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彻底肃清共产主义的思想、行动及其一切组织宣传,
丙、调整国际关系,树立东亚和平。
七、授权汪先生以党内同志及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
使之负责改组国民政府及还都南京等事宜。
八、对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其中主张公正者,予以公认。
九、改组国民政府,应排除一党专政,吸收各党派,在全民
的基础上重新组成之。
十,使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
---------《今井武夫回忆录》p307,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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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防卫(防共)秘密协定方案
一、日、满、华三国对共同敌人应作下列的防卫(当前可只
限于防共):
1.对苏
(甲)日满两国保持现状。
(乙)在日华关系方面,当部分日军在蒙疆方面作战时,在
该方面作战的中国军队,应接受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指挥。同时
中国应在日军作战地区(主要是华北与蒙疆)向日军提供一切军
事上的方便。
(丙)中国军队的主力,在肃清国内共军的同时,应以主力
由新疆方面与我军相策应。
2· 对收回英、美、法(虽与现实问题无关,但可供参考)
等国租界及收复香港、广州湾问题,中国军队应独力承担,但日
军应根据需要予以协助。
二、满华两国有关平时共同防卫的计划及各项准备,应受日
本国参谋总长的统制。为此,应在东京常设联络机构。
---------《今井武夫回忆录》p353---354,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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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前夕的华北扃势
早在两年前的一九三五年六月,日本的天津军司令部,向留
驻在华北的中国国民政府军队提出强硬的要求,即所谓的《梅津---何应钦协定》,根据此协定,国民政府军忍气吞声地从自己
的领土内撤退南下。紧接着不过二十天,又屈辱地签订了《土肥
原---秦德纯协定》。 这样一来,华北地区只残留着冀察第二十九军了。十二月十八日,以军长宋哲元为首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这个政权,从它成立的过程来看,虽然很自然地起着缓冲满
洲和中国本土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未丧失抗日的意识。他
们无视天津日军的反对,仍然挂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膏天
白日旗。
另外,在北平东面相距不过数英里远的通州,却在十一月二
十五日成立了以殷汝耕为政务长官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这个政权以满洲的关东军和天津的日军为靠山,明显地背叛
南京国民政府的旨意,公然挂起了象征中国旧军阀的五色旗。实
行了比国民政府关税少四分之一的特殊关税,推行了激进的日满
友好政策,与冀察政权对立。
因此在华北一带,不仅由于日本想要突破中国现状的激进势
力的存在,而使乌云笼罩在两国的上空,而且中国方面的冀察政
权与冀东政府之间、日本方面的关东军和天津军之间,都卷进微
妙的相互对立的漩涡之中,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
---------《今井武夫回忆录》p14,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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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对绥远的傅作义军作战,
也予以激励。正向延安中共进攻中的张学良军,受了朱德、毛泽
东方面停止内战宣传的影响而陷于停止攻击的状态。蒋介石为了
北上督战,逗留在陕西西安。绥远傅作义军大胜的捷报,使张学
良及杨虎城军中的主要军官们顿时斗志昂扬,于十二月十二日将
蒋介石监禁在华清池,强迫他决心与中共军合作抗日。 本来中共早在满洲事变的第二年就已发表了对日宣战,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又发表了如下宣言①:
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统一战线之一翼与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②
本来与中共对垒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在吸收了一些受中共洗礼的青年军官之后,共同策谋了这起政变。当时中国人认为这是仿效了日军的以下克上的风气的翻版。
①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称《八一宣言》。
②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没有这段文字。
---------《今井武夫回忆录》p18,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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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多年敌视而战,血流成河的国共两党,竟以此
次事变为转机,逐渐合作,采取了对日抗战的政策。蒋介石也屈
服于中共的压力,加强了共同抗日的决心。
绥远傅作义军击败内蒙军的捷报,瞬间传遍整个中国,新闻
纪录片也及时在北平及其它各地上映。我也曾身着中国服,混在
中国人中问去北平电影院观看。群众随着影片的解说而鼓掌、跺
脚,兴高采烈。每当出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特写镜头时,观众肃
然起立,对救国英雄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到他们高昂的爱国热
情,穿着华服只身一人的我,被他们挤得推来撞去,不禁有些毛
骨悚然。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结束了从瑞金出发的号称二万五千里
的长征,到达陕西省的延安。在长征中受蒋军的追击,越经四川
西康境内的海拔高达四、五千米的大雪山山脉和四川西北部邪魔
似的大草原,历尽艰险,结果十万大军,锐减至两万人。在途中
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不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而且又发表了
上述的“八一宣言”,这样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告全体同胞
书》的发表,开展了人民抗日统一战线运动。
这时已是中共最初公布对日宣战后的第四个年头了,一向被认为这不过是免遭国民党包围攻击的策略,如今居然在日华两国国民对立的现场华北发表了“八一宣言”,而且以发动广大群众运动为目标,给予中国人民的影响可以说足空前的,难以估计的。
---------《今井武夫回忆录》p19,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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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多年来对中国抱有的优越感蒙住了眼睛,对于中共发布“八一宣言”的重要性及“西安事变”的特殊性,没有特别注意。
---------《今井武夫回忆录》p23,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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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察军曾是拥戴冯玉祥为军长的旧西北军的残部,自从冯反蒋战争失败屈服于国民政府后,被编入国民政府军的,一向被当做杂牌军看待,被安置守备热河、察哈尔等边境,长期不受重视,心怀不满。
---------《今井武夫回忆录》p41,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卢沟桥事件前二年,中共在“八一宣言”中就提倡组成中国
人民统一战线运动,此后得到人民广泛地响应,因而成长壮大,
以致发展成国共合作的局面。特别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民党
左派中的旧西北系的活动更趋惊人。
---------《今井武夫回忆录》p45,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冯玉祥在一九三O年的反蒋一战中失败后,出于无奈投降国民党,寄身于南京,却与蒋始终不和,后称病引退山东。跟着,
野心勃勃的他,于一九三二年,叉出任察哈尔省主席,暂时寄居
在其部下宋哲元那里。一九三三年五月他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宣
布对日抗战。这正好乘蓬勃发展着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运动之
机,与蒋作宾共同策谋将华北地盘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游
说华北各地,煽动抗战。一面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旧西北军伺机
北上,继而向自己失意的部下孙殿英和石友三伸出诱惑的魔掌。
---------《今井武夫回忆录》p46,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事件后的七月十八日,冯马上到达保定,一面鼓吹对日开
战,一面调动过去部下庞炳勋的第三十九师和高桂滋的第八十四
师,加上孙连仲,清一色的西北军,开始北上。
提起制造卢沟桥事件的阴谋论来,其说纷云。反正不是说日
军方面就是说是中国方面,但其中以说是中共的阴谋者居多数。我个人重视中共是地下活动的核心力量,但也不能忽视国民党左派配角作用和旧西北军的动向。无论怎么说,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作用最大,它促使国民政府军和民众下决心抗日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今井武夫回忆录》p47,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据我判断中共和国民党的旧西北军及其他左派的人民抗战团体是扩大事态的主要势力。在龙王庙向日军开第一枪的纵火罪人究竟是谁?直到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无法判明。有时我认为是中共干的,有时又怀疑是日本无赖,有时叉怀疑是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转来转去,反复探讨,怎么也得不出确证来,恐怕今后除非罪人自我暴露外,在历史上将永久是个谜。
---------《今井武夫回忆录》p48,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当时直隶军阀吴佩孚将军隐居在北平,虽然表面上与政界完今断绝联系,但是在他的周围旧部下的军人、政客云集,这就不
能不使人认为他仍拥有潜在势力。
事变前后,我和他曾屡次接触过,其中有几次见面,总是重
复陈述他那完全相同的见解,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主要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特点似乎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认为就是共产共妻。以此为基础,发展他的论点,给人以奇怪的印象。
他傲慢地谈论自己的抱负说。 “我很早以前就公开表示过坚
决反对共产党。” 并且,经常滔滔不绝地说: “本人以均产主义去顶住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以振兴礼教去扑灭共妻主义。”
在卢沟桥事件被日军的武力平息下去,北平地方治安逐渐稳
定的情况下,于八月十三日,吴的亲信蒋雁行、张请熠和日本人
菅沼素男一同来到武官室,申述吴有东山再起的强烈愿望,请求
尽力协助实现他的宿愿。八月二十日,吴又特邀我到他的什锦花
园住宅共进午餐,当天吴很热诚地说:
“政治之道在于顺从民意,为体察民意,为政者必须贤明。”
当时同席在座的除i营沼外还有陈中孚、汤尔和、李景簖等。 从那以后,他的亲信不断到武官室来联络,其中有李景解、 陈廷杰、张席珍、张请熠等人。特别是在十月二十七日当我将调往东京参谋本部时,他又和我谈了大约一小时的话,再次说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见解和个人的抱负,并托付我向近卫首相转达,希望从速收拾时局。
后来,日本军土肥原贤二中将为了建立中国的中央政权,很想起用吴佩孚。但是吴妄自尊大,很难起用。尤其是汪兆铭建立
一了南京政权后,他更不屑于与汪合作。他终于在一九四O年一月骤然病故。
由于吴的这种态度,后来作为支持重庆国民政府的爱国者受
到国民政府的表扬。关于吴在事变初期的态度概述如上。
按:吴佩孚死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
---------《今井武夫回忆录》p60,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④吴佩孚死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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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也进行了商讨,结果决定:日本若要提出和平
建议,不予以拒绝。并再次派高宗武去香港。
蒋介石也对高宗武说: “再去一次香港,向日本方面这样传达: “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后再谋求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 从此以后,高宗武就毫无顾忌地自由往来于汉口与香港之间,四月中旬再次抵港,与等候在香港的西、伊藤两人再三进行商谈。
---------《今井武夫回忆录》p70,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还有高宗武,他曾留学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任大学教授时,由于向报社投了一篇论对日外交方针政策的论文,受到赏识,一跃被擢用为外交部代理亚洲司长,接着就当了司长。南京陷落前,他溯江而上,在向汉口方面撤退的船上,对
周佛海的和平主张产生了共鸣,此后就与周一同促进对日的和平运动。
--------《今井武夫回忆录》p76,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