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談談當代中國最高領導權的“禪讓制”
作者 付明泉
上個世紀70年代,1949年建立的政權的開國者毛澤東對來訪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英文中successor是繼承人,繼承人一定都是成功的麼? 這幽默的說法體現了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思考。實際上,這也是困惑毛澤東甚至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巨大的問題和難題。這樣一個沒有太多以往實踐的按19世紀的德國人馬克思的理論建立的執政黨,掌管著一個現實的巨大國家,如何選定繼承人,如何產生繼承人,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在幾億中國人和幾千萬黨員的黨內,毛澤東沒有選擇,他必須個人面對這個難題。他在這樣的體制中,逐步實踐了那個十分古老卻在這個嚴密金字塔組織體系中十分實用的制度---“禪讓制”---最高領導者看來最有才能最能掌管國家繼承自己意願和執行自己的政策的領導者作為繼承人。
毛澤東有時會形容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儘管他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取得革命,但是他一點也不怕甚至願意從前人那裏汲取最多的智慧和方法為今天所用。熟讀歷史的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發揚光大和發展,形成的遊擊戰運動戰殲滅戰的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從古代的政治和政權鬥爭中,他提出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從中國農村的廣闊和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他提出了不是用工人階級,而是工農聯盟依靠農民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所以在繼承人和接班人問題上,在這樣一個大的黨內,他提出和採用這個“禪讓制”也是在他看來最有效最直接最可能的方法。
然而,人的複雜性和法制的不健全性,人的主觀性和隱蔽性,都使得毛澤東很難發現和識別真正的人才和他認為真正的治國者。毛澤東開始選定了劉少奇,但是和毛澤東幾乎同齡的劉少奇是很難作為毛澤東的真正繼承者的。毛澤東是否選擇過高崗,林彪,鄧小平做接班人,這些都是各有說法,有後來執政者很多吹鼓手的歌頌,對他人的詆毀和接班人自己臉上貼金,所以也眾說紛紜。但是國際上比較公認的,比較直接能看的出的是毛澤東40年代對劉少奇曾經的信任,毛澤東50年代到60年代對林彪的提拔和接班人的說法,毛澤東在70年代對華國鋒和王洪文的提拔。
當然後人有人評價這是毛澤東的權力之術,他們認為毛澤東從未想過真正的接班人問題,而是僅僅為了自己權力的制衡,我覺得這是不夠全面和有失偏頗的。毛澤東作為這個一個開國者和最高領導者,他對這樣一個接班人和繼承人的問題是不可能沒有考慮的。毛澤東根據自己的革命和鬥爭經驗,他一直贊同找到一個“工農兵學商”兼備,同時又能執行自己政策,保證國不變天,黨不變質的人來做自己的接班人和這個國家的掌舵人。
不論如何分析和評價,毛澤東最後選擇了王洪文--這個長春出生的志願軍退役戰士,上海的工廠的保衛幹事,文化革命中的工人領袖做了接班人之一,也同時選擇了從湖南老家湘潭一步步提拔起來的在他評價為“老實人”的華國鋒做了接班人是歷史的事實。當然,這兩個接班人一個成了老幹部的階下囚,被斥為“資產階級分子”被逮捕判為無期徒刑,一個則被那些翻身的老幹部說了犯了堅持兩個凡是(堅持毛主席路線和方針)的錯誤,需要幹部年輕化而離開核心政治舞臺去閒居了。
這樣在當時短暫春秋事實的第二代領導的“英明領袖”50多歲的華國鋒時代之後,70多歲的鄧小平成了中國這個大黨和槍杆子的領導者,鄧也自稱為“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開創了一個改革事業,現在也是眾說紛紜,爭論不休,但是目前的中國也正按照鄧的理論,在慣性的前進,而到底行進到何方,似乎沒有人能夠預測。
然而領導人問題是現實的,80多歲的鄧小平和當年的毛澤東一樣,更多的提出的還是接班人問題,他在幾次全會上和老人們提出了,要讓年輕的上,我們要下去的說法。但是權力是有誘惑的,不放心也好,戀權位也好,總之,小平最終沒有把他的接班人選定在最初的盟友和晚輩---胡耀邦和趙紫陽上。這個一個做過總書記,一個做過總理後做總書記的人曾被國內外看成是鄧小平接班人的最佳人選。然後在1986年到1989年兩個總書記的下臺,標誌著鄧小平時代的結束,也標誌著最初被看好的接班人不會被禪讓給最高位置了。
鄧小平從上海提拔了江澤民,這個國內外知名度並不高的當時地方領導人。但這就是中國的政治的特點,秘而不宣的迅速進階,如同堯舜時代可以從鄉間找到一個貴族而作為接班人一樣。江澤民的迅速升遷和進入最高領導層當然是這種體制的結果,甚至江澤民自身都不能控制和掌握,一個電話,可以讓他迅速服從組織安排而進入最高管理層。就如當年的王洪文,離開上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而在書房中見到凝重而緊緊握住他的手的毛澤東並在交談後,被迅速提拔為黨中央副主席的二號人物,而在周恩來之上。
江澤民沒有選擇第四代領導人,這個是公開的事實,因為有鄧小平隔代制定的胡錦濤,從這個意義說,鄧小平晚年在中國和中國執政黨中的地位和權力甚至超過了當年的毛澤東,儘管沒有山呼萬歲,沒有萬民崇拜,但是80年代末期鄧的實際權力,和他後來的做法,都絕對不遜色於毛澤東70年代在黨內的地位和行為。
習近平升任軍委副主席,已經表明在黨領導槍的今日中國,已經確定了其接班人地位,這點是毋庸置疑的,未來的路如何,在這個一黨治國的國家中,中國依然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政黨和這個黨的最高領導人的人品,性格,個性,魅力,感召力和思維。而這種禪讓制的接班,每次都讓人感覺有那種毛澤東去世前的毛澤東發問的“我死之後,中國會如何”的血雨腥風的變動的擔心,不過,還算得以安慰的是,似乎這種禪讓制也正有走向正規和和諧的狀態。但是中國的每次變革都讓人有幾分擔憂的政治狀態卻一直沒有改變,這在現在和將來也依然會是困惑中國從最高領導層到民眾的重大的政治難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