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学问大   今天的内地与往日的台湾

台湾以前有一种严重的病态是“官大学问大”，平头百姓遇到官爷们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糟，官爷们永远有理。“官官相护”是悠久的传统，“民不与官斗”是隽永的无奈。

有意思的是上海铁路局宣传部副部长大人的“（大意）质疑高铁就是有损国家利益”。官大学问大啊！“国家利益”这种大帽子都祭出来了，让人想起“反革命”、“反国家”这些词儿。但是，高铁并不等同于国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官儿们就更次了。问题是有些官员头脑发热，一方面认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圈子办事是十全十美，一听见批评，即使是建设性的批评，官爷们立即大怒：朕即国家，质疑朕，就是有损国家利益。

高铁对於中国的战略意义重要到了无法更加强调的地步。西方洋洋自得的海权，说不定都会因为中国成功的高铁而失去部分的意义。但是，高铁必须足够好，而且在它还没有足够好之前，人民是可以批评它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不只是口号而已。所谓“建设性的批评”，这也是台湾以前常用的托词，不宜滥用。一般人民缺乏技术专业，有些批评只是宣泄自己感觉不舒适、不愉快的事。这些是原始数据，必须从这里面提炼出技术问题，然后解决技术问题。要是普通人民都能对於技术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要这些官爷们、专家们、学者们干啥？至于一些过度的攻讦当然是不对的。

那些引用日本新干线初期也出了很多问题的说法也是可疑的辩解。咱们不是有后发优势吗？为什么一定要重复出问题的阶段？

所谓“磨合期”的概念也该有个适用范围。南京南站那种漏雨的问题是很基本的经典的土木建设问题。

官大学问大加上教育和学术体系过度行政化。这就是内地几十年不出钱学森那一辈大科学家的最根本原因。如果只是设备和外国学习与工作经验这般简单，钱老就不会提出那个有名的问题：为什么我国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内地现在更离奇的是一些出了名、发了财的艺人也能装模做样，皱起八字眉、故作深邃睿智的眼神，说些不知哪里抓来的貌似很有学问的话，在荧幕上扮文化神。这还不算，文化口味或者品位这些事情本来就有很大的相对性、偏好性，不似咱们这些搞理工的，绝大多数情况能够以客观数字说话。事实上，文化上唯一的真理恐怕就是“曲高和寡”。所以，有批评是自然的。咱们这个八字眉故作深邃的仁兄居然口出秽言回应批评，实在是个文化奇观。但是，并不令老朽意外——他那神情、气质，老朽早就认定他会这样回应批评。毕竟，一个艺人罢了，不深究他的发言。

总之，有权的，有钱的，都自命高人一等。这是中国要跻身现代化国家必须克服的顽疾。

台湾虽然度过了官大学问大的岁月，而且经济发展曾经领先大陆。但是现在绿营的脑残为祸超过官大学问大，这是台湾的经济现在必须靠大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