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下午打開電腦看郵件，台北中研院史語所秘書室李雅玲女士發來通告，略說黃彰健院士於12月29日安詳辭世，高壽九十一歲。看到這則消息，開年第一天的新氣象頓時一掃而空，腦海中浮現黃先生生前與我共同完成學術著作的歷歷往事，憬然赴目，內心哀痛，不能自己。當晚目不交睫，一片淒然，次日也不管醫師叮嚀手術後應當多休息的勸告，趕緊寫下以下文字，表達我對黃先生無限的哀思與深切懷念！
初見黃先生在史語所研究室
1997年10月初的星期一上午，我不安地打了電話到史語所，請總機轉接黃先生，言明希望與先生見面談談我的博士論文梁啟超研究的心得種種。先生以慈祥的口吻表示歡迎之意，並言隨時可以接見，於是相約次日（星期二）到史語所研究室聊聊。
第二天一早，我把博士論文帶著造訪黃先生。黃先生與我簡單寒喧幾句後，就立即看我的論文。我注意到他的眼神專注表情，不斷地掃看內容，前面大半的篇幅他草草瀏覽翻過，而後當他看到我為梁啟超年譜的文字做校勘時，他揚起目光看了我一下，然後徐徐道來，說他一直很服膺傅斯年先生的見解，大意是說史學研究貴在能夠擴充新的材料，有了新的材料自然會有新的見解雲雲；對於我能夠利用北大珍藏梁啟超書信原件來為年譜做文字校勘工作，表示極為讚賞，但也指出我的不足在於沒有進一步提出現在做這樣校勘工作有何新意，怎樣解釋這一層意義。
回首前塵，最先肯定我的學術貢獻的就是黃先生。現在，黃先生已經離我遠去了，我也來不及向他道謝致意了。思之哽咽，不勝悵然！
研究二二八「薑是老的辣」
以上大略說明我與黃先生初次見面的淵源。以下我要簡單談談我對黃先生一生學術研究貢獻的認識。
黃先生以繼承清代考據學的實學傳統，治學嚴謹紮實，任何學術新見發掘，都建立在第一手史料基礎上。透過其綿密如春蠶吐絲手法，最擅長以校勘文字作為研究歷史的始點。因此，任何歷史事件或人物，不管是古代或近代，只要經過其繡花針本領考據，大多的歷史懸案皆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賦予新的意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以近九十嵩壽高齡完成了學界迭所爭議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如蔣渭川的歷史位置、王添燈的功過與蔣介石是否為鎮壓的禍首，乃至於《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隱晦之處，以及彭孟緝與陳儀來往電報編序等，展讀這些內容，饒富新見，創獲多多。
曾經有學者表示黃先生畢竟以明清歷史研究為其所擅，治近代台灣史學乃半路出家，非其當行本色，因而質疑其晚年絕筆之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專著的學術價值。當然，這種耳食之見是不值一駁的。蓋史學研究貴乎貫通，緣督以為經，只要金針織法見在，繡出鴛鴦予人看是不成問題的。
談起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一般以集合多位中研院著名學者力量專題研究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一書最為權威系統，可以作為顯學代表。但個中若干觀點，黃先生表示不能苟同，於是發憤以個人之力獨立完成了50萬言皇皇巨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就是以考據專長，明言沿襲清初學者黃宗羲與萬斯同整理明代史料的方法，國史（包含檔案）取詳年月，野史（包含口述歷史與回憶錄）取詳是非，家史取詳官曆，以野史家乘補檔案之不足，而野史的無稽、史家的溢美，以得於檔案者裁之。
記得黃先生多次向筆者提及，他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部分成果曾經送請時為副院長的劉翠溶院士看過，劉院士極表推崇，評為「薑是老的辣」。黃先生也曾經不止一次告訴筆者，他對《考證稿》成績很表矜貴，認為恐怕是其一生最重要、最具原創性的史學專著。關於黃先生二二八研究的貢獻，可參閱我在《九州學林》第6卷第4期（2009年冬季號）的文章《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口述歷史與「二二八」事件研究》，不贅述。
粹然學人氣象
接著，我想談談我對黃先生的整體印象。
前面提到我在1997年10月拜訪黃先生之後，基本上就沒有太多密切的往來，一則自己在工作無著而焦急奔波，二則院士時間寶貴，我實在不忍去打攪他正常的作息。
我與黃先生彼此比較親近走動是2003年以後了。當時我正在文哲所從事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以近水樓台之便，在中研院園區經常不期而遇，黃先生很親切問我的研究主題，說他注意到我的陳獨秀研究。黃先生提及自己已經花了超過3年的時間研究二二八事件了。幾度黃昏時刻相遇，兩人沿著四分溪岸邊小徑邊走邊聊，談到精彩處，黃先生的談興正濃，漸漸入港時，天色早已晦暗下來，才知道鳥倦歸巢，也該回家了，彼此才分道揚鑣，互說再見。
2004年底，我自知留在中研院工作已經不可能了，博士後出站何去何處，成為現實生活不容閃躲的嚴峻問題，黃先生邀請我何不與他共同把二二八事件研究寫成書。這時我才知道他關於二二八事件專題已完成一半寫作的篇幅，但到了晚期，為血壓高所苦，每稍微認真思考用腦，血壓就飆高，已經不能親自執筆寫文章了。他的意思是由他口述，我根據錄音幫忙執筆完成。
跟隨黃先生從事二二八研究，我的任務是先傾聽其口述錄音，再順循著他的思路、觀點，把史料來源出處一一找出，執筆董理成合乎史學規範的文字。他的博聞強記，對史料有過目不忘的本領，真是達到令人吃驚的地步！有幾次專注聽其論述，思路清晰，條理暢達，把這些錄音理成文字，就是一篇又一篇嚴謹的學術文章。古人言「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其斯之謂歟！
黃先生有多次談到的觀點，我不明白出處，再三請教，他指明在哪一本書中會有，我一查果然如此，不禁大為傾服！尤其他幾次在正式學術場合或私下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必有一筆一紙，能夠侃侃而談數小時而不顯任何的疲憊！有幾回上午約九點多與十點之間，他一進研究室就很興奮地向我談到最近的新發現，我豎起耳朵恭聽，時間在不知不覺間流逝，等到回過神看表時，居然超過下午兩點半以後了。然後他力邀我一起到院內西餐廳點餐吃飯，意猶未盡，繼續剛才的話題。
隨著與黃先生相處愈來愈熟悉後，《考證稿》一書的撰寫已經接近了尾聲，我向黃先生提出是否可以把他個人的一生經歷，尤其是學術上的創見與歷程，以口述歷史方式呈現，給予後輩晚生作為取法傚尤。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這一輩子只有一個工作在史語所，數十年如一日，不管颳風下雨，每天一早到研究室工作，既沒有多彩多姿的人生經歷，也沒有可歌可泣的豐功偉業，那有什麼可說的」，予以婉拒。很多人功成名就，往往在其他私立學校兼課或掛職其他單位任事，領雙份薪資，但像黃先生在史語所工作就是一輩子，而且數十年也只做一件事─學術研究，的確是相當罕見的。因此，黃先生可以說是純粹學人典型，一生孜孜矻矻研究學問，不求不忮，堅持學者本分，沒有旁騖涉外活動。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特別用一「稿」字入題，說明他的信念：學術研究貴在創新，是沒有止境的，只要有新的史料出現校勘比對，哪怕是自己曾經覺得嘔心瀝血的得意之作，也必須以史料證據為判，推翻原有的觀點也在所不惜。
二二八事件研究與統獨立場是密不可分的。黃先生祖籍湖南瀏陽，其父黃徵與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同邑，也是志同道合的維新運動健將之一。黃先生毫不諱言反對台獨立場，他在書中自序開宗明義即說「二二八事件迄今仍影響海峽兩岸中國人的福祉」，又說「中華民國的史學工作者有責任釐清它的真相」，可見一斑。
有一次，我問他很多人在批評其二二八研究的問題，何不為文回應。他說那些批評的文章，根本連我處理史料都沒耐性看完一篇，庸輩碌碌，僅善因人成事而已，何必理他們！
今後學者對二二八事件詮釋，容或因史觀或立場有所不同，但想要推翻黃先生的見解，必得先要在史料上下絕大工夫，則是可以斷言的。
黃先生的故去，象徵以史料校勘入手作為史學研究的一個終結，至少今後幾年也難得出現這樣的人才！
畢生藏書「得其所哉」
2005年秋天，我應聘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工作。
2007年7月底返台省親。8月1日與黃先生見面，他鄭重表示，高血壓仍居高不下，要再寫一部關於上古史的專著，似乎已經不可能了，但仍可以以二二八研究的模式完成，由他口述，我來錄音整理；其二，黃先生決定將其所有藏書無條件捐給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因此要我立即動手編一份目錄，然後打包郵寄。經過約三個星期的時間，獨力完成，二千多公斤的藏書，打包成77箱，8月25日由台北托運，9月中旬寄達川大，12月完成編目上架閱讀使用。
當我把目錄完成時，黃先生要我複製兩份，他的意思是一份自存，一份留存史語所，一份留在川大核對寄到書籍是否完整無誤。當黃先生帶我去見史語所王汎森所長時，大意略言其藏書留在中研院意義不大，因為他的所有藏書，中研院圖書館都有了，但過去兩岸阻隔分治不往來，他的藏書川大可能多數都沒有，捐給川大也許較能發揮更大的價值。王所長表示尊重其決定，收下了一份目錄。
黃夫人言凡事講求緣份，沒有我近年與黃先生相處，黃先生就不可能把所有藏書全數捐給川大了。
在打包書籍某一天，同一樓層研究室的黃進興研究員（院士，現任史語所所長）問我黃先生書籍打算怎麼處理，我略言其決定，黃研究員說「得其所哉」。我把這話轉述給黃先生後沒幾天，所有郵寄成都的工作完成了，黃先生連說了兩次「得其所哉」！
黃先生捐贈的這批書籍對川大來說，是很難得的收穫。其中完整無缺的大套期刊如《大陸雜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書目季刊》、《故宮學術季刊》等，還有完整的清實錄、明實錄及校勘記等套書。自2007年12月開放閱覽以來，負責管理圖書的蒲女士曾為我言，有不少博士生與碩士生大為「驚豔」，原來他們聽聞該看的書，一直都找不到，現在川大居然都有了。兩年以來，沒有任何一本遺失，也有不少本科生入館閱讀抄錄。這是黃先生藏書「得其所哉」的實際情況。
我發現黃先生外表儘管所談都是學術的話題，但其內心深處是個重感情的至性中人。家中一直懸掛著董作賓先生以甲骨文字寫成祝賀新婚對聯。
最令人難以置信的，黃先生與其夫人談戀愛的長信有厚厚數十封，按照時間年月順序保存，一絲不苟壓存在抽屜的最底層。展讀內容，字體工整，筆筆不苟，文采動人，情感純真，表現翩然男子對如花美人追求的熾烈情懷，令人動容！當我把這一發現向黃先生說，黃先生笑而不答，其夫人當場嬌嗔何以幾十年來她全然都不知道，嚷著要我一定立即到研究室抽屜取來看看！
2009年2月我回台北過年，其中一天去拜訪黃先生，黃先生第一句話就說起夫人已經亡故數月之久了。當我現在回想起黃先生那時的簡短淡淡之語，內心是無比難過的！
值得一提的，黃先生主編《大陸雜誌》期刊，薈萃著名學者文章，研究室保存有厚厚一整箱學者投稿相關的親筆信函與稿件，我在清理時也來不及細看，但我確實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在與黃先生閒聊時，我表示其留存下來的信函與稿件，好整以暇，足夠把《大陸雜誌》好好深入列為專題研究，黃先生表示首肯。但我一直碌碌奔忙，不知所往，竟然遲遲沒有動手去做！很多機會，一猶豫，就永遠不再來了。傷哉！
《大陸雜誌》最後雖然是以停刊收場，但名家陣容齊整堅強、刊期之久與水準之高，是近代學術史上的一道風景，值得重視。10多年前初訪哈佛燕京圖書館，在閱覽室架上顯著位置擺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之外，另一種就是《大陸雜誌》了，可見其學術價值享譽中外！
2009年7月，川大羅書記與趙副校長請我籌辦西南文獻研究中心，因此暑假有一個多月帶領研究生到四川各檔案局調研，沒有時間回台北。2009年9月初，想起應該給黃先生打電話，剛接通電話，黃先生以為我回到台北，急促說你現在快過來，我有事找你很久了。我言明暑期一直為川大籌辦西南文獻中心而忙碌奔波，恐怕短時回不了台北。電話線那端語氣難掩失望的口吻，大略說他前一陣子鼻子動了手術，所幸情況還算順利，但還有一些書籍要捐給川大，希望我快回來處理。我一直覺得黃先生除了高血壓外，他的姐姐活過100歲，兄弟也有九十多歲，身體遺傳素質好，沒想到那通電話竟是最後的訣別！思之黯然。
論私誼，黃先生告別式我應該參加。但以內人預產期在內日，而上月初我剛動完手術，還在臥榻療養中，不耐長期久坐站立，只能勉強寫下不成系統的文字。
此篇短文，仍不足以反映我內心悲慟於萬一。敬謹表達我對黃先生奄化的深切悼念！
元月二日急就稿，三日修訂，四日療疾換藥歸來發自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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