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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慈父斯大林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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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衛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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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兒皇帝向斯大林敬獻花圈

以兒皇帝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吊念斯大林

以兒皇帝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吊念斯大林

兒皇帝派代表去蘇聯吊念斯大林

組織部隊吊念共產黨的慈父斯大林

上海組織各界人士吊念共產黨的慈父斯大林

濟南郊區組織農民向共產黨慈父斯大林保證努力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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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52年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 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 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 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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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卖国

——李敖谈《 周恩来选集》

有人劝我多谈一下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因为有人相信我在这一方面,是非常内行的一个人。有人想对了,有人猜对了,我的确是非常内行的人,我今天跟大家讲一段历史,这个历史的影子是从周总理,周恩来这边来的。

周总理他有一部书,叫做《周恩来选集》,在这部书里面收集了他以前的一些文章跟讲话,其中有一篇是蛮有趣的,他谈到了过去的一些历史,这篇文章叫做《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这一篇演讲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天讲的。为什么我说这篇文章?有特别的意思呢,因为这段时间站在第一线,跟国民党打交道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周总理周恩来,所以他讲这段故事,是内行人,并且是亲身参与的人。最早他是以什么身份呢?最早他是以这种身份来参加的,这就是周恩来在黄埔军官学校,后来做政治部负责人的军装的照片,当时在国民党说法,叫做联俄容共,联合苏俄容纳共产党,照着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国共合作。

请大家看,周恩来说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注意喔,是共产党助着他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看到没有?就是国民党在思想上依靠我们,依靠我们共产党,复活和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他也依靠我们,为什么呢?国民党太松懈了,在组织上面要靠共产党帮助他,所以当时孙中山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面,就谈到他说今后我们的革命,要以俄为师,以俄国做我们的老师,不以俄为师,如果不以俄国做我们的老师,断无成就,这孙中山当时的立场。孙中山很高兴的说,总算在列强里面,有一个俄国肯帮助我们了,然后周恩来就说,是我们的党共产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的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

周恩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的形成各种派别,对三民主义也自然而然的做各种解释,这什么意思啊,本来三民主义在最早的解释里面,它只是平均地,它只是节制资本,可是到了孙中山跟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三民主义的内容和解释,孙中山自己开始加花样了,所以孙中山说,我这个三民主义有民族主义,有民权主义有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就包含了共产主义,等于弄个大包裹一样,一切都包在里面。你不是共产主义吗?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这么一句话,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做了不同的解释,所以国民党后来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号来反对共产主义,笑话嘛。

所以周恩来这里面谈到国民党的人物,他说另外一个右派头子是孙科,共产党是左派,左派里面有廖仲恺,国民党的廖仲恺、孙科跟戴传贤他们是右派,那有人是中间派中间是谁,中间就是左右逢源的蒋介石。所以国民党中派,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的和我们合作,这个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公开的成了右派,反对共产党。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在清朝的军人里面,鼓动他们革命,另外一个是会党运动,就是跟黑社会扯在一起,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们想不到,孙中山就是黑社会的人,跟黑社会拜把子的。

孙中山为了救国而卖国

我告诉大家,在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回来,做"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时形势逼人,他只好把这个"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并不是因为他宽宏大量,都不是,是当时的形势,袁世凯那个形势把他们吃掉了。让给袁世凯以后,孙中山耿耿于怀,不甘心,想把这个政权夺回来。夺回来什么方法呢?只有勾结外国人。所以在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来二十一条的时候,孙中山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日本的首相说,二十一条叫袁世凯同意,中国人出卖中国,袁世凯不愿意,当然不愿意,可是我愿意,在南方的我孙中山愿意,你们支持我,日本人请支持我,我同意更好的条件给你日本人。换句话说,我卖国卖得更多,比袁世凯卖得更多,比老袁卖得更多。我们没有否认,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是爱中国的,我们从不否认,可是为了抢夺政权,以卖国的手段来爱国,就未免太严重了。

当时孙中山的老同志黄兴、黄克强公开说,我们再也不要为了这种跟国际的关系,来谈中国的这些问题了,这样搞,把中国都卖光了,我们的敌人在卖国,我们等于也在卖国,怎么得了。孙中山当时听不进去,勾结日本人,日本人把他出卖,勾结美国人,美国人不理他,勾结英国人,英国人不理他,勾结德国人,德国人不理他。好,我勾结俄国人,俄国人理他,孙中山派蒋介石到俄国谈判,俄国人答应给你卢布给你钱,给你顾问给你做整个的国民党的改组,给你枪给你大炮,给你办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全部接受。

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人,你不勾结外国人,你想统治中国,当时做不到,都失败了。我们现在电视剧里面骂的这种张大帅就是,张大帅没有勾结外国人,张宗昌有没有勾结日本人,严格说没有喔,他没有出卖过中国任何土地。张作霖有没有?没有。不错他遭遇过政治上的困难的时候日本人帮过他忙,可是帮了忙以后怎么办,大家知道怎么办?郭松龄事件以后,张作霖把他的银行的存款本送给了日本人,你们帮助我打倒了我手下的这个叛变的将军,帮我的江山稳固住,我张作霖个人感谢你们日本人,所以我把我的存款送给你们,日本人说我们要你存款干什么,我们要的中国东北的权力。没有,那是国家的我不能管,我给你的报答,是我私人的钱,军阀不卖国的,今天证明不出来军阀在卖国,可是真正卖国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崇拜的孙中山,至少我不愿意做好的解释:是以卖国的手段,来做救国的大业,不是这样子吗?

那你说孙中山这一次是很特殊的一次,不是喔,孙中山在革命过程里面,我们就查出来,他在跟台湾的日本人怎么样的联合,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台湾,我们还查出来他给英国总督,香港总督写了一封信,就是说你帮助我革命,中国长江以南的利益都给你们,不是吗?真的革命成功了还得了吗?我们还是要做善意的好的解释,就是孙中山为了救国而卖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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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1日,蒋政府为得到美援,打赢内战,全面出卖中国及中国大众的利益,和美國簽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即臭名昭著的《中美商約》。內容大體如下:


一、美國人可以在中國“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及經商”,其經營範圍包括“商務、製造、加工、金融、科學、教育、宗教及慈善事業”,並可以在中國開發礦產資源、購置產業、建築房屋和租借、保有土地。美國的“法人及其團體”,在經濟權利上與中國的“法人及團體之待遇相同”,凡依美國法律組成的“法人及團體”在中國也要“承認其法律地位”1946年11月1日,蔣政府和美國簽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即臭名昭著的《中美商約》。內容大體如下: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美國人可以在中國“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及經商”,其經營範圍包括“商務、製造、加工、金融、科學、教育、宗教及慈善事業”,並可以在中國開發礦產資源、購置產業、建築房屋和租借、保有土地。美國的“法人及其團體”,[B]在經濟權利上與中國的“法人及團體之待遇相同”,凡依美國法律組成的“法人及團體”在中國也要“承認其法律地位”。


二、美國商品在中國“徵稅、銷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於現在或將來所給予”中國“國民、法人、團體之待遇”,美國“任何種植物、生產物或製造品之輸入”,以及運往美國任何物品之輸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


三、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可以無限制地一隻船停泊幾處口岸,其人員貨物可以經由“最便捷之途徑”,有通過中國“領土之自由”,“不得課以任何過境稅或予以任何不必要之遲延或限制”,而且美國船舶(包括軍艦)只要在遇到“任何危難”的藉口下,就可以開入中國“對外國商務或航業不開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


四、美國人在中國的住宅、貨棧、工廠、商店及其他業務場所以及一切附屬房地,中國人概不得進入察看或搜查,其中所有書冊檔或帳簿亦不得查閱


1945年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谢勃尔少将率众由前海栈桥登陆,几天内,2.7万美军登陆。这一住下,人家就不肯走了。1946年5月13日,美海军第7舰队抵达青岛,落户远东。


1946年11月,蒋政府不但签了《中美商约》,还签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青岛遂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基地。直到——1949年5-6月,解放军发动历时一月的青即战役,解放青岛,美军被迫撤离。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據天津國民黨警察局檔案統計,自1945年10月1日到1947年9月,駐紮天津的美國軍人共實施重大車禍、故意殺人、搶劫、強姦、搗毀財物等犯罪案件365起,導致中國民眾死亡、重傷達2000餘人。美軍沒有任何責任人受到刑罰。


一月之內,傷12人,亡1人。“美軍汽車肇事後,任便駛去”,“即或當場查獲”,“只酌付被害者少數賠償費而已,至對肇事司機人,並無若何處分”,此時中國堪稱美軍大爺們為所欲為的樂土。(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北京市警察局長湯永咸與北平行轅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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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蒋介石“爱国”的两则谎言  

   

谎言一:西沙战事老蒋下令开灯放大陆舰队  

1974年大陆东海舰队南下驰援西沙请求通过台湾方面封锁的台湾海峡时,老蒋还亲自下令开灯放行,并且要求太平岛国军给予后勤支援和伤员救助呢!好象手谕是这么写的:“查我东海舰队,开赴西沙作战,沿途国军一律救助!”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一,西沙海战之前,台湾方面确实高声叫喊“南越侵犯中国领土”,但那是因为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敢在南海与背后有美国撑腰的南越交手,企图以此显示“中共出卖国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正因为如此,1974年1月西沙海战后,台湾方面对西沙的关注突然沉寂了下来,与此前的高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所谓“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完全是信口开河。这里有几个常识性的错误:1、海上航行起指示作用的不是“探照灯”,而是灯塔。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2、当时东海舰队调往西沙的增援舰艇编队是从台湾海峡中的航线通过的(也就是1995年美国第七舰队穿越台湾海峡的航线),根本不需要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开什么“探照灯”;3、当时台湾海军将领请示的不是“放行”不“放行”,而是请示是否出动舰队对当时正在穿越台湾海峡的解放军舰艇编队进行阻击。老蒋之所以否定,根本原因与当年毛泽东去重庆老蒋没有抓毛事相同的——老蒋此前已经在台湾制造了“誓死保卫西沙”的氛围,如果此时阻击前往西沙增援的解放军舰艇编队,岂不是自打耳光?!  

至于所谓“太平岛国军给予后勤支援和伤员救助”更是笑话。且不谈太平岛上的国军只有区区几个人,编造这个谎言的人连太平岛和西沙群岛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  

   

谎言二:海战太平岛提供我后勤补给  

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谎言。  

1988年3·14海战中,解放军舰艇编队的补给基地是海南岛的榆林基地。当时参战的舰艇都是千吨级的护卫舰,其续航能力足以在整个南海海域内航行,根本没有必要中途补给。更何况,所谓“在太平岛补给”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太平岛上根本没有码头设施(台湾与太平岛之间的交通全靠登陆艇),舰艇编队如何停靠?太平岛上只驻扎了国民党海军的一个陆战排,根本没有油库,如何补给燃油?太平岛上只有一口不大的水井,只够岛上人员饮用,如何为4艘千吨级护卫舰补给淡水?就更不要说弹药了。  

这些谎言都是为了美化蒋介石杜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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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 、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 、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二、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下面这些败类都是国名党的军事将领,不包括这些投敌叛国的党政要员。(注:这些数字与《解放日报》上公布的有出入,这属于当时统计原因造成的遗漏。)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3.1942年2月 杨诚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 张海平 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 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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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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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年9月23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二、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 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 1937年8月7日 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8月7日 )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 ,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 1937年11月5日 )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 1938年1月11日 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 1月16日 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 3月17日 ,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 9月13日 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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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衛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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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 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全球 GC主义者大会上的讲话】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1939年9月1日在《新华日报》上登载的访谈】

“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 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1939年12月20日在延安公开讲话】

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麽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 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叁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 【毛《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 国》,1920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 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毛《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发表于《大公报》】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 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6】)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 死。【春节谈话纪要(1964.2.13),《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460页。】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召 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 话(1968.7.28)】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 谈话(1968.7.28)】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1964.8.18),《...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549页。】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959.7.23)】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 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8.5.8】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1964.8.24】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後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 十天娘, 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1962.9.24),《...思想万岁》 一九六九年。】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7.10】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 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 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 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 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同 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 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1959.8.17毛泽 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 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 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 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 打回来嘛!"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 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 毛 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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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被批判的彭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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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衛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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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

1943年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945年“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迫做了检讨:“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百团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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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请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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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ford

远离脑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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