州。
我於八月一日到杭，住在杜偉家中。
去見陳儀時，他問：「你家眷帶來沒有？」
我說：「沒有，我們幾個人正在幫神州國光社整理稿子，現在還不能來。」
陳說：「神州國光社是陳眞如（陳銘樞）辦的吧？我和眞如原在國民政府共過事，他任交通部長，我任軍政部次長。
我們本來關係很密切，但自從他在福建反蔣後，就不再和我來往。
我很想見見他，你回上海後，約他到這裏來玩玩。」
我回上海，如實轉告了陳銘樞。

一日，杜偉從杭州去滬，告訴我說：「公洽先生有一次大發感慨，認為國民黨注定要失敗，苦於沒有人有資格同共產黨講話，恐怕連張文白（張治中）共產黨也不歡迎。」
我說：「以我之見，要是公治先生出面同共產黨講話，共產黨可能會歡迎。」
杜當卽問：「你這種說法有何根據？」
我說：「因為陳先生是愛國的，本人又不貪污，現在想為人民做事，共產黨為什麼要拒絕呢？」

杜回杭後，向陳如實轉告了我的態度後，陳儀直接寫信邀我去杭。
在一次交談中，他說：「老蔣已毫無辦法，你看得出吧？」
我說：「老蔣實在搞得天怒人怨，不但老百姓恨他，就是他的部下也要分化。
蔣家王朝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根據共產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科學預見，很快就會肅清蔣家王朝的一切殘餘勢力，解放全中國。
在這種形勢下，死心塌地跟蔣反動到底的人，恐怕不會很多。」
陳點頭表示贊同並說：「恩伯就要出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這是我託何應欽、張羣等人疏通的結果。現在保境安民有了條件。
浙江有五個保安團，我準備擴充整理，恩伯還有兩個軍，這樣就不空虛了，我想請你做嘉興專員，選幾個好科長，事情由他們做，你住杭州，有事我們可隨時商量。」
我表示同意住在杭州。

中秋節時，陳銘樞及其夫人湯質彬和我及妻子陳桓喬四人同去杭州，陳儀表示非常歡迎。
一次專請陳銘樞一人共進晚餐，由女兒陳文瑛作陪篩酒。
後陳銘樞告訴我，他們開門見山地談到反蔣。
陳儀說：「你們反蔣早，這條路走對了。」
陳銘樞當卽說：「你現在反蔣也不遲嘛！」
兩人邊吃邊談，毫不掩飾。
陳儀還問陳銘樞：「胡允恭到底是不是共產黨？」
陳銘樞答：「我想大概是吧！」

在這以前，陳儀也曾多次詢問過我是不是共產黨。
因未得到組織的允許，我未承認。
陳說：「你眞的不是共產黨？為什麼福建、臺灣的特務紛紛控告你是共產黨，他們還要抓你？」
我說：「大概是因為我相信馬克思主義，同情共產黨。」
有時談話，沈仲九也在場，事實上沈更想打通與共產黨的關係。

我經過仔細分析，認為這時陳儀和沈仲九都是眞心想反蔣，而且急於想與共產黨取得聯繫，應當把情況向黨組織彙報。
當時我的組織關係在福建省委。
後通過關係，找到了中共中央軍委派駐上海的負責人吳克堅。
我卽把陳儀的思想情況向吳作了彙報，並建議由黨出面同陳儀談判。
吳說，因為我的組織關係在福建，他不便直接領導我的工作。
正巧，這時中共福建省委派社會部長陳矩孫（曾任劉少奇的秘書）到上海來接我的關係。
陳告訴我：他是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曾鏡冰派來的，我歸他領導。
我也把準備策反陳儀起義的情況向陳矩孫作了彙報。
不久，陳矩孫接到曾鏡冰要其速回福建的電報，而把策反陳儀的工作轉交上海黨吳克堅領導。
上海黨報告了中共中央軍委，中央覆電批准同意，策反陳儀起義的談判工作正式開始。
陳儀方面由陳儀、沈仲九參與談判；我黨方面由吳克堅領導，由我直接出面談判，謝曉迺負資聯絡，陳桓喬協助我工作。

一九四八年九月，曾跟隨陳儀近十年的鄭文蔚奉李濟深、朱蘊山之命從香港回來，
帶回李濟深給陳儀的親筆信，也參加勸說陳儀起義的行列。
鄭到杭州後，直接去見陳儀，面交了李任公（濟深）的親筆信，
陳閱後對鄭說：「要我為解放作貢獻，我手中這點微不足道的兵力，起不了多少作用。
我至多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放，為地方保存點元氣。
不過，我和湯恩伯關係甚深，他現在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他會聽我的話的。
他若放棄抵抗，掉轉槍頭，作用就大了，還有福建李良榮（新任福建省主席），我也可以對他做做工作。」
並請鄭回港時回覆任公。
鄭後因故離開杭州，這一條線便告一段落。

此時，策反陳儀的工作完全由吳克堅和我這一條線繼續進行。
按照我黨研究好的方案由我直接同陳儀和沈仲九談判，有時也直接同沈仲九談判。
經過幾次交談，初步達成協議。
陳儀同意起義，但他考慮到手中沒有兵權，對黨的貢獻不大，湯恩伯受他一手培養，多
次受到蔣的斥責，湯也有反蔣表示，由他勸湯一同起義有完全的把握。
陳的提議得到我黨的同意。
由於當時環境所限，我和陳、沈的協議僅為口頭協議，並無文字記載。內容大致如下：

一、雙方協定後，陳、湯方面不得逮捕我地下黨員、民主人士、進步學者、學生和社會青年等；

二、優待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可能時予以釋放；

三、江浙不再做「戡亂」準備，但為應付蔣介石，口頭上仍可說「戡亂救國」。

四、協議實施後，陳、湯從前替蔣方效力，我方不予追究；

五、全國解放後，陳、湯及其軍政人員，同樣享受政治上民主待遇，且可擔任軍政要職；

六、陳、湯兩方面部隊，按民主原則改編。

凡我方提出要求的，陳儀都一一實施。
比如，杭州「東南日報」記者採訪陳儀問及：「全國正在戡亂救國，浙江有何準備？」
陳答：「我這次來浙江，準備在建設方面多少替父老盡點力。」
又問：「浙江不做防禦工事，將來怎樣戡亂呢？」
陳答：「浙江無兵可調，僅有五個保安團，槍械陳舊，子彈缺乏，怎戡？船到橋頭自然直嘛！」

陳儀決定起義後，準備改編保安團，擬定擴編為兩個師。
我黨極力贊成，勸陳積極進行，必要時可用兩師地方部隊打游擊。
但陳沒有料到財政上拿不出錢，且湯恩伯說他有兩個軍，不必急於擴編保安團隊，所以此願未能實現。

國民黨統治下的省政府主席，例兼省保安司令。
當時浙江省警保處處長是毛森（原名毛鴻猷）。
陳儀在閩時期，毛任福州市警察局督察員，是福建省軍統特務頭子張超的心腹。
張超被陳儀槍殺，毛決意替張報仇。
陳本來對毛的印象就極壞，現在又仇人相見，矛盾越來越尖銳。
在陳儀去南京時，毛森親自指揮他的戡亂大隊到溫州一帶逮捕了一百多名左派人士，嚴刑拷打，並得意洋洋地向陳邀功。
不料，陳對毛不但沒有任何獎勵，反而冷冷地說：「前方戰事吃緊，後方以安定為主，不宜生事，擾亂社會秩序。」
毛森不服，與陳力爭。
陳當面斥責說：「浙江父老紛紛來告你偏聽戡亂大隊的謊報，任意捕人，且罪及家屬，搶劫人民的財物，怎麼不是生事？」毛無言可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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