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于它的缔造者放在什么地方都感觉不合适的问题。如果彻底否定他，“材料”已经足够了，不说罄竹难书，起码“搞过富民穷的计划经济”、“玩弄权谋”、“猎杀功臣”、“搞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摧残知识分子”、“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经济崩溃边缘”、“发动文化革命”、“个人崇拜”、“迫害干部”、“搞人民公社，让大家吃不饱”……等等“罪行”已经成为全党、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这还不说质疑他搞中国革命究竟对中国好还是不好了。随便问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数落一条条的毛泽东的罪恶。犯罪证据这么齐全的人，干脆把他否定了吧。却也不敢。这倒不仅仅考虑老百姓愿意不愿意，所有罪证的真伪还要落实等问题，起码这样一做，现在的共产党就成为“出身”不好的一个政党，一个有“前科”的政党。没乱子不说，一旦有点风吹草动，有人说你自己就承认有前科，谁能相信一个犯罪组织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了呢？于是，每次党代会还要把毛泽东放在一个“前辈”的位置，谁要搞过了，就强调一下。
因此，骂也不敢放开骂，举又不愿真心举。真举了吧，罪名那么多，很多还是自己说的。不提吧，还有很多人盯着，而且还影响执政合法性。难呀，确实难为他们了。
贫道觉得，说透了，还是从最简单的地方入手，就是毛泽东的这些“罪行”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捏造的，长期涂黑的，还是确实有这样的罪行。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搞“莫须有”（或许有）是不行的，因为这关系执政党的命门。最主要的是，真的早晚会显现出来的，尤其在互联网和信息时代，那么多资料可以查，只要有人愿意知道真实是什么，总能最后把真相告诉大家。现在就这么遮遮掩掩不说实话，30年不说，40年还不说。就算一辈子不说，那50年后呢？100年后呢？
贫道不是史学家，也懒得查那么多资料，就把知道的资料做些分析，数落一下这些年知识分子公认的毛泽东的“罪恶”吧。当然只说解放后的。
一、计划经济问题
贫道觉得，认为毛泽东喜欢瞎折腾，错误选择计划经济，把国民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让老百姓长期用票证，生活不改善是第一个大“罪行”。这方面的“罪行”，这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算是给总结透了，能多透就多透，甚至发言说毛泽东时期生活不如解放前的都有。反正批计划经济就是批毛泽东，批毛泽东少不了批计划经济。
贫道就评价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一种主要以政府专门机构参照经济存量状态制定发展目标，并以此配置资源以实现发展目标的经济模式。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以市场供求规律自动配置资源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经济模式。
计划经济存在的前提，是现代产业的生产资料必须国有化。因为只有生产资料国有化，政府机构才有权利配置资源，像印度那样工业和银行资本主要是资本家控制，所有计划就都是虚的。国有化与计划经济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一个组织如果控制了门类基本齐全的生产资料时，一般都会采取计划方式而不是市场方式。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体制下，贵族庄园内部实行的就是一种计划经济。现代产业主要是国家的，国家要运作这些产业，没计划怎么运作？假如一个国家70%现代产业是一个资本家控制的，这个国家想不计划经济也要计划经济，无非主体不是国家，而是这个寡头而已。
中国共产党采用计划经济模式，绝不是文人们说的是为了“学习苏联”。因为“学习苏联”只能是选择经济模式以后的必然做法，而不是选择前就决定了的。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市场经济，就不会非要学习苏联而会学习美国。因此找到中共为什么要选择计划经济才是关键。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中国近代产业已经是国有和官僚资本占主体了。到1948年，中国近代产业，包括工业、矿山、交通、金融等，70%的资本属于国有（相当一部分是日资）、外资所有和官僚资本（其中三大家族占主体，其中“截收”的日资占很大比例）所有。也就是说，国民党其实已经给共产党准备了一个准国有化的经济形态。共产党夺取政权，国民党政府的、逃跑的西方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产业自然全归了政府所有。共产党政府没搞“社会主义改造前”，现代产业70%已经是国有化了。也可以说，共产党如果把国有化的功劳都归于自己就有些“贪天之功”，因为蒋介石已经搞得差不多了。贫道可以问一下文人们，这个时候共产党怎么办呢？不要？不要了给谁呢？卖了，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大资本卖下中国70%的产业资本呢？当然厉以宁、吴敬琏可以出招：“仨疙瘩俩枣给老板们算了”。可老百姓答应吗？民主党派愿意吗？人大会和政协会能通过吗？其实当时都不可能，只能国家自己经营。国家自己经营这么大块资产，不做计划行吗？因此，计划经济对解放初期的共产党来讲，是没有别的出路的选择。
接着的问题是，共产党上台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党派对经济发展任务的共识是什么。这时，中国已经积弱百余年，被西方列强欺凌百余年。这百余年对于中国整个精英集团来讲，包括民主党派，无不把尽快赶上西方经济水平以便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首要任务。因此，调动一切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尽快建成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使中国迅速摆脱被西方列强再次凌辱的局面，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不是毛泽东自己想出来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从1840年以来，包括洪秀全、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阎锡山、张大帅、蒋介石、汪精卫都梦寐以求的。接着的问题是怎么实现。
西方列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大量掠夺殖民地资源，进行奴隶制剥削的过程。西方工业资本的形成大量依靠对其他民族的掠夺。且不说对美洲和非洲数以万吨计黄金白银的掠夺，仅仅旧中国赔偿的白银就达数亿两。严格来讲，西方工业化并不纯粹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还包括“强盗经济”的部分。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很多资本积累因素是“非经济因素”。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和资源，这谁都清楚。对于中共来讲，要实现快速工业化，根本不具备西方初期工业化的条件。中共不仅不可能去掠夺其他国家，反而要时刻提防西方列强的再一次掠夺。因此，中国只能从现有条件来考虑如何迅速积累现代化资本与资源，如何迅速取得现代化的技术基础。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市场经济，用市场调配资源并进行现代产业投资，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看不到机会的一个漫长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中叶，西方正处于以产业资本为主体的阶段，追求的是产业投资，经济特征是生产过剩。与西方在70年代以后，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体，大量进行跨国投资，国内趋向生产不足是相反的。因此，例举拉美、亚洲四小龙等快速发展的事例并没有根据。用90年代以后中国吸引大量外资来批判50年代的中国更显得像刻舟求剑。
有了工业化目标，工业化需要的巨额资本呢？只能靠自己。
发展经济学一个重要理论是，发展中国家积累率太低，一般在10%左右。存在一个所谓“低水平均衡陷阱”。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人均收入低，勉强够花，积累率自然低。积累率低，投入工业的资金规模就小，产业进步机会小，收入增长就慢。收入增长慢，积累率就低。其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都处于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资产的状态，这些人的资产并不见得都会愿意投向现代产业，尤其是地主阶级。
因此，实际可选择的出路就是，消除剥削阶级，以国家力量调配资源，大幅度提高积累率，降低消费率。提高积累率必然降低消费率，如果不消除剥削阶级以及产生剥削阶级的根源，降低消费率会使本来生活就艰难的劳动大众生活无以为继。因此，所谓降低的消费部分，绝大部分是本来有钱享受的那部分人的消费，普通劳动群众很少影响。这样，共产党很快把积累率从不到10%提高到35%，并长期保持这样的水平。在当时，只有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积累率达到35%左右，发展中国家积累率都在10%左右。有钱都让富人消费了，当然没积累。
这就是后来被文人们不断诟病的低消费政策，因为他们代表剥削阶级，代表了那些被剥夺奢侈生活权利的人的利益。
解放初期，中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足20%。农业占一半以上。到1952年，二产业占20.9%，农业占50. 5%。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现代产业成分很小。
1955年，虽然国有经济占现代产业的主体，但当时依然是市场经济，工业化速度并不快。当年二产业占GDP的24.4%，而农业依然占46.3%。二产业3年份额增加3.5。这样的速度显然对一个强烈希望要实现工业化的执政党来讲是让人泄气的，也不会得到包括民主党派的赞同。于是，共产党在1956年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有种种失误，但毕竟在计划开始的第三年，1958年二产业比重就超过了农业。1960年二产业占GDP比重达到44.5%，农业下降到23.4%，中国很快进入准工业国阶段。
任何事情都要比较。对中国来讲，最好的比较对象是人口多，殖民地时间长，资源条件与中国差不多的印度。印度在独立初期比中国的现代化程度低，二产业占GDP比重大约比中国解放初期低4-5个百分点。也是百分之十几。但是印度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制造业比重始终在20%左右徘徊。一直到1999年的世纪末，印度的二产业占GDP比重才为24.2%，农业比重为22.9%。二产业只比一产业高出1.3个百分点。大致相当与中国“冒进”的1958年，或者“退够”的1966年。而中国自1970年以后，二产业始终高与一产业，而且工业化比重始终在40%左右。而且中国的工业体系是个从能源到交通，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非常强大的完整工业体系。这样一个坚实的工业体系，才能向任何可能方向发展。而那些半拉子工业体系，依赖与别人整合的工业体系，是没有方向选择权的工业体系。
让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建立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立一个强大的，一支列强再别想在中国外海支几门大炮就被吓唬住的军事力量，哪怕为此饿了肚子，付出血汗和牺牲都值得——这本来就是全国人民，包括当时所有的右派立场的人都同意的治国策略，怎么反悔了呢？也许没有谁反悔，甚至包括大部分被划为右派和打到的干部都没反悔，大部分下乡知青没有反悔。但今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对父辈们的辛苦劳动看不见，给你留下的基业看不见，然后替他们叫屈呢？要叫屈，得先问问他们当时觉得屈不屈呀。这不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问题，是别有用心。
今天很多文人卖个小聪明说：“你共产党用分田地引诱农民跟着你造反，取得政权后你又搞人民公社化，剥夺农民土地，你不是前后不一吗？”文人们卖这些小机敏是很正常的，如果连这也不会就更没用了。但是还就是点小聪明，嘴皮子功夫，治国的事情，他们狗屁不通。
共产党为什么给农民分田地？因为共产党要推翻地主剥削，让土地回到种田人手里。这个目标变了吗？没有吧。无论合作化还是人民公社，土地归地主了吗？归国家了吗？没有，还是种田人所有的。只是田地归种田人集体所有而不是个人所有而已。农业合作化甚至集体拥有资产，市场化国家也不是没有。以色列有大量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甚至是农业的主要形式。
但共产党为啥非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呢？一是因为农村问题是个综合问题，并不简单是农业问题，农村现代化还包括农村教育、卫生、社保等一系列方面。当时中国农村非常落后，识字率不到5%，适龄学生小学和初中入学率非常低。农村卫生医疗条件就更不要说了，老有所养更不要想。靠个体农户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别的不说，改革后就能证明这不行。改革后农民富裕了，但中学入学率大幅度下降了，农村合作医疗没了，五保户没人管了。要在农民收入水平不高情况下让农民现代化，唯一办法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集体经济，也就是一个具备现代功能的投资主体和组织主体。
于是，生产大队把小学，初中办起来了，公社把初中、高中办起来了。农村初中入学率在60年代末就达到70%，而一些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也就这个水平。你现在看农民不愚昧，那是毛泽东时代的成果。如果一直家庭经营，中国农民现在也就像印度农民一样，甚至还不如。到7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90%以上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在这么低收入水平下实现的现代化，让世界卫生组织都惊奇。没有集体经济，能办到吗？中国婴幼儿死亡率从解放时的30%降低到60年代的5%，没有集体经济，可能吗？没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怎么可能在60年代就建立了完善的五保户制度？老年人、残疾人都能做到老有所养？
只要不是耍嘴皮子而是做过事情的人都知道，做什么需要钱，都要有个投资主体，有个组织者。农村教育、卫生、社保都要花钱。都要有个组织者来办。没有投资主体，一切都是说说而已。
实行集体经济和统购统销第二个原因是与工业的计划经济配套。因为轻工业80%原材料来自农业，如果价格和供货不能控制就很难实现工业计划经济的统筹能力。
第三个原因是为了所谓“剥夺”农民。文人们成天说共产党剥夺农民实现工业化，如果你真问他们，甚至还是学经济的，这是怎么回事，他一定说不清，因为喊叫喊叫他们就舒服了，究竟是咋回事不重要。道理是这样的，由于制造业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大，农业就小。一个工人去年一年生产1000双鞋，技术稍微改进点生产5000双甚至1万双都可能。但你让农民这么增加劳动成果就不可能。因此，从道理上说，工人的收入提高速度应该比农民高，人家创造价值增加幅度大嘛。但市场经济会有个自我平衡能力，农产品价格会趋于上升，工业品价格会趋于下降。这样形成一个剪刀型。如果你控制物价，工业品不降，农产品不升，就等于压制了农民应该多得的收入。这就被称为“剥夺”了农民。但话又说过来了，这个时期工人们也没多得呀。最主要的是，农产品价格上升并不是农民创造财富“多了”的结果，而是创造财富“少了”的结果，严格来讲并不是剥夺了农民的财富——你没创造那么多嘛。实际上，国家控制了物价，控制了工资和收入，但总的消费率还是合理的，一直在65%左右，而且干部们并不比一线劳动者多多少。你知道2006年的消费率是多少吗？是49%，其中居民消费只有36%，而且是贫富差距很大情况下。
因此，解放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一是本来就基本国有化了，不计划经济也只能计划经济。二是大家都希望快点实现工业化，哪怕吃点苦也愿意，三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是农民，不解决农村现代化不叫现代化，会拖中国的后腿。
站着说话不腰痛，中国当时的情况，还有别的选择吗？贫道根本不指望文人们能回答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能力回答，他们一敢张嘴，贫道立刻让他们下不来台——他们从来没做过实事，知道个屁!
有些人会有点疑问，虽然如此，毕竟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快嘛，要不为什么改革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了解。首先，从解放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得多。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在3-5%之间，比较高的国家如拉美个别国家大约达到5-6%。中国从1952年到1978年年均增长6%（这是不变价数字，国家统计局2001年推算的。但当时的服务业产值肯定算少了）由于计划经济要素价值基本不变，这个数字实际是很高的。如果要素随便增加就很难说。比如国拨土地按1万多元一亩一直几十年，现在市场经济了，说它值20万了，而且每年1000万亩土地都这样重新估价，平均在20万以上，这就是增加2万亿的增加值。仅仅土地增值这一项，就实实在在地成为每年以万亿计的增加值。因此市场经济的增加值与计划经济的增加值是很难对比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与最近似的印度相比，一点不比印度增长慢。中国是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与现在的朝鲜、古巴一样，能达到实实在在的6%增长根本不算慢。而且没有一个国际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低。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建设了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一个能源、交通全面配套的工业体系，一个初中入学率接近90%，大部分青年农民都受到初中以上文化教育的群体，这是后来中国能够利用西方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时，占尽便宜的前提。
从80年代开始，西方进入虚拟经济阶段，大量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且数量非常大，每年以几百亿美元逐渐增加到数千亿美元。但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别的不说，印度就不小。但是，为什么中国最收益呢？中国这样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又不是西方喜欢的国家，为什么能成为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第一的国家，而不是印度这样一个西方人更熟悉的国家呢？原因如下：
这次转移的产业是制造业，制造业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当地工业体系要齐全配套。总不能我要去你那里建个缝纫机厂，结果连电厂、运输、磨具、机修都要自己建吧。而且制造业行业很多，如果工业体系不配套，机械能进化工不能进，就无法实现顺利转移。二是制造业与殖民期转移的种植业，矿产业不同，那些产业文盲就可以了。制造业需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中国初中升学率比其他国家高一倍还多，加上人口巨大，中国一国的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加起来还多得多。没这两个条件，中国凭什么能吸取大量资本？市场化、开放？人家早就这样了。没这两个条件，别说“你家大门常打开”，就是根本没安门，也没人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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