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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篇小文，不错的切入点和视角。或许可以窥见中美外交互动的一角。从信息发布的渠道，外交语言采用的辞令，可以看到中美外交领域中对于明示暗示的操作手法不同。而正是由于最初对于这样差异，双方彼此并不熟悉，才会导致彼此误判，最终在朝鲜半岛开打；也正是由于朝鲜战争，使得双方对于彼此外交手法的熟悉，对于双方（尤其是美方对于中方）的外交辞令和对底线研判的慎重和准确，使得在后来越南战争中达成有效沟通，避免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升级。而且，似乎即使在现今的中美外交沟通中依旧可以见到原来的影子。。。
这也许是抗美援朝的另一项成果吧。
以下为转帖部分：
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
沈丹华
[摘 要] 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将战争的界限控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即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之间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着重考察、比较了中美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中美信息沟通；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国家，而且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但是，对抗的表现形式及其结果却有很大差别。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一直将战争升级的界限控制在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即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之间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的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过程中，信息的沟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历史进程即可发现，中美双方在信息沟通渠道、信息传递方式，以及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差异决定了中美之间爆发危机和冲突升级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本文试由此角度入手，对比中美两国在这两次战争中信息沟通的状况，并对其影响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朝战初期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朝鲜半岛统一国家的建立，本来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然而，由于战后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和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便具有了浓厚的国际背景。特别是由于南北朝鲜分属两个不同且对立的营垒，使三八线这条美、苏两军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和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军事分界线，最终变成了划分两大阵营在东亚势力范围的长期政治分界线。[1] 1948年夏秋在朝鲜半岛分别建立起来的两个对立的政府都认为只有自己能够代表朝鲜民族，此后，双方都主张以武力完成朝鲜民族的统一大业。不过，在冷战的背景下，朝鲜南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自实现其政治目的。当时美苏两国对抗的焦点在欧洲，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无意于远东地区引发一场可能导致双方直接冲突的战争，因此对南北朝鲜的军事统一计划分别采取了不予支持的政策。进入1950年后，苏联的远东政策首先发生变化，莫斯科对金日成军事统一南朝鲜的行动开放绿灯，朝鲜战争爆发了。[2]
中苏同盟的建立使华盛顿感觉到美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继苏联之后，美国也改变了其远东政策。更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做出了全面干预朝鲜战争和遏制中国的决策。然而，正是白宫采取的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率先将中国摆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从而迫使中国开始考虑介入这场对美国的战争。
从毛泽东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出发，如果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必须在台湾海战和朝鲜陆战这两个战场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显然，对中国有利的选择只能是在朝鲜半岛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到1950年9月初，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军事部署，在中国东北地区集中了五个军的兵力，随时准备出国作战。[3] 不过，就建国初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战，的确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毛泽东心中是有一条底线的，这就是美国军队是否越过三八线，是否真正构成了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这个问题最早是周恩来7月2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提到的。[4] 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在毛泽东看来，三八线到鸭绿江只有400公里。如果美国人就在鸭绿江那边，鞍山、旅大、沈阳、抚顺、哈尔滨就都在美国军队的威胁之下了。我们真的是睡不着觉啊！[5] 当战争在洛东江一线进入僵局时，毛泽东又在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6] 这个“时机”，指的还是上述的战争底线问题。
实际上，美国在战争初期非常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会出兵援助朝鲜。出于这种担心，当麦克阿瑟在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 月6日派哈里曼作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行前杜鲁门交待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与大陆中国的战争。[7] 同时，美国还采取措施向中国传递这种信息。在8月27日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领空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立即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美国还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给予满足。[8] 为了进一步表示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没有恶意，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于朝鲜战争结束后撤离台湾。[9] 美国总统在麦克阿瑟发出有关仁川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显然是要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做出强烈反应。美国人的确是想告诉中国人，他们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是针对中国的。然而，华盛顿不知道，中国出兵的底线根本就不在鸭绿江，而是在三八线。事实上，美国最初决定越过三八线时是有条件的。杜鲁门政府在9月27日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其先决条件是 “没有大规模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10]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布雷德利还向英国参谋长简要述说了这一政策。[11] 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公开宣布出兵，就很可能避免战争的升级。
当然，中国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条件，而且为了制敌先机，也不可能公开宣布自己的出兵计划，而宁愿采取私下暗示或公开警告的方式，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出兵的这条底线。8月末，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民生工业公司的经理陆少夫。他谈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在满洲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军事上的帮助，中不会忘记并应有所报答。同时特别强调说：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那么他本人“将处于派遣中国军队去营救北朝鲜的极大压力之下”。因此，毛泽东请陆少夫提供帮助，使美国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件事当时被报告给了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官员。加拿大人提出，毛泽东可能会利用印度驻北京的大使，或者荷兰、英国驻京代办作为同华盛顿联系的渠道。[12] 此信息加方是否传达给美国，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不过，中国确实在利用上述渠道设法进一步与美国沟通。
当9月15日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之时，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与此同时，为了争取中国最终不必介入战争的前景，中国领导人反复向美国发出警告性信息。9月21日，华盛顿便已收到美国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称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军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13] 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表明了中国坚决支持朝鲜与美国斗争的决心，也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了警告。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潘尼迦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14] 周恩来则于30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大会时，更为严正地告诫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5] 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中国的警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这样，在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以及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出兵的决心。鉴于多数中国领导人对于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是否能够取胜没有把握，对出兵持有异议，毛泽东一方面决定再次召开高层会议商讨，一方面向美国发出了最后的信号。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再次郑重表明中国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在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的是美国军队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换言之，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潘尼迦表示，他将把中国的这一立场立刻报告尼赫鲁。[16] 当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了从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等许多地方发来的报告周恩来召见潘尼迦的电报。但是，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只传声筒。在美国人看来，潘尼迦是一个过于同情共产党的人，而且在1950年7-9月的短短几个月中，他不是预言共产党很快将进攻台湾，就是忽而认为中国人不太可能介入朝鲜事务，忽而报告说中国方面有可能出兵干涉。[17]因此，其人绝非可靠的信息报告者。至于周恩来的话，美国方面则把它当作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而发出的恫吓。国务卿艾奇逊虽然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警告，却又说它“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18] 尽管当时荷兰方面已有情报通知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19] 中央情报局也向联合国军发出了有关共产党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的明确警告，[20] 但此时北进的联合国军已如脱缰之马、离弦之箭，这些意见和信息，都无法再改变白宫的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中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后决定。10月7日，美国开始了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直到这时，美国仍然希望传递口信以制止中国做出激烈反应。美驻印度大使曾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向中国方面传话，表示希望与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举行非正式晤面，以解释美国的行动并无对中国的敌意。而此时中国已经做出了决策，毛泽东不再需要美国人的任何信息了。11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呈送的报告上批示：不要见美大使。[21] 毕竟，美国政府已突破了中国的底线，从反击北方进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到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彻底改变了它以前确定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至此，中国只能背水一战。美国的军事行动将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越战升级时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1959至1960年，越南劳动党在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以后，开始大力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22]此时，中国也开始热情关注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美国担心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将会导致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故而反复强调，如果北京和河内继续支持南越的武装斗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并在1961年末，为阻止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1964年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后，美国参众两院各自通过了对越南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东京湾决议案，国务院并经加拿大驻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首席代表布莱尔*西博恩转告范文同，美国将仔细观察北越对此事的反应。[23]但是，华盛顿方面观察到的是中国对北越的支持和中越协同作战的决心，这就使得经历了朝鲜战争前车之鉴的美国，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中国实施军事介入的问题。
在1961年至1964年美国进行的所谓“特种战争”期间，中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北越签署中越两军协同作战的有关文件和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一方面也在思考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底线。此时中国党和政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是，美国强化侵略越南的行动，第一步可能是扩大“特种战争”的范围；第二步可能是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则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24]1964年6月以后，毛泽东明确了中国方面的战争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倒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如果他们轰炸或登陆，我们就要打，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中国人去越南，跨一步就到了。[25]周恩来则在7月召开的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当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时，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26]这样，中国领导人以17度线[27]为雷池，给美国划定了升级战争的范围。8月，中国政府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28]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对此，美国人的反应是，“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29]
由此，中美双方开始围绕17度线上的进退问题进行信息沟通，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尤其是中国方面，当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更要避免直接卷入越南战争的危机之中。所以，在发出信号、沟通信息方面，中国表现得也更为主动和积极。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道：“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30]2月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袭击美军基地，取得波莱古大捷后，约翰逊下令实施“火箭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再次进行报复性的猛烈轰炸，战争进一步升级。这时，中国政府一面发表声明提出警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31]一面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军队并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32] 而且由周恩来借2月27日接受菲律宾《塔里巴》日报记者法杜尔、《中吕宋邮讯》周刊社长德古斯曼采访之机提出：不必担心台湾问题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决不侵犯别人，决不会挑起战争。[33]向美国方面传递信息。
3月初，美国实施“滚雷行动”，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同时派遣海军陆战队两个营（3500人）在岘港登陆。此后，美国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南方作战。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由于美国方面一直对有关中国军队，或中国军队与北越军队共同干涉越南战争的情报持怀疑态度，认为尽管中国向北越提供援助，但是它“尚未准备进入战斗”，[34]故而，美国此时与中国沟通信息的方式，可以说一是进行军事试探：加紧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一是舆论试探：宣称在越南战争中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军将对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人实行穷追等等。[35]以此切实摸清中国方面的底线，及其捍卫这条底线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对于美国的行为，中国政府3月12日严正声明：“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美国不来侵略的善心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36]其后，周恩来又于20日接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和文化部长苏莱曼*赫什时表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就是要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要求办事。[37]这种强硬态度给美国提供了中国要坚决维护战争底线的明确信息，由此，美方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就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事情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38]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于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39] 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之后，一方面，毛泽东指示“应该打，坚决打”，周恩来批准“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40] 一方面，周恩来于4月27日在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谈到支持越南的问题时说：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41]周恩来还在4月12日出席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42]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43]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44]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45] 中美双方频繁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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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三八线划分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三八线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 关于战争爆发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 2期。
[3] 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4] 1950年7月2日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转引自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6-7。
[5] 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的谈话。
[6]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7] Frances Heller ed.，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Lawrence 1977，p.26。
[8] 爱德华*马丁著：《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04—205页。
[9]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
[10] 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中文版，第307-308页。
[11]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731页；约瑟夫*格登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26页。
[12]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4.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50, Vol.7, Korea, GPO., Washington D. C., 1976, p.742.
[14]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一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8页；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31 页。
[15] 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6]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83页；《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7页。
[17]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4.
[18] 《杜鲁门回忆录》，第431-432页；麦克阿瑟著：《麦帅回忆录》，台湾王家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中文版，第307页。
[19]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转引自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20] 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26页。
[21]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外交部报告上的批示。
[22]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43-44、67-68页。
[23] 《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289-291页。转引自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24] 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4页。
[25] 毛泽东1964年6月24日与文进勇等人，7月27日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
[26] 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27] 1954年日内瓦会议确定以北纬17度线为越南南北两方的临时军事分界线。
[28] 196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29]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1975，p.175.
[30]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页。
[31] 郭明等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中册，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358页。
[32]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Vietnamese 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9 June 1965, RSS No.0008/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 (NSF-CO), box19, folder Vietnam Memos (D) Vol.XXXV 6/16-30/65,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LBJL), Austin, TX. 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 1965"，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关于“第三者”，该文作者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2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
[33]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14页。
[34] 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Volume 3 (Boston: Beacon Press,1971), McCone comments at White House meeting on February 10, 1965, and at NSC meeting, March 26,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 2, pp.223,482. 转引自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 1965", 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35]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36] 郭明等编前引书，第561页。
[37]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19页。
[38] 参见1965年4月2日周恩来与阿尤布*汗的谈话，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9页。
[39]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3页。
[40]《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4页。
[41]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7页。
[42]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4页。关于口号问题，1965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的一则报道：“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 一词；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援越抗美”的口号则是在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首次公开提出的。见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
[43] 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 2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国方面转达的清楚和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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