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在别的地方，也在与人探讨，搬过来，以供参考。

 革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活不下去了，一种是理想的感召，中国人活不下去了么？中国人口将会在未来十多年内负增长，而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市场后，必然会使资本产生，得中国者，得世界的聚集效应；人类还有理想么？理想是需要组织的内核的，政府，宗教，企业，社团，分别代表者共同利益，共同精神，既得利益，既有精神，没有了组织的支撑，人类的理想根本就建立不起来，世界将进入比烂的时代，而最不烂的只能是资本的三大聚集地，也就是美国，中国，欧洲，中国不会坏到那里去的。

官僚资本，买办资本，野蛮资本，和沉默的大多数，是现在中国的四大成分，前三者是力量，但野蛮资本只有蜕变为民族资本，才能达到与前两者制衡的力量，中国要成为全球资本的中心，必须要有买办资本，而要维系中央集权和公有制，也必须要有官僚资本，那么三种资本的相互制衡，只要买办资本不涉及国计民生等根本利益，对沉默的大多数而言，三元制衡的经济结构，就是最好的结果。

美国最大的潜在危机，是非洲裔和拉丁裔占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欧洲最大的潜在危机，则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民主割据的力量越来越大，中国潜在的危机是什么呢？只能说以官僚为核心的寄生阶层的贪奢淫欲，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和潜在危机，感谢计划生育，这种祸害还不至于失控。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诸国因各种原因的通货膨胀，不得不把产业搬到中国，只要通胀的威胁仍然存在，中国发展的根基，就不会受到根本的损害。

现在，就怕中国自己犯错误，比如千万不能开放资本的自由兑换，但中国的贸易过于依赖美元，必须要逐渐地与美国脱媒，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成立自贸区就是必须的，而且中国成了所有大宗商品的进口国，有实力成为全球期货的交易中心，中国未来的金融将以期货为核心。

还有，土地的流转一定要慎重，绝不能把农民逼进城市，中国应该加大中小城镇的建设，限制发展超大型城市，将人口分散开来，这就必须要向地方放权，但放权的前提，是地方的权责必须均衡，有权而不负责，是会失控的。

现在来看，习李的政策方向都是对的，比上届强的多，关键要看执行。

革命，是趋势的根本改变，这个趋势的方向又在哪里，现在所谓的革命，多是治乱的周而复始，这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这只能算是统治阶层的革命，而非国家和民族的革命。

改良，主要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而中国的发展，主要是被发展，是被下层民众，和外来资本推动的，上层主要变成了寄生的官僚和买办，缺少主体性，这便是改良或改革，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

中国缺少主体，缺少主体引领的发展，是当今中国一切的乱源的根本，但中国作为整体却是一个巨大的载体，当中国经济的存量成为世界第一时，这种世界上最大的存量循环，将是中国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内在原动力。

近来，中国军工的全面突破性发展，便是改良的序幕，在比烂的时代，用不着对中国悲观，如果对人类感到悲观，还是可以理解的——人类不进行计划生育，真的不行了。

薄有三大错误，一是贪腐，这在无官不腐的时代，算不上什么；二是妻子杀人，下属叛变，这就决定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三是擅自竖旗，挑战中央，这才是他最大的错误。

审判薄，主要不是给百姓看的，而是给官僚看的，擅自竖旗，挑战中央，这就是下场，这实质是政治案件，只是披上了贪腐案的外衣。在中国，重要的不是民意，而是官意。

对于官意，江的时代，是放；胡的时代，是维持；现在进入习的时代，是要收，这要比放和维持困难的多，利用金融手段试探，向下方面派巡视组，搞群众路线，都是要收，但收并不是目的，收是为了新一阶段的放，也是李强调的要放权，要放权先要收权，设定责任的底线，但在现有的体制下，极为困难，会遭到官僚的抵制，挑战中央，便是现在中国最大的罪过，甚至严重于叛国。

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国家，在资源能源都需要大量进口的情况下，产业和人口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迁移是必然的趋势，香港和台湾的分裂势力，便是东部沿海和大城市的先兆，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军事割据已经过时了，现在兴起的是民主割据，香港和台湾便是活生生的例子，这种民意汹涌，只要上面的官僚振臂一呼，就能成事。但这种民意是要不得的，而又近乎不可能改变，只能控制官僚。

政治是不论动机，只讲结果的，薄的作为，有极大的危害性，一旦借助民意成事，必然是民主割据的结果，中国不能形成合力，一切都是妄谈。

现在，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支持中央，支持习，只有强有力的中央，中国才有希望。

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必然导致民主割据，最终还是要通过这种民主制，产生新的强人，才可能有所改变，中国最好走出一条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是极难的，基本上还是会走上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要经历一番折腾，但这一天还是晚一天到来较好。对于中国最好的民主制，就是中央直选，选举最高领导人，地方直选人大代表，不选领导人，代表分为三类，即中央代表，省代表，地方代表，中央势力直接进入地方，形成中央，省，地方三者的制衡，这样才能避免民主割据的产生，加强中央的权力。

完全的公有制是不行的，必然会被内部掏空，到时候还是人民买单，因此铁路的改革是正确的，就是要公开化，实行权责的平衡。经济上，国有，外资，民资三者的相互持股，相互制衡，这种经济结构最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衰落，都是从地方势力的崛起，中央权力的衰减开始的，现在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很容易就会被权富们转移为区域矛盾，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激化，是海外的各位很难感同身受的，这才是中国最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旦这种矛盾，通过民主途径合法化，中国的复兴，崛起，就不要再谈了。

只看到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却无视暗流汹涌的区域矛盾，要知道，老百姓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权富们基本是一个整体，一旦民众被依附在权富周围，而彼此争斗，权富成了操纵者，将会永远寄生下去。

不怕压迫，就怕欺骗，有压迫，终究会有反抗，但欺骗却能打着转地永远滚动下去。

阿Q最恨的是王胡和小D，却是敬畏赵老爷，和假洋鬼子的，况且阿Q也自认姓赵。


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本就是一个国家缺少研发，设计，管理的能力，主要依靠卖资源能源等原材料，或是卖苦力，来维系经济的循环。说穿了，就是社会上层的人不行，在国际竞争中，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上层，因此，那些指责国民素质差的人，其实是在贼喊捉贼，这种所谓的精英，多是寄生者。

只是一股脑的反寄生的精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种寄希望于毛时代的方法，对精英阶层，不吃敬酒就给罚酒，已经不可能了。

可以说，中国有最好的下层劳动者，因为对下层民众而言，勤俭就是最大的美德，而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勤俭的，另一方面，中国有世界最完全的工业体系，具备了上面两个条件，中国再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别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不能了。

中国具备了上述的两大基础，还缺少两大条件，一是精英阶层的官僚化，买办化，野蛮化，社会上层唯利益行事，缺少精神气节，另一方面则是缺少资源能源等原材料，和商品销售的市场。相对而言，市场比资源能源更重要，因为在世界民族独立，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可以依靠下层的勤俭，换取这些中国稀缺的东西，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却不是容易做到的。

德国和日本的精英阶层是最厉害的，但没有资源能源，和市场，还是不能完成经济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发动二战，主要就是掠夺资源能源，和抢占市场。二战后，德国日本，随着各个殖民地的独立，获得资源能源已经不是问题，但市场还是大问题，因此，德，日，还有韩国，通过出卖自己的国家主权，而换取市场，德国获得了欧洲的市场，日韩获得美国的市场。

看看中国华为进入美国的艰难，就会明白，所谓自由市场，其实质是要扣上政治的大帽子的。

可以说，不出卖一定的主权，是不能获得西方的市场的，德日韩是主要是出让的军事主权，中国主要是出让的经济主权，这便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决定因素。

市场，主要是以物为媒介的经济交换活动，没有物这个媒介，就不会有市场，可以说市场主要是经济的存量决定的，最简单的一个指标，就是汽车保有量，美国的汽车保有量是中国的两倍，基本与GDP总量相符。

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拥有最勤俭的劳动者，最完全的工业体系（当然这种完全，还不是健全）之后，再拥有最大的市场，最简单的衡量指标就是汽车保有量要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才真正进入崛起的时代，在这之前只能算是恢复。

中国现在大量的生产，都是对外出口，而且生产和出口的主体，要么是外企，要么是合资企业，缺少经济活动的主体。遏制官僚和买办，将野蛮资本，进化为民族资本，已经到时候了，但没有政治经济的根本变化，也就是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样的巨变，是难以有大的改观的。

中国的崛起，官僚和买办都不能担负这样的重担，只能靠民族资本，这将是比改革开放更艰巨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难以找到引领的主体，共产党已经蜕变为官僚党，让进化为民族资本党，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对于去官僚，去买办，更为迫切，但这必然导致国内失业增加，国际关系紧张，这也是很艰难的。

只有经济存量成为世界第一，从事加工贸易的很多人，可以转为存量的循环，也就是由第二产业，转为从事第三产业，就业压力大量减少了，军事实力增强了，才能顶住国内外的压力，逐渐地收回经济主权。

当然，中共不犯错也极为重要，一方面千万不能开放人民币的完全兑换，为了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设立自贸区是对的，但完全的开放，必然导致外来资本和国内寄生阶层的财富外逃，中国老百姓的用血汗换来的外汇，没有转换为稀缺的资源能源，就白白流失。另一方面，千万不能逼农民进城，那些紧盯着农民耕地和宅基地的裸官，裸商，裸学，是在谋划最后的盛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与之做最坚决的斗争。

中国寄生的上层，渐渐成了一群混蛋，但一群混蛋，总是胜过一片混乱。现在关键的是经济存量的积累，当存量的积累至少达到世界第一的时候，即使经过一番折腾，跌了几跤，有着厚厚的垫子，也不会伤筋动骨，也能爬起来。

维护现行的体制，不是为了维护那群混蛋，而是为了经济存量的积累，和军事力量的增加，以择机行事。

最勤俭的劳动者，最完全的工业体系，最大的市场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当中国具备这些条件时，虽然有一群混蛋的寄生阶层，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客观现实决定主体选择，中国跨过中产收入陷阱，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甚至三倍，是很可能的。

况且，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比烂的世界，在看到中国的乱象后，举头看看周围，别的国家更糟，其他发展中国国家就不用说了，即使发达国家，在维系经济存量，浪费了大量劳力，过度民主使得资本的力量受到限制，资本的全球化，劳工的本土化，使得民族资本变成了国际资本，已经部分与本国脱离，经济滞涨，债务增长，本质上是经济的失衡造成的，而中国的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债务相对而言还不多，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可以出卖。

环顾世界，只要中国的上层，不干大的蠢事，中国的未来，还是最为光明的。有本事，有号召力，就如毛泽东，折腾起来，也犯了很多错误；没有本事，没有号召力，更没有统治力，就千万不要折腾，谨小慎微地渐行渐进，就是百姓的最大福祉。

这便说道了薄熙来，倘若他只是安安分分地在地方做些实事，俺十分敬佩，但是想要大的折腾一番，还是一边凉快去吧！

现在的中国，特别要小心那些振臂一呼的人，不论动机如何，不论道德品质，必然是祸乱中国的祸首。

中国太大了，即使是天纵奇才，也难以引领中国崛起，中国需要的是亿万的劳苦大众在后面推，千万的真正精英在前面拉，没有捷径可走，而现在，首要的就是存量的积累，形成世界最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实现经济活动的自我循环，自我完善，这将是中国崛起的基石。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即国家崛起，而得市场者，才能真正崛起，德日韩，都是依靠民族主义，先巩固国内市场，然后通过用出让军事主权，换取欧洲和美国的市场，来实现崛起的。

中国不可能走那样道路，必须出让经济主权，在经济上诱敌深入，做大自己的市场，渗入外国的市场，与西方形成恐怖均衡。自己的市场做大后，然后关门打狗，要么归顺，要么驱逐，最终依靠自己市场，实现国家崛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人类历史上的国家崛起，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英美法的殖民模式，二是德日韩的民族主义，三就是中国载体性的兼容并蓄，厚积薄发。

对中国崛起，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缺乏信心，主要是用英美法，和德日韩的崛起模式，来看待中国。

市场，是最重要的，没有市场，就侵占市场，交换市场，创造市场，开拓市场的不同策略，就是不同的崛起，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式。

如果没有全球产业大转移的国际环境，中国崛起的确几乎不可能，但也许是天佑中华吧，中国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向前派。没有人认为自己的目标是为了退步，所谓“前方就是能动性和主动性最大的方向。”谁都可以说，所以说了也是白说。

至于台湾绿营，选举的需要政治立场已经很模糊了，只剩下所谓的“台独”理念，但是台独跟左右没关系。台湾最大的问题恰恰是只问“统独”不问“左右”，这是台湾民主最大的问题，也正好说明，民族立场和左右没有必然的特定联系。

回到问题的核心，你所希望的中国以何种方式发展，以何种状态存在？中国人又以何种方式存在？

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那里是前方呢？前方就是能动性和主动性最大的方向。

左右只是相对的，在不同的范畴，左与右就会发生逆转，就如台湾的绿营，主要是中下阶层，在台湾，他们应该是左派吧，但上升到中国层面，他们就是右派。那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论调，只有在都是一无所有，且面临最大恐惧的时候才适用，只要有了一点财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穷人之间，要比与富人的矛盾更加激烈。 

 台湾，香港的中下阶层，是台独，港独的主力，一方面极左，一方面又极右。

 共同利益，共同精神，既得利益，既有精神，是人类社会的四种构成，前两者属于左的范畴，后两者属于右的范畴，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都是左右的综合体，只是在不同的时空偏重不同，因此为了便于分辨，而打上相对的标签。如果一个人自称右派，逻辑上还能说的通，因为最后可以归结于个人，但如果一个人自称左派，那么就一定要问清楚，其共同的界限在哪里，是为了人类，还是本民族，还是本区域。因此，左派和左翼，也就是共同利益和共同精神，一直很虚的概念，随着范畴的改变，其含义也能发生逆转。

说毛泽东是左派，那是相对于中国层面而言的，毛言行的确主要基于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精神而产生的，但毛作为民族主义者，对于苏联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却是维护中国的既得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既有精神的，是典型的右。

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别人或许会给你打上某种标签，自己则完全没有必要束缚自己，只要遵循最大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去想，去说，去做，就可以了，这便是向前。

 系统绝对的能动性，相对的主动性，是衡量一个系统最根本的标准，而万事万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一部分。

 俺的言论莫名其妙？呵呵，这主要是基于俺独创的一套哲学而产生的，这套哲学便是系统唯我的唯能论，在俺看来，毛泽东则是这套哲学最好的代言人。

如果愿意探讨，十分欢迎！ 没有谁对谁错，只要有开放的心态就可以了。

hullo先生很多论调莫名其妙。毛泽东不是左派，中国没有左派，匪夷所思。文字游戏是没有意义的。

资本主要是右，社团是主要是左？屁股决定脑袋，资本是右也许没错，社团是左吗？那么“光头党”、“三K党”和“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是左还是右？就算社团主要是左，左难道不可以是一种思潮、一种社会制度？

      左右是个相对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国下院代表城市市民和新兴资产阶级针对世袭贵族和宗教僧侣代表要求更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因坐在左边被称为“左派”，那时候资本可不是右。一般意义，左派代表更彻底的自由、对现实的批判，极端的左派会走向“民粹”和“无政府主义”，这才是左的实质，所以根本与政治沾不上边的“极端环保主义”也会被贴上左的标签，如德国的绿党。左右根据思想内涵而不是状态划分。

毛泽东难道不是左派吗？是的，毛泽东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左派，就像上帝从来不说自己是基督徒一样。毛是公认的国际共运领袖，他不是左派，谁还是左派？

毋须讳言，毛泽东和孙大炮、花生米都是民族主义者。在与孙蒋相比，毛泽东在所谓民族主义上的成功直接受益于他的左派思想。与“革命之母”的华侨和江浙财阀相比，土地革命中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显然更有力量，更能担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可以说是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成就了他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立场。当然，民族解放本身也是人民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向前？没人说要退步啊？关键是什么叫前什么叫后？所谓一切为了向前，不过是一句废话。希望hullo先生能解答一下：你们所谓民族主义者（你要称爱国主义也一样，我都不感冒）希望这个国家强大，强大后目的是什么？这个国家13亿人的民生到底在你们眼里算什么？一个离心离德的国家怎么才能强大？

真心的左派会不知道自己妻儿巨量财富，海外别墅，...？

只是狡辩罢了。可嘆的是有人似乎把他当真。

按照西方的政治谱系，社团是主要是左，资本主要是右，知识界主要是左，宗教界主要是右。

 中国呢？社团很少，NGO多与西方相关，主要是右，资本当然是右，知识界主要是右，宗教，发展迅猛的地下教会和各种本土新生宗教，也是右的，左到底在那里？

 中国左派，就如传说中的龙，好像无处不在，但有没有具体的存在。毛代表左派？这个毛，究竟是真实存在的毛，还是想象中的毛，照现实的状况看，肯定是想象中的毛，这不就是龙嘛。

 更可怕的是，左派具体到个人，连龙都不是，只是好龙的叶公。

 俺经常被扣上左派的帽子，虽然自认为是绝对的毛粉，但俺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左派，毛好像也没有说过自己是左派吧。毛强调一往无前，正如军歌里唱的——向前，向前，向前，毛是领袖，领袖肯定是向前的，倘若只是向左，掉到沟里还是小事，就怕是在原地打圈圈。

 那为啥，毛崇拜者，和反对者，都将毛挂上了左派的标签呢？可能是，右派要向西方的主子投诚，拿毛做了投名状，而不愿向西方的投诚的人，为了团结起来，便找来了毛的名号，况且右的实力在中国太大了，用这个国家的创立者作招牌，也能增加些抗争的底气。

 在中国，左几乎是没有严密组织的，因此，只有左，而没有派。如果坚持独立，自主，自强的毛的精神路线，就是左，那么这个左就不是左，而是向前的精神。

 自认为，左派或右派，其实是一种自我孤立，中国需要的是向前，无论左右。

不赞同民间左派、民间右派的提法。原因有两点：

1、对普通群众来讲，虽然大多人在大多时间内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但是任何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它们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人。大多数被剥夺掉生产资料的旧地主，已不可能靠剥削生活，也算是劳动者，就算嫉恨政权也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所谓的知识分子右派如罗隆基之流，他们也不算是民间吧；蹲牛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右派，还可以正常从政府领取高于普通工好几倍的工资，哪算民间？周恩来身边秘书曾经出过回忆录，说是某位周很敬重的民主人士去见周因为没带证件被拒，竟然用拐杖直接敲打卫兵的头，共军传统工兵平等，惹得周大为光火。这种人满口民主人权，骨子里还是儒家士大夫士大夫万般皆下品的清高。

2、这种划法容易导致用官民冲突来解释本质上的阶级矛盾，被普世派利用成为解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借口。

也不能把所有当权派都当成斗争的目标。目前体制内左派（老左派）已经开始向毛泽东靠拢：

王震令临终遗言“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王光美谈文革“从现在来看，毛主席是对的”

清明王元给毛主席和薄一波送花篮；

刘源出席纪念毛主席逝世晚会。

新老左派有可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当然体制内左派带有很强投机性，毕竟他们是现有体制的受益人。老左派有维护体制的本能；薄一波和习仲勋的子女都是一个从政，其它从商等等，这个模式是在党内普遍存在的，成为邓时代体制官员的明规则。这一点上体制内左右派倒是取得共识。

就我个人政治观点，我不认为目前的中国体制是社会主义最好的制度形态。这种模式明显带有典型的俄式特色。连他的奠基者毛泽东也未必满意，不然干嘛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探索其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形态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有一样要保留，就是《宪法》，作为建国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革命前辈留给当代左派最好的政治法宝，一定要好好利用。任何有违该法精神的政党，都是非法的。体制内外的右右们想走资本主义先修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