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條目：東盟十加三

東盟成立之初，視正處於「文革」浪潮中的中國為共產主義威脅，而中國則視東盟為反共集團^[2][3][4]，但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正式訪華及建交後，東盟各成員國亦開始陸續與中國建交，並解除對華貿易禁令。隨着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於1996年成為東盟全面對話夥伴，與日本、韓國一樣透過「東盟十加三會議」與東盟成員國進行共同協商。

[編輯] 東亞自由貿易區

2004年11月29日中國與東盟在老撾首都萬象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朝推動成立自由貿易協議區（東盟十加一）的方向推進。為達到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物流零關稅的目標，雙方決定自2005年開始，針對部分貨品開始協商免稅，再逐漸擴大到2010年時達到全面免稅的目標。另一方面，日本與韓國也宣布將自2005年開始，與東盟十國協商自由貿易區談判，以作為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十加三）的起步。

【「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政治經濟分析】

	作　者：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李國雄
	文　摘：

摘要
　　「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於2004年11月底簽署後，受到國際社會高度的矚目。本文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探討中國大陸對東亞經濟整合的背景因素，以及東協各國在經濟安全的考量下，對中國大陸所提自由貿易區方案給予正面的理由。本文的結論是，這項自由貿易區仍有許多困難要克服，但是任何自由貿易區的推動，如果台灣被排除在外，那麼我們就必須謹慎因應可能產生的政治及經濟上排斥性效應。

前言
　　每年11月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這個亞洲歷史最久也最具活力的區域性組織，就會上演一場外交大戲，並經由預先部署的媒體曝光，來吸引國際社會的注意。這場大戲從東協十個會員國的年度外長會議開始，緊接的是來自歐美各國及東亞的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也參與的「後外長會議」。從二十世紀末東協又增加了它跟三個東亞國家之間的「東協十加三」的年度會議。中國大陸經濟力量崛起之後，東協對中國大陸的市場及投資潛力，開始寄予相當的期待，因此在2001年的「東協十加三」會議上，中國大陸總理朱鎔基適時提出了「東協十加一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從此「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就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經過兩年的磋商與實施細則的規劃，中國總理溫家寶於2004年11月29日在寮國首都永珍與東協十國領袖正式簽署了「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貨物貿易協議」，雙方同意朝亞洲大經濟圈方向邁進，並積極推動「東協十加三」的東亞自由貿易區。至此「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規劃已經隱然成形，預期在2010年開始實施以後，這個自由貿易區將成為人口超過18億，經濟總值高達兩萬四仟億美元的龐大市場，雙方所吸引的投資金額也將不斷成長，而其經濟規模則將直追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成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區域性經濟集團。
　　本文的目的在探討這個「自由貿易區」之所以能夠成形的政治經濟因素，及它對台灣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文中首先將說明東協與中國大陸間的關係，由相互猜忌敵對而相互依賴的過程；接著本文將分析中國大陸對東協改變政策所潛藏的政治經濟動機；第三部分則論述東協所遭遇的經濟及社會安全危機，以及它對中國大陸市場所因此產生的期待；第四部分將評估自由貿易區對世界及台灣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中國大陸與東協關係：由猜忌到依賴
　　從1967年東協成立到1980年代中葉以前，中國大陸對東協的態度始終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兩極對立的影響，而呈現兩項政策性考量。第一、支持當地共黨叛亂活動，並拒絕承諾放棄這項支持；第二、視東協為美國外交及安全策略上的傀儡，是美國反對及圍堵中國大陸的工具。因此中國大陸一直拒絕在東協這個區域性多邊組織的架構內進行對話。相對地，東協的龍頭印尼也一直在強烈的反共情緒下，對中國大陸抱持著戒慎的態度。這些因素影響下的東協與中國大陸關係，雖然稱不上緊張，但是至少是冷淡而又相互猜忌。但是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所面對的整體安全環境起了變化，它對東協安全利益的評估及外交政策也相對地作了調整。
　　中國大陸認為基於東南亞各國在地理上與中國大陸緊相連接，與東協維持一個和睦關係，對其南邊的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這種認知態度上的改變後，中國大陸對東協各國開始採取睦鄰外交，中國大陸對東協的立場也開始改變，除了宣佈不再支持當地共黨從事叛亂活動外，並參與年度的後外長會議及東協區域論壇，正式表達對東協各國的善意。影響所及，不只與印尼及新加坡先後復交及建交，與越南達成外交關係正常化，並進而從東協的「磋商伙伴」升格為「對話伙伴」，1997年首次參加東協與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十加三」領導人的會議，正式確立了中國大陸在東協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對東協的政治經濟動機
　　1990年代是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積極尋求突破的年代；除了積極與東協建立和諧及信賴的關係外，並全方位發展與世界各重要國家間的關係，進行所謂「大國外交」。中國大陸這種外交行為上的改變最主要的動力，來自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提昇了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使其自信心也跟著增加。影響所及，中國大陸不只揚棄了過去被欺凌的自我感受，而且注意到它過去不肯承擔國際責任，以及在國際上自我設限的種種行徑，是一項不合時宜的作法。這些觀念及心理上的改變，使得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形成更具整體性，也更能體會到中國大陸是居住在地球村中的一幢住屋的事實，表現在外交行為上是更具專業化和外交戰略及目標的思考；高層政治領袖的言行則更克制更成熟，過去毛式革命外交的情緒性語言已全然消失。
　　因此中國大陸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結果，使它創造了更多的機會，不只能夠在重要議題上跟大國合作，並且開始承擔起傳統性跟非傳統性對抗全球安全威脅的責任。北京在朝鮮半島上的北韓核子威脅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一例。今天的中國大陸在外交上的表現並非更仁慈或更柔和，但是至少是更有智慧和更熟練，也更有潛力來阻撓美國及其盟邦的政策目標。中國大陸對美國今天在國際社會中所擁有的支配性影響力，並不情願去面對或接受，但是它體會到1990年代所作的國際多極以及中國大陸成為強權地位的評估，是一種過早的願景，因此從1990年代末期起，更能以平常心體認到美國霸權的本質及其耐久性，中國大陸並沒有必要過早引發對抗。但是在美國霸權沒有消失之前，中國大陸可以透過它日益成長的經濟力量，來增加影響力和籌碼，這樣既可逐步抵消美國霸權的聲勢，又可鞏固自身的區域安全。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大陸對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開始展現它的企圖心，也對東亞地區出現一個宏觀的戰略規劃。中國大陸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下，促成多極的國際社會，並加速多邊組織的建立，是在日增的全球化環境中對抗美國單邊霸權主義的必要作為。也只有如此，發展中的國家才能在一個相對平等的條件下，利用外國的先進技術來發展本國經濟。在多邊主義的思考中，中國大陸注意到東亞地區在經濟整合上一直存在著一個缺口，這個缺口過去一直因為日本不願意擔任一個自願的領導國，使得這個缺憾因為1997年的東亞金融風暴而益發彰顯其嚴重性。
　　由於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區域性經濟集團的興起，使得東亞國家不再擁有九○年代以前自由貿易的環境，反而面臨各板塊經濟集團日趨嚴厲的關稅限制。另方面，由於更多的國家走上出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也使世界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也使東亞區域內各國經濟困難的情勢有增無減。第三，亞太國家內部的金融制度無法伴隨著經濟發展，進行切合時宜的改革，使一個不夠健全的金融制度，完全經不起國際大筆流動資金的衝擊。結果是經由辛苦發展所獲得的財富，在瞬息間流失！最後，東亞各國間的經濟發展階段相同，產業雷同，產品也類似並且競相出口。各國的法律及規則又有極大的差異，並缺乏解決衝突的仲裁機制，凡此也都足以造成衝突的隱憂。
　　處此情境之下，中國大陸以一個東亞區域大國的地位，所採取的戰略和政策，勢必對東亞的新格局產生關鍵性的作用，它也勢必要當仁不讓地承擔起來。中國大陸認為在擔負起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領導責任，是它應該履行的責任。但是負起這種責任時，卻必須要從中國大陸的地位出發，來制定中國大陸對東亞的戰略。其次則是要認清當前東亞地區的需求。就前者而言，中國大陸是東亞的強國，任何東亞地區戰略情勢的發展，除了要符合整個區域的利益外，還必須兼顧到中國大陸的國家及安全利益上的考量。就後者而言，中國大陸注意到東亞國家缺少一個能夠統合各國的區域性機制，所造成的諸多弊端與風險。因此不能等到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成熟之後，才來考慮區域整合機制的建立。因為到那時中國大陸可能又必須遵守別的大國所已經建立的規則。
　　就是在這麼一個立論的基礎下，中國大陸對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開始作了一番宏觀性的思維及設計。中國大陸認為一個區域性的整合架構，可以同時兼顧到中國大陸自身及東亞整體的發展。因為中國大陸的發展會推動東亞的發展，而東亞的發展則有助於中國大陸力量的提昇，增加它在國際上的發言地位，彼此間的相互依賴關係至為明顯。因此中國大陸要想有效地謀求東亞在世界上的優勢，最為重要的任務就是要通過自身積極的戰略構想和具有建設性的外交活動，來推動東亞的經濟整合為優先，再逐步推動東亞多邊和多方位合作機制的健全和完善，以形成有利於東亞整體發展的機制和秩序。
　　
東協的經濟安全危機與期待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增加之後，它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更趨積極，對東亞區域主義的推動則更具企圖心，以促成區域性的整合為目標，來為中國大陸區域性龍頭的地位催化。中國大陸對區域性責任的加強以及整體外交的轉型，當然是它推動區域性經濟整合的最主要因素，但是中國大陸經濟力量的增強卻是它推動整合的實力後盾。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多年持續經濟成長的結果，使它從1990年代以來就積極融入東亞生產鏈體系，至今它已經完全扮演著生產工廠的角色，並已取代日本成為東亞國家出口產品的主要吸納市場。迄今，東亞主要貿易國對中國及香港的出口依存度持續擴增，對日本市場的依賴度則相對下降。客觀來看，1990年代以前經由供給和需求雙方面帶動東亞經濟成長的「雁行模式」效應，由於日本本身十年經濟泡沫的破滅，已不復當年的氣勢。代之而起的是以中國大陸和日本雙雁領航的趨勢，且呈現一種競合關係的新格局。隨著中國大陸與東亞經濟關係的日益深化，雙雁領航的競爭模式，有可能會被中國大陸所主導的「雁行模式」所取代。
　　面對中國大陸經濟力量的崛起以及中國大陸對區域經濟整合的企圖心，東協各國的領袖看的非常清楚。東協五個創始會員國經過1970年代及1980年代持續的經濟發展後，跟世界市場的經濟整合越來越緊密，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之影響也越大。其他後來加入的五個會員國如汶萊、柬埔寨都是規模甚小的經濟體；越南則仍然處在由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緬甸則幾乎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甚少與外國有經濟上的互動關係。綜合而言，東協十國的經濟規模是小型及中型經濟體的混合，對波動的世界經濟情勢的適應及消化能力都相對地脆弱。
　　隨著各國間的經濟競爭及經濟利益上的衝突加劇的結果，西方國家開始以開放市場、排除貿易障礙及降低關稅為訴求，一再向第三世界國家施加壓力。以東協各國的經濟規模及其對西方國家資金、技術及市場上的需求和依賴，面對西方國家日益昇高的貿易壁壘，自然會感應到經濟上的不安全感。這種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因為1997年7月初在泰國爆發期貨市場突然大幅下跌，而引發一場蔓延整個東亞地區的亞洲金融危機，而更形嚴重。這場金融風暴不只使東協各國受創至深，經濟實力大幅下降，內部凝聚力減弱，甚至各會員國對東協未來的發展方向產生裂痕。但是最令東協感到無奈的，卻是東亞區域內沒有一個區域性經濟組織或強國願意挺身而出來解救動盪中的東協金融亂流。這就促使東協各國必須儘速思考如何去化解近乎真空的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困境。
　　中國大陸是唯一在金融危機期間不只一次對東協表達善意並提供具體貸款，以及承諾不讓人民幣貶值的國家。這些種種善意的作為反映出中國大陸對東協的爭取，是採取懷柔的策略，以爭取東協的信賴為第一要務。因此亞洲金融危機可說是中國大陸與東協經濟關係發展的分水嶺。當中國大陸與東協關係因為金融危機而進一步加強之後，中國大陸朱鎔基總理就適時地提出「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構想。這些先置作業經由中國大陸作好安排──包括一系列的善意和具實惠性的提議─使東協各國排除了所有心理上的戒心，只能接受中國大陸的「善意」，而無法拒絕這麼「好」的區域機制。
　　東協各國對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的提議，可以用難捨與難取的「兩難」來形容。難取是因為東協對中國大陸的戒心是長期存在的一種心理狀態，難捨則因為東協連續遭受金融危機及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衝擊，再加上美國市場的穩定度也大不如前，有可能找到的替代市場只有中國大陸。種種因素的考量迫使東協各國不得不對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的提案，給予正面的評估。新加坡是支持中國大陸提案的主要力量，也是東協組織中經常性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李光耀認為東協與中國大陸的合作一旦獲得實現，則整個東協及中國大陸將是一個18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屆時東協本身的市場固然要開放給中國大陸，但是中國大陸也同樣會成為東協出口的腹地。這項評估在得到馬來西亞及泰國的贊同，「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也就水到渠成。
　　
「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影響
　　中國大陸與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規劃雖然正式簽署，並預期在2010年正式啟動這項機制，但是未來5年仍有許多困難尚待克服，譬如東協各國經濟發展的階段就有甚大差異，各國對市場開放的程度也大不相同；還有中國大陸西部大開發的成效逐漸出成效後，中國大陸是否仍願意開放大陸市場給東協各國？！這些都是未來的變數。但是眼前所看到的是這個自由貿易區簽署之後所創造出來的聲勢，似乎震懾了許多亞太國家。因此日本、印度都紛紛表示要與東協談判自由貿易區的簽訂，會不會因此而帶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就成為世人注意的大事。任何自由貿易區的推動如果將台灣排除在外，對台灣都會引發某種程度的邊緣化效應。中國大陸利用東協的年會取得各成員國的承諾，公開宣示反對台獨及承認「一中原則」，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警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