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T和UFO 

说说《让子弹飞向反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

       电影《让子弹飞》据说在出炉审查的时候就遭到了非议和阻隔，公映还是不公映？还真的“两难了~”，在拍板公映后，果然是分成“精英阶层声讨”与“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两大阵营。声讨的表面上说的是“电影粗口，色情，暴力，内容不值得一提”，一般群众则喜滋滋的去电影院听听他们如何骂欺压百姓的人是“臭不要脸，吸血鬼，蝗虫”什么的。其实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长期崇拜并且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姜文，面对着当今局面，用电影人的思考给群众出了一个思考题。如何〈让子弹飞向反革命〉

     电影的名字其实应该叫《让子弹飞向反革命》，可是反革命是谁呢？人家脸上又没写着字，咋区分啊？比如“革命者给穷人分钱，反革命就敢装扮成革命的再把钱给抢回去，并且还强奸了群众家的闺女。最后让群众跳着脚的恨闹革命的那些人。”。和尚现在说的不是佛祖的思想就知道骗钱，假中医光看你一眼你就得掏银子，因为人家是“望诊”，假道士的身份是真道士的副会长。。。。。局面多复杂啊，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气概，早给搞没电了。

      与反革命斗争任务同样是艰巨的，人家有钱，有枪，有资源。有时候你在不[开胸验肺]证明自己清白，还真的说不清“到底吃了人家几碗凉粉”，你喜欢在上海骑自行车旅游，别人照样把你当土匪给吊死。那些说电影画面血腥的“精英”，请问是电影血腥呢，还是现实生活更血腥？？

     说来说去，《让子弹飞向反革命》是紧迫的，因为经过银子和美女的诱惑，连我们的[坚强铸石]和[钢铁长城]也会渐渐的被腐蚀，在钢铁长城里已经有人高喊“救美国就是救自己”，坚强铸石里也有了[开除爱戴毛主席的人]。这种紧迫感就如同反革命连夜用枪把你打死在你家床上一样。

    宣传“宣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电影[阿凡达]群众是看明白了，结果是电影团队没捞到各种帝国主义控制的[艺术荣誉]。群众以后要想看到更多的〈让子弹飞〉这种电影，还真的得好好想想如何〈让子弹飞向反革命〉。

作者：水调歌头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f326f50100oawj.html

岁末的影坛，让姜文的那颗子弹搅得风声水起。纠结几日后，我还是决定把我的解读感受写出来供大家品玩。在当代的中国影坛，姜文绝对是个极具特色的，很牛逼的异数，他不同于惯于装贵族的陈导，更不同于玩视觉的张导，作品虽不多，但片片份量颇重，使人在观后不是一笑而了事，他极其真诚的恳请观众对他的影画进行思索，并在走出影院的同时做出沉甸甸的结论。

这部《让子弹飞》开场就出手不凡。十匹白马拉着华贵的西式古董级火车出现。这火车是西方工业时代的象征，在当时的以农牧生产以主的中国无为之配套的理论动力源供它驱动，于是，原始的，落后的，自然的动力白马成了替代品。当子弹打断这种荒谬的、匪夷所思的组合关系后，获得解放的白马还在奔驰，而列车却是出轨，车毁人亡。这车上坐着的是惯于花钱买官，到处勾结恶霸收刮民脂民膏的骗子、信奉谁是县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得是县长夫人信条的妓女和专为骗子出谋划策的高级走狗。他们凑在一起的目的就是；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不择手段的赚钱！这三人就极其形象地代表了现实社会的一个极为醒目的阶层。他们三人围坐在一个硕大无朋，极具中国饮食特色的紫铜火锅旁，把只对他们胃口的，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体系的理论配料往火锅里放，而后面车厢坐了满满一车非军非警装束，号称“不吃饭”的护卫队。

鸿门宴上，我们得知张麻子和黄四郎并非不相识，原就是一个革命阵营中的战友，只是在袁世凯将共和放入自己餐桌上的火锅后，麻子落草为匪，继续替天行道，为民做主，而黄四郎则摇身为匪，以盘剥，压榨百姓为生。他的确生财有道，手段老辣。一边找人假扮土匪，对百姓大肆掠夺，另以剿匪的名义向乡绅与百姓收取费用。这套空手套白狼，双向收费的行径让他玩的是师出有名，出神入化，却让我们不寒而栗。

当信仰被政客绑架后，这些昔日的革命者有些选择了被招安，由被动变主动地完成了由红向黑的转化，这些有着革命背景的新型恶霸，更无情，更残暴地对待民众的行径，不能不引发我们对自身的人性思索。

老二和老三在奉张麻子之命，把收来的银子分送给穷人时，出于自己的私利，偷换概念，十分巧妙地篡改了老大的命令；“妓女也是穷人，是穷人……卖掉的女儿。”于是，他们理直气壮地把大量的银两全投向了妓院。

黄四郎用来迎接张麻子的那顶礼帽，意味深长，更意味深长的是倨傲的黄四郎最后说那句；比这顶好的礼帽，我家里还多的是。

黄四郎碉堡下的那扇铁门，在被革命者投以各种意义不同的符号后，已不再是坚不可摧的形象，这种不堪一击的实质往往都掩蔽在固若金汤的象征之后。

这种似是而非的表现手法，给了观众一种审美的间离，心理便已经假定这不是在做戏，而是以真实为目的的电影。所以，当由一碗凉粉引发的血案在表演时，那开胸验肺者屈辱与无助的目光，就不会让我们轻易忘记现实生活中的这笔笔血债。

那位极懂官场分寸感，终身为不择手段大捞银两的的骗子虽也知道；酒要一口一口的喝，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步子太大了容易扯着蛋。最后如愿以偿，幸福的死在银两堆中，脸倒是留在了那堆银子上，而屁股却高高挂在了树梢上。扯没扯蛋，中国人民全知道。

从黄四郎声嘶力竭，气急败坏的质问中；不要钱，不要女人，你算什么土匪？张麻子用枪对着前来为告状而下跪百姓；皇上都没有了，你们还跪什么？谁也别跪，得站起来做人。

跪着赚钱与站着做人，这是两种对立性极强的辩证法，体现出两个阶层真实而深刻的生存哲学。问题在于这二种生存哲学那一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值得我们舍取的？

从张麻子发放银两与百姓，黄四郎马上就从百姓手中回收了这些银子，这一发一收，极其生动地点明，民众的斗争是需要引导，民众的本性本份而懒惰，只要能让他安静地把麻将打下去，他肯定是起任何不和谐的念头。革命只是盘旋在那些身无分文者大脑里的思绪，属血气方刚般愣头青泄火的行径。他们更愿意在碉堡攻克后，跟随在这些愣头青的身后蜂拥而上，貌似声势浩大，实质混水摸鱼，最后连那供张麻子暂时休息的椅子也不放过。

这部充满了2010年网络流行语汇的影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部极具冲撞力寓意性的影片，狡猾而又天真的把当今中国的现状展现开来，并逼着我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沉思。字字珠玑，针针见血。对照影片，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几乎是人人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影片结尾，假与真的黄四郎都死了，民众们欢天喜地在分浮财，那辆由白马拉着的列车再次出现。区域性的革命胜利足以让张麻子手下的弟兄们忘记了当初的盟誓。老三如愿以偿地代替死去的老二，搂着已经换上新时代装束的妓女，乘着火车大摇大摆前往浦东享受新生活。面对这些将弃己而去的战友，张麻子只用一个动作和一句话来送别他们，他一手用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一手持枪对了众人，慢悠悠地告诉花姐；这样持枪的姿势最酷！

火车绝尘处，阳光中，唯留下继续战斗的张麻子骑在那匹黑色战马上孤独，落寞的身影。

作者：夏歌 

姜文的四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及《让子弹飞》，全都有强烈的政治隐喻。由于姜文拍电影一贯用力过猛，又过于期待观众的心领神会，结果总是导致了电影在观众那里变得晦涩难懂。于是观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尽情地对姜文电影做出符合自己立场和价值观的解读。

我出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认为姜文是这样一名导演：

首先，作为主体的姜文，拥有对劳动人民的真诚情感，不但能分享底层百姓的艰辛苦难，还能够欣赏和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朴实真诚。他愿意用普通百姓的评价尺度来看待自己，同时也有毛时代青年心中普遍存在的深入骨髓的英雄主义情结。

而作为客体的姜文，是中国电影界三十年来最优秀的一人，拥有脱颖而出的才华。这样的姜文，在整个社会向右转的三十年中，凭着他的才华，像濮存昕、陈道明等人一样，很自然地融入了精英圈子中。在左翼社会（从经济基础，到道德，到文艺）瓦解崩溃的三十年中反而获得了极大的名誉、财富和地位。长期的张弛、妥协，和地位成就混合在一起，使姜文自由主义的一面也锋芒毕露

姜文明白很多底层劳动者难以感知的事情，比如金钱的力量、权力的力量、名誉的负累、富人的道德、精英的真情等等。他也明白精英们难以感知的事情，比如劳动人民的美好和伟大。他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导演，在群众的、精英的这两种社会秩序，两种艺术标尺上都能游刃有余。

这样的姜文老在左翼的语境下讲自由主义，在右翼的语境下讲人民英雄，让我们这类有立场、价值观，想对姜文电影自取所需引导舆论的观众很是头疼。他的电影虽然拥有底层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性，也有精英们赞叹的美感，但整体而言全是晦涩难懂的，造就了许多经典的误读。

举一个非常典型的误读，右翼看《鬼子来了》，看到的是中国人好面子、愚昧、麻木、奴性、窝里斗等等，一大堆西式的、精英式的论点。最后姜文人头落地、瞑目而死的这幕画龙点睛，也被解释成向强权臣服的劣根性。《鬼子来了》满足了精英逆向种族主义的自残倾向，而被右翼大为赞叹。

姜文在《鬼子来了》中，的确没用传统左翼对劳动人民无限歌颂的语境，且明显不认可毛时代左翼语境对大众的觉悟和力量的评估。这是典型的右翼语境。然而姜文却通篇都在赞美最底层劳动人民，赞美我们无比美丽的善良、真诚和无所畏惧。

为此姜文制造了两个超现实的对比。一个是：挂甲屯全村百姓对杀鬼子一事都表现出胆怯，但到结尾遭日本人屠杀时，下至小孩上至残疾老人，没有一人求饶或害怕，全都怀着极大的仇恨手无寸铁与鬼子们拼命。现实中肯定有敢对俘虏下杀手的，也肯定有在屠杀面前尿裤子的。这种超现实的极大反差，是导演故意为了让人意识到，不敢杀鬼子的“愚昧”和“胆怯”，骨子里其实是善良，善良而已。

另一个超现实的对比：片中所有的日本鬼子，在得意时都威风八面，被俘时、尤其是面对死亡时全都胆小如鼠奴颜婢膝。而姜文扮演的农民马大三，在手握鬼子生杀大权时彷徨犹豫、胆怯焦虑，而在昔日的俘虏在法场上对自己行刑时，却能圆睁怒目死盯着持刀切下自己首级的仇人。这才是电影结尾点睛之笔的寓意所在：马大三临死对仇人也没有丝毫恐惧，死得有气节，于是死也瞑目了。

只有精英们才把人民的善良当怯懦，总是低估人民的无畏。劳动人民在剥削压迫面前，因对亲友的关爱和责任感而逼自己退却，却总是被精英们理解成自卑、以为人民怕的是他们个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鬼子来了》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劳动人民虽然无法迎合精英们言行和思维的“审美”，但却是真诚善良，而且在强权面前无所畏惧的。这不是姜文的吹捧或想象，而是我们这些左翼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体验到的事实。

与《鬼子来了》相反，《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却是在左翼的语境下描述右翼的情感。尤其是《太阳照常升起》，通篇都是劳动人民非常熟悉的场景，充满着表面上的质朴和欢快。可故事描述毛主席陨落那一年的故事，却用“照常升起”做名字，本身就是讲述自由主义者的情感——再重大的历史进程，也大不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两个经典角色也表达了右翼精英在左翼社会中难以言喻的痛苦。《太阳》中的疯妈，因为年少时忠实于爱他人的心情而成为了军人的妻子，在丈夫的影子中默默无闻地生活，不仅背井离乡，也离开她所喜爱的精英文化—— 一种对生活的一切细节洋溢着审美，渴望被欣赏被怜爱的文化—— 这是左翼语境下才有的女性故事。

丈夫死后，爱他人的一面又指向自己百花丛中天使一般的儿子。当儿子长大之后，爱人的这面便失去了依托，而精英的那一半灵魂通过一个有关鞋子的梦醒过来，重新占据人格。而优秀者（诗性、美丽）在缺乏客体审美的底层社会中那无穷无尽的孤独感也因此释放出来。

于是疯妈买鞋、修房子，在高处用吴语吟诗，终于找回了属于精英的真情和自然，却在底层社会的“别人”眼中疯掉了，对这样的人而言，扭曲的是社会的理解力而不是自己，死亡是唯一通向真诚的途径。因为导演无比怜爱这个角色，所以让她死得都很抽象。

这部电影中，黄秋生扮演的老师之死与疯妈相得益彰。为建设祖国的理想而回国的知识精英，却在政治斗争中被埋没。一个既显老又不帅，个性沉闷的教师，却因为其文艺气质而受到了广大年轻女性“湿漉漉”的青睐，这本身就是对左翼社会不包容客体审美的控诉。

黄在“摸屁股”事件中遭到了不公正审查，可这种审查在他心中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的确有过摸屁股的冲动，他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和道德自律，这是在自己的才能和热情不被祖国认可的前提下维系他生存的精神支柱。可他的认罪却被醉心于派系斗争的新领导给赦免了。这等于宣布对他个人重于泰山的自尊和自律，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也是轻于鸿毛的。与疯妈被社会否定的真诚和自然一样，要在不被理解的社会中实现内心的尊严，唯有一死。在无罪释放后却手插口袋轻松赴死，无非是宣示我从过去到现在，就从来没在乎过你们制定的道德评判

在这两部电影中，姜文是一个右翼的艺术家，在左翼的语境里表达右翼人的精神世界。右翼的精英总喜欢哀叹“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美好”，在底层社会中遭受的忽视和践踏。他们以精英之腹度劳动人民之心，总觉得别人的一切言行都是对虚名与利益的追逐，只有审美下的冲动才是真诚的，只有自律下的道德才是高尚的。

与疯妈类似的角色也出现在《投名状》中，徐静蕾扮演的苏杭富家小姐，在乱世里唯一的依靠却是连基督教十字架都不认识的大老粗土匪。只有李连杰这样高贵出身的军人才能理解她的美好。徐静蕾角色的死亡，也同样表现出自怜自爱的精英们对社会的恐惧感，自己珍视的一切在强大的社会暴力面前不名一文，仅仅因为误解和冤枉就被轻易的抹杀。

李安在《色戒》中做得更加过分，他描写了一个家境衰落的王佳芝；因经历过富裕生活的熏陶，即便流落底层也拥有旁人不及的优雅和高贵。与疯妈的情况类似。沿着李安的叙事思维，在丧权辱国的历史背景下，两情相悦的王力宏因其底层人灵魂固有的不自由，却服从道德虚名把她的初夜也让给唯一去过妓院的“同志”，恰好只有罪孽深重的日本走狗才具备真实地欣赏和怜爱她这种美好的能力。在内心对这种被爱的渴望驱使下，王佳芝背叛了社会道德虚名，迎来了死亡。这就是李安的本意，在（右翼的）个人真情面前社会伦理也是无足轻重的。

这些精英们因其阶级属性，陷入自我关注的囚笼中，别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被动的，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被审查的，总是无法理解左翼文化中因真心关爱他人、为人奉献而形成的社会伦理。姜文就生活在精英们那个阶级所在的世界层面中，他要表达右翼的情感也相当流畅自然。

姜文的《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其情感是一左一右；那《让子弹飞》到底该算左还是右呢？

窃以为《让子弹飞》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情感，都是左的，是《太阳》之后的回归。刨去《让子弹飞》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它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地方都反映了深刻的“左”的思辨，例如：

1、 辛亥革命的主导者既有革命者，也有大财主（黄四郎）。革命成功后，大财主成了新的剥削阶级，而革命者坚持志向，却成了新社会里的土匪。这简直是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继续革命 的必然性的直接论据

2、普通县官都是跪着给财主要钱的，三七开，真正的统治者是财主。这涉及了当今左右翼最深刻的论战之一：人民的苦难是强权政府造成的，还是剥削阶级资本家造成的。姜文选择了后者。姜文像个左翼一般地认识到：官员们好贪腐的道德亏欠根本不是人民苦难的根本原因，官员只是傀儡，收完90年的税后滚下台走人就是。根本原因是阶级斗争；真正的统治者，剥削阶级，靠着他们豢养的假“张麻子”们，把好官都杀死在路上了

3、县官挣财主的钱，发给穷人。这又涉及了左右翼另一个核心争论，强而有力、能与剥削阶级对抗的政府是否有必要？右翼主张强力政府就是坏的，腐败是其必然；而左翼主张要靠“好”的专政来保护人民利益。姜文以县官身份恶斗黄四郎，恰是革命建国后仍要靠专政政权继续与剥削阶级斗争的逻辑。

4、叫张牧之的人不能做土匪，人们认为做土匪的就该叫张麻子，而且一定满脸麻子凶神恶煞。这又是群众观点，和精英观点的一次碰撞。中国的右翼总是认为革命者聚集的都是社会上成功不了的一帮“losers”，为颠覆社会牟取私利才会铤而走险。难道就没有一些有才干有知识的人，因为对人民苦难的感同身受而奉献一生投入革命事业？革命者只有“麻子”、不能有“牧之”？归根结底还是自私自爱与仁义的区别

5、跟“这帮人”“玩不起”的张牧之，要追求内心的自由，只能上山去做土匪张麻子。而当他真正要解放穷人的时候，发现一定得“玩得起”。拯溺者不得不濡！这是中国人从儒家到革命者，一切投身于革命实践的人必须懂得的道理

6、玩阴谋诡计，张牧之被黄四郎三番两次玩残了。好人跟恶狼斗，能靠嘴皮子吗？改良道路，议会民主有出路吗？

7、四个土匪精英打不下土豪的碉楼，得靠鹅城大众的觉醒和斗争，枪杆子里才出政权！

8、先锋队要做的，把碉楼的铁门打得千疮百孔。子弹打穿的问号在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答案是可以的，剥削阶级的暴行早就已经教育好人民了，只要把武器发给群众，再给人民一个胜利的榜样，人民就能够团结起来踏破千疮百孔的铁门，势如破竹地攻占碉楼

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叹息一声姜文的英雄主义情结还是太重了，带穷人分了一个五代土豪的家产，就急着与敌人惺惺相惜，与兄弟们各奔前程。这是英雄需要的功成身退式的圆满，却不是革命者需要的死而后已式的圆满。胜利不是永恒的，斗争才是永恒的。打土豪分田地，离真正的胜利还远得很，远得很。

但作为观众，岂敢丝毫苛责？没有姜文这部爷们到极致，却也血腥、暴力、粗口、自虐、搞基、三P、露点的R级电影，三十年来就根本没有一部符合左翼价值观的受欢迎商业大片了。《让子弹飞》还是把许许多多观众心中深埋已久的斗争情绪，重新以英雄主义的途径给诱导了出来。这是几千篇理论文章也达不到的宣传效果。作为左翼青年，对他还是充满感激的。无论看到右派们在赞美《让子弹飞》还是大骂纳粹，都是一件乐事

——不过以姜文左一次右一次的惯性，莫非他下一部商业大片会是极右的？

作者：赵政委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我很喜欢，“站着就把钱给挣了！” 欣赏之余，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当今社会，到底谁能站着就把钱给挣了？

    照理说，在一个官有化的社会里，当官的必然是一个强势的阶级，他们是最有可能站着挣钱的。仔细想想，其实不然。德国铁血宰相俾斯曼有句名言：“你只要去当官，就注定没有自由。”这是句非常富有哲理的话。你只要处在官僚阶级之中，就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上级，古语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上级面前，你固然挺不起胸膛，更要命的是，除非你是官员中最大的那个，否则你必然会有一个顶头上司。你的升迁，你的福利都要看他的颜色，哪里还会有站着挣钱的可能呢？

    既然站着挣不到钱，那就要想其他办法了。电影里葛大爷扮演的老汤是一个县长，姜文演的张麻子曾瞪着眼对他说了句：“你就是个骗子。”是的，他们就是些骗子。骗子是不可能站着的，他们要么猫着，有时还会跪着。还记得老汤是怎么死的吗？屁股挂在了高高的树梢上，而脑袋却和一堆银子搅在一起。屁股的位置高高在上还自认为人民公仆，脑袋里却整天想着怎么挣人民的币。这分明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写照。这样一个阶级，没有自由，整天算计，一不小心跟错了船，脑袋还可能搬家，整个一堆可怜的机器！

    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如果你是个成功的经营者，你就有了充分支配自己剩余的自由，这是对所有成功者的奖赏。可是，钱并不是那么好挣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发哥在影片中一饰两角，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社会里的资本家阶级本来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那些所谓的企业家们在他的员工面前颐气指使，在公众面前光鲜亮丽，一副成功者自居的嘴脸。但成功的背后却是需要代价的。你不是要挣“到了”吗？在那些绿油油花纸片拥有者面前，你直的起腰吗？你做生意没有资金是不行的，在我们这个官有化的社会里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另一个发哥就要出场了。在“到了”面前他卑躬屈膝，“亲爱的，请给点订单吧！” 在“人民的币”面前，他索性下跪，“大人，请给点贷款吧！” 站着挣钱对这个阶级是个奢望，想想也挺可怜，时常要跪着，还不时要站出来秀一把，走狗大概都是这样的吧！

   无论怎么说，以上两个阶级在我们的社会里还算是相对的强势。有强势的，就必然有依附的。冯小刚的戏虽不多，但他诠释的师爷就是这样一个阶级。公正的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应该是天然信仰自由的，如果再加上独立的人格，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的脊梁。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要评级，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要挣钱。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依靠强势阶级如何向上爬？他们出路不是被官僚收编，就是被资本收买。这不，老汤不是对师爷说了嘛，“你要伺候好我，就得先哄好我的夫人。”

    夫人又是谁呢？当然是官夫人呢。在两大强势阶级背后，除了靠出卖智力的依附者，还会有出卖色相的，反正是什么值钱就卖什么吧！夫人有句台词很经典，“反正呢，我就是想当县长夫人。谁是县长，我无所谓！兄弟，别客气嘛。” 她们和师爷其实是一路货，不同的是，一个是跪在向上爬的路上，一个是跪在伸开腿的床上。结果呢？师爷死在了路上，师奶死在了床上。一群可怜的蛆都倒在了曾经工作与战斗过的地方。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在影片的角色里找到很多社会中的原型。看到了胡万，会想像成法官；看见了胡千，会想到了黑帮；等到姜武扮演的武举人出场时，你一定会想起了城管。可是，有一个阶级在影片里却没有，主要是影片反映的民国年代还不会有这个阶级，中产阶级。

   这是一个在当今网络上非常活跃的阶级，他们自称“屁民”，或者指称别人是“屁民”。其实他们哪里有如此下贱呢？在我们的社会有的是比他们下等的阶级。他们只不过憋的难受有屁要放而已。这说明了他们已经朦胧的看清了社会的现实。怎么看清的呢？因为自己的境遇，政治上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力；经济上他们有沉重的压力；生活中他们感觉无力。站着挣钱那是绝无可能，在上司面前，在老板眼前，在老婆跟前，除了匍匐前进，还能怎么样？所以在网络上，他们需要给力！

   说他们朦胧，是因为他们之中大部分头脑不清。他们大都痛恨官僚，为什么如此呢？除了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更要紧是因为通往官僚的路是那么的狭窄，每年公仆考试的录取率不断下降，一方面痛恨，一方面挤扁了头也冲不进去，失望转成了绝望，绝望了又重新鼓起希望，改革吧，改了以后或许我还有希望。先生小姐们，你也不想想，两个强势阶级尚且看人眼色，你就是硬挤进去，不过是多了一个跪着的。对他们我只能送上四句话：“讲民主你缺少风度，玩政治你不懂权术。闹革命你没有胆量，搞改革你越发走样。” 这是一群跪着的不服输的可怜虫，由于不服输，所以依旧朝上艰难的爬着。虽然可怜但不值得同情，真正需要同情的是我们在舆论里很少看到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

    在这些大多数里，有的人是因为出生不好，有的人是因为机遇不够，有的人可能是能力不行，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被牢牢的摁死在社会的底层。被摁的时间久了，跪着成了常态，心态也变的麻木了。当张麻子把劫富来的银子抛到这些人的面前，由于麻木，很快的，银子从哪儿来就回那儿去了。张麻子给他们发枪，还是由于麻木，他们甚至举不起来。他们在干吗？他们在等待，他们在观察。长期的弱势地位让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谁赢我就跟谁走！”这不是智慧，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悲哀。

   张麻子没有办法，只能朝着恶霸堡垒的铁门射出一颗颗正义的子弹。一颗子弹不足以摧毁整个大铁门，可是张麻子知道一个道理，如果让子弹飞起来呢？每一次恶霸的作孽都会引来一发愤怒的子弹，做的孽越多，招来的子弹就越多。终于有一天，愤怒会演变成怒火，麻木会质变成行动。当花姐抄起双枪，当武举人也拿起家伙，铁门是会被打烂的。

    然后呢？该分的都分掉了，该走的也依然要走。跟着张麻子革命的兄弟们要去上海，而且还要带着花枝招展的花姐。张麻子问他们，难道有肉吃了，就不革命了？兄弟们回答，革命本来就是喝酒吃肉。看着这一个个奔向远方的候补官僚与资本家，张麻子茫然了。难道这就是我要的革命，到底谁能站着就把钱给挣了？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有句名言：“人们自以为逃离了寺庙，却不知你已经成了终身的僧侣。”是的，在你无法控制的欲望面前，你就是资本的奴隶。在金钱的枷锁之下，你是不可能站着就把钱给挣了的！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张麻子微微一笑，骑上大白马缓缓的走向了远方。在一抹夕阳的映衬下，他慢慢转过了头：“我还会回来的，等你们都跪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依然会回来，站着就把钱给你们分了，再见。”

作者：张小羊 

《让子弹飞》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发生在影片的结尾部分，在这个图穷匕见亮出底牌的时刻，张麻子问黄四郎“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其实是在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而两个选择代表了两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土匪，只图钱财，不问是非，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钱更重要；第二种身份是造反者，造反者比土匪更有野心，试图推翻当权者，取而代之，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推翻当权者比掠夺钱财更为重要。在黄四郎的眼里，张麻子并不是简单的土匪，所以，他回答说“我”。然而，张麻子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个答案击溃了黄四郎最后的一点矜持，因为这个答案的背后，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料到过的身份——革命者。
　　
　　
　　其实，这个国家对革命并不陌生。辛亥革命十年之后的南国，人们依然习惯于下跪，区别仅仅在于新的权贵取代了旧的权贵，压迫的方式则在枪炮的武装下更加残酷。几乎是差不多的时间，在稍微往北一些的长江下游，从北京回故乡省亲的鲁迅碰到的依然是一个“骨子里都是依旧”的凋敝乡村。在革命中叱咤风云的革命党，在革命之后产生了分化。
　　无疑，黄四郎是辛亥革命之后坐享革命红利的既得利益者。在鸿门宴上，黄四郎说，他二十年前见过张麻子，那时候张在明处，他在暗处。而二十年前，张牧之可能正是反抗青廷的革命党。黄家藏有一颗珍藏版地雷，该地雷的双胞胎兄弟正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响。黄四郎很可能也是早期的革命党成员，甚至参加过十几年前的那场革命，在革命后，成为革命新贵，祖辈的基业加上黄的革命资本，造就了雄踞鹅城的南国一霸。
　　而张麻子则是革命中另一类人的象征。张麻子是某种南国方言中张牧之的谐音。张牧之象征的是一种致力于达成革命最初承诺和最终精神的力量，是革命纯洁性的捍卫者——正如同他所追随的蔡松坡将军。对于这些人而言，革命远远没有结束，只要革命的最终目的没有达到，就需要将革命永远进行下去。
　　在影片中，蔡锷与辛亥革命只是这个关系的一个表层的类比。更深层的类比在于，姜文用它建构起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姜文并不试图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在革命最纯粹也是最直接的意义上，这两场革命不过都是永不停息革命浪潮中的前后相继的环节。
　　
　　
　　辛亥革命之后十四年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溘然长逝，留下的遗嘱经汪精卫整理，浓缩为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既然革命尚未成功，则需要继续革命。晚年的孙中山，在继续革命中最大的行动就是联俄联共。就在马邦德带着老婆唱着歌奔赴锦绣前程的时候，共产党正在秘密的筹备之中。两年之后，孙中山将这个新的政治势力视作为国民党重新注入革命精神的新鲜血液。孙中山看重共产党人，并把发展组织的重任委托给他们。孙曾斥责一批告共产党状的国名党员，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1】
　　正是在联俄联共的政策之下，国民党获得了空前的活力，广州成为了革命的中心，并最终埋葬了北洋政府。在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之中，国共分裂。土共上山当了土匪，国军进城当了老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认为自己才是大革命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而进了城的国民党，不过是“革命的叛徒”。
　　就是在这个时候，年轻的毛泽东正经八百地登上了历史舞台，而鹅城中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无法理解影片后半段撒银子撒枪的桥段，因为按照商业大片的逻辑，此刻的张麻子应该率领余下的兄弟冲入碉楼，以一敌百地血洗黄府，一波三折地灭掉黄四郎之后，英雄举枪朝天空怒射，天地为之动容。最好顺便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出被黄四郎抓走的花姐，然后两人骑着高头大马消失在血色的夕阳中。然后出音乐，字幕。
　　但是，姜文和张麻子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在发银子的晚上，戴着九筒的张麻子和戴着一筒的汤师爷有一段对话。“你不就是想当老天爷吗？”“是啊。”“这跟收拾黄四郎有什么关系呀？”“老天爷都能当，还收拾不了一个黄四郎？”
　　这段对话预言了后来张麻子用四个人攻破黄四郎碉楼的方式。如果把撒银子的桥段视为一个政治寓言，恐怕没有比土地革命更加适合的类比对象了。正是通过这场运动，农民被指认为一个阶级，并第一次获得了政治主体性。
　　二十年代，广东海丰的旧式官僚在农民代表面前谈及彭湃利用农民时，农会干部的反驳是：“不是彭湃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利用彭湃。”这些农民不一定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但积极投身到了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中去。当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斗争果实而奔向战场时，更成为中共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最重要力量。
　　
　　
　　在围攻碉楼的前夜，张麻子曾经让老七在黄府的铁门上打出了一个叹号，然后自己又打出了一个问号。叹号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问号，则意味着对新的时代的疑虑。二十世纪前半页行将结束的一九四九年，中共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黄培炎问毛泽东，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周期率？毛泽东答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十多年之后，新社会中的阶层分化开始显著起来，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层级制出现在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地平线上。
　　夺取政权之后，还要不要革命？毛的回答是肯定的。恰如曾向黄炎培所说的那样，毛开始发动人民，只不过他的民主不是通过投票，而是通过群众运动以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文化革命。正如萧武所言，一个基本的事实是，1966—1968年的群众运动时期，无论同时还存在着怎么样的高层政治权力斗争，一般劳动群众热情参加“革命”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厌倦了这之前的僵化的等级制度。当曾经许诺给人们的一个平均主义的天国迟迟不肯出现时，只有等级特权越来越威胁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时，他们怎能不对“文化大革命”寄予厚望，怎么能不激动打倒当权派？【2】
　　一般认为，毛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它在十年“文革”期间被广泛宣传，家喻户晓，还曾写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甚至还写入了四届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宪法, 影响十分巨大。它在最初提出时被评价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在病痛中去逝。随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认为它是“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应该“坚决纠正”。
　　
　　
　　从一九八零年代后的中国，是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教授先生们说：告别革命，中国不能乱；民主人士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只能导致专制；社会精英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就是劫富济贫；青年学者们说，革命就要流血牺牲；达官贵人们说；告别革命，稳定压倒一切……告别革命，告别革命！在今天，即使最底层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也会像背顺口溜一样在不经意间流利的说出“中国不能乱”这样有政治觉悟的话来。在今天，告别革命已经与市场经济一样成为了神话。无须任何意义上的质疑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牢牢的记住它，并中规中矩地遵守秩序，任何对“告别革命”的质疑都将遭遇“你是想要回到文革去吗”这样在反问，就像任何对市场的质疑都被指责为为专制辩护一样，在说的时候就要准备着成为“人民公敌”。【3】
　　告别革命，同样有着深厚的思想和实践背景。正如邹谠所言，在历史实际政治中它可以上连美国改良主义政治与法国革命的对比，下连苏联的崩溃，中国的严重 灾难，在思想上可以接连Edmund Burke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想，……此外，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可以引出告别革命的论点。【4】
　　一七九九年，柯勒律治写信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建议他同广泛的精神不振和顺从竞争：“我希望你能给如下人写一些诗，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5】后革命时代的失落感是如此雷同，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仿佛跟这个革命的世纪没有什么瓜葛。而充斥在新世纪的东西则是美容、减肥、楼房、股市、美女、汽车。
　　
　　
　　姜文生得早，没有赶上“告别革命”的好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不断革命时代的产儿，却生长在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这个问题是他人格的一部分，他需要一种表达，但他似乎也并没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讲了一个寓言，结尾要靠我们自己来完形。
　　若干年后，有人采访姜文，姜文说，“赶巧我们这一代人，一九七六年以前的人吧，赶巧跟一批历史创造的英雄同时代活过。毛泽东逝世时，我已经十三岁了，起码这十三年我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生活过，他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
　　姜文曾在他的临时寓所的写字台上、洗脸间、床头，所有可以放书的地方，大都放着与“毛”字沾边的书：有《毛泽东选集》，有研究毛泽东的书籍，还有毛泽东喜爱的书《容斋随笔》。姜文说，守着这样一个伟人，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么多风风雨雨，比看“三国”要精彩得多。【6】
　　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姜文，他是否要演毛泽东。姜文回答：“不是我说要演。我确实觉得这个人物是值得塑造的。但是，我不太相信现在又可能出有关他的成熟作品。很难，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他的认识恩怨性太强。我们很幸运曾经跟他生活过一段。他是中国这几千年来能够冒出头儿来的这么三、五人中的其中一个。他跟旁边的人没法比，什么蒋介石，个儿太矬了。他的‘往事阅千年，魏武挥鞭’，它实际上到后来是跟古人对话。现在太多的恩怨，对他，会扭曲了他的精神。当然把他精神话了是不对的。太简单。因为中国有这个毛病，拽不下来，干脆推成神。这挺好的！但是，他不是凡人！他做了凡人想做没做成的事儿。当然，那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还有一点，现在很多人为了不神化他，把他塑造成凡人的演法，这是很大的错误。把他演成了干部了!他不是干部!是个革命者英豪啊！他不是干部！从这个词来说，‘干部’是个日本词。好比一棵树，这叫干部、根部、冠部。我看好多电影、电视剧，你怎么能把老人家弄成一干部？！这太不对了。他是个什么人？！我还几次都说，他没有补助费，也不着眼前的利益，就能这么一呐喊，就反了，就都跟着他长征去了。蒋介石那花了多少补助费，套半天词，不跟着走！这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他，我觉得不能把他当农民。很多人把他当农民，我觉得很浅薄的。这么说他我觉得是贬低自己。另外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受了知识分子的罪，才收拾知识分子。这个我觉得也太可笑了。其实，他本身是个很大的知识分子。他虽然没去过西方，但从他的理论里边，有很强的这种世界知识集合在里边。包括他对哲学、辨证法的爱好。关键一点，他有种对理想的追求，和能够清晰带有煽动性地阐述理想的能力。不是靠银子、许愿啊，这不是。”【7】
　　
　　
　　关于革命和造反，阿伦特有一个区分，造反是以暴易暴，而革命是秩序重建。造反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尽管阿伦特的《革命论》最后演变为一套“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的说辞，但其对于革命的这些指认是准确的。革命是启蒙的后果之一，其最重要的禀赋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反抗暴政的暴力活动，同时也指向了一种新秩序的建构，这种秩序内在的价值就是革命行动的价值依据。阿伦特认为，这种价值依据就是自由。【8】
　　出于一种在冷战背景下对马克思后继者们的失望，阿伦特对马克思有一个误解，认为后者“忘记了革命的本来意图，是以自由立国”。这种指责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马克思早就在两个层面上对自由进行了重新认定。其一，在马克思那里，私有制之下的自由视为一种异化后的“伪自由”。解释这一原则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婚姻自由的论述：“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不会有别的动机了。”【9】在马克思看来，基于私有制的自由无非是“贫穷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平等（这种平等的逻辑后果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其二，在谈到“以自由立国”的时候，阿伦特的脑海中理想的革命形态是在她看来异常完美的美国革命，而其实，马克思并非忽视了“自由建国”，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早就对德国社民党提出的“自由国家”的说法进行了批判。【10】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付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11】在这里，等级制之下的自由，无非是“下跪的自由”。
　　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革命的目的就是消除了私有制和国家之后的自由，而不是贫穷和下跪的自由，用张麻子的话来说，就是“站着，还把钱挣了”的自由。当鹅城新县长马邦德宣布他给鹅城带来三样东西，“平等，平等，还他妈是平等”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土匪，而是一个宣布“鹅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革命者。
　　
　　
　　在其最纯粹的意义上，只要贫穷和等级制依然存在，革命就永无止息。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革命之后，应当是世俗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继续革命，更不是永远革命。
　　
　　“大哥，我们去上海了。”
　　“不跟我回山里了？”
　　“还想回山里啊，您这腿脚都不利落啦。”
　　
　　“你不是要跟我当麻匪到处发钱吗？”
　　“今天不是把钱都发光了吗？还有比今天更过瘾的？”
　　“这么说，你改主意了？”
　　“那还用说吗？”
　　
　　“老三，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替二哥娶她。”
　　
　　“老三，你跟我在一起不高兴吗？”
　　“高兴，就是有点不轻松。”
　　“你们俩呢？”
　　“有点。”
　　“不轻松。”
　　
　　“姑娘，你这么拿着枪，更好看。”
　　
　　在张麻子眼里，最纯粹的革命者一定是那个一支枪对着自己，一支枪对着敌人，在心里装着最美好理想的人。所以他要说，“姑娘，你这么拿着枪，更好看。”
　　
　　
　　姜文曾经评价毛说：“我觉得他可以把几万人带着迁徙，又没有补助费，像摩西出埃及一样。这种东西是精神上的，但他也很矛盾，很有悲剧性，他跟斯诺谈的那段话里提到，他的亲人死了那么多，我觉得那是他体会到某种悲剧感的时候。”【12】这样悲剧感，不知是否可以称作孤独。“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老三，去上海还是浦东，浦东还是上海？”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在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中，姜文终于捅破窗户纸，把现实和想象搅成一锅浑水。姜文曾经引用述平的一句话来阐释自己对真实的看法——“强劲的想象带来真实”。在《让子弹飞》中，他把中国二十世纪所有的革命讲述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着最为荒诞的外壳，却有着最为丰富的内核。
　　李零说，“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13】费正清说，“革命总是遭遇一个共同的命运：在当时它们似乎像突然爆发的火山似的，既不可预侧，又无法控制。但事过境迁回顾它们时，却都渐渐淹没在风景画中，好像一座山的两边山脚，因和果都分不清楚了。”【14】于是，一切血与火最终都淹没在湖光山色掩映中的那首《送别》之中，火车开向七十年后改革开放的浦东，尾随的骑士沿着铁轨独行成一个孤绝的背影。这一切，像一个开始，又像一个结尾，更像是一个轮回。
　　
　　
　　参考：
　　【1】孙中山：《孙中山文集》卷11。
　　【2】【3】萧武：《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4】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
　　【5】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
　　【6】【12】《三联生活周刊》专访。
　　【7】《新电影》专访。
　　【8】阿伦特：《论革命》。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1】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
　　【13】李零：《读<动物庄园>》。
　　【14】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第一个问题：鹅城人为啥都打的光胴胴？　　

     光胴胴是川话，上半身赤裸的意思，全身赤裸的叫光条条，胴胴既胴体——躯干是也，躯干可裸下肢不行，谁要是问那上肢怎么办？就地拖出去打死。你见过只遮上肢不遮躯干的衣服吗？鹅城老少爷们，除了四大家族以外全是光胴胴，看闹热的是光胴胴，枪在手跟到走的也是光胴胴，为啥？有个典故：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发现当地穷人特别穷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红军长征一路，计有宣传干人的标语口号如许：　　

红军是为干人除害作主的队伍！　　

红军是干人的亲人，干人见了青天！　　

共产党是干人的救星！　　

红军帮助干人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干人就是光胴胴，光胴胴就是干人。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第二个问题：马县长的屁股被炸飞了　　

    马县长死的时候，脑袋被一座山的银子包围，身子带屁股却挂在树上，分身了。为啥？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出现屁股跟脑袋的分离状态，那只能是马县长临死前的那段荒诞场景，屁股不见了，脑袋还能讲话？讲的只能是荒诞话，你他娘的都死透透了，还在那儿掰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的干毬，不就是你往自己兜里扒拉的那点小算盘吗，麻子都知道，四郎也知道，装糊涂扮聪明都没用，骑墙看风向也不好使，时代大潮滚滚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个人的那点机关算计顶不了个球用，还是找准自己的阶级阵营，跟定自己的阶级队伍才是正道。　　

第三个问题：张麻子最后去哪儿了？　　

    有的人说兄弟和媳妇去了上海，张麻子继续进山当匪。这是胡说，结局必定是张麻子跟着兄弟们去上海。张麻子是职业军人，军人不能离开自己的队伍，即便队伍暂时走错了方向，也只能跟着队伍先走一会，想办法再把方向扭转过来。红军长征前被博古李德带错方向损失惨重，毛泽东没有离开队伍；张国焘带着右路红军走错方向损失惨重，朱德也没有离开队伍。张麻子的兄弟打完土豪就想带着银子去上海花差花差，这跟张麻子平时疏于思想教导有关，自己的觉悟都还没上去呢，怎么可能把兄弟们教导成革命战士。不过他们那几个银子到了大上海能顶个屁用，隔不了几天就得吃光输光嫖光，上海是三座大山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多少几世豪门、资深军阀到了那儿都白相不下去，更别说他们这几只草寇了，重走老路是必然的。麻子是跟过蔡锷留洋的人，曾经去过北京、上海、东京、昆明等大城市，见过世面，知道钱是怎么回事，这一节不会不知道。　　

    关于张麻子的故事先说到这儿，下面说正史。张麻子是编的，很精彩，可真实的历史往往比编出的故事更精彩，而且张麻子之所以可信，在于它的确符合历史真实，民国早期，张麻子式的人物遍布大江南北，巅峰豪杰中，文有鲁迅，武有王亚樵。鲁迅鲁大哥的故事大家知道得很多了，鲁迅舞的是文刀笔剑，打的是人们思想里的土豪，杀的是文化里的黄四郎马县长。而王亚樵的方式则跟张麻子近似，而且比张麻子恣意豪迈一百倍，是张麻子道路的顶峰。　　

    1930年代，蒋介石政府对朱毛二匪的悬赏为十万银元，悍匪周恩来刘伯承等的赏格更不过区区五万，可对王亚樵，赏格却足足是一百万银元。在那个“黄金十年”市场经济时代，可见此人的价值。　　

王亚樵，辛亥革命的元老级人物，曾在家乡合肥组织革命军，任司令，失败后落草，被政府称为乱党。号称民国第一杀手，手下兄弟众多，曾经主持铁血锄奸团，斧头帮等杀手组织，行动力极强。由他主持的民国刺杀大案就有：　　

直系军阀派任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在上海浴室被杀死；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险道枪击，亏他老蒋命大；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上海沪西站死里逃生，终生布下阴影，一触即跳；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 　　　　

日军侵华早期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在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被炸，命归西天，是整个抗战被中国人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　　

炸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震惊中外。 　　　　

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签定卖国协定惹祸杀身； 　　　　

大汉奸汪精卫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连中三枪，留下后来致命的伤；其中一发子弹最后导致汪精卫在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王亚樵英雄一世，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这些当年被王亚樵集团所刺的要人，或是千夫所指、鱼肉百姓的独夫民贼；或是包藏祸心、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国贼；或是以权谋私、吮吸百姓血汗的吸血鬼、或是闯入华夏国土、烧杀抢掠的强盗，他们的死伤，是国家、人民、民族的大幸，人们拍手称快。　　

     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经风趣地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 　　　　

    然而在1936年底，因手下兄弟出卖，盖世豪杰王亚樵被戴笠派了十几个特务，设计刺杀于广西梧州，终年49岁。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憔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憔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借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张麻子、王亚樵，都是这一类的好汉。张麻子成功发动群众，打倒了土豪黄四郎，可鹅城四大家族仍在。黄四郎倒了，刘都统的鸦片生意仍然不会断；碉楼炸了浮财分了，可鹅城光胴胴仍然穿不上衣服，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统治阶级没有推翻，人民政权没有建立，张麻子一走，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王亚樵杀得了汪精卫，杀不了蒋介石；杀得了蒋介石，杀不了蒋介石背后的江浙财团英美日商会，即便王亚樵神通再大一百倍，把这些都杀光了，换成谁来，源源不断的马县长而已！饱狼走了饿狼来了，不改变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不建立新兴人民政权，不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王亚樵的悲剧命中注定。　　

    王亚樵被害那一年，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条道路不是办法，只有中共才能真正成事，于是决定投奔中共，王亚樵请李济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推荐信，又亲书一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请求收纳。王将两封信及2000元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带去延安。结果壮志未酬。。。同一年去世的还有文豪杰鲁迅，也是刚刚联络上红军毛泽东，准备当一个用笔战斗的红军战士，结果壮志未酬。。。　　

    1936年，文武两个巅峰的中华草莽豪杰代表在自己过去道路上的抗争同时走到了尽头，又同时想到了投奔中共道路，可又同时不幸离开了战场。这一年，也是蒋介石民国政权“黄金十年”的顶峰之年，仅仅半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就用肆无忌惮的铁蹄和屠杀证明了鲁迅王亚樵以及毛泽东共产党们奋斗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毛泽东对王亚樵的评价是“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英雄惜英雄，英雄懂英雄。 　　

    张麻子和他的兄弟去了上海，那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有八国租界、有国民党老窝、有共产党老巢、还有北洋军阀司令部，鸳鸯蝴蝶张恨水，销金烁银，光怪陆离，张麻子们去了那儿，能找到什么，这要看他们的造化。姜文说他最崇拜毛泽东，也许会给张麻子安排一条贺龙式的道路吧，毕竟从张麻子到王亚樵都失败了，最后还是毛泽东把事办成了。只要他们的目标一致，最终都会走到毛泽东的道路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