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红色重庆引发中国“社会主义3.0”猜想（转贴）

中国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然成为了中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在重庆倡导的“红色文化”政策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关注的热点。薄熙来领导的红色重庆是否真的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美国《外交官》（The Diplomat）杂志近日特刊文对此进行分析。

文章称，随着2012年中国领导人换届选举的临近，政治家和学术人士都在竞相寻找一个能够定义中国未来8年发展方向的主题。未来可能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的想法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其近期对重庆的访问暗示，他对于薄熙来提出的“红色文化”政策有着特别的兴趣。

在过去的几年中，薄熙来通过引人注目的举措，如“红歌”竞赛以及重庆电视台的广告限制等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实际上，重庆前行的方向要远远超越这些表面现象。薄熙来试图通过打击经济不平等，扩大重庆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来重新书写重庆的社会契约。

人们常说，在中国经济发展领先的情况下，政治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在一党制统治的平静表面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隐藏着对于中国未来的激烈辩论。在各个地方政府中的政策试验，或许将为决定中国下届政府甚至更远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提供养料。2012年权力移交的接近，更加刺激如薄熙来这样的政治新星通过发布惊人的新政策，引起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注。

文章表示，这种讨论并不是仅仅存在与文化方向，中国的“新左派”利用薄熙来的想法，呼吁改变改革开放时期以市场为主导的中国政策，称重庆就能够证明，中国能够在一种看起来更为统筹历史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很好的结合起来。

新左派们声称，重庆的经验开启了中国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改革的途径。他们希望将重庆塑造为中国经济体系的中心，主要关注消除贫困和振兴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技术。通过这样做，他们认为将会为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描绘一张崭新的蓝图。

薄熙来在2009年的一次重庆市委会议上表示，有人称“红色文化”活动是一种倾左的运动，事实上，这一活动仅仅是为了服务人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因。尽管薄熙来非常谨慎的将自己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但是新左派的领导人物则已经开始将目光超越了这一在过去30年中定义中国政策的主题。

出生于中国大陆的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中，将中国这一新时期定位为“社会主义3.0”（Socialism 3.0）时期，称这一时期将成为毛泽东时期的“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以及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的继承者。

一直在中国充满争议的北京大学政治教授潘维则将重庆描述为中国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证据，证明中国正在重新回到传统的关注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鉴于近几十年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策导致了中国穷人和富人之间不可接受的差距，他称，已经得到了重新考虑中国政策的时候了。

不过，尽管薄熙来领导的重庆已然成为了新左派心目中的首都，但是它却不是唯一吸引中国高层领导人关注的地方模式。自由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也同样从广东这样的地方政府感受到了灵感。

经历了西方式政治改革的广东深圳正是中国总理温家宝2010年8月发表充满争议的政改言论的地方。

而与薄熙来竞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席位的广东省省长汪洋则提出一个“快乐广东”的主题，呼吁用“幸福指数”衡量社会的发展。

文章称，在过去的一些年中，随着重庆变成了一些从相对较为发达的海滨省份搬迁出来的工厂的流行目的地，重庆的GDP就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这一数据要远远快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这为那些左派的学者提供了证据，称重庆变为了中国增长的模式。

许多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学家质疑，重庆的政府投资挤压了私有企业。但是在2010年花费了大量时间对重庆进行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否认了这种说法，称重庆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同时都在发展。

薄熙来试图将自己在重庆开展的项目作为超越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一直定义中国政策的GDP观点的第一步。他在2009年曾表示，目前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是否快乐。分析人士支持，这一言论似乎也是广东“幸福指数”的一种回应。

文章称，尽管西方国家倾向于关注温家宝总理在追求政治改革上同其同僚间的挑战，但是重庆模式的支持者相信，他们拥有着民主模式的答案。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创造的财富令领导干部与人民失去联系，而薄熙来推行的政策则令共产党精英们重拾毛泽东时期的“群众路线”。因此，薄熙来经常要求地方官员与各自辖区中的居民进行接触，关注人民的“精神健康”等。

非常明显，现在还无从得知中国高层领导人如何看待薄熙来的红色重庆，但是后确实引起了这些领导人的关注，习近平在2010年12月对重庆进行访问时，赞扬薄熙来的工作是实施一种“良性政策”，称红色文化的积极性已经深入到人民心中。

文章最后称，薄熙来成功的点燃了一场对于中国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激情辩论。至于其是否能够在中央政治局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尚需等到2012年的10月方可得知。

要知道，这世界上说根本是没用的。

手里有硬家伙才顶事。

老百姓也不信他说的，老百姓看的是日子，日子过得下去，跟他吹吹牛逼行，真要造反，老百姓也不同意。

袁腾飞只是一脑残，根本是一不了解历史的脑残来谈论历史，所以会得到相反结论！

从袁腾飞看台湾国民党对大陆文教系统的渗透

袁腾飞？

(李良书简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之三)

今夜一位朋友转了几篇一个叫做袁腾飞的年轻人的演说稿跟视频。朋友的原意是跟我抱怨大陆当局对一切进步言论都封杀不遗余力，可对右派及极右派却是任其泛滥，如这个稍识之无浅薄之极的反毛反共辱毛辱共对一切进步事物有着严重阶级仇恨的袁腾飞，反而被捧为央视百家讲坛里的红人；是有意呢，还是无意？

我稍为看了看袁的东西，觉得熟识得再也不过。怎么说呢？

我在台湾未赴美留学之前，看过李敖一些虚伪却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品，又看到太多当时国民党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文革的宣传品，袁腾飞的活语是这两者的综合；可袁有李敖的无理取闹狂妄痞气却无李敖的才情跟正确的资料来源，只能说是东施效颦徒见其丑，这还不打紧，倒是袁的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文革一面，就跟台湾的国民党如出一辙，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出来的。你随便去看看台湾国民党过去出版的反人民尤其是反毛泽东的金光党宣传书籍跟报章杂志，就知李良所言不虚。

所谓“改革开放”这二三十年来，台湾的国民党反中国的种种行为并没有因中国的开放而稍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对大陆文教，政，经，军方面的渗透无不加把劲。譬如在1999年解放军后勤部少将刘连昆即因台谍案被处死，2004年还经由台商策反了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前院长刘广智。

台湾国民党的可恶之处，不在其与中共争胜的斗争手段，这我们可以理解；而在于其一贯为达目的而甘于为外人做走狗，也不在这细说了。

袁腾飞只是目前大陆上百千个已迷失的年轻人之一而已，现在的紧要问题是谁在纵容和陪养袁腾飞。真正爱护中国而盼望中国能得到长治久安的朋友们，已到了以实质的对策跟行动去逆转目前这种百孔千疮的局面了。

宋鲁郑：为什么要质疑贺卫方？

题记：自由派以程序正义、司法独立为名拿李庄案大做文章，其用意非在李庄，而是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得到了百姓的强烈拥护，也得到了执政高层的共识认同。甚至西方（美国、英国）的权威媒体也同样认可。但奇怪的是，就是无法得到自由派的认可。李庄案，再次显示了中国自由派脱离中国低层、脱离 中国国情的特点。在这场争论中，令人失望的还有对贺卫方的反驳文章太不给力。

为什么要质疑贺卫方？

薄熙来是中国政坛一位颇有个性的政治人物。他面对媒体的自如、挥洒、幽默，往往令人耳目一新。所以2007年年底他从商务部长空降重庆担任市委书记以来，也迅速以“扫黑”、“唱红”之举引发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甚至争议。

事实求是的讲，薄熙来打黑并非一时之兴。他在主政辽宁期间，一批省市级腐败官员就落马，轰动一时的沈阳市“慕马案”也在此时审理。他到重庆不久，一批高官在2008年春天，被纪委“双规”，他们是：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等。号称 “7区县换帅，7高官受贿被双规”。而且在他轰轰烈烈打黑之前，中央也有统一的部署和要求。唯一的不同之处，薄熙来的打黑规模之大、成果之有效、引发反响之热烈，超出想像。

重庆共出动3万名警员，成立了204个专案组，7000人参与打黑。被称为“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4781人，67名黑恶首犯和骨干被抓捕、12名厅官涉黑落马。最大“黑恶保护伞”文强7月7日在重庆被执行死刑。

在打黑过程中，还破获刑事案件4172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10个重大涉黑案件全部侦破并进入起诉审判阶段。打黑的另一个成果则是全年破获积案28621起，同比上升46.7%，抓获上网逃犯9827名，其中杀人逃犯218名，破获命案积案323起。在同时举行的枪支爆炸物品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中，共收缴流散社会的非法枪支3976支、子弹近2万发、爆炸物品44吨。 

如此迅猛的打黑，得到了百姓的强烈支持。据调查，市民对打黑除恶的支持率高达96%。面对一个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黑社会纷纷被端掉，民众兴奋得敲锣打鼓放鞭炮，或去市公安局送锦旗。民众更通过手机短信、来电、来访等方式，提供线索1.4万多条，其中80%为实名举报。百姓的安全感达94.3%，对政法队伍的满意度达85.6%，均创历年新高。“重庆打黑”还名列2009年度中国十大民生决策排行榜首位。

而在打黑除恶过程中，涉及到的今普实业、渝强公司等100多家企业，没有一家停产停业，这些企业旗下的20万员工无一人下岗失业。这些企业都被妥善托管。显示了重庆打黑的成熟、稳妥。

打黑除恶更助推了经济发展，提升了重庆综合竞争力。吸引了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落户重庆。2009年重庆市GDP增长14.9%，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2008年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就成长了170％，达到27亿美元，从西部12省市的第6名跃升至第2名，2009年吸引40亿美元的外资，成为西部第1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被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据中国社科院资料显示，重庆司法机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3。

当然与打黑可谓一脉相承的就是薄熙来主导的唱红（以及建立久违的毛泽东塑像）、全国第一个大规模建立公租房和对官员的治理：2009年5月，薄熙来开展了一项名为“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 “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所以当他到下面的一个贫困县调研，书记、县长都出来接待，薄熙来听完介绍，突然笑眯眯地来了这么一句:“都说你们这是贫困县，看你们这身材，像贫困县吗？”另外需要值的一提的是，当他与重庆出租车罢驶代表对话时，一位加气站工作人员想推托责任，被薄熙来打断:“好的，你就讲到这儿可以了，今天我主要是听司机们讲。你不要讲了。”

毫无疑问，薄熙来的施政措施和理念，如果从西方政治的角度讲，无疑属于左翼：即倾向弱势群体、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要类比的话，与法国社会党、美国民主党接近（它们上台就往往搞福利、向富人增税。右翼政党则往往为富人减税，即使不减少福利，也不倾向增加福利）。这一方面和当今执政党的历史传统有关，也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现实背景有关----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一先富起来”、效率优先阶段之后，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让步于公平优先、民生优先。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更是把民生做为核心。所以，薄熙来在重庆的施政，不过是这个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罢了。所以，中共高层继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贺国强等政治局常委称赞重庆模式后，被视为共青团系的李源潮也高调肯定重庆模式。应该说中共党内的主流派系如此高密度肯定一个地方的建设经验近年来比较罕见，这不仅表明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得到中共高层的广泛认可，也预示着重庆经验有望在更大范围推广。

然而一个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民众普遍支持、赞同的重庆模式，却在海内外遇到不少杂音。如果说这些杂音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一是都自我标榜为自由派。二是对重庆模式全盘否定。

应该说海外自由派长期脱离中国实际，不谙中国国情，他们背后的资助者也不允许正面评价中国，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薄熙来打黑，增强了中共的向心力、支持度，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共的合法性，这自然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因此，他们公开反对、否定实属正常。其逻辑和过去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相同的路数。所以看到他们违背事实甚至颇为荒唐的言论，并不令人意外。但何以国内的自由派，面对重庆打黑，何以竟然也失了水准？这又以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贺卫方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最为典型。

在这封近四千字、目标颇为神圣（为了法制，为了理想）的公开信中，我们找不到肯定“重庆打黑”的一个字，从头至尾都是否定。在他的眼里，“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做为这封公开信的开篇下如此定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随后的指责则更为高调：“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把重庆打黑与文革相提并论，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往下，则几近污蔑了：“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在贺卫方的心目中，深受黑社会之苦的百姓积极支持政府的打黑----而且冒着风险实名举报----竟然是“当局发动社会密告”！

本文之所以在开篇如此铺陈，就是要质问贺卫方：全面否定重庆打黑，是否违背事实？作为一名律师，下的结论是不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一个成果如此巨大、获得百姓大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甚至被美国《时代周刊》和英国《金融时报》都予以肯定的重庆模式，在你眼里怎么就全都是污点呢？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贺卫方你的公开信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你违背了事实！

贺卫方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从自已专业的角度来分析重庆打黑，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比如他批评公安、法院、检察院不分彼此、联合办案，“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他进而质疑：“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 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恕我直言，贺卫方的这些观点，从理论上讲毫无疑问是站的住脚的。但问题是，理解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从理论上，而是要从现实。毕竟，理论是要服从现实，而不是现实屈就理论。

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权与司法权合而为一的国家。历朝历代，县官就是法官。所以这个时期，指责中国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是正确的。但进入共和时代，行政权和司法权就开始了分离。相对于过去，司法权实现了独立。当然，你要是以西方为标准，当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如同，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迅速提高，但如果你以西方的生活标准为标准，当然会认为并没有提高。但这符合事实吗？(司法独立在中国的未来仍然不会是西方的模式.仍然是融合了中国政治传统的司法独立)

同样的，贺卫方对程序正义的质疑也属此类。毋庸讳言，中国就是一个传统上重结果、轻程序的国家。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结果和成效。政治上如此（如李世民、朱棣都是非程序获得皇位，却历代被推崇。但王莽虽然也是违反程序正义，但治理失败，所以成为历史罪人），医学上也是如此（如中医）。改革开放最有明的一句口号：“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但仍然要客观的说，程序正义也日益被中国所重视，尽管仍然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不过中国的程序正义肯定和西方不同,仍将是注重结果正义前提下的程序正义)。对此，我们要给予肯定，而不是贺卫方式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否定。（这次李庄案经过透明、公开、现场直播时的审讯后，检方撤诉，这算不算符合程序正义？）

事实求是的讲，在中国相同的制度和传统影响之下，重庆的做法整体上也并不比其它地方更不同。要说不同，就是重庆的打黑效果最好，影响最大，得到了百姓的最大的支持。

所以评价重庆打黑，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当然，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没有漏洞和问题。但这绝不是你贺卫方全面否定重庆打黑的理由。我倒要质问贺卫方的是，从你的司法理念出发，重庆打黑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双规”----因为只有法律和司法机关才能限制人的人身自由。但贺卫方何以就放过如此违反法律精神的核心点而就其他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并不是西方式的法制国家，全国上下都认可“双轨”的做法。这固然一方面是对贪官的痛恨，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司法传统的表现。但问题是何以你贺卫方就能认可重庆打黑中的“双轨”呢？难道你能理解“双规”的国情，就不能理解其他的国情？更何况，就是自由派心仪的美国，不也曾1870年修宪时仍然禁止妇女拥有投票权？（50年后即1920年才又修宪赋予女性投票权）。美国两百多年一共才成功27次的修宪，其中一次竟然是禁止美国制造和运输酒类（结果导致再一次修宪是将它废除）。就是今天，美国大法官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废除了企业政治捐款的最高限额。难道就由此否定美国的司法制度吗？（顺 带一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也是没有程序正义的，刘晓波等人大力支持）

这封公开信，贺卫方着墨最多的是李庄案。且不说一个李庄案是否就能够否定重庆打黑，关键是李庄案审判过程中，一律公开、透明。许多网站现场文字直播，辩护律师的辩护词随后就放到网上。最后的结果是检察院当庭撤诉。这样的方式和结果，我不知道你贺卫方还有什么话要说？这是不是就是你批评的检察院、法院、公安联合办案？这就是你认为的“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吗？不过，在这种透明的审理过程中，我们倒看到了贺卫文竭力为之辩护、律师出身的李庄是怎样表现的：他在陈词时，以吸毒、私生活糜烂攻击他过去的委托人、现在指控他的证人！而这些和他的案件毫无关系。我还记得，过去做为律师的李庄，最多炫耀的是他有后台！

谈到重庆打黑，我不由得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治安曾一度相当恶化。于是政府进行多次严打，在严打期间往往严办。毫无疑问，从现在的角度看，这违背了法律不管在任何时期、任何人前面都要平等的理念。但不容否认的是，严打确实起到了历史性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严打严办也被修正。所以，今天理解重庆打黑，需要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角度。第一，这是顺民心、顺民意之举。第二打黑的效果不仅体现在人民支持、人民满意，还推动了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第三，面对黑社会死灰复燃的今天，对于中国来说，重庆打黑，不仅不能否定，反而是如何更好的推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质疑贺卫方的原因。

最后，还是要再重复一下本文中的一个疑问：

应该说海外自由派长期脱离中国实际，不谙中国国情，他们背后的资助者也不允许正面评价中国，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薄熙来打黑，增强了中共的向心力、支持度，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共的合法性，这自然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因此，他们公开反对、否定并不意外。其逻辑和过去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相同的路数。所以看到他们违背事实甚至颇为荒唐的言论，并不令人意外。但何以国内的自由派，面对重庆打黑，何以竟然也失了水准？贺卫方，你能回答吗？

致北大黨委的公開信——必須對賀衛方的反黨言論嚴肅處理！

北大黨委和閔維方書記： 你們好。 我是北大一個普通的青年黨員，現遵照《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第三條的第五款，以及第四條的第四款和第八款，給北大黨委和您本人寫這封信。之所以採用公開信的方式，一是私下交流恐怕起不到任何效果（北大這幾年發生的一些事令我堅信此判斷），二來是為了喚醒更多的人注意此事。
今年3月4日，一些人在國務院所屬的杏林山莊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我校法學學院一個所謂的共產黨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賀衛方在這次會上的言論特別引人注意。他說：
“比如說台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
“我的幾篇演講在網上傳播的比較多，我明確地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沒有註冊登記，它行使的權利...是法外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
還有更多，網上可以很容易地搜到，恕不一一列舉。北大黨委以及您個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和這些言論。很顯然，這些言論已經不能用“學術研究”的幌子來掩蓋了，更何況它們出自一個共產黨員之口。事後，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和有識之士都表示憤慨，強烈要求嚴肅處理賀衛方。
然而，在此後將近三個月的時間裏，未見北大黨委的紀檢部門對這個叛黨變節者有任何組織上的處理，你們就像做了虧心事輸了理似的，裝聾作啞，不敢鬥爭，放棄原則，喪失黨性。法學院黨支部也沒有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第九條開除賀衛方黨籍，難道真的認為賀衛方說的在理，共產黨組織及其黨章都是非法的嗎？
這些不作為，傷害了廣大共產黨員和進步群眾的感情，助長了賀衛方的囂張氣焰，導致賀衛方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些人一改初期的驚恐萬狀，如今再次倡狂起來。賀衛方現在經常被邀請作報告，所到之處必有一幫激動得熱淚盈眶的追星族，那場面像是邪教組織帶功授課一般。受他的點化，很多支援者把矛頭對準黨中央和人民政府，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所有這一切不禁讓人懷疑，北大黨委究竟是共產黨的黨委還是刮民黨的黨委？你們是代表真誠信仰共產主義的廣大共產黨員，還是代表賀衛方等混入共產黨內部的一小撮兒內奸？難道這些部門的負責人全都認同了他的觀點？如果不是的話，你們的共產黨員先進性體現在哪？
在北京大學去年“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工作會議上，我還清楚地記得你們一個個上臺講話，許諾落實到人，絕不走過場。但是在這件事面前，你們的漂亮話脆弱得不堪一擊。
黨的原則是不能拿來做交易的，你們靠沉默是不可能大事化小矇混過關的。為了糾正錯誤，挽回影響，北大黨委和您本人必須做些實實在在的本職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給廣大黨員和一切關心此事的人們一個滿意的交待，否則，具有百年革命傳統的北京大學將為此蒙羞。
作為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員，我向北大黨委提出以下幾點不算過分的要求：
第一，對賀衛方進行嚴肅處理，向全校和全社會公佈處理結果，並以這件事為契機，進行全校黨、團員關於加強共產主義信仰的教育。
第二，組織人力全面徹底地回答賀衛方的歪理邪說，統一黨員的思想認識。
第三，北大黨委和法學院黨支部公佈賀衛方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的學習材料，並對在這次活動中以及以後的失職行為進行深刻檢討。
第四，為了澄清“賀衛方有西方勢力作背景”的傳言（例如他對學生說，國外某些人只有他能請得動；再如，單憑辦刊物、翻譯國外著作來國內販賣就能在北大當教授博導這件事，很容易讓人產生聯想），請北大黨委協調北大人事、財務、科研等部門，向社會公佈賀衛方當年的聘用過程，以及賀衛方在北大的科研經費來源。
第五，暫停賀衛方的教學和學術活動，勒令其對自己長期以來以民意代表、愚民的“傳道者”自居，欺騙人民和政府、左右媒體和輿論進行深刻檢查。邀請有關專家對賀衛方在北大的學術活動進行考核，看哪些成果是他原創的，哪些是舶來的二手貨，徹底落實北大的用人制度。
第六，如果在處理賀衛方的過程中遇到阻力（能夠成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顧問，能夠讓北大黨委和黨委書記嚇得默不做聲，甚至能夠把人大、政協吆來喝去，能夠指中國共產黨及其總書記違法，……賀衛方的這把保護傘想必是來頭不小），必須公佈這些阻力的來源和身份。
如果今後仍然得不到你們任何答覆，那麼在我看來，你們的行為等於叛黨。
左克 2006年5月29日

咱认为，重庆模式的成功，在于薄书记的治理整顿的政策给广大的百姓带来利益。

简言之，就是“痛击贪腐官僚，铲除黑恶势力，抑制资本集团”，在严惩这三大势力后，使得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让弱势群体的普通百姓看到了希望。

据民意调查，重庆有95%的人支持薄书记。希望他的成功经验能在全国推广，当然这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因为现在中国，这三大势力的力量不小。

“这就好比有一个段子，说的是：

你给我讲专制，我给你讲民主；

你给我讲民主，我给你讲法律；

你给我讲法律，我给你讲人权；

你给我讲人权，我给你讲监督；

你给我讲监督，我给你讲自由。

总之，话语权在他们手中，他们总是有理，可以循环往复。这真的很奇妙。”

哈哈。。。

被美化的程序正义

　　（刘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17xxr.html

　　对于重庆打黑，中国社会当中有些人是不愿意的，比方说政府内部的贪官和有血腥原罪的资本家。因为，如果中国继续腐败下去，乃至变天，那么，已经到手的贪腐成果就能保住；建立在罪恶与血腥之上的资本原始积累，也就可以随时间的积累而洗白。因此，当重庆旗帜鲜明地严厉打黑时，有些人慌了。他们生怕重庆打黑的方式延续下去，甚至扩展到重庆之外——如果那样的话，有多少今天的风光人物，明日就可能会成为阶下囚呢？因此，在当今中国，对于那些通过非法手段攫取了大笔财富的人来说，重庆模式是他们的心腹大患，是他们头上悬着的宝剑。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将重庆的做法被封堵在局部，不让其扩散。实现这个目的重要手段，就是歪曲重庆唱红打黑的价值，以非此即彼标签化的方式，将重庆骂死，减少在重庆之外推广重庆打黑模式的可能。因此，反对重庆唱红打黑的既得利益集团调动了他们看家护院的力量：一批资用文人。

      资用文人对于重庆最常用的标签是：重庆将“回到文革”。我曾多次指出，重庆模式绝不可能“回到文革”。“回到文革”的说法，不过是资用文人们为了抹黑重庆而配合演出的大合唱。但是，资用文人们在抹黑重庆时，遇到一个大麻烦：美国也打黑，虽然成果不佳，但重庆打黑的成果却被社会普遍认可。一些号称要推行民主的资用文人，对此心烦意乱。他们曾经说：重庆明明是倒退，居然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里且不说这种论调与他们声称的民主是多么地矛盾，我只想就此指出：正是基于上述中外两个原因，资用文人们也不敢公然反对打黑。于是，质疑重庆的重担落到了一些特种兵那里——一批严重西化的法律专家。在“贺氏公开信”和反对我的“公开信”的意见中，最常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合法或程序正义。

      使用“程序正义”这个概念来攻击重庆，包含了资用法律专家们的集体智慧和深刻用意——先排除重庆打黑本身是否有价值的讨论，或者蜻蜓点水、轻描淡写地肯定一下重庆打黑的意义，然后，浓墨重彩地集中到“程序正义”上，向人们宣告——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也没意义，只有程序正义才是第一。为了让这种口号被人们接受，资用法律专家们在不同的场合，异口同声地说着同样的话：如果没有程序正义，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如果连律师都要判罪，将来谁替你们维护正义？似乎只有公检法之外的、以律师为主的资用法律专家们，才是正义的化身，因为，公检法所代表的公权力，早已被他们描绘为“邪恶”，只有那些收取律师费的资用法律专家们，才是社会公正的保证。然而，当某人不像龚刚模那样有钱时，律师还会替人主持公正吗？

      而且，这一集中强调“程序正义”的做法，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重庆打黑，先不管实质，程序肯定是不对的。这种观点在重庆打黑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所谓“黑打”的说法就是这一预设前提的体现。在“贺氏公开信”后，重庆打黑是“黑打”，仿佛已经成为无争的事实。以至于一些支持重庆打黑的人，也退而求其次地说：只要打掉黑社会，牺牲一点程序正义也没什么不可以。对此我想说，之所以把那些人称为“资用法律专家”，是因为他们在西方资本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头脑已经僵化。他们能否回答：1、重庆打黑究竟哪里不符合程序？2、为何只有西方教科书、西方法律体系制定的程序才是“正义”的程序？3、为何中国人自己不能制定符合中国现实、适应中国实际的程序？因此，重庆打黑是“黑打”，这一预设的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它的潜台词就是：只有西方制定的程序才是正义的。然而，资用法律专家们关于这个话题的多声部合唱，丝毫不能改变重庆打黑的正义性，今后也无法阻挡重庆打黑的经验向重庆之外的地区延伸。

      关于程序正义，我想说点历史。宋朝是中国古代法治的高峰，宋朝法治的成就，这里不多作介绍。对比一下我们会看到，与宋朝差不多的历史时期，欧洲流行一种审判制度，叫做“神判”。何谓“神判”？比方说，怀疑某人偷东西，但没有证据怎么办？找一大堆人围观，由重要人物主持，让嫌疑人用手去抓一块烧红的烙铁，时间有要求。完了以后，手要包起来，做好封印，几天后打开，根据烙铁烫伤的痕迹来判断此人是否偷了东西。此外，还有烫舌头的。涉及到女人的“性犯罪”，还可以把女人捆起来扔到河里，看她是沉下去还是漂起来，以决定她是否有罪。

      欧洲中世纪的“神判”不用再多举例，它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无知。欧洲人当时没有获得证据的有效手段，只能靠“神”来判定事实。比较而言，中国人的法治比他们先进太多，比方说宋代宋慈所著《洗冤录集》是全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而欧洲当时还没有纸，各国文字还在形成之中，绝大多数人是文盲。神判的第二个特点是“程序”。在上面的简单介绍中，读者可以体会，围观、主持、烙铁大小、抓握时间、包扎、封印、监督、开拆、判断等等，它是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违反了任何一项程序，都可能导致最终结果产生歧义。但是，“神判”这一复杂严格的程序，与事实的真相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之所以能够在欧洲长期存在，还有第三个特征就是：做出判断的不是人，而是神。那些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文化的欧洲人认为，神是最客观公正的。因此，神判就是无知的狂欢，但它确实就是当今资用法律专家们所称“程序正义”的重要起源之一。

    “神判”在欧洲被取消后，出现了一些替代形式，比方说，资用法律专家长期鼓吹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是“神判”的替代物，不同在于，神判是根据“天意”来定罪，而陪审团是根据“人意”来定罪，它同样与事实真相没有必然关系。西方的律师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某当事人如果有钱，能请一位专家，当对方没钱、请不起法律专家时，有钱者几乎就赢定了。这里的程序正义在于：法官维护双方辩论的过程，不负责揭示真相，真相由陪审团成员去判断，而陪审团的判断，取决于律师的口才、表演、导演、长相、性暗示、等级身份等等。必须强调是的，英国出现陪审团、律师庭辩制度时，依然没有证据法，比中国的完善法治落后太多。换句话说，英国出现陪审团制度最初的判案，只是靠“吵架”技巧来决定的，所谓“程序正义”，就是吵架双方公平的发言机会而已。这一特征在西方另一个历史遗迹上体现得更加充分。

      前一篇文章的结尾我曾经说，普希金就是死于“程序正义”，什么意思？普希金38岁死于决斗。决斗在欧洲和美国长期存在，直到19世纪末才基本消失，除普希金外，西方很多名人都进行过决斗。当决斗是合法行为时，裁判者所要求执行的，仅仅只是“程序正义”。例如，裁判者要检查枪、检查子弹、检查场地、发出口令；决斗者持枪反向而行，走多远，转身、开枪，等等，对于程序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它无关事实真相。比方说，决斗双方枪法水平有高有低，打枪准的，就能代表正义？此外，欧洲决斗还可以雇人，花钱多就能雇到高手，钱多的就是正义？在这样的决斗中，“程序正义”与“司法独立”的含义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独立地不干预。所以，普希金之死与真相和事实无关，它只是利用程序正义来杀人而已。程序正义貌似给双方公平的机会，事实上，独立地不干预双方，必然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延伸为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西方历史上的程序正义严重缺乏实质正义，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的程序正义虽然同历史上有所不同，但是，现代西方法律中程序正义的来源的确就是与实质正义相去甚远的“神判”。在等级制度下，程序正义只是社会不平等特权的延续。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不平等只在理论上消除了，实际上大量存在。因此，现代西方法律的程序正义，依然是特权者保护自己的工具，比方说有钱，就可以拖垮没钱的对手。律师们趋之若鹜地追求高额律师费的案子，并且在表面程序之外，大量动用非法的黑箱手段，这些声称代表公正的资用法律专家究竟代表谁，其实一目了然。

      美国打击黑社会100年，依然打不完。在美国打击黑社会的法律较量中，律师经常站在黑社会一边，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赚够了钱，践踏了法律，分享了黑社会非法攫取的社会财富。前几天，日本最大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又被放了出来，这一切都是玩弄程序正义的结果。因为，号称民主的西方政治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瓜分的政治，法律也是利益集团定的。在这样被利益集团左右的法律体系中，程序正义很多时候只是利益集团保护自己的合法外衣。律师，则是替利益集团涂脂抹粉的宠物。所以，重庆打黑问题，不是程序公不公正的问题，而是摆脱利益集团控制的法律，能否有另一套程序的问题。按照那些被西方洗脑的律师们、资用法律专家们的“程序正义”，中国的黑社会将像美国一样难以清除。资用法律专家们，便能从黑社会、既得利益集团那里，分一笔赏钱。所以他们要用资本控制的话语权，拼命夸大他们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