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子登科” 官員腐敗盛行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由成都飛往台灣，永遠離開了大陸。在逃往台灣之後，國民黨朝野上下都在考慮這個問題：國民黨政權為什麼失敗？回想1945年抗戰剛剛勝利之時，國民黨政權被看作是領導全國抗戰勝利的功臣。 “人們廣泛地向國民黨政府發出歡呼。”① 蔣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這時的國民黨政權可謂風光一時。與此同時，美國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斷地運往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在威望上、實力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時，國民黨政權根本沒有想到會在與共產黨的較量中失敗。 1947年6月，蔣介石還曾經自誇：“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技術或經驗，###不如我們；至於附軍需補給，如糧食彈藥等，我們也比###豐富十倍。”但是，為什麼僅僅短短的四年，國民黨就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對於這個問題，當時很多人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他們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是，卻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點：腐敗。無論是蔣介石的盟友美國，還是國民黨政權中的高級官員，包括蔣介石父子，都認為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是它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戴維·伯將軍向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報告中提到：“自從我來到這里後，從來就沒有一個戰役的失利說是因為武器彈藥的缺乏。依我看來，國民黨軍隊的敗北是因為糟糕透頂的指揮和其道德敗壞的因素，把軍隊弄得毫無戰鬥意志。……在整個軍界，到處是平平庸庸的高級軍官，到處是貪污和欺詐。”②

1949年8月，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同樣指出了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其腐敗無能。他說：“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家曾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看到的腐敗現象，已覺察出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國民黨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是無能為力的。國民黨的部隊已喪失了鬥志，國民黨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①

客觀地說，戴維·伯和艾奇遜所作的結論難免有為美國開脫責任之嫌。但是，他們所指出的國民黨的腐敗卻是符合實際的。

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最高領導，蔣介石本人對國民黨的腐敗問題也有所認識。他在與高級官員、高級將領的談話中，多次提到政府中、軍隊中的腐敗嚴重。 1947年6月，他說：“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級將領專橫跋扈，任人唯親，已和軍閥差不多。 “因之，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只圖自保實力。”②同時，他指出，軍官的貪污、虛報兵員和偷吃軍餉造成了“現在各級軍官對上級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③。逃到台灣之後，蔣介石在對高級官員的講話中說：“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表現出的貪污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像。”這支軍隊已經失掉了靈魂，沒有戰鬥力和紀律，並由那般無能、狹隘的軍官來指揮。結果，“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 ④

在蘇聯生活了十多年的蔣經國對國民黨腐敗問題認識得比蔣介石更清楚。 “蔣經國記得，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黨的腐敗和政府官員的墮落。……他在1949年底承認，政府和軍隊對失敗都負有責任。國民黨實際上已經癱瘓，成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殭屍。”⑤曾經是國民黨政府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提到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原因時，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民黨政府的糟糕領導和管理腐敗，特別是漠視民眾的改革要求。”

上述觀點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實際上，國民黨政權內部的腐敗問題由來已久。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勝利接收”就鑄成了大錯。抗戰苦熬八年，勝利來得突然，國民黨官員面對勝利，想到的首先是個人的利益。在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操縱下，“接收”變成了“劫收”，使人民從“想中央，盼中央”，變成了“中央來了更遭殃”，這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喪失民心的起點。很多人對當時的情況作過描述。當時的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事後回憶道：“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營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

“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紛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①

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事後回憶時說，當時上海接收敵偽財產時的場景相當混亂。被接受的不僅僅是敵產，中國人的私人財產也被接收大員趁機佔為己有。 “海軍查封了上海的一個倉庫，並宣布其中的所有貨物均屬敵產，儘管那裡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屬於中國人私有的。在這些人得以申請發還他們的財產前，海軍已經將其啟封，並在黑市上拋售取利了，根本不管這些財產是敵產還是私產。”上海人民對這種情況非常氣憤，他們給國民黨接收大員取了綽號--“重慶人”。 “這是仿照人類學術語'北京人'給他們的貶稱。他們說'重慶人'只對'五子'感興趣，即條子(金條)、房子、女子、車子(汽車)和館子(高級飯館)。”② 從這種描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對派來接收敵產的行政人員的行為是多麼不滿。總之，正是由於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黨政府很快失去威望。這種情況不僅在上海有，各地幾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國民黨官員把“接收”變成“劫收”的同時，它也“劫”掉了民心。蔣介石在“下野”後，曾經對大將宋希濂說：“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③ 蔣介石的這段話說明了抗戰後“接收”的失誤是國民黨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1945年至1946年前後的戰後“接收”只是國民黨威信下降的開始，那麼，到1948年前後，國民黨的威信已經是急劇下降，不可收拾。先來看軍隊中的情況。由於軍官腐敗，剋扣軍餉，國民黨士兵生活極為淒慘。 “將軍們經常要給部隊發餉，但物價猛漲，他們又貪污，所以錢很少直接發給士兵，而是進了將軍們自己的腰包。他們又用這些錢囤積商品投機賺錢，這樣就進一步抬高了物價。”① 軍隊的軍需也發放不及時，經常是冬天發夏裝，夏天發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吳國楨這樣回憶道：“我(吳國楨)經常到上海碼頭去。那時我們的部隊都集中在東北，我看到一箱箱運往東北給部隊發餉的中央銀行鈔票。但一兩週後，當我再到碼頭時，同樣的箱子又從東北運回來了，顯然指揮官們並未給部隊發餉，而是將其運回以購買商品進行囤積，此後將其在黑市拋出，獲得巨利，只用所賺的一部分給部隊發餉。我將這一情況報告給蔣介石，但他未作任何處理。

“再就是有所謂的'紙上兵'。一個師本應有一萬人，中央政府按這數字付餉給指揮官，但實際人數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於是他將多餘的錢裝進了腰包。②

“當共產黨將要過長江時，他(湯恩伯)是京滬警備總司令。他來見我說：'士兵的薪餉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須設法改善他們的狀況，否則他們很難保衛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費用。甚至在最後關頭，上海商界人士對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議下，他們捐出了一筆令湯將軍滿意的款項。但我告訴湯將軍，我不會用現金給他的部隊發餉，只會發給他們食品與燃料配給證。我還堅持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對士兵正式點名。湯將軍同意了，證發了，士兵清點了，一旅接著一旅，一切進行順利，至少我認為如此。

“然而幾天以後，我恰巧到一個廟裡參加一個追悼會。儀式之後，與我很熟悉的方丈請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對上海未來的悲觀。我問他為何如此。他回答說：'市長，你怎麼這樣有信心？'我說：'在市郊有大約30萬軍隊，到危急時刻他們會幹得很好。'他瞧瞧周圍沒人，便悄聲說：'市長，情況並非如此。你知道我們這是個很大的寺廟，有300多名和尚。當你的檢查組來點士兵人頭時，我們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軍服。這個地區點名時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們的和尚。如果這裡可能發生這種事，那麼別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萬士兵在哪裡呢？'”①

這是湯恩伯作為京滬警備總司令時做的一件事情。其實，這只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比如：“湯將軍告訴我(吳國楨)，他的部隊缺少汽油，所以我用從商家籌集的經費，為他買了必要數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長向我報告說，湯將軍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拋售汽油。”② 作為蔣介石最寵信的大將，竟然做出這種事情，整個國民黨軍隊的情況就不難想像是什麼樣子了。

　　再來看行政機關的情況。 1949年前後，國民黨行政機關內的腐敗也非常嚴重。官員們並沒有因為國家困難而收斂一些不良行為，反而變本加厲地貪污受賄，試圖通過聚斂財富為以後的生活增加砝碼。因此，“有權的，一如既往，濫發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顧人民，只顧自己；有錢的，仍舊只懂得享受、投機、外逃”③。蔣介石在不少場合都發表過講話，要求屬下多考慮人民。但是由於體制不健全，上下都腐敗，他的話沒有人能聽進去，也不可能付諸實施。當官的能貪一點是一點，不貪反倒不正常。楊洪績回憶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的情況：“立法委員身在立法院，實際上無法無天，為所欲為。

1948年端午節前一天，有幾個廣東籍的立法委員，忽然心血來潮，想回廣州去過節，早晨在立法院辦公廳告訴秘書張肇元，叫他準備5張飛機票，下午就要起飛，最遲也要坐上當天晚上的夜航班機。那時因戰爭運輸緊張，張肇源親自出馬，硬纏住空軍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軍用飛機(那時客機票已賣至兩個月以後)。那架飛機晚上才能由漢口回來，因此說好第二天早上起飛。但是，那幾位委員說：'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過，而是明早過，你叫我們明早才走，這不是明明在開我們幾個人的玩笑麼？ ' 就這樣，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張公館，由辯論而爭吵，由爭吵而大罵，由大罵而動武。 ④“當時，立法院的經濟及資源委員會有42名工作人員，其中有17位女性。他們不是這個部長或次長的姨太太，就是那個院長或委員的兒媳婦。翻開人事底冊一看，一個比一個的後台硬。說到工作能力，則還有好幾個不識字的，但同樣是科員、辦事員，幹拿薪水。像婁桐孫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個。但是蔣介石、李宗仁、孫科、童冠賢……都尊重這個大委員，誰能奈何她呢？至於說到那些男職員，那就更複雜了。一個秘書就是前邊提到的陶善堅，另外兩個秘書及三個科長，都是清一色的由山東、蘇北一帶跑下來的縣長、專員之類。一般職員，除原立法院的舊人外，都是委員們介紹來的各地各派黨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這一類人。”①

這還是在國民黨中央發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遠，腐敗情形更為嚴重。 “在四川渠縣，人們對地方法院、稅捐稽徵處、田糧管理處和縣銀行，怨聲載道，痛恨至極。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標準的'黑漆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 ，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載。直達員和院裡的各級太太都是法院的'後門'，不走後門的人永遠休想打贏官司。傳票或判決書的送達費起碼勒索一二斗米(每鬥至少200萬元)，遠道還得按路程加倍。百姓進了法院，就等於'玩完'，即傾家蕩產。至於稅捐處，上上下下，把持稅收，握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据萬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處催收，決不交納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庫的縣行更是一個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稍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做了三年多會計，便可由窮光蛋變為家藏黃金200多兩的富翁。他們從中運用，縣級公教人員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時才能領到。田賦糧食管理處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營。”②

　　腐敗如此嚴重，可謂觸目驚心。進一步追問下去，為什麼國民黨統治集團會如此的腐敗？事實上，在專制獨裁的體制下，腐敗是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受監督的特權，社會中就會存在腐敗。這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1949年前後，蔣介石在國民黨政權內的獨裁有加強的趨勢。 “中國的領導權僅僅由一個人也就是蔣介石把持著，他唯一的弱點就是嗜權，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全和擴大權力。因此，他一方面採取措施，壓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圍只用些願意充當工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在考慮軍政領導崗位的人選時，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誠”，而不是能力。 “可能有種意見認為，他(蔣介石)本人從不腐敗，但在中國人中幾乎公開認為，他對下屬的腐敗是樂意的，因為一個人如果變得腐敗了，那麼對他就更加唯命是從了。”③ 可見，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對國民黨的腐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象，國民黨政權顯然無能為力。因此，腐敗就如國民黨政權內的一個“毒瘤”，越長越大，最終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