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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博洲:寻访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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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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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reaizuguo*😻新四大
坐而论道

【摘要】台湾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不只是杀了多少具有理想主义信念的知识菁英与民众而已!它更把日据以来台湾进步思想的传统,不管是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运动的理念都彻底消灭了!也因此它把台湾社会的良知与正义都彻底消灭了!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

  蓝博洲,台湾最早揭露与研究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历史的作家,迄今仍在从事台湾民众史的调查、研究与写作工作。2015年4月25日周一下午,蓝博洲在华师大——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吕新雨教授的邀请下莅临思勉高研院做了一场题为《寻访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的演讲。在整个演讲过程中,蓝博洲激情澎湃地向到场师生讲述了那段不尽人知的1950年代的历史故事。在他看来,蒋介石政权来台最初清洗迫害的是外省人,抗美援朝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才屠杀向左转的台湾本土精英,这被称为1950年代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对受害者及其遗族的最大伤害莫过于通过整体社会长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让牺牲者的下一代与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动地逼使已经牺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转向”,进而否定他们牺牲的意义并取消他们的历史。 因此,它消除了台湾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

  本期批传公号刊登蓝博洲这场演讲的文字稿,并同时刊登革命医师郭琇琮遭受白色恐怖迫害的历史故事。通过挖掘这些被湮没的历史故事,如何在两岸关系和冷战框架中重新认识这段被国民党有意湮没并被民进党褫夺的历史,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问题。

  蓝博洲,1960年生于台湾苗栗。曾任杂志编辑采访,报社专栏记者和政经研究员,台湾“中央大学”新锐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东华大学驻校作家,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计划主持人,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民众史”丛书特约主编,TVBS《台湾思想起》电视节目制作人。1983年,就读辅仁大学期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87年初,加入陈映真先生创办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已出书二十多部,主要著作包括《幌马车之歌》、《白色恐怖》、《台湾好女人》、《台共党人的悲歌》、台北恋人、台湾学运报告等。曾任台湾夏潮联合会会长、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现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

  寻访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

  蓝博洲

 

文学作为人生的志业

  1960年,我在客家小镇苗栗一个客籍工人的家庭出生。彼时,在反共戒严令统治下的台湾的政治气氛依然严厉肃杀。当我就读小学时,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正在风风火火展开文化大革命运动。相应地,作为蒋介石流亡政权反共基地的台湾,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国民教育当然也是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共教育了。

  我记得,每天早上,我要穿越满街满墙举目可见例如「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反共标语,来到围墙上也涂写着「反共抗俄,杀朱(朱德,朱与猪谐音)拔毛」反共标语的学校,穿越涂绘着反共壁画与标语的走廊,进入墙上也写满着各类反共口号的教室;然后,我要跟着其它同学一起高声唱着:「打倒俄共,反共产!反共产!消灭朱毛,杀汉奸!杀汉奸!……」的反共进行曲,前往操场升旗,并聆听学校校长例行的反共训话。每两个星期,我们要用毛笔写一篇作文,可不管是什么题目,文章的结尾总要这样收笔:「明年此时,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的大陆同胞!」或「明年此时,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在南京的城头上!」此外,学校里还经常不定期举行「共匪暴行」图片展览;放学回家后,电视台还继续播放着反共电视剧……

  在这样的反共、仇共教育长期洗脑下,我们这一代人要克服反共亲美的意识型态禁锢,进而直面那段被湮灭却攸关台湾未来发展的历史,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1975年,因为贪玩任性而失学在家的我陆续做过绑铁条的建筑铁工、圣诞灯饰工厂工人、送报生等等;更多的时间则和几个准备重考高中的国中同学,整日在街头或弹子房浪荡……就在感到自己随时就要掉入社会的阴暗底层时,我偶然接触到文学;彷佛突然开窍一般,文学,让从来不思不想却在求学的路上初尝人生挫败经验的我开始去想:人为什么而活?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的问题。于是我逐渐远离了浪荡街头的生活,窝在图书馆,一本接一本地读着馆藏的各类文、史、哲书籍。与此同时,我决定以文学写作作为自己一生努力的志业。

  高中三年(1976-1979),我不曾间断地读着文学经典。这段期间,我又读到一本名为《夏潮》的党外杂志;《夏潮》关心工人、农民的立场,启发了身为工人儿子的我日后走上关心社会弱势者,追求社会正义的道路;而它对被湮灭的日据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的介绍,也启发了我对台湾文学与历史的关心

  1979年夏秋之交,我到台北念大学。大学期间,担任文学社社长的我,有系统地组织邀请杨逵、陈映真等日据以来的乡土文学作家莅校讲演,为空洞无力的校园注入一股思想的活水。我自己也通过杨逵与陈映真两位不同世代政治犯作家的人和作品,初步探触到因为长久以来的政治禁忌而笼罩在重重迷雾当中的台湾近现代历史。为了拨开历史的迷雾,我开始系统地阅读能够找到的有关台湾近现代史的著作。其中,偷偷地阅读前行代作家吴浊流的《无花果》,是我具体了解228事件的第一本书。然而,雾,实在太浓太重了!一时之间,我还是无力拨开迷雾,进而找到自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所站的位置。我因此不免于经常陷入思想的苦闷当中。

  1982年的某个冬夜,我于是在思想没有出路的极度苦闷当中,在蛰居的狭小的斗室,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开始写了第一篇小说。这段短暂的习作生涯一直持续着,入伍服役期间,我又先后写了一本中长篇小说和一个获得时报文学奖小说奖的短篇小说。

  1985年春天,在杨逵先生的告别式上,我亲眼见到了一直排到会场外头的「绿岛大学」祭悼队伍;这群上百名的50年代白色恐怖幸存的政治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力量,让我感受到活生生的台湾现代史的震撼与教育。我想,对我来说,当时的经验与感受其实也是触动我后来埋首挖掘被埋葬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1986年6月,我从军中退役。基于对台湾学运将起的判断,我随即投入推动台湾学生运动的《南方》杂志的创刊工作。其后,我又下到中南部,为当时的党外立委候选人助选。即便我先后助选的候选人都以第一高票当选该选区立委,可我并没有因此加入新成立的民主进步党。大选结束后,我一度留在高雄,准备从事工人运动;然而,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因素,这个计划终究没有落实。其后,我在一度参与工人政党的建党工作之后,决定回头从事文学写作的工作。

  1987年春节过后,我决定选择一种介于文学创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工作做为自己思想锻炼的场域,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了小说家陈映真领导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的工作队伍。

第一篇报导

  进了《人间》杂志,我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关228事件的田野调查与写作。那时候,解严前夕的台湾,有关228的话题仍然充满着禁忌;书市上也看不到什么公开摆设的、有关228的著作。那时候,我对228的理解,主要还是通过大学时代读过的吴浊流先生所写的«无花果»。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亲历事件的历史见证者,因而也就无从进入这段迷雾般的历史核心进行采访。后来,通过一些朋友的介绍,我也找到一些耳闻事件经过的一些台籍老人,并且根据这样那样的说法,从台北大稻埕的事件现场出发,一路循线南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寻访。可根据这段时日的访谈所写的稿子终究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未能进入事件的核心而被退了回来。

  历史禁忌的限制,再加上退稿的挫折,让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改作其它主题的报导。可是《人间》总编陈映真先生却鼓励我继续做下去!这样,我只好回到在采访过程中新近搜罗的史料中寻找线索。后来,终于通过一本阅读一个朋友从部队带出来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印行的题为《「二二八」真相》的小册子,偶然找到进入那迷雾一般的历史现场的线索。

  军方这本关于228的小册子先后两次提到一个「中共『台省工委会』份子」的「台大学生」领袖在事件过程的行动;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在暴乱的社会条件业已成熟,再经共产党加以搅和而爆发;「事件」之所以迅速扩大,当然更与共产党的「煽动」有关……我当时判断:如果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台大学生」就该是影响整个事件发展的关键人物了;这样的话,我只要能够找到关于这个「台大学生」的背景、下落,就可以进入迷雾一般的228历史现场了。

  后来,我认识到,我的民众史调查的重点是要如何找到进入历史现场的线索;只要线索找到了,尽管历史的迷雾再浓、再厚,依然可以循线走进去的。当时,线索就这样发现了;问题是,我要怎么循线发展呢?一直要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历史采访的工作方式,除了动机与目的不同之外,基本上是与当年秘密逮捕政治异议者的情治工作者一样的:抓到一点,循线追查。

  于是,我立即向先前采访过的、几年前才从火烧岛(绿岛)归来的林书扬先生请教。林先生,出身台南麻豆望族,1950年5月31日半夜在家里被捕,34年又7个月之后的1984年12月7日,才与另一名同案难友一起假释出狱。我当时想,林先生既然是台湾牢龄最高的政治犯,而且又是经历过228的人,设若那个「台大学生」果真如官方文书所说是那么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话,那么,林先生应该多少知道那个「台大学生」;通过他,也许我可以采集到关于那个「台大学生」的身份背景;而通过那个「台大学生」,我应该可以走进恍如迷雾一般的228的核心现场吧!

  我于是怀着这样的主观愿望,骑着摩托车来到新北投林先生独居的公寓大楼。为了避免电话监听而给还在假释中的林先生带来无谓的麻烦,我并没有事先与他电话联系。趁着据说负有监管出狱政治犯任务的大楼管理员在外头抽烟的时候,我机警地溜进大楼,进入电梯,然后在坪数不大,配有一间盥洗室的小套房见到了恰好没有出门的林先生。在林先生卧室兼客厅与书房的床缘坐定后,我就直接向坐在堆了一迭日文书报的书桌前的林先生转述我所看到的关于那个「台大学生」的官方材料,并问他是否认识或听说过这个人?林先生想了一会,然后用一种明确的语气告诉我:这个人,我从来没听说过!过了一会,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往事又说:不过,我倒听说过,当时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青年领袖……这个人名叫郭琇琮,是日据末期到光复初期台湾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同时代人流传的台北学运四巨头之一。林先生又说,郭琇琮已在1950年代死于白色恐怖的刑杀之下;他虽然不曾见过郭琇琮,可在长期的牢狱生涯,也曾通过许多难友的叙述,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郭琇琮的生死故事。然后,通过林先生的转述,我初步认识了郭琇琮传奇的生命轮廓:

  从抗日系狱而热烈迎接台湾的光复;继之,因为对陈仪接收体制的腐败和独占忿然抗议而投入1947年2月的人民蜂起;然后,历经蜂起全面溃败的绝望、幻灭与苦闷之后,在当时全面内战的中国的激越的历史中重新找到新的民族身份认同;最后,1950年韩战爆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资本主义阵营,他那激越的青春也和无以数计热血的一世代的台湾青年一样,在二体制对立下坚定而广泛的红色肃清中,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折断。

  随着台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郭琇琮那狂飙的历史也在人们怯懦的刻意遗忘中长埋地下,任岁月不断冲刷、湮灭。

  对当时还未满三十岁的我而言,忽然认识到郭琇琮及其时代的台湾历史时,我的思想起到无以名状的震撼的反应。老实说,一直要到那个时候,我才具体地理解到:原来,228之后,台湾还有一段更加禁忌敏感的历史---1950年代白色恐怖。郭琇琮的生命史也立刻抓住了我那原先在历史的迷雾中失去方向而感到受挫的心,重新激起我探寻228及后来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真相的热情。我于是问林先生:郭琇琮是不是还有家属在台湾呢?这个,我不太清楚。林先生回答我说。我在里头的时候,有人说,他的妻子当时也与他一同被枪毙了;可我出来后听一些难友说,她并没有死,坐了十年牢才出狱;听说,现在不在台湾……

  离开林先生的住所前,他答应帮我打听郭琇琮家属的下落。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通过林先生的居间联系,在北投中和街街尾抗日前辈周合源与许月里夫妇的家里采访到隐名四十年的郭琇琮遗孀林雪娇女士。郭琇琮的遗孀说,临刑前一天,郭琇琮在写给她的小纸条上写着:

  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随后,我又采访了几位郭琇琮昔日的同志;并以<美好的世纪>为题,在宣布解严(1987年8月15日)前的《人间》杂志发表了关于郭琇琮生命史的报告文学。从此,我才真正走入长期被湮灭的从228到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台湾民众史的现场。

  «美好的世纪»也是我暂停小说写作之后,第一篇文学性的作品。由于它在题材上突破了四十年的政治禁忌,由于郭琇琮理想主义的人格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文章发表以后马上在台湾知识文化界引起出乎意料的轰动!另一方面,我也得到了陈映真先生的口头嘉奖,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只是他娓婉地说:杂志无法每期都登这样的文章。后来,我才听说,当时情治系统的警备总部还约谈了他;并在查禁杂志不利政府形象的顾忌下,搜购了大量当期杂志,以减低它的社会影响。

  据官方机密档案的记载,1949年秋天,基隆中学«光明报»案件爆发以后,台湾地下党在全省各地的组织遭到破坏,无以数计的民众在这场全省性的肃清行动中遭到逮捕,其后分别被处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日据以来,台湾民众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国民党官僚而谱写的青春之歌,终于在这批热血青年洒下鲜红的热血之后划上休止符。由于四十几年来的反共戒严统治,这些前人的「革命」事迹始终在父祖辈的恐惧心态下不被谈起。对我们来说,这些英雄先进们的热血行动,因而也就始终是「不在的」历史!他们成了没有名字的人。因此,当我在采访现场被那段历史感动时已经下定决心,往后的人生将全力投入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故事。于是,我辞去«人间»杂志薪水不多的专职身份,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从此专心从事我的台湾民众史的调查采访与写作的工作。

《幌马车之歌》

  我写的第二篇人物报导就是1950年10月14日被枪决的省立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本名锺和鸣)的故事,题为<幌马车之歌>。

  那时候,我在台北近郊的山上租了一间简陋的寮舍,房租不贵,但没有电话,所以跟外界也不太联络。由于没有交稿的时间压力,关于锺浩东先生生命史的采写工作,就相对能够较全面而长期地进行。我尽量找到所有与锺浩东的生命有联系的人,然后再有机地整理他们所谈的各个片段,最终把锺浩东的生命史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呈现出来。

  现在,我已经无法确切地记得,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知道锺浩东这个人及其悲剧故事的?也许是在采集228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的过程中就不时地听到那些政治受难人提到他的名字吧!毕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1949年秋天,锺浩东校长及其它教职员陆续被捕的基隆中学事件的确也堪称蒋介石流亡政权在台湾拉开的白色恐怖统治的序幕。然而,这个基隆中学事件,在陈映真的小说«山路»(1983)中还是以「K中学事件」代称的。除非是历经那个恐怖年代的老一辈,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读小说的当时是无从理解它的具体情况的。

  其实,我和台湾大多数喜好文学的人一样,早就通过阅读乡土作家锺理和的作品而碰触到锺浩东这个人的生命了。锺理和写过一句名言(前几年还被中共温家宝总理引用):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二哥如此,我亦未能例外!

  关于「二哥」,锺理和还提到:「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一篇关于「学习写作的过程」的自叙中,锺理和也提到,他之所以「从事文艺工作,他(二哥)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对台湾近现代史无知的我们却一直不知道:作家锺理和背后的二哥,竟然隐藏着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丰富而曲折的历史情节。

  一直要到1987年的春夏之交,采访了曾经在基隆中学担任数学老师,也是锺浩东美浓同乡的李先生之后,我才对锺理和笔下的二哥及基隆中学事件有了初步的了解。作完李先生的采访后不久,我接到他的长途电话,说是已经联络上锺校长的遗孀,她也答应接受我的采访,时间就约在他下次北上时,由他陪我去。在电话中,李先生并没有告诉我校长夫人的姓名,更没有详细告诉我她的近况;我也没有多问,只等他上台北时带我去拜访。

  就在等待期间,我联络上蒋碧玉女士,她也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可我当时的采访动机只是因为她是日据时期文化抗日领导人蒋渭水先生的女儿。我以为,对台湾近现代史的认识,从228事件出发,往前要理解日据时期台湾史,政治的、经济的、抗争的;往后要理解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我想,通过她,也许能够对渭水先生及其时代有更具体而生动的理解。

  这样,就在一个秋冬之交的某个有阳光的午后,我依约来到蒋女士当时居住的老台北一栋老式洋楼的阴暗的二楼,就着桌前一盏晕黄的台灯进行访谈。谈了一会之后,我发现她竟然就是李先生要帮我引见的锺校长的遗孀,于是立刻把采访的主题从蒋渭水转移到她和锺校长共同走过的时代。当访谈进行到锺校长于1950年10月14日牺牲的情况时,也许是为了转移内心的悲痛吧!她站了起来,走到紧邻客厅的房间,然后拿了一本封面老旧泛黄的相本,按序展开,一边指着相本里头的老照片,一边向我解释那照片有哪些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拍的。我看着眼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再看看她那英挺、漂亮的少女时代与锺浩东等青春飞扬的俊秀青年们登山、郊游,以及同赴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一张张照片,当下具体地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历史的沧桑。最后,就在相本的封底里,夹着两页发黄的信纸。她说那是锺浩东写于10月2日深夜的遗书。经她允许,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并且注意到,整篇遗书的思绪基本上是流畅无碍的,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是考虑如何向她暗示即将面临的死亡命运而有几个字的涂改。通过这样的涂改,我在当下就可以理解,在军法处看守所押房里偷偷地写着遗书的锺浩东,内心深处正在起着多么激烈的波动啊!

  俗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对我们而言,这向来只是一句很平常,因而也是很抽象的俗话而已!人们从来不会去质疑它的正确性。但是,也从来没有机会现实地去理解它实践的难度。当我在采访现场听到那些历史见证人谈到锺浩东「拒绝感训」的抉择时,我内心的确受到相当强烈的震撼!我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锺浩东可以不死却要去死呢?」「究竟是什么样的觉悟可以让一个正值青壮的生命勇敢地面对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呢?」

  十二天后的10月14日清晨,锺浩东唱着他和蒋碧玉年轻恋爱时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从容地走向刑场。

  就在「天高气清」的同一天,因为肺病而动了手术的锺理和却走出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的获得了生命」;他在当天日记的最后两行,先是感慨万千地写着:「这是我的新生!」然后,再用粗黑的笔迹写着:「和鸣死」。

  1950年10月14日,一死一生的两兄弟,真正感人的历史与文学,就在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寻常日子里。

  通过长期辛勤的调查采访与写作的劳动之后,在«人间»杂志发表的«幌马车之歌»赢得了更大的轰动与反响。

方法与禁忌

  自从1987年初加入《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展开迄今仍在进行的、以228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事件为主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以来,我一直自觉地承担让被湮灭的历史重新出土的社会责任。二十几年来,为了寻访被湮灭的历史,我几乎走遍台湾的城镇与山村,甚至远赴大陆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

  总的来说,写作这种带有政治禁忌的历史题材,首先要面对的困难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抓到一点,循线追查」是它仅有的方法。我想,当年特务侦讯所要得知的内容,不就是我在采访时提出的那些问题吗?而我在寻找采访线索的过程,不是也和特务当年循线抓人的情形一样吗?(第一次采访郭琇琮遗孀时她就怀疑我会不会是警总派来摸底的特务呢?)在工作方法上,白色恐怖的口述历史采写者和当年四处抓人的特务,在某种程度而言其实没有两样;不同的只是动机、身份和态度而已。也正因为这样,在向这些政治受难人或家属采访当年的受难经验时,实在很难不令他们又有回到恐怖年代的联想。因此,这就使得进行这样的采访工作会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我的经验告诉我,唯有抱着诚恳的态度面对受难者及其那段不堪回首的受难史,才能够弭除他们猜疑与恐惧的心理,说服对方接受采访;然后在采访的过程中积累下一个要进行采写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并且寻访可以进行采访的历史见证人;与此同时,以自己过去的写作成绩建立的信誉,通过对方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绍,以诚恳相待,富有耐性的态度与受访者维持长久而良性的互动,建立信任。然后,就是如何面对庞杂的史料与证言加以审美剪裁的写作了。

  从世界史的宏观来看,台湾19 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在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的双战结构下产生的历史悲剧。据保守的估计,在长达五年(1949至1954)的恐怖期间,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不分族群、省籍与性别的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遇害,并有八千人以上的民众被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对这些50年代的政治受难者来说,由于这场恐怖的政治风暴所具有的「双战构造」的性质,因此,他们也就饱尝了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悲剧所带来的无比痛苦和悲哀。

  在白色恐怖政策下,政治犯的逮捕与审判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再加上办案机关包括警察、宪兵、特务等不同机构;所以在「官方」的档案没有完全公开以前,当年恐怖政治的具体情况,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估计。

  在那样的恐怖年代,统治者是通过各种具体生活中触目可见的反共口号、反共文学……等来制造「匪谍」是该杀的社会恐怖气氛的。这样,在统治当局刻意煽情的群众宣传下,整个社会也就在「宁使一家人哭,不可让一路人泣」的社会伦理下陷入慢性的恐共心态中;而当局针对政府反对者或被认为是潜在的反对者的语言的、心理的、肉体的、社会的层层的暴压措施,自然在大众生活中产生当局所企图的恐怖效果。

  在整个陷于恐共心态的台湾社会中,没有比所谓「共匪家族」更为可怕的帽子了。一个家庭一旦被戴上这顶帽子,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被迫与正常社会彻底隔离。对被扣上「匪谍」帽子的受难者家属而言,最大的伤害莫过于他们所遭到的社会歧视与排斥及其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吧!我们不难想象: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一般所谓「匪谍」家属的处境是如何的艰难。

  一般说来,一个刑期届满的政治受难者历经非常繁琐而苛酷的离监手续出狱后,他还必须遵守非常严格的居住地管理以及就业上的排除规定;最为难堪的是,他往往因为整体社会有形无形的排斥,不但不为邻居亲族接受,而且也会遭到家属的误解与怨恨。也因此,有一个实例是这样的:

  一个刑满出狱的政治受难者终于从遥远的火烧岛辗转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期盼着在他被捕时犹在妻子怀抱中的孩子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温暖场面的出现。不料,当孩子放了学回到家里,乍见那端坐客厅的「陌生人」时,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爸爸回家了的惊喜;相反地,当母亲跟孩子说:「你爸爸回来了,还不快叫爸爸……」时,孩子却带着一种怨恨的语气,指着父亲骂道:「匪谍!……」因为这样,这名受难者与其孩子一直持续了几十年陌生、对立而无言的父子关系。

  这个实例也许是一个特例,但也很能说明政治受难者及其家族在反共社会下精神受害的一般情况吧!

  当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理解:对一个从小在反共社会成长的台湾青年来说,要去理解先行代无数热血青年所走的道路一定是相当困难的!而作为这样的爱国者的下一代,在当今台湾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要去了解,进而认同父兄当年所选择的历史道路,那就更加困难了。对这些遗族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历史的挑战,因此也就更让人不忍了。

  也许是因为受到父兄的历史突然从被湮灭的时代重新复原的影响吧!也许是突然接触到向来陌生的父兄的思想的冲击吧!也许是因为那些旧史又重新勾起自己想起不幸的成长过程吧!在我的采访经验中,许多牺牲者的下一代往往在听我叙述其父兄的生命史与理想时,他们的感情难免都会波动得很厉害!显然,一旦知道自己的父兄竟然就是整个反共社会视之如蛇蝎猛兽的、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爱国者时,长期受到反共教育影响而在意识上也反共的这些牺牲者的下一代,势必也要面临一种艰苦的重新认识父兄的挑战。也许,他们原先已经在思想里头安顿好的父兄的历史面貌,现在都要因为父兄历史的重新出土而重新辨识。

  在采访的经验中,我注意到,许多牺牲者的下一代总是一再强调:他那当时属于台湾知识阶层的父兄是社会的菁英,绝对不是什么「匪徒」!然而,当我向他们证实他们的父兄的确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参加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的事实时;他们通常的反应却是,他们的父兄怎么会这么笨呢?当我故意反问他们:「既然你一再强调而且深信你的父兄是社会的菁英,那么,你怎么可以说他们『笨』呢?」他们于是会改口说:「我相信,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也会反对共产党的!」

  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认贼做父」通常是悲剧的主题。在那种情境下,我的主观感受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想,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对受害者及其遗族的最大伤害莫过于通过整体社会长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让牺牲者的下一代与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动地逼使已经牺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转向」,进而否定他们牺牲的意义并取消他们的历史吧!更为悲哀的是,有些牺牲者的下一代并不仅仅止于否定与取消而已!他们甚至在思想上走到他们父兄的对立面!这样,当年为了理想的坚持,宁可牺牲肉体的生命也不背弃自己的思想的受难者们的牺牲,岂不失去了他的意义了呢?我这样想。

  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就不只是杀了多少具有理想主义信念的知识菁英与民众而已!它更把日据以来台湾进步思想的传统,不管是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运动的理念都彻底消灭了!也因此它把台湾社会的良知与正义都彻底消灭了!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也因此连一些受害者的下一代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妨碍台湾历史前进的「白色恐怖」的共犯结构。

  1950年代白色恐怖带给受难者家族及全体民众的悲哀没有比这个更悲哀的了。

  二战后的国际冷战与国家内战的双战结构,带给两岸人民的是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一个不懂得尊重历史悲剧的民族,最终还要受到历史老人的再度惩罚的!我想,历史的真相虽然不一定能完全还原,但是,基于历史不能任其失落的认识,我们就得要时时去拾回,并且通过写作,把被淹没的挖掘出来,把被扭曲颠倒的倒正过来,共同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带给人们的痛苦。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问我:「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你坚持下来,一直做下去?」

  我想,就是为了找回失落的台湾理想主义的认知,让我就这样在「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寂寞路上,一路孤单地走了下来。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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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也是偏左的
    回應給: 坐而论道(zuoerlundao) 推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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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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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不会否认文革,我认为文革是一个左派运动,既有其伟大的意义,也有惨痛的教训。你说的我也大致是同意的,不过你对我的发言有误解。


1. 共产主义运动在80年代后转入低潮是世界性的,这就不能只怪中共自己走向修正主义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战后三十年发展很快,又借鉴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公平手段,本来社会主义阵营就是一群落后国家,这样无论在国家实力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很难抗拒西方了。如果中共继续坚持世界革命理论,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基本很难幸存,当时的中国是比苏联东欧还要落后很多的。在这段时间内,西方已经实现了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西方的工人也逐渐贵族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苏式社会主义再坚持下去就很难了。

只要存在不公平,左派就有生存空间。90年代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世界失去威胁,期本性导致而走向越来越不公平,所以左翼力量又兴旺起来。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如果看做是左派运动的话,那也是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只能走向荒诞化。左独在民族主义上只会自取灭亡,我不认为他们是因为大陆走资而不愿意统一,纯粹是一个民族认同的问题,没有民族认同,甚至要与中华民族为敌,不管你是左派右派我都不会同情的。这个问题上我肯定是先民族主义的,就像79年开始的中越战争。


2. 我没有说利用华独KMT来遏制台独DPP,显然KMT做不到这一点,两者的区别就是国旗国号这些符号,但有这些符号在,就能给大陆争取发展的时间。自己发展起来了,什么华独台独也就不成问题了。马英九是很无耻,我真是非常瞧不起他,你对他的评价我都同意。老蒋的白色恐怖在大陆杀的人比在台湾杀的人多太多了,马英九即使要道歉,也首先应该向大陆人民道歉,他可是从来没有提到这个的。我在电视上看到陈履安还是白先勇说,他们欠大陆人民的,因为当年他们的父辈把全中国的黄金全运来台湾了,能讲出这话至少还是有良心的,而马英九是没有良心的,他只在意选票。


3。 这一点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光复前的台湾当然不能说是皇民化的社会,但日本统治半世纪,肯定也是有效果的,当年主动参加日本军队的台湾青年,数量也是不少的。而且,老蒋当年还是顶住了美国的一些压力的,否则,去中国化运动可能会提早出现。我是认为看待历史不能全盘否定,蒋介石的政权当然不是进步的,可以说是腐朽的,但我认为他还是努力想往好的方向走的,并不是说他就自甘腐朽,这不符合人性。


我关注台湾问题有十年了,我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但武力统一也不是非要经历一场惨烈的战争。我感觉你是陷入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之中,两者打架了,太晚了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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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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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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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izuguo*😻新四大

1、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在台湾给自己正名?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走向修正主义,二是宣传不到位;第二个也是第一个引起的。台湾左翼的没落本质上是大陆修正主义对其釜底抽薪的一击造成的;台湾左翼思想者在民族立场上偏独也是同样的原因——祖国没有了理想,理想便是祖国。谈到陈映真,倒是真应该从陈映真身上看看台湾80年代的左派势力是如何消散的。林书扬、苏庆黎、陈映真都是在大陆逝世。苏庆黎的好友叫陈菊,现在在台湾是左独。

刘继明:走近陈映真

台独背后那只不为人知的黑手  从陈映真先生病逝谈起

你不要用这些人最后逝世于大陆来证明台湾没有左派生存空间,因为陈菊就是左派,太阳花运动也是“糊涂”左派。台湾只是没有左统派的空间,因为左派的政治理念在论述层面不能必然推导出与“走资”的大陆统一的结论,反而会得到一个与之相反的结论。

2、台独和华独

利用华独KMT来遏制台独DPP 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台独的理念是基于不同的民族意识,华独是基于意识形态。华独的意识形态是真实的,是赤裸裸的利益斗争;台独的理念基础是虚幻的,两岸同文同源是事实。两岸不同的民族意识根本上来源于KMT长期的反共教育和散布“血洗台湾”的仇恨造成的,台独分子在面对大陆时的自大与自卑,仇视和恐惧都是国民党过去的反共教育造成的。

国民党马英九向台湾人道歉,是个不负责无耻下作的蠢招。外省人不是压迫者。绝大多数外省人是抓来的壮丁,还有一部分是被裹挟而来的普通政府职员和学生,很多人和台湾本省人一样承受白色恐怖时期的恐惧。彭丽媛的舅舅就是被裹挟而来的学生,澎湖事件他有好几百同学和老师被国民党政府处决,是事实吧。马英九的道歉是要拿外省人来集体为当年国民政府的恐怖统治负责,这不是很无耻吗?

国民党不知道当年的实际情况吗?他们当然知道了,既然要转型正义了,为什么不代表政府向当年的政治受难者道歉,让台湾从省籍恶斗中解脱出来?本质上还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的仇恨嘛!

3、闽南话和国语

地方方言也是中国话。我上大学之前我也不会普通话,难道我也是皇民?现在农村人绝大多数都不会普通话,也是皇民?林献堂和蒋渭水对日的抵抗主要是靠文化活动,所以所台湾皇民化纯粹是污蔑。

228起义中,个别人挟私报怨只是个别行为,当年大陆抗日入联游行中还有不法分子趁机打砸金店,难不成游行群众全是抢劫犯了?陈明忠在当时保护了不少大陆来的老师,这些老师在后来也保护了他,这就是真相。228以后,左派的在大陆找到了他的同志,成了左统派,右派的只能投靠美日成了台独先驱。刻意无视228事件中左派的力量,不但替自己在接受台湾中的腐败行为激起民变作辩护,也美化了对台湾人民的镇压,也吹捧了自己治理台湾的功绩——看,我把台湾中国化了——一群说中国方言、讲中国故事、拜中国神灵祖宗的人需要你来中国化?

我和乱石先生你的区别是,我是左派你是民族主义派。在统一问题上,我认为还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你认为武统虽然需要时间,但是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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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回应晚了,前几天网络有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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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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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izuguo*😻新四大

1。我完全赞同蓝博洲的观点。那是真实发生在台湾的历史,但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不正视它,国民党是抹黑,民进党是无视和歪曲。有一种理论认为左翼运动在热带地区不容易成功,因为热带地区的人由于自然条件不会那么“饥寒交迫”,而确实是中国革命胜利后,尽管东南亚的左翼运动很有影响力,但最终都失败了,台湾也可以算其中一个,这是大环境,台湾左翼运动被抹黑的程度,似乎并不比马来西亚、印尼更严重。要扭转社会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台湾的左翼人士做了这么多年,例如刚去世的陈映真,很有才华,但影响始终不大。中共在台湾社会的形象始终是妖魔鬼怪,要正名谈何容易,不是不想做,是做不到。

2。KMT的前途其实并不重要。马英九这样的人就是糊涂蛋,我始终不明白他执政8年想做什么,没有一个目标。如果KMT愿意成为民族复兴的助力,那自然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由洪秀柱这样的有中华思想的人领导),如果是由马吴这样的独台派掌权,那完全可以走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但现在短时间内台湾问题无法最终解决,那么这个KMT无论谁掌权也是压制台湾走向法理台独的一支力量,尽量给大陆争取时间。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马独台用来换取北京的经济让利以巩固自己的政权,无奈马独台能力太差,接受了这么多让利还是搞成这样一个烂摊子。但北京借助KMT压制法理台独争取时间我想是个正确的方向,即使这个KMT并不想统一,而且实际作为很龌龊。

我说的两蒋时期的重新中国化是有依据的。虽然真正“皇民化”的台湾人并不多,但能量很大。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台湾没有人能说国语,228事件中日本浪人拦路检查不会说闽南语和日语的几乎都难逃毒手。两蒋政权如强制台湾学生说国语这类(手法很粗糙),还是有其贡献的,我指的是这些,不是老蒋搞的与文革对抗的“中华复兴运动”。

3.台湾左派太弱小了,原因正如你所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80年代后左翼运动转入低潮,经过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30年,左翼运动又有复兴的趋势,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没有足够的知识谈论这个话题,感觉左翼运动与70年代之前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70年代前整个世界基本上是处于物质满足不了需求的状态,而现在是整体上物质超过需求的状态,人也是一种动物,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与能吃饱能穿暖的情况下,思维、行为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就是人类几千年历史中不断的造反与革命,而后者就是人类进入了新的时代,对抗资本主义的左翼运动会如何发展,谁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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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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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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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izuguo*😻新四大

我不知道谁是老T,我第一次来的论台湾论坛就是YST先生的“天下”。我对你个人一直觉得很好,我个人也是很敬重你,我的观点都不针对你个人。我有几个疑问:

1、你如何看待蓝博洲的观点?

我是完全赞同蓝博洲的观点,这些革命者最大的悲哀不只是因为理念失去生命,而是自己的革命理想被污名使得自己的行为不被后人甚至不被自己的后代所理解。罪魁祸首当然是KMT。本来两岸的意识形态纷争互相攻击实属正常,可是抹黑成这样是不是也太过头了?

我前面提过了“放弃自己的历史也就放弃自己的未来”,如果两岸还有和平统一的任何希望的话,就必须要抹去国民党加诸于中共头上的污水。长期以来共产主义被描述成邪恶的理论,台湾人面对大陆的时候,一边是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一边是渗到骨子里的恐惧。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台共烈士的悲剧一样,是国民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对中共的丑化造成的,给台共烈士正名也等于是给中共自己正名。第二个好处是,通过给台共烈士正名也跟kMT拉开距离,必须搞清楚KMT对两岸统一是个负资产,且不说深蓝的独台思想,长期以来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白色恐怖也给台湾人留下统一的心理阴影。通过给台共烈士正名表明我们是在站在台湾人民一边的,拉近与台湾人民的关系,同时也可以拆穿台独分子的阴谋——台独分子正在把谢雪红塑造成台独的先驱。

2、你如何看待KMT的前途和作用?

洪秀柱当然是个让人敬佩的人物,可是帮洪秀柱一定要帮国民党吗?帮国民党一定要帮到不惜扭曲事实自污其身?国民党要是有点良心人性有点眼光,在向台湾人民道歉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清楚,今天他的模糊道歉反而坐实了DPP的诬陷,过去针对左派的迫害被描述为外省人对本省人压迫,挑起无谓的族群矛盾。国民党作茧自缚。实际上澄清过去白色恐怖的实质,对国民党也是一种解脱和新生,现在背负着外来压迫者的恶名,国民党是没前途的。现在是还原历史的最后机会。参考这篇文章,你要的人物全在这里:

吕正惠、陈宜中: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

至于国民党所谓“台湾重新中国化”纯粹是骗局。蒋委员长在大陆推广“新生活运动”时候,大年初一派警察去砸商家大门,要求商家开门营业,委员长哪里有所谓的中国化。1960年代的所谓中国化本质是要在文化上和大陆的“文革”对抗而已,被果粉和遗老遗少吹上天了。

所谓“重新中国化”也意味着之前的台湾是“皇民化”,这很显然不符合事实。郭正亮说了,所谓的“皇民化”台湾人,不过只占2%而已;事实上1945年台湾人民万人空巷欢迎国民党军队收复台湾,这是“皇民化”台湾人该有的表现吗?具体历史你查查蒋渭水和林献堂两个台湾日据时期的经历就知道了,文化抗日一直是台湾文人抗日的主线。这种恶毒的抹黑,实在可恶至极。

3、台湾有没有左派?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台湾不是没有被剥夺的左派,而是没有左派思想而已。原因还是前面说的,国民党对左派思想的长期抹黑。

太阳花学运是全球反全球化运动的一种形式而已。全球化是历史趋势,问题是今天的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的全球化,所以当今的反全球化运动可以看成是一种不理性的近乎绝望的反资本剥削运动。太阳花学运唱的是《国际歌》,这个中文版本的词正是被蒋介石处死的前中共领袖瞿秋白翻译订定的。林飞帆却向美国求援,反映的就是在一个左派和中共被长期摸黑地区左派的盲目和无知。

吕正惠:面对大陆生,台湾青年没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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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迁就国民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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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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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现在岛内民进党及各类台独势力的态度是无视,对马吴等国民党主流是鄙视,但对洪秀柱一系还是尊敬的,至少她是有理想的,实际上洪本人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我认为当前台湾近于疯狂的反中仇华的根源在于两蒋时期的反共教育,但我也不否认两蒋对于台湾在二战后的重新中国化是有其相当的贡献的,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我也不是党员,我只是对历史感兴趣(当然我信奉的是唯物史观),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当代我能亲眼得见的一件大事。在这一点上我感觉你的观点不切实际,现在台湾岛内左翼叙事早已断绝,并没有力量能重新扛起这面旗帜,而且也没有世界大气候。若说中共对此已经遗忘显然不公正,北京西山公园早已有相关的纪念碑。中共尽管已经相当强大,但对台湾岛内还无法发挥足够的影响力,台湾问题的解决要看国际力量的对比,显然一时半会儿并不能解决,所以当下中共并无力在台湾搞正名(连个香港都还无法搞定)。

如果没记错的话,十来年前我们俩应该都在老T的台湾人论坛混过,我用的是另一个ID。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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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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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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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izuguo*😻新四大

我是个炒房子的毛左。本人是毛左不错,不过那是基于信仰、理念和利益;能让我采取行动的只有职责和利益。我不是中共党员,对党也没什么责任;至于利益,当社会主义大厦倾塌时,远离它才是最佳选择,在弱肉强食社会里力争做个肉食者才是最大价值。简单来说,我跟伪共没啥解不开的冤仇。

自由时报批判国民党背叛蒋介石不过是嘲讽从前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虚妄,和当下国民党“一中各表”的虚伪。我相信蓝博洲说的是事实,蓝博洲讲述的是台湾左翼的悲剧,我希望中共替牺牲的台共烈士正名不仅是为了还这些殉道者一个公平,更是希望台湾岛内和两岸之间有一个正确的互相了解的机会。我前文说过“放弃自己的历史也放弃自己的未来”,我说的“未来”是指共产党在台湾赢取民心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台湾人面对大陆的时候,一边是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一边是渗到骨子里的恐惧。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台共烈士的悲剧一样,是国民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对中共的丑化造成的,给台共烈士正名也等于是给中共自己正名。

你觉得迁就国民党去维护所谓的台湾局势比消除国民党造谣反动宣传给两岸统一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话,那就继续和这个已经被台湾人所唾弃的政党抱团取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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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这么指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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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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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种指责,跟自由时报嘲讽现在的国党背叛了蒋介石的反共大业一样。

我理解,现在中国政府对台政策都是立足于现实,国党至少不会明目张胆搞台独,那么就是在岛内遏制台独的同盟军。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李济深是六位副主席之一,而李济深也曾经杀过不少共产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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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这些昔日的党员或者同志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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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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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izuguo*😻新四大

昔日台共已经归属中共,中共和国民党握手言和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些为这个党牺牲的前辈?

意识形态之争本无对错,国民党在过去对中共的攻击也不仅仅是理念之争,抹黑栽赃几十年,一笑就泯了恩仇了?更好笑的是今天的中共也没有当年的理想主义,反而跟当年压迫自己,污蔑自己,并且在台湾已经在台湾名声扫地的国民党狼狈为奸,这个党不但没有当年的理想情操,也基于现实需要背叛自己的理想,你让那些当年的殉道者和殉道者的后裔如何去正视当年的理想?

放弃对自己历史的也放弃自己的未来。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学生们唱着《国际歌》,而这个版本的《国际歌》的词正是被国民党处决的前中共领袖瞿秋白所翻译的。学生们唱着中共前领袖的《国际歌》去反对中共,报应啊!

最近台独分子把参加过开国大典的谢雪红打扮成台独分子的时候,真让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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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一起阅读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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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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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izuguo*😻新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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