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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敢實話實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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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izuguo*😻愛吃的民族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6444032.shtml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上午出席國防大學抗日戰史學術研討會，郝柏村建議，兩岸可在抗日重要戰場，共聚一堂，舉行歷史研討會，展現兩岸和平發展的誠意，時候應該是到了，兩岸軍事交流，就從這裡開始。

馬英九總統上午也出席這場研討會，與退役將領許歷農、陳興國等握手致意。馬總統表示，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100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年，對岸訂的原則與方針中，有一個原則叫實話實說，他呼籲共產黨：這個時候是實話實說的時候了！中共應坦誠面對歷史，不論國共兩黨在過去多麼大的歷史恩怨，仍應呈現歷史真相。

郝柏村表示，抗戰初期中共也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聲稱要抗戰，結果中共抗戰了嗎？平型關、百團大戰是中共聲稱最重要的抗日貢獻，如此而已，整整個抗戰來說，不過百分之一。

郝柏村說，中共政權建政，說抗戰是毛澤東領導的，根本撒天下之謊言，抗戰不是為哪一黨派，而是為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與文化傳承而戰，任何掩蓋、扭曲以及淡化歷史的真相，對抗戰犧牲的在天英靈是不公道、不道德的。

郝柏村建議兩岸共辦歷史研討會

他呼籲，大陸年輕一代領導人，應以客觀態度，面對歷史真相，兩岸可在各重要戰場，舉行歷史研討會，展現兩岸和平發展的誠意，時候應該是到了！他個人作為曾是抗戰的年輕軍官，深望有生之年，能與台灣、大陸、日本等國內外戰史學者，共聚一堂，還原歷史真相。兩岸軍事交流，就從這裡開始。

很好既然國民黨要共產黨實話實說,既然國民黨要當妓女於先
那共產黨就無須憐香惜玉於後,從白修德的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
或芭芭拉塔克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Sti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或是易勞逸的毀滅的種子(The seeds of destruction)都證明了國民黨在抗日戰爭的無能
與蔣介石重慶政權的腐敗,不容青史盡成灰小弟就不自量力一回替共產黨實話實說吧
以下文章選自易勞逸所著的毀滅的種子中文版http://read.dangdang.com/book_1984?ref=read-3-C
早在1939年11月，一个官方的军事杂志就抱怨缺乏装备、伤亡人员补充不足和士气低落。它指出：“以这样的一支军队，我们怎么能战胜敌人？”《兵役制度之三平原则》，第34页。蒋介石也注意到了他的部队在战争前期的衰退。1939年末，他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冬季攻势，意图阻止日本对长江的利用。结果完全失败了。检讨这一失败的原因，蒋在1940年2月指出，自从1937年以来，一般士兵的士气已经急剧下降，“高级指挥官的精神和工作……甚至比过去的两年更缺少积极性和热情”。他批评军官们忽视部队训练和参谋计划，未能搜集有关日本人的情报以及害怕与敌人作战。然而，最使蒋伤脑筋的是那已经浸染了高级军官的精神上的疾病。他说，他们只关心保存他们个人的生命和地位。结果，他们作战迟疑，没有决心，不能与其他部队合作，玩忽职守，而热衷于赌博、嫖女人和走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25卷，第254、272—280、291、330—32页。（日本人的情报证实了蒋的消极估计，他们在1941年报告说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已经下降20%—30%）。齐锡生，第63页。因此，在1939—1940年的冬季攻势后，蒋介石至少是暂时地回复到纯粹防御的姿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一书（第91—92页）指出，1939—1940年的冬季攻势的惨败已经使蒋介石彻底相信国民党军队无力发动攻势作战。然而，在那次攻势后对他的军官们的谈话中，蒋还不断地声称目前的防御态势是暂时的，他们不久将要采取攻势。见《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5卷，第319、323、325页。蒋的真实意图是难以分辨的——至少在目前可以得到的资料基础上是如此。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他彻底地放弃了任何对日进行持续的攻势作战的念头。

从珍珠港事件始至1944年的一号攻势，在这场战争的第三阶段中，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急剧衰落。中国的战争陷入僵持，总的来说敌对行动的程度是有限的。在1942年夏季，在杜立特将军（James H.Doolittle）著名的东京轰炸后，日本以10万兵力打入浙江和江西，以摧毁那些可能在将来用于空袭日本本岛的空军基地。他们还周期性地对国民党战线发起攻击，主要不是为了占领新领土，而是劫掠农村，抢夺或破坏新的收成，或在实际战斗中训练新兵。中国军队偶尔也顽强地战斗，如他们在湖南北部的常德防卫战就是这样，在那里牺牲了三个师级指挥官，第57师遭受了90%的伤亡。许朗轩和张明凯编，第2卷第694页；高斯致国务院：《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对对湖北西部湖区局势的观察》，美国国务院文件，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第1页；爱泼斯坦，第311页。

然而，在战争的第三阶段中，像这样勇猛作战的例子是不多的。而且，战斗通常是小规模的，并限于局部的或战术的目标。湖北的局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举例来说，在1942年4月至10月的这一时期中，湖北省政府报告了对日本人的两场“相当大的战斗”。其中之一是，1000名日军占领了广济县城，一个月后，中国军队收复该城，打死日军20多人，缴获10来条枪。另一次战斗是在7月份，约700名日军进攻郝穴镇，在反攻中，中国方面丧失了1个整连，有100多人。《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1页。

这就与国民党的反共作战形成了对比。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攻击了一支渗透到该省的共产党军队，打死及俘获了1000多名“匪徒”，缴获了数百件武器。在湖北中部，他们还与共产党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交战，该师拥有10000余人。总的说来，湖北省从1942年初至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报告给人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即国民党的对日作战在本质上来说是防御性的和反应性的，而他们对共产党的作战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投入了更为众多的部队，产生了更为重大的伤亡。同上，第110页；《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2年11月—1943年9月》，第70—71页；《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3年10月—1944年9月》，第131—132页。军队战斗力的衰退

在战争的第三阶段，西方观察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消极和腐败的批评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59—169页。但是他认为他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当罗斯福在1944年3月压迫他下令云南的一支具有压倒数量优势的国民党部队去攻击缅北的一个日军师团时，蒋表示反对。他承认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是如此虚弱，以至于这样一个小任务也超出了它的能力。他告诉罗斯福“七年的战争已经把中国的物资和军事力量消耗到这样一种程度，坚持要他做力不从心的事将会招至灾难”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08页。。因此，蒋现在的战略目标仅限于维持现存战线以及为将来盟军在中国海岸的登陆作战作准备。同上。

国民党军队的虚弱程度在日本的一号攻势期间充分暴露出来。由于不断遭受到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的空中打击，特别是害怕美国会很快会以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岛实施轰炸，日本决定要占领或破坏中国中南地区的空军基地。从4月份开始，到12月推进到最远地带，日本人席卷6个省份，扫清了从东北通往越南的运输通道，摧毁了进攻性的空军基地。只是在衡阳，日军遇到了持久的有意义的抵抗。在那里，由薛岳将军指挥并得到陈纳德的战斗机轰炸机支持（但是蒋拒绝给予进一步的支援）的第10军，在6个星期的血腥的坚决的战斗中阻挡住日军的前进。在其他地方，日军基本上是任意前进，中国军队在体质、精神和武器方面已经太虚弱，以至于不能进行一次有效的抵抗。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第23—2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6—328、399—422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142—179页；魏德迈，第290、328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7—198页。

在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在河南发起攻击以图控制平汉线的全部铁路线，并得以在随后而来的华南作战期间保护他们的后方。在这场战役中——日本人称之为号攻势，中国人称之为豫中会战——约6万人的一支日军在两个月内彻底击溃了5倍于它的国民党军队。只是在开封以西的汜水镇，国民党才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抵抗；在其他地方日军几乎是毫无阻挡地推进。这对中国人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粉碎性的打击。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9—32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8页。

这场战役之后，河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汤恩伯召集了三天的会议，以听取他的高级军官的报告和评估他们的表现。他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暴露了国民党驻河南军队的令人悲哀的状况。汤对他的军官们说：“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官兵驻扎在河南，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战斗。他们的生活变得轻松舒适起来，他们只图享乐，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存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加之每个人都缺少坚定性，他们（对需要做的）缺少一个清醒的认识，结果部队逐渐堕落下去。”《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101页。以下的资料引自汤的讲话，见该书第88—102页。除了加引号之处，该资料对汤的讲话是意译，而不是直译。

汤转而谈及那种腐败的具体现象，他认为以下这些是铸成失败的重要因素：（1）情报不灵。我们好像在黑暗中计划我们的防御。我们错估了日本的目标，甚至不知道日本为进攻动员了多少部队以及什么样的部队。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情报如此缺乏？坦率地说，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高级指挥官平常不重视情报工作，因为我们的情报搜集太过于随便。结果，指挥部参谋不知道敌人的情形，我们所有部队的部署、战斗准备和战术指挥都错了。

（2）缺少士兵。除了新29师以外，我们的部队在会战中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称赞的事情。部队缺少战斗士气，没有任何牺牲精神。一些干部甚至躲避战斗。这种战斗精神的缺乏是我们部队最明显最严重的缺点。

（3）指挥不当。蹩脚的参谋工作是我们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参谋人员不去全力收集敌人的或甚至我们自己的情报。因此作战计划完全不当。在战场上，各级指挥员不能充分发挥他们部队的作用。少数军官甚至逃离部队。

（4）不能执行命令。各级干部中有大多数人不坚决执行他们上级的命令，一些人甚至完全置之不理。例如，在会战中，第12军军长受命进攻龙门，但他三天没有前进。无视命令实在是我们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过去，在台儿庄、上海、武汉和徐州这样的会战中，尽管我们最后失败了，但我们使敌人付出了代价。“但是在这次失败的会战中，没有谁能够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没有人执行上级命令或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样的失败是可耻的。”

（5）协作不力。我们主要的关心应该是获取会战胜利，即使我们必须牺牲自己。但是现在，由于对别人幸灾乐祸，我们不能协作或去援助其他人。不仅战区内的不同部队，甚至同一部队内的不同指挥官之间都是如此。

（6）不注意从战场撤离伤员。部队指挥官平常一点儿也不重视我们部队医疗单位的组织、人员和装备。因此，在战斗中怎么会有第一线的救护或伤员的撤离呢？对于部队指挥官来说，不能为伤员提供医疗救护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为。

（7）不在乎武器和装备。在这次会战中，我们丢掉了一半的背包和许多武器。一些人问我为什么我不在战斗后请求补充这些装备，我感到太惭愧了，我没有“脸”去报告这些损失。在豫中会战期间，当汤恩伯的部队在日军面前退却时，以农具和粗陋的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们解除了估计约5万名士兵的武装，甚至杀死了其中一些人。霍尔致多诺万函，《中国的最新情况及发展趋势》，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切森函，《鲁苏豫皖边界地区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征兵、待遇、训练及其行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116311，第2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8页；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1—162页。汤恩伯与他的部下坦率地讨论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现象：《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97—100页。平常，我们部队不作与民众联系的任何努力，他们甚至轻视地方士绅。我们确实打击了土豪劣绅，但是我们未能与民众建立起关系。例如，第29军驻扎在禹县两年多时间，但却对地方情形一无所知。结果，他们在地方民众手下损失很大。这是他们自食其果。“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民众），那么一旦我们碰到困难或暴露出最脆弱的弱点时，日本的傀儡和奸匪就会攻击我们。甚至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和民众也来攻击我们。”

此外，我们部队在这次会战中声誉不佳，这与我们的随员和后勤人员有极重大的关系。只有第13军预先安排好了它的家属和随从，所有其他部队只是在最后时刻才慌慌张张地行动，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侵扰老百姓。据报告，我们的部队征用了许多牛车，但实际上它很少被用于运输部队的物资，绝大部分被用来运送家属和随从。“你们想一想，地方民众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他们怎么能不恨我们呢？”

过去，我再三命令随员应远远安置在后方，我并在那里提供了食宿。但是你们没有任何人把随员送到那儿去。告诉我，在这国家的危机时期，是你的家庭还是国家更为重要？至于那些后勤部队，他们的训练和纪律被忽视了。

出處: 國民黨敢實話實說嗎? - 天下縱橫談 - udn城市 https://city.udn.com/3011/4666748?tpno=0&cate_no=0#ixzz1RUl80r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