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于美国政局的看法的视角很特别，能否详细谈谈？ 你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天下，哪里方便哪里谈。

我最近在写几篇文章，都是由于俗事没有机会写完。我正在思考完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独轮运”的事情，特别是法轮功，自从变成西方的打手后，造谣滋事非常猖獗，似乎十分可恨。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所谓“大人”们就没有过错？我看共产党内部的一些笨蛋的责任巨大，特别是江泽民，我已经多次提到了，他们对于法轮功的处理就是有非常大的毛病，把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无限扩大，也伤害了很多无辜，搞得自己非常被动，否则为什么法轮功的势力在海外中国人中间可以大肆招兵买马？神韵剧团就是一个例子，这么多专业的演员，难道不是共产党自己推到对方阵营里的？

江泽民手下的那些混球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所谓忠诚和政治立场，为了自己的仕途和江泽民的认可都拼命往死里整人，特别是法轮功，难道这里面没有问题？

你看看海外的法轮功，每次骂共产党一定有选择，总是把“仇恨”倾泄在特定的几个人身上，有江有薄有周，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江的马崽。

政治鬥爭傷及人權是不好的 我想起甘迺迪兄弟批評了那些暗中操控美國的資本家寡頭後就被殺了  直到如今美國的資本家寡頭藏在暗處操控一切 情況一直沒有改善 而現在中國一切桌面下的都被拿到檯面上來批詊  感覺中國的政治更透明 真是有趣

上接 管中窥豹邓小平（读基辛格博士的《On China》）

在读者看文章前，我要先提醒读者，我是对江泽民有负面看法的。我希望自己写的更加客观公正，也努力去思考，然而我的主观看法是个事实。

江泽民时代，是中国发展非常关键的时代，是中国真正进入国际社会趋势的大发展，我们说到江泽民，就必须要先谈当时的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对江泽民后来的政策影响是巨大的，何况邓小平是在1997年才去世，而此时的所谓江泽民时代（1990-2002）已经过了一半。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在世时，始终是江泽民政权后面的事实掌舵者，这个没有疑问。我对政治人物是没有兴趣的，比如所谓的政治局常委是谁谁谁，我看见这个就皱眉。但是提到江泽民时代，有必要讲，因为这个对了解江泽民的执政有启发的意义。我说过，政治没有什么高深的，中国共产党在深宫刀光剑影，似乎很精彩，但是最后端上来的菜是牛肉还是豆腐，老百姓能明白。

他们自以为了得，在厨房热气腾腾地干了半天，没有人知道他们放的是什么佐料，但是他们一出来，全中国人民都闻到了他们身上的酱油味儿。

江泽民上台是在89年后，原因大家都清楚，为什么选他，大家也基本知道。主要就是他治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他是李先念和陈云推荐，邓小平认可。89年是邓小平政策退缩的年份，也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年份。因为这年发生的事情，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教训。

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者，这个绝对没有疑义。我个人认为，邓小平还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尝试者，只是这个改革夭折了，或者说邓小平先生在政治改革的旅途转向了，因为中国这艘巨轮碰见了巨大的风浪，所以邓公不得已而做出的战略转移之妥协和决定。

基辛格在他的书里清楚写到：“我们在和中国人接触的同时，必须要发展和苏联人的关系，这样才符合我们美国的最大利益”。我希望大家仔细看清楚，中国、美国、苏联之间的博弈是战略级别的，是非常复杂的关系。

中国只有在美国、苏联之间的实力平衡条件下，才能取得最大的游离空间，这个平衡在90年代初被彻底打破，因为苏联开始解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是尝试过走完全倒向西方的道路，而且是由最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主导，然而最后走了回头路，被迫和中国建立了苟且的伙伴关系，这是国家利益决定的，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当时的西方过于自负，战略上犯了巨大的错误，没有能够稳定住俄罗斯人，实在过于贪心，实在太缺乏耐心。

我上面说，邓公是支持政治改革的，我有自己的证据。邓公不是一言堂，虽然功高权重，还是必须要和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老人商量。这个里面的细节我没有去了解，但是这种妥协和谈判是一定存在的。邓公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还因此取笑邓公，认为邓小平没有理论高度，这些人非常天真、非常自负、非常书呆子，所谓的理论必须被实践证明，而且中国的政治环境如此复杂，根本没有形成理论共识的空间，“摸着石头过河”看起来平淡无比，却是最正确、最可行的道路。

为什么我说邓小平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尝试者？因为胡耀邦和赵资阳都是邓小平所欣赏的人。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念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他们是邓推到前台的人，一旦邓放弃对他们的支持（不是反对，是放弃支持），他们就垮台。在中国这个政治氛围下，邓小平很多话是绝对不可以说的，他可以放手让赵资阳他们去做，但是出了问题一定要由赵资阳承担。邓小平的”一个坚持，四个基本点“，出发点是为了中国的稳定，是邓公实用主义的基石，是邓小平绝对不可能放弃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在这个基石上的实践，一旦中国过了河（崛起成功），后面的事情如何？邓小平有自知之明，他控制不住，也不打算控制。

举个例子，当时赵资阳在89前推出了“党政分开”，实质上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政府的具体运作里分离出来，是逐步实现宪政的尝试，是为中国政治建立长久稳定制度的探索，这个东西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推出来的。邓小平是赞成这样的尝试的，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中国的政局必须稳定。即使赵资阳后来下台，从他个人的回忆录里，也可以看明白，赵资阳对邓还是很尊敬的，虽然他满腹牢骚。（我个人也很喜欢赵，认为其未得时，有冤枉）其它还有各样的传闻，但是没有被公开证实，所以我不多说，因为不准确。

基辛格博士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就认识，后来江泽民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基辛格开始更多接触江先生。 从基辛格博士的书里可以看出，当时邓小平是迫切渴望建立江泽民的威望的。“您有没有见江泽民同志？一定要去见他，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这是邓小平见到基辛格博士后的话。

“邓小平先生让我转告您，我作为党的总书记，全权负责我们的谈话”：这是江泽民告诉基辛格博士的。当时89刚过，苏联开始解体，局势还没有太明朗，美国还没有敢和中国完全闹翻，布什总统派出了特使去见邓小平，言词恳切，希望中国理解美国采取的严厉制裁措施。其中的一个细节就是方励之先生，当时方先生在美国使馆避难。

邓小平亲自和美国特使谈判方励之的事情，因为美国想把方励之弄到美国，而邓非常果断，顺水推舟，提出了以此做交换，取消对中国制裁的一揽子计划。邓小平的这个动作非常干净漂亮，用非常小的代价（一个人）去换来整个国家的利益，是以小取大的经典。当时也的确达成了模糊的共识，因为当时的中国，对于美国、苏联的博弈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苏联败局已定。这个模糊的共识始终没有完全被美国真正兑现，比如武器禁运和核心科技的封锁等。

从这以后，邓小平在基辛格的书里就再也没有出现，可见至少在台面上，邓小平完全退出，而由江泽民主导外交。我此时想到邓公，很感动，邓公以他特有的中国四川人的精明，不计小节，不贪虚名，为中国之崛起做了盖世之功，我们要永远记住邓的丰功伟绩。89年是中国的悲剧，是超出邓公的控制的，后来有中肯的西方人评价这次悲剧，说过“谈判是需要有共识的，当时的学生代表们内部混乱，可以随时推翻已经达成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方面一筹莫展”。鄙人名微言小，拼拙力为邓公正名，恳请所有的中国人，客观看待89。

基辛格在书中，对江泽民的评价，是以一段中国官方的介绍开始，书是英文，我只能靠记忆来翻译 “江泽民同志祖籍...有都市历练...有学者风度...“

那么，我们这个有学者风度的领袖，是如何带领中国走出自从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国内外局势最复杂的阶段呢？下面是江泽民第一任政治局常委名单

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从上面的名单可以看出，江泽民取代了赵资阳，而胡启立被宋平、李瑞环取代。我们都知道，李瑞环是邓小平比较欣赏的。江泽民也是邓小平所大力扶持的，而乔石是很让江头疼的一个，李鹏被邓小平冷落，没有做上总书记。我个人的看法是，邓小平根本不欣赏李鹏，邓小平可以接受江泽民，但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李。从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江泽民的权力基础非常弱，必须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这未必是邓贪权的选择，因为当时只要邓活着，他就是最高的权威，最后的仲裁。

江泽民是邓小平妥协的产物，我并不是讲江泽民是为邓所不喜欢的，不是的，如果邓想让江泽民下台，邓是可以做到的，然而他最终没有，而且给江泽民了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知道，89后有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左转得很厉害，当时在中国的人都有体会。

邓小平容忍这样的左转3年不到，开始了他著名的92年南巡。有消息说当时的邓对江泽民、李鹏非常不满意，准备换掉他们，这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当时在国内的人都能够感觉到，都起了疑心。在中国这个对政治异常敏感的环境下，邓小平一定知道自己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的冲击，邓小平是有后手准备的，我相信这个看法。

然而江泽民是非常聪明的，转向非常快。基辛格博士对这一段的描述是把邓小平南巡的行程当成是邓江联盟的出击，这个可能性当然有，但是我仔细分析当时邓的语气，我有保留的看法。

我要指出，江泽民本身不是一个左派，江泽民和邓小平一样，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从他后来的三个代表理论的出台，可以验证。那么，为什么江泽民当时要左传呢? 因为江泽民高估了国内外局势的挑战，做的过头了 ，当然他本人也有倒向左派势力的嫌疑，当时的“伪左”实力大，然而江泽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的政策被邓小平反对，他完全可以倒向邓小平。江对时局反应过度： 我个人认为，这是江泽民执政的一大短板，也是邓小平不可能犯的错误，因为邓比江老道冷静太多。

未完待续 

最近非常忙，上篇写的很慌乱，有很多别字和常识错误，但是总体的意思是表达清楚了，所以我不做修改。

前面我们说江泽民执政初期（89-92年），中国社会左转的非常厉害，江泽民有绝对责任。为什么？因为邓小平和“伪左”之间是有争论的，没有闹翻但是显然邓小平是有不同看法的，否则他就不会在92年南巡，当然最后没有采取强制手段（再次换人），因为江泽民、李鹏转舵了。

江泽民当然晓得邓小平的看法，但是当时还闷头去做“伪左”的事情，这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对政权稳定有利。邓小平也希望稳定政权，这也是邓小平最不可以动摇的东西，然而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应对是完全不同的。

邓小平是主动出击，而且是看准时机，从不盲目。邓小平认为中国当时必须大力改革，去发展经济，否则就是等死，而且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很自信，也不认为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有胆量采取断然手段，至于对付和平演变，邓小平的对策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稳住阵脚，沉着应对”。

江泽民不这样认为，他被当时89的事情震惊，而且对当时国际上的封锁制裁很畏惧，采取了利用共产党革命传统（左）去稳定局势的政策。江泽民是被邓小平大力扶持的，却和“假左派”联合一起，因为他从内心是认可这样的战术的。

我们也知道，江泽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然他就不会推出三个代表理论。他当时的左转是对国内外局势的反应，这暴露了江泽民一个致命的弱点： 胆小而且不自信，请看阵势：江泽民龟缩唱红，邓小平鹰击长空。

邓小平的南巡意义我们不废话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89后，能够继续生存之两大关键因素之一，而且是起到临门一脚作用的，后面我会阐述。

89 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打击巨大，基辛格博士在他再次访问中国（89 刚过）有深刻的体会。中国共产党的官僚，过去给基辛格的印象都是很自信乐观的，比如周恩来，比如邓小平。然而基辛格博士这次与中国的外交人物见面，明显感觉到对方的压抑，他在自己的书力有清楚的描述。

江泽民当时虽然有邓小平等元老的大力扶持，外交绝对不是他能拍板的。因为基辛格博士在89后，主要还是想见邓小平，而且也通过邓小平达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协议，就是如何重新启动两国关系的模糊协议（借口是妥善安排方励之先生）。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也给了话，大意就是“中国共产党是认真的，是不会妥协的，是几十年真枪实弹打出来的，是不怕死的”。这个话的意思基辛格当然明白，就是告诫美国不要觉得苏联快败了（东欧巨变）而且中国内部出了大事（89），就存有苟且之心。这样的警告有必要，我个人认为没有这样的警告美国也不会乱动，毕竟中国的块头太大。当然，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况有点象“困兽”，咆哮几声很正确。

基辛格在89后，见了江泽民、李鹏、邓小平、李瑞环、钱其琛。 其他人他好像没有提。当时江泽民和基辛格谈话，主要是阐述中国、美国的关系，论点就是中国美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是必要的忽悠，因为台湾就是根本利益冲突），应该努力搞好关系。 这样的论调是正确的，当时中国还非常落后，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如日中天的美国为敌是愚蠢的。而且无论江泽民、邓小平还是钱其琛，都强调说中国是不可能再让步了。（邓小平已经让了珍贵的方励之先生），其中江泽民、李瑞环和钱其琛主要唱红脸，邓小平是黑脸红脸都唱，而李鹏只唱黑脸（选择非常合适）。

提到钱其琛，我要补充一句，在基辛格看来钱其琛是他所经历的最能干的一个外交部长，基辛格对钱其琛是很佩服的。原文是“The most skillful foreign minister I have ever met " ，钱其琛是江泽民非常得力的助手，我们要知道，这个助手并不是江泽民挑选的。

当时的美国是如日中天，苏联溃败，东欧剧变，中国龟缩。 那时候（89-92）的世界非常热闹，美国忙的很。美国同志满面红光，苏联同志脸色煞白，中国同志脸色乌黑，而萨达姆同志脸色血红，被美国海湾战争大大修理， 中国根本没有太多机会和美国套上话，这样一直忙乎到Bill Clinton 上台（1993），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但没有重启动，还碰上了波折。

基辛格博士对江泽民的看法很有意思，也很典型。我先谈谈有意思的地方，再谈典型的地方。

“江泽民是我交往过的中国领导人中 ，最没有中央王国特色的“。 我感觉基辛格是作为一个”中性“描述来做的，因为不如此，”有中央王国特色的“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就一定是负面描述的，我们知道基辛格博士不是这样看。我个人认为，基辛格觉得江泽民很好交往，比较容易沟通。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都是一本正经，可能很难让对方接近？而江泽民不同。另外，基辛格博士也谈到了江泽民的另外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和江泽民的对谈，往往是和一个团队的对谈。比如，邓小平会见基辛格，往往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其他列席的人都只有记笔记的份儿。而江泽民会让所有在会谈中的人参与，往往都是江泽民开一个话头，后面内容由其他人（比如钱其琛）来补充，江泽民在里面是扮演一个团长的角色。

江泽民的典型外交特色，我们大家都了解，基辛格也说了。比如江泽民喜欢在外交场合穿插中国古典诗词、英文、俄语包括罗马尼亚语，而且喜欢唱歌、弹琴，通常都是即兴（突然）发生，外国朋友也都是乐呵呵地欣赏。基辛格特别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尼克松来会谈，江泽民一见尼克松就站起来，背诵了一段什么Gettsburg Address  是林肯总统的一段谈话。这个当然是江泽民调剂气氛的一个前奏，很好。我个人不评论。

还有一个细节我过去不了解，基辛格博士也专门说了，就是江泽民喜欢触摸听众，当然不是乱摸，比如谈话中轻抚对方的手，可能很友好地拍拍背或肩膀 （我猜测），这也是江泽民调节气氛的一种方式，我看也不错。

有一些不喜欢江泽民的人，称江泽民为江戏子，我不赞同，虽然我也不太理解江泽民这样的举动，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色，就象江泽民先生多次对美国朋友说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丰富多彩的世界，应该允许各种制度并存”，这样很正常。

但是我看过江泽民和Mike Wallace 的“谈笑风生”，很不欣赏江泽民的表现。对方只是一个记者，而江泽民可是堂堂中华领袖，可是江泽民似乎非常不自信，这印证了我的怀疑。特别是江泽民先生对这次采访自我感觉很好，在一次和香港记者的友好谈话中特意批评对方“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在那次谈话中，江泽民以一种非常荣幸、炫耀的口吻提到Mike Wallace, 我个人对这个非常反感，而且推断江泽民身边一定围满了阿谀奉承之徒，否则江泽民怎么会自我判断大失水准？

当然在89-94年，当时中国的外交似乎是很多人掌控，比如基辛格去中国，除了邓小平、江泽民，还见了李鹏、钱其琛、 李瑞环等等，而且很快又多了个朱镕基。江泽民对中国外交的全面掌控，应该是95或96年后的事情了。

我前面讲，中国共产党在89后，有2个关键的事情做好了，是中国共产党继续生存的关键，哪2个事情呢？

首先是国内局势得到了稳定，这个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就是如此，中国当时还是很孤立的，面对西方的封锁和制裁。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没有闹翻，这个也非常关键，否则中国一定被再次孤立，国家如何发展？可是这第二个关键因素的成功是有前提的，我认为有四个大前提。

（1）中国自己的局势稳定 （2） 中国和欧洲、日本已经建立了活跃的经济往来，特别是日本从中国赚了大钱，美国要出大价钱才能切断这样的联系，美国非常犹豫。（3）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伙伴关系（我称为苟且关系），大大改善了彼此的战略处境。

上面这2个因素都很重要，中国已经作好了（1）和 （2），而且在1992年也基本奠定 了（3）的雏形。这一切成绩是当时整个中国领导集体，特别是邓小平的功劳。那么第四个前提是什么？第四个关键前提就是邓小平的南巡所促成的中国经济巨大飞跃。

我们知道，当时美国刚刚战胜苏联，需要时间消化，否则没有力量腾出去对付其它的力量（特别是中国），这个所谓的战略窗口是非常短的。中国1989年的GDP 16992亿美元，而1992年是26924美元，进展不快：7%。而1992年后，马上提升到12.8%（93年）， 到1996年底，中国的 GDP 是 71176美元。 大家可以看到，1992年后几年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对提升中国国力的作用巨大，我们也知道，1996那一年中国台湾的情势很紧张，我们可以把它看89后外部势力（西方+台独)围堵中国的一个高潮。我们也知道，当时中国对付这个挑战非常吃力被动，想想看，如果1992年没有提升经济发展，中国的处境又如何呢？不仅仅是中国在经济上得到了大提升，而且中国、美国的经济联系也大大提升，这个也很很关键，因为美国因为经济利益也投鼠忌器。

很多人说，江泽民外交上的一大成功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国、美国的互信。问题：上面的2个关键因素，还有这2个因素的4大前提，离开邓小平的推动，能成功吗？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提升中国国力，加强中国、美国经济往来的临门一脚，没有邓小平行吗？把89后中美关系改善这个功劳完全放在江泽民头上，合适吗？如果中国继续左转，中国会如何？您自己去猜猜？（朝鲜）

后来中国也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也对促进中国的经济非常关键，江泽民、朱镕基绝对功不可没。我个人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江泽民的最大亮点，然而朱镕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况且没有邓小平奠定的基础，不可能有这个迟到的成功。

我们也可以从江泽民后来所欣赏的人回推，江泽民是未必喜欢朱镕基、钱其琛这样的人。江泽民欣赏的人：黄菊、周永康、贾庆林、李长春、曾庆红，特别是前面3个，都是非常善于溜须拍马、名声非常臭的人。可见江泽民是非常容易被蒙蔽的，这个是一定的，否则如何解释为何江泽民喜欢的人都是如此？这也是江泽民的一大短板：自负，而且江泽民的还有另外一个短板：虚荣，我们从他和香港记者的对话: “我和华莱士谈笑风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是个中国初中生一看就明白。

我们现在一共发现了江泽民3大缺点：不自信、自负、虚荣。其实如果您对人的心理有研究，就会发现这三个问题是由于同一个毛病所产生的。不自信的人，如果不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一定会自负，必定虚荣。这样的人在高位，周围一定是围着一群溜须拍马之徒，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不自信，碰见问题，很容易做出过度的反应，而且这样的人，因为不自信，非常没有安全感，我们后面一节会谈到。

问题：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在背后盯着（至少一直到94年），江泽民会挑选什么样的人做外交？中国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没有准确的答案，然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认为中国一定会经历更多的磨难和挫折。

下节我将谈谈真正江泽民时代（95年后）的一些事情，希望是最后的关于江泽民时代的文章，希望能有时间尽快发表 

未完待续

江泽民时代，中国综合国力进步非常大，江泽民最为最高的领导，当然有很大的功劳。然而我还是对江泽民做出了负面的评价，为什么？ 我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也不忌惮去批评一个所谓的核心，江泽民小时候没有抢过我的糖，也没有不给我弹弓玩，我对江泽民的评价完全是自己通过客观、公开资料观察后做出的结论。

把中国带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是邓小平，而且89后再次把中国加速带入改革开放道路的也是邓小平，这个是事实。江泽民所做的是在邓小平奠定的、不可逆转之趋势的基础上的继续提升。没有邓小平（包括江泽民前期的所有领导人）打下的根基，江泽民根本没有办法去做。

而且我有理由相信，江泽民所做的事情，换了别人（比如朱熔基）一定会做的更好。

首先，重新启动中美关系，绝对不是江泽民的功劳，当然江泽民在中间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 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平发展），和美国的战略应对（继续交往）。基辛格博士在写Bill Clinton 上台后的中国、美国关系的时候，有一些描述，可以证明。

我们知道，Clinton（任期1993-2001） 在第一个任期，对中国交往有很多波折，最根本的原因当然不是89的事情。基辛格博士在描述1992年中国、美国的胶着关系时，清楚写到：”如果苏联还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敢搁置中国关系如此长的时间（89-92年）“。我特意提出来，让大家看清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千万不要天真。Clinton 当时压制中国的一个理由就是人权，而且使用的一个重要筹码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Clinton 最后被迫放弃了这样的策略，原因是中国根本不为所动，这样的压制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美国企业的业务在中国很赚钱，有钱赚为什么要做二百五而放弃这个机会，而让别人（日本、欧洲）去从中国赚钱？基辛格博士在书里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当时美国方面派出了一个特使（好像是国务卿）去中国施加压力，是李鹏接待的，当时的会见气氛非常差，原文是“The most brutal"。李鹏的意思也就是当时中国领导层的意思：“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和美国人无关 (Not American's business"。美国碰了一鼻子的灰，最后Clinton 宣布把人权和经最惠国的事情脱钩。

美国人（好像是Albright)说：“中国是一个有着相当份量，非常非常骄傲的国家”。原文好像是：“China is in her own category, and very very proud". 意思就是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低头的，美国没有机会象对付伊拉克一样去打压中国。

我详细说这个，就是要阐述我的观点：当时美国在强硬试探后，被迫转向了，不是任何人的功劳，是国家利益决定如此，是中国的强大国力遏制了美国的企图。中国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在这个期间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任何人的功劳，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放开后，发挥了全体中国人的聪明勤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硬要说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只有邓小平配，绝对不是江泽民，也绝对不是李鹏，也绝对不是朱溶基。

当然，江泽民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是有功劳的，他在经济上没有走回头路，顺应了趋势而且也有所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江泽民是合格的总书记。然而江泽民个人，没有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也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我们上节说过，江泽民的缺点：“不自信、自负、虚荣”，而且我们都有事实做根据，绝对不是乱讲。这样的缺点每个人都有，然而在江泽民身上格外突出，特别作为国家的领袖，还因此给国家带来了麻烦。

一 对于法轮功的过度反应

法轮功是李洪志这个人敛财的工具，本身就是一个骗人的“宗教”。世界上这样的“宗教”很多，我们应该反对。但是骗子是李洪志，再加上少数的为首的一些人，如果这些人不知好歹，闹出了动静，抓几个为首的，哪怕枪毙几个也可以（枪毙没有必要）。可是最后竟然变成了全国性的压制运动，全国各个地方都建立了什么办公室，养了无数的人，烧了天文数字的钱，有这个必要吗？

授人以柄倒是小事，反正西方有的是机会去“批评”中国。法轮功被外部势力利用也是小事，西方随时可以找到马仔。关键是这个事情弄得这么大，想想看，在全国所有的县市都成立了办公室，专们养了一大群人去处理法轮功，这些人为了自己的饭碗，一定挖空心思弄出大动静！几千万的法轮功学员，多数都是穷苦的老百姓，这样去整能不招民怨、丢民心？这不是愚蠢？这就是江泽民的“不自信、自负”造成的恶果。在处理之前，考虑后果了吗？这个事情是江泽民一手推动的，绝对没有疑问，江泽民真愚蠢也。

二 对于台湾局势的误判和错误应对：

江泽民有两个失误。一是对李登辉倭的认识不够深刻，江泽民的情报方面出了问题，江泽民的判断有误。江泽民过早向李倭提出了最优惠的统一条件，仅仅要名义上的统一，连自己的国号、国旗、国歌都可以改，这样的策略提的太早，打光了后人所有的牌，而且打给了最不应该的人 ： 李登辉。 这样的优惠条件对李倭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将来即使李倭下台，这样的谈判条件已经成了废牌，非常可惜！胡锦涛也绝对没有更好的政治牌可出了，江泽民失尽了中国大陆的政治先手。 二是对台湾的民意认识有出入，太倚重大陆方面的军事实力。当时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台湾人觉得开放选自己的总统是非常开心、进步的事情，是走入先进国家的门票，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大规模军演授人以柄，而且适得其反，结果正是如此。

江泽民对于李登辉的误判也就算了，可以推托为情报失误。江泽民的对台军演，是非常愚蠢的策略。这样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只有在两种条件下可行：（１）处于守势，自己比对方弱小很多，军演以示决心，让敌方知难而退。　（２）处于攻势，自己比对方强大很多，军演示强，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两个条件当时我们都没有。　我们不用考虑（１），因为中国大陆不用担心台湾来犯，那么我们看看（２）。从台面上看，中国大陆是比台湾强大很多，然而有个大问题，就是在台湾那一块，中国大陆并没有绝对军事优势，中国的海空军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劣势，再加上一个虎视的美国，中国方面真正威慑的力量就是导弹，所以那几次军演也是大大发挥了导弹的威力，这是正确的策略，但是使用军演威慑有一大原则，就是不要多，必须要少而狠，否则就被人看破手脚，证明你还是不敢打。江泽民就犯了这个错误，１９９５年多次演习，没有用。１９９６年又多次演习，还是没有用，而且美国派出２个航空母舰，更加助长了台独的嚣张。

这样愚蠢的军演，是自取其辱，而且让台湾人离心离德。　中国绝对可以找到其它更好的方法，而且我认为，１－２次军演展示决心就足足够了，大国发威，必须少而狠，否则就要打太极，就装没看见，耐心等待时机，一定会有更好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果断强取离岛，或用刺客斩首李倭都是更好的办法。如果这两个都不可行，就狠狠军演１－２次，然后枕戈待旦，从长计议。美国绝对不会允许台湾做宣布法理独立的蠢事的。看不破这一点，就是愚蠢。

这也是江泽民的“不自信、自负”造成的恶果。在运作之前，考虑后果了吗，有后手准备吗？

在江泽民离任前，就台湾问题和基辛格有一次谈话，基辛格专门写了下来。江泽民的意思是：”中国、美国友好符合彼此的利益，但是台湾问题要慎重，如果１３亿中国人民的怒火....我不得不...“。基辛格把这个当作挑衅：”如果这样的悲剧发生，虽然我个人向往中国、美国的友好，我们也只好..."。　江泽民这样的说法是非常笨蛋的，想想看：战争或和平是领导人根据局势所决定的，何必非要扯上１３亿国人？　扯上１３亿的人，就是因为这１个人（江泽民）没有自己的主见和胆识，这就让基辛格（美国人）看破了手脚，反将了一军。　另外一段江泽民的话：“...东方和西方应该彼此包容各自不同的制度，也许这是我个人天真的想法...”. 龙的传人说：“Yes,　江泽民同志，你真的太天真。中国和西方的矛盾或包容，不取决于中国的制度，只取决于利益“。

三 轻信阿谀奉承之徒，仓促访问日本

江泽民在１９９８年出访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举动。　当时一个所谓国事访问，变成了江泽民和日本人之间的唇枪舌剑，看起来很威风解恨，却证明了江泽民的愚蠢。想想看，国家元首访问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友好的象征，如果连这个表面文章都做不好，那就根本不应该去。

当时中国、日本之间较真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中国方面非要得到一个正式的什么东西，有必要吗？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奸诈、不思悔改的国家，而且绝对不可能因为江泽民访问就改变，难道不是？如果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这么一个纸面上的所谓声明，那么在访问前就应该谈好，否则就别去。　江泽民如果不知道日本的态度，就是江泽民的愚蠢，如果知道日本的态度还非要去，专门在日本国会唇枪舌剑，也根本没有必要，如果江泽民想代表中国人民表述中国人的愤怒，就在中国国内由民间去做好了，一定做的更漂亮、更有气魄。

国家元首出访，一定要有个外交气氛，否则就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江泽民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可见江泽民周围的外交团队一定是布满了溜须拍马之徒，即使有敢说真话的人，恐怕江泽民也根本不听。

这对比胡锦涛２００８年访日，非常清楚。胡锦涛在小泉纯一郎做首相的时候，根本彼此都不见面，因为气氛不对。一直到福田上台，整个氛围扭转后才去的。元首外交就这么点事，不用多大的心思，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大忽悠的过程。

四 贪权恋栈，架空胡锦涛 

江泽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自己任期到的时候，没有给胡锦涛创造一个施展的条件。中国自从邓小平后，已经没有强人，而中国的政治局本身就是一种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个常委的通力配合非常关键，否则政令就无法畅通。江泽民为了自己能够继续施加影响，留任了军委主席，而且把自己的５个亲信硬放进政治局常委会，下面就是１６大后的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2007年6月死），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这里面一共有５个江泽民的亲信，胡锦涛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如何施政？

邓小平过去虽然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还是会放手让总书记做事情的。赵紫阳、胡耀邦都是最后出了“乱子”才被换下来的，这是我们都看得到的。而且邓小平也知道江泽民没有根基，所以特意发明了一个“核心”的名词，就是为了加强江泽民的权威，也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个先例，江泽民为什么不萧规曹随？　想想看：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制度，本身就给总书记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内部制衡得厉害。如果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就应该放手让胡锦涛去组织一个自己可以合作的团队，因为，即使是胡锦涛挑选的人，也绝对不会只做绣花枕头，毕竟是集体领导，这样的制衡力量是一定存在的，也是健康的。

而现在江泽民在里面放的自己人占绝对多数，这样的制衡有什么目的呢？　除了让这个国家的政令不畅通，让江泽民个人的意志得到发挥，还有什么正面的作用？这样的状况一直到１７大后，还是没有彻底改善，９人的常委会里面还是有４个江泽民心腹。胡锦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走了１０年，中国这个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什么？过去１０年是中国非常好的战略机遇期，可是因为自己内部的扭曲的权力制衡，中国根本没有大刀阔斧地做些事情，江泽民不是误国误民？

这些问题还只是我们百姓可以公开看到的，那么我们看不到的事情多少呢？我希望中国的政治家能够吸取江泽民的教训，不要再做这样愚蠢、自私的事情。

未完待续　（下节谈胡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