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角度的看法去思考
当年没有不向国外学习的问题，而是问题在于向谁学，向哪个模式学。
晚清新政，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废科举，新学堂遍地开花，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进行，代议制早晚也会来。
革命最大的隐患之一，就是带来社会动荡和动乱，严重下去就会导致外国的干预（当年日本就想这么干，天皇1911年是批准干涉辛亥革命的），这一点，也是当年为什么日本对革命党人援助最卖力的原因之一，也是当年革命党和立宪党辩论的主题之一。按照老袁和朱尔典的看法，中国人并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因此立宪最合适，可是清政府原罪就在那里摆着（刚刚犯错再加上排满宣传），宣传的结果，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大大降低，且革命党也不让步立宪，结果就是革命革命革命。
革命后，中国从一个君主体制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但现实是，体制很美好，但以当时中国的国情，要落到实处确实非常难，国人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而新秩序的产生，需要现存秩序的稳定，老袁这个政治强人一死，秩序就没了，没了秩序，那就是乱局了，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门。而上层又信奉进化论历史观，已经进入最先进的共和制度，难道还开历史倒车，回到君主立宪？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法原封不动的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就是等于承认自己劣质。
于是，只能归咎变革不彻底，再次的革命，不断的革命也就顺理成章，难以抵御，革命带来的问题，还要继续在革命中去解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带来的是持久的制度困扰和中国人对变革的焦虑。
PS:
杨度在老袁的葬礼后对记者说：勿以成败论英雄，我之所以赞成立宪反对共和，是因为考虑到在现今中国的条件之下实行欧美的共和办法会导致政令不一，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今日民主共和似以取得成功胜利，切请诸位拭目以待，看日后会不会出现我所预言的局面”。
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实用官僚袁世凯和理想主义的孙中山之间最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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