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台湾最早揭露与研究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历史的作家，迄今仍在从事台湾民众史的调查、研究与写作工作。2015年4月25日周一下午，蓝博洲在华师大——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吕新雨教授的邀请下莅临思勉高研院做了一场题为《寻访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的演讲。在整个演讲过程中，蓝博洲激情澎湃地向到场师生讲述了那段不尽人知的1950年代的历史故事。在他看来，蒋介石政权来台最初清洗迫害的是外省人，抗美援朝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才屠杀向左转的台湾本土精英，这被称为1950年代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对受害者及其遗族的最大伤害莫过于通过整体社会长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让牺牲者的下一代与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动地逼使已经牺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转向”，进而否定他们牺牲的意义并取消他们的历史。 因此，它消除了台湾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

　　本期批传公号刊登蓝博洲这场演讲的文字稿，并同时刊登革命医师郭琇琮遭受白色恐怖迫害的历史故事。通过挖掘这些被湮没的历史故事，如何在两岸关系和冷战框架中重新认识这段被国民党有意湮没并被民进党褫夺的历史，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问题。

　　蓝博洲，1960年生于台湾苗栗。曾任杂志编辑采访，报社专栏记者和政经研究员，台湾“中央大学”新锐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东华大学驻校作家，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计划主持人，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民众史”丛书特约主编，TVBS《台湾思想起》电视节目制作人。1983年，就读辅仁大学期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87年初，加入陈映真先生创办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已出书二十多部，主要著作包括《幌马车之歌》、《白色恐怖》、《台湾好女人》、《台共党人的悲歌》、台北恋人、台湾学运报告等。曾任台湾夏潮联合会会长、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现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

　　寻访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

　　蓝博洲

文学作为人生的志业

　　1960年，我在客家小镇苗栗一个客籍工人的家庭出生。彼时，在反共戒严令统治下的台湾的政治气氛依然严厉肃杀。当我就读小学时，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正在风风火火展开文化大革命运动。相应地，作为蒋介石流亡政权反共基地的台湾，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国民教育当然也是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共教育了。

　　我记得，每天早上，我要穿越满街满墙举目可见例如「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反共标语，来到围墙上也涂写着「反共抗俄，杀朱(朱德，朱与猪谐音)拔毛」反共标语的学校，穿越涂绘着反共壁画与标语的走廊，进入墙上也写满着各类反共口号的教室;然后，我要跟着其它同学一起高声唱着：「打倒俄共，反共产!反共产!消灭朱毛，杀汉奸!杀汉奸!……」的反共进行曲，前往操场升旗，并聆听学校校长例行的反共训话。每两个星期，我们要用毛笔写一篇作文，可不管是什么题目，文章的结尾总要这样收笔：「明年此时，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的大陆同胞!」或「明年此时，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在南京的城头上!」此外，学校里还经常不定期举行「共匪暴行」图片展览;放学回家后，电视台还继续播放着反共电视剧……

　　在这样的反共、仇共教育长期洗脑下，我们这一代人要克服反共亲美的意识型态禁锢，进而直面那段被湮灭却攸关台湾未来发展的历史，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1975年，因为贪玩任性而失学在家的我陆续做过绑铁条的建筑铁工、圣诞灯饰工厂工人、送报生等等;更多的时间则和几个准备重考高中的国中同学，整日在街头或弹子房浪荡……就在感到自己随时就要掉入社会的阴暗底层时，我偶然接触到文学;彷佛突然开窍一般，文学，让从来不思不想却在求学的路上初尝人生挫败经验的我开始去想：人为什么而活?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的问题。于是我逐渐远离了浪荡街头的生活，窝在图书馆，一本接一本地读着馆藏的各类文、史、哲书籍。与此同时，我决定以文学写作作为自己一生努力的志业。

　　高中三年(1976-1979)，我不曾间断地读着文学经典。这段期间，我又读到一本名为《夏潮》的党外杂志;《夏潮》关心工人、农民的立场，启发了身为工人儿子的我日后走上关心社会弱势者，追求社会正义的道路；而它对被湮灭的日据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的介绍，也启发了我对台湾文学与历史的关心。

　　1979年夏秋之交，我到台北念大学。大学期间，担任文学社社长的我，有系统地组织邀请杨逵、陈映真等日据以来的乡土文学作家莅校讲演，为空洞无力的校园注入一股思想的活水。我自己也通过杨逵与陈映真两位不同世代政治犯作家的人和作品，初步探触到因为长久以来的政治禁忌而笼罩在重重迷雾当中的台湾近现代历史。为了拨开历史的迷雾，我开始系统地阅读能够找到的有关台湾近现代史的著作。其中，偷偷地阅读前行代作家吴浊流的《无花果》，是我具体了解228事件的第一本书。然而，雾，实在太浓太重了!一时之间，我还是无力拨开迷雾，进而找到自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所站的位置。我因此不免于经常陷入思想的苦闷当中。

　　1982年的某个冬夜，我于是在思想没有出路的极度苦闷当中，在蛰居的狭小的斗室，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开始写了第一篇小说。这段短暂的习作生涯一直持续着，入伍服役期间，我又先后写了一本中长篇小说和一个获得时报文学奖小说奖的短篇小说。

　　1985年春天，在杨逵先生的告别式上，我亲眼见到了一直排到会场外头的「绿岛大学」祭悼队伍;这群上百名的50年代白色恐怖幸存的政治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力量，让我感受到活生生的台湾现代史的震撼与教育。我想，对我来说，当时的经验与感受其实也是触动我后来埋首挖掘被埋葬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1986年6月，我从军中退役。基于对台湾学运将起的判断，我随即投入推动台湾学生运动的《南方》杂志的创刊工作。其后，我又下到中南部，为当时的党外立委候选人助选。即便我先后助选的候选人都以第一高票当选该选区立委，可我并没有因此加入新成立的民主进步党。大选结束后，我一度留在高雄，准备从事工人运动;然而，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因素，这个计划终究没有落实。其后，我在一度参与工人政党的建党工作之后，决定回头从事文学写作的工作。

　　1987年春节过后，我决定选择一种介于文学创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工作做为自己思想锻炼的场域，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了小说家陈映真领导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的工作队伍。

第一篇报导

　　进了《人间》杂志，我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关228事件的田野调查与写作。那时候，解严前夕的台湾，有关228的话题仍然充满着禁忌；书市上也看不到什么公开摆设的、有关228的著作。那时候，我对228的理解，主要还是通过大学时代读过的吴浊流先生所写的«无花果»。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亲历事件的历史见证者，因而也就无从进入这段迷雾般的历史核心进行采访。后来，通过一些朋友的介绍，我也找到一些耳闻事件经过的一些台籍老人，并且根据这样那样的说法，从台北大稻埕的事件现场出发，一路循线南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寻访。可根据这段时日的访谈所写的稿子终究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未能进入事件的核心而被退了回来。

　　历史禁忌的限制，再加上退稿的挫折，让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改作其它主题的报导。可是《人间》总编陈映真先生却鼓励我继续做下去!这样，我只好回到在采访过程中新近搜罗的史料中寻找线索。后来，终于通过一本阅读一个朋友从部队带出来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印行的题为《「二二八」真相》的小册子，偶然找到进入那迷雾一般的历史现场的线索。

　　军方这本关于228的小册子先后两次提到一个「中共『台省工委会』份子」的「台大学生」领袖在事件过程的行动;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在暴乱的社会条件业已成熟，再经共产党加以搅和而爆发;「事件」之所以迅速扩大，当然更与共产党的「煽动」有关……我当时判断：如果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台大学生」就该是影响整个事件发展的关键人物了;这样的话，我只要能够找到关于这个「台大学生」的背景、下落，就可以进入迷雾一般的228历史现场了。

　　后来，我认识到，我的民众史调查的重点是要如何找到进入历史现场的线索;只要线索找到了，尽管历史的迷雾再浓、再厚，依然可以循线走进去的。当时，线索就这样发现了;问题是，我要怎么循线发展呢?一直要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历史采访的工作方式，除了动机与目的不同之外，基本上是与当年秘密逮捕政治异议者的情治工作者一样的：抓到一点，循线追查。

　　于是，我立即向先前采访过的、几年前才从火烧岛(绿岛)归来的林书扬先生请教。林先生，出身台南麻豆望族，1950年5月31日半夜在家里被捕，34年又7个月之后的1984年12月7日，才与另一名同案难友一起假释出狱。我当时想，林先生既然是台湾牢龄最高的政治犯，而且又是经历过228的人，设若那个「台大学生」果真如官方文书所说是那么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话，那么，林先生应该多少知道那个「台大学生」;通过他，也许我可以采集到关于那个「台大学生」的身份背景;而通过那个「台大学生」，我应该可以走进恍如迷雾一般的228的核心现场吧!

　　我于是怀着这样的主观愿望，骑着摩托车来到新北投林先生独居的公寓大楼。为了避免电话监听而给还在假释中的林先生带来无谓的麻烦，我并没有事先与他电话联系。趁着据说负有监管出狱政治犯任务的大楼管理员在外头抽烟的时候，我机警地溜进大楼，进入电梯，然后在坪数不大，配有一间盥洗室的小套房见到了恰好没有出门的林先生。在林先生卧室兼客厅与书房的床缘坐定后，我就直接向坐在堆了一迭日文书报的书桌前的林先生转述我所看到的关于那个「台大学生」的官方材料，并问他是否认识或听说过这个人?林先生想了一会，然后用一种明确的语气告诉我：这个人，我从来没听说过!过了一会，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往事又说：不过，我倒听说过，当时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青年领袖……这个人名叫郭琇琮，是日据末期到光复初期台湾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同时代人流传的台北学运四巨头之一。林先生又说，郭琇琮已在1950年代死于白色恐怖的刑杀之下;他虽然不曾见过郭琇琮，可在长期的牢狱生涯，也曾通过许多难友的叙述，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郭琇琮的生死故事。然后，通过林先生的转述，我初步认识了郭琇琮传奇的生命轮廓：

　　从抗日系狱而热烈迎接台湾的光复;继之，因为对陈仪接收体制的腐败和独占忿然抗议而投入1947年2月的人民蜂起;然后，历经蜂起全面溃败的绝望、幻灭与苦闷之后，在当时全面内战的中国的激越的历史中重新找到新的民族身份认同;最后，1950年韩战爆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资本主义阵营，他那激越的青春也和无以数计热血的一世代的台湾青年一样，在二体制对立下坚定而广泛的红色肃清中，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折断。

　　随着台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郭琇琮那狂飙的历史也在人们怯懦的刻意遗忘中长埋地下，任岁月不断冲刷、湮灭。

　　对当时还未满三十岁的我而言，忽然认识到郭琇琮及其时代的台湾历史时，我的思想起到无以名状的震撼的反应。老实说，一直要到那个时候，我才具体地理解到：原来，228之后，台湾还有一段更加禁忌敏感的历史---1950年代白色恐怖。郭琇琮的生命史也立刻抓住了我那原先在历史的迷雾中失去方向而感到受挫的心，重新激起我探寻228及后来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真相的热情。我于是问林先生：郭琇琮是不是还有家属在台湾呢?这个，我不太清楚。林先生回答我说。我在里头的时候，有人说，他的妻子当时也与他一同被枪毙了;可我出来后听一些难友说，她并没有死，坐了十年牢才出狱;听说，现在不在台湾……

　　离开林先生的住所前，他答应帮我打听郭琇琮家属的下落。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通过林先生的居间联系，在北投中和街街尾抗日前辈周合源与许月里夫妇的家里采访到隐名四十年的郭琇琮遗孀林雪娇女士。郭琇琮的遗孀说，临刑前一天，郭琇琮在写给她的小纸条上写着：

　　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随后，我又采访了几位郭琇琮昔日的同志；并以<美好的世纪>为题，在宣布解严(1987年8月15日)前的《人间》杂志发表了关于郭琇琮生命史的报告文学。从此，我才真正走入长期被湮灭的从228到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台湾民众史的现场。

　　«美好的世纪»也是我暂停小说写作之后，第一篇文学性的作品。由于它在题材上突破了四十年的政治禁忌，由于郭琇琮理想主义的人格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文章发表以后马上在台湾知识文化界引起出乎意料的轰动!另一方面，我也得到了陈映真先生的口头嘉奖，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只是他娓婉地说：杂志无法每期都登这样的文章。后来，我才听说，当时情治系统的警备总部还约谈了他;并在查禁杂志不利政府形象的顾忌下，搜购了大量当期杂志，以减低它的社会影响。

　　据官方机密档案的记载，1949年秋天，基隆中学«光明报»案件爆发以后，台湾地下党在全省各地的组织遭到破坏，无以数计的民众在这场全省性的肃清行动中遭到逮捕，其后分别被处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日据以来，台湾民众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国民党官僚而谱写的青春之歌，终于在这批热血青年洒下鲜红的热血之后划上休止符。由于四十几年来的反共戒严统治，这些前人的「革命」事迹始终在父祖辈的恐惧心态下不被谈起。对我们来说，这些英雄先进们的热血行动，因而也就始终是「不在的」历史！他们成了没有名字的人。因此，当我在采访现场被那段历史感动时已经下定决心，往后的人生将全力投入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故事。于是，我辞去«人间»杂志薪水不多的专职身份，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从此专心从事我的台湾民众史的调查采访与写作的工作。

《幌马车之歌》

　　我写的第二篇人物报导就是1950年10月14日被枪决的省立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本名锺和鸣)的故事，题为<幌马车之歌>。

　　那时候，我在台北近郊的山上租了一间简陋的寮舍，房租不贵，但没有电话，所以跟外界也不太联络。由于没有交稿的时间压力，关于锺浩东先生生命史的采写工作，就相对能够较全面而长期地进行。我尽量找到所有与锺浩东的生命有联系的人，然后再有机地整理他们所谈的各个片段，最终把锺浩东的生命史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呈现出来。

　　现在，我已经无法确切地记得，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知道锺浩东这个人及其悲剧故事的?也许是在采集228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的过程中就不时地听到那些政治受难人提到他的名字吧!毕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1949年秋天，锺浩东校长及其它教职员陆续被捕的基隆中学事件的确也堪称蒋介石流亡政权在台湾拉开的白色恐怖统治的序幕。然而，这个基隆中学事件，在陈映真的小说«山路»（1983）中还是以「K中学事件」代称的。除非是历经那个恐怖年代的老一辈，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读小说的当时是无从理解它的具体情况的。

　　其实，我和台湾大多数喜好文学的人一样，早就通过阅读乡土作家锺理和的作品而碰触到锺浩东这个人的生命了。锺理和写过一句名言(前几年还被中共温家宝总理引用)：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二哥如此,我亦未能例外!

　　关于「二哥」，锺理和还提到：「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一篇关于「学习写作的过程」的自叙中，锺理和也提到，他之所以「从事文艺工作，他(二哥)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对台湾近现代史无知的我们却一直不知道：作家锺理和背后的二哥，竟然隐藏着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丰富而曲折的历史情节。

　　一直要到1987年的春夏之交，采访了曾经在基隆中学担任数学老师，也是锺浩东美浓同乡的李先生之后，我才对锺理和笔下的二哥及基隆中学事件有了初步的了解。作完李先生的采访后不久，我接到他的长途电话，说是已经联络上锺校长的遗孀，她也答应接受我的采访，时间就约在他下次北上时，由他陪我去。在电话中，李先生并没有告诉我校长夫人的姓名，更没有详细告诉我她的近况;我也没有多问，只等他上台北时带我去拜访。

　　就在等待期间，我联络上蒋碧玉女士，她也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可我当时的采访动机只是因为她是日据时期文化抗日领导人蒋渭水先生的女儿。我以为，对台湾近现代史的认识，从228事件出发，往前要理解日据时期台湾史，政治的、经济的、抗争的;往后要理解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我想，通过她，也许能够对渭水先生及其时代有更具体而生动的理解。

　　这样，就在一个秋冬之交的某个有阳光的午后，我依约来到蒋女士当时居住的老台北一栋老式洋楼的阴暗的二楼，就着桌前一盏晕黄的台灯进行访谈。谈了一会之后，我发现她竟然就是李先生要帮我引见的锺校长的遗孀，于是立刻把采访的主题从蒋渭水转移到她和锺校长共同走过的时代。当访谈进行到锺校长于1950年10月14日牺牲的情况时，也许是为了转移内心的悲痛吧!她站了起来，走到紧邻客厅的房间，然后拿了一本封面老旧泛黄的相本，按序展开，一边指着相本里头的老照片，一边向我解释那照片有哪些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拍的。我看着眼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再看看她那英挺、漂亮的少女时代与锺浩东等青春飞扬的俊秀青年们登山、郊游，以及同赴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一张张照片，当下具体地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历史的沧桑。最后，就在相本的封底里，夹着两页发黄的信纸。她说那是锺浩东写于10月2日深夜的遗书。经她允许，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并且注意到，整篇遗书的思绪基本上是流畅无碍的，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是考虑如何向她暗示即将面临的死亡命运而有几个字的涂改。通过这样的涂改，我在当下就可以理解，在军法处看守所押房里偷偷地写着遗书的锺浩东，内心深处正在起着多么激烈的波动啊!

　　俗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对我们而言，这向来只是一句很平常，因而也是很抽象的俗话而已!人们从来不会去质疑它的正确性。但是，也从来没有机会现实地去理解它实践的难度。当我在采访现场听到那些历史见证人谈到锺浩东「拒绝感训」的抉择时，我内心的确受到相当强烈的震撼！我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锺浩东可以不死却要去死呢?」「究竟是什么样的觉悟可以让一个正值青壮的生命勇敢地面对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呢?」

　　十二天后的10月14日清晨，锺浩东唱着他和蒋碧玉年轻恋爱时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从容地走向刑场。

　　就在「天高气清」的同一天，因为肺病而动了手术的锺理和却走出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的获得了生命」;他在当天日记的最后两行，先是感慨万千地写着：「这是我的新生!」然后，再用粗黑的笔迹写着：「和鸣死」。

　　1950年10月14日，一死一生的两兄弟，真正感人的历史与文学，就在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寻常日子里。

　　通过长期辛勤的调查采访与写作的劳动之后，在«人间»杂志发表的«幌马车之歌»赢得了更大的轰动与反响。

方法与禁忌

　　自从1987年初加入《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展开迄今仍在进行的、以228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事件为主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以来，我一直自觉地承担让被湮灭的历史重新出土的社会责任。二十几年来，为了寻访被湮灭的历史，我几乎走遍台湾的城镇与山村，甚至远赴大陆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

　　总的来说，写作这种带有政治禁忌的历史题材，首先要面对的困难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抓到一点，循线追查」是它仅有的方法。我想，当年特务侦讯所要得知的内容，不就是我在采访时提出的那些问题吗?而我在寻找采访线索的过程，不是也和特务当年循线抓人的情形一样吗?(第一次采访郭琇琮遗孀时她就怀疑我会不会是警总派来摸底的特务呢?)在工作方法上，白色恐怖的口述历史采写者和当年四处抓人的特务，在某种程度而言其实没有两样;不同的只是动机、身份和态度而已。也正因为这样，在向这些政治受难人或家属采访当年的受难经验时，实在很难不令他们又有回到恐怖年代的联想。因此，这就使得进行这样的采访工作会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我的经验告诉我，唯有抱着诚恳的态度面对受难者及其那段不堪回首的受难史，才能够弭除他们猜疑与恐惧的心理，说服对方接受采访;然后在采访的过程中积累下一个要进行采写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并且寻访可以进行采访的历史见证人;与此同时，以自己过去的写作成绩建立的信誉，通过对方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绍，以诚恳相待，富有耐性的态度与受访者维持长久而良性的互动，建立信任。然后，就是如何面对庞杂的史料与证言加以审美剪裁的写作了。

　　从世界史的宏观来看，台湾19 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在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的双战结构下产生的历史悲剧。据保守的估计，在长达五年（1949至1954）的恐怖期间，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不分族群、省籍与性别的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遇害，并有八千人以上的民众被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对这些50年代的政治受难者来说，由于这场恐怖的政治风暴所具有的「双战构造」的性质，因此，他们也就饱尝了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悲剧所带来的无比痛苦和悲哀。

　　在白色恐怖政策下，政治犯的逮捕与审判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再加上办案机关包括警察、宪兵、特务等不同机构;所以在「官方」的档案没有完全公开以前，当年恐怖政治的具体情况，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估计。

　　在那样的恐怖年代，统治者是通过各种具体生活中触目可见的反共口号、反共文学……等来制造「匪谍」是该杀的社会恐怖气氛的。这样，在统治当局刻意煽情的群众宣传下，整个社会也就在「宁使一家人哭，不可让一路人泣」的社会伦理下陷入慢性的恐共心态中;而当局针对政府反对者或被认为是潜在的反对者的语言的、心理的、肉体的、社会的层层的暴压措施，自然在大众生活中产生当局所企图的恐怖效果。

　　在整个陷于恐共心态的台湾社会中，没有比所谓「共匪家族」更为可怕的帽子了。一个家庭一旦被戴上这顶帽子，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被迫与正常社会彻底隔离。对被扣上「匪谍」帽子的受难者家属而言，最大的伤害莫过于他们所遭到的社会歧视与排斥及其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吧!我们不难想象：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一般所谓「匪谍」家属的处境是如何的艰难。

　　一般说来，一个刑期届满的政治受难者历经非常繁琐而苛酷的离监手续出狱后，他还必须遵守非常严格的居住地管理以及就业上的排除规定;最为难堪的是，他往往因为整体社会有形无形的排斥，不但不为邻居亲族接受，而且也会遭到家属的误解与怨恨。也因此，有一个实例是这样的：

　　一个刑满出狱的政治受难者终于从遥远的火烧岛辗转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期盼着在他被捕时犹在妻子怀抱中的孩子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温暖场面的出现。不料，当孩子放了学回到家里，乍见那端坐客厅的「陌生人」时，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爸爸回家了的惊喜;相反地，当母亲跟孩子说：「你爸爸回来了，还不快叫爸爸……」时，孩子却带着一种怨恨的语气，指着父亲骂道：「匪谍!……」因为这样，这名受难者与其孩子一直持续了几十年陌生、对立而无言的父子关系。

　　这个实例也许是一个特例，但也很能说明政治受难者及其家族在反共社会下精神受害的一般情况吧!

　　当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理解：对一个从小在反共社会成长的台湾青年来说，要去理解先行代无数热血青年所走的道路一定是相当困难的!而作为这样的爱国者的下一代，在当今台湾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要去了解，进而认同父兄当年所选择的历史道路，那就更加困难了。对这些遗族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历史的挑战，因此也就更让人不忍了。

　　也许是因为受到父兄的历史突然从被湮灭的时代重新复原的影响吧!也许是突然接触到向来陌生的父兄的思想的冲击吧!也许是因为那些旧史又重新勾起自己想起不幸的成长过程吧!在我的采访经验中，许多牺牲者的下一代往往在听我叙述其父兄的生命史与理想时，他们的感情难免都会波动得很厉害!显然，一旦知道自己的父兄竟然就是整个反共社会视之如蛇蝎猛兽的、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爱国者时，长期受到反共教育影响而在意识上也反共的这些牺牲者的下一代，势必也要面临一种艰苦的重新认识父兄的挑战。也许，他们原先已经在思想里头安顿好的父兄的历史面貌，现在都要因为父兄历史的重新出土而重新辨识。

　　在采访的经验中，我注意到，许多牺牲者的下一代总是一再强调：他那当时属于台湾知识阶层的父兄是社会的菁英，绝对不是什么「匪徒」!然而，当我向他们证实他们的父兄的确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参加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的事实时;他们通常的反应却是，他们的父兄怎么会这么笨呢?当我故意反问他们：「既然你一再强调而且深信你的父兄是社会的菁英，那么，你怎么可以说他们『笨』呢?」他们于是会改口说：「我相信，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也会反对共产党的!」

　　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认贼做父」通常是悲剧的主题。在那种情境下，我的主观感受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想，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对受害者及其遗族的最大伤害莫过于通过整体社会长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让牺牲者的下一代与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动地逼使已经牺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转向」，进而否定他们牺牲的意义并取消他们的历史吧!更为悲哀的是，有些牺牲者的下一代并不仅仅止于否定与取消而已!他们甚至在思想上走到他们父兄的对立面!这样，当年为了理想的坚持，宁可牺牲肉体的生命也不背弃自己的思想的受难者们的牺牲，岂不失去了他的意义了呢?我这样想。

　　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就不只是杀了多少具有理想主义信念的知识菁英与民众而已！它更把日据以来台湾进步思想的传统，不管是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运动的理念都彻底消灭了！也因此它把台湾社会的良知与正义都彻底消灭了！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也因此连一些受害者的下一代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妨碍台湾历史前进的「白色恐怖」的共犯结构。

　　1950年代白色恐怖带给受难者家族及全体民众的悲哀没有比这个更悲哀的了。

　　二战后的国际冷战与国家内战的双战结构，带给两岸人民的是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一个不懂得尊重历史悲剧的民族，最终还要受到历史老人的再度惩罚的!我想，历史的真相虽然不一定能完全还原，但是，基于历史不能任其失落的认识，我们就得要时时去拾回，并且通过写作，把被淹没的挖掘出来，把被扭曲颠倒的倒正过来，共同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带给人们的痛苦。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问我：「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你坚持下来，一直做下去?」

　　我想，就是为了找回失落的台湾理想主义的认知，让我就这样在「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寂寞路上，一路孤单地走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