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特工一直以来都是普通人眼中神秘和特殊的职业，而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的特工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在网上闲逛，看到了这篇文章，觉得不错，转贴过来同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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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家族帖提到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工作,想起曾经看过“中共特科兴亡史”,详细描述了中共隐秘战线工作的历史,从此可以看到中共曾经经历的血雨腥风和血的教训！由于此篇文章收藏已久,不记得原作者是哪位高人,如有侵犯原作者权益先向原作者道歉!如有哪位网友知道原作者姓名,欢迎告之,多谢!

中共“特科”兴亡史

“特科”是个很专业的名词——“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1927年对共产党来说是血雨腥风的一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这年10月9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年仅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周恩来、罗亦农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

中共武装反蒋后把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建立在上海，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国中之国”的这种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大上海滩十里洋场，云谲波诡、暗流涌动。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大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下的首脑机关，成为一切工作重中之重。于是，由周恩来首倡，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周恩来年谱》认为，１９２７年５月，在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倡议及主持下，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的以情报和保卫为工作重点的机构——特务工作处在武汉成立，这应该就是中央特科的前身）的基础上，筹建了“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

特务工作处：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中共的合法地位一变而为非法，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安全保卫的需要，由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书记周恩来，秘书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特务处负责人顾顺章。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叫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返苏时，即由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这30人完成护送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他们都成为随后组建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特务股曾经处死过一名企图接近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一名苏联顾问团内部奸细尤金皮克。匪运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特务工作处成立之初，活动相当活跃。5月 1 7 日夏斗寅于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事先拿到情报。不久，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有史料称“特务工作处”为“中国第一个现代特务组织”，先于国民党的“中统”（1928年）和“军统”（1932年）。

所以说，中央特科的组建是在它的前身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之上的。有资料说特科是在1927年4月成立，依据不足。1928年春，中央军委举办了一个特别训练班，抽调一批精干的人员专门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地下斗争，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了秘密工作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的训练。周恩来、恽代英，可能还有项英等亲自为他们上政治课。其实，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远东地区学习政治保卫知识和技能。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这个过程的：

见过总书记的第三天，陈赓一行三人分别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在这里，李强用一只小舢板把陈赓他们送到一艘苏联货轮上。两年之后，李强和陈赓成了同在中央特科的战友。几天之后，船到了苏联的海参崴。陈赓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办妥了一切手续后，随即又乘车回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在远东，陈赓等人被安排到苏联红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技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大哥”那里拿到了“毕业证书”。一九二六年二月，陈赓一行回到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了武汉。陈赓在上海稍事停留，便前往南昌。不久，又从南昌赴武汉。陈赓进入唐生智的部队。

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在中央，建立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在特委之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经过整顿之后，周恩来成为中央特科的全面负责人，而顾顺章先于陈赓参与中央特科组织，是特科的实际负责人，而陈赓是顾的副手。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有的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些来自北伐军，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大约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很多人是神枪手，有的会驾驶汽车。他们除了装备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估计这种武器也来自苏联。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很快，特科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第一科为总务科，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第二科为情报科，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第三科为行动科，俗称“打狗队”，科长是顾顺章。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第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李强，陈寿昌。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周恩来规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第二、收集掌握情报；第三、镇压叛徒；第四、营救被捕同志；第五、建立秘密电台。

而这时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中呢？除了CC系（中统）徐恩曾的初级特务组织外，1932年2月，再度复出的蒋介石授意，“军统”的前身复兴社成立，下设一直属的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而CC系二陈也分外眼红，急急授命徐恩曾组建更强大的特工总部。

可以这样说，对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共产党人来说，徐恩曾是个相当恐怖的辣手角色。徐恩曾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抛出分化为主、高压为辅的制共怀柔政策，他亲自出任CC特工总部主任。（这里插一句，在它的下设机构里有一个“训练科”，它的内部有一座“图书室”，收集到了各地的特务们查抄到手的中共各种秘密文件和书报杂志，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去台后，这些资料居然被完好无损地存放在台北青潭“荟庐”资料室。不少资料便成为“海内孤本”。）徐恩曾训示手下道：“共产党在组织上、宣传上、工作方法上是有很多长处的，我们应当学它，学好了，就用来打它。”“我们对付共产党，必须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付宣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徐氏版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改过去一味逮捕、关押、屠杀的高压政策，而辅之以劝降、诱降、自首的感化新策，“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

中共叛徒顾顺章成为徐氏理论的开拓者和实践人。顾顺章在叛变前任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领导及特科实际负责人。他应该是在1931年4月24日下午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识破而被捕，于当晚叛变。关于他的叛变过程，历史学家已经考据得很清楚，谭元亨著《潘汉年传》里说他是3月24日下午被捕的，当为笔误。也有一种说法，是叛徒王竹樵发现的顾顺章，和顾顺章一起被捕的还有特科出身的陈连生。这个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了，重要的是，顾顺章为“中统”开办中共式的“训练班”对中共来说是致命的。徐顾的发展“细胞”的方法一般是这样子的：

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采取秘密方式到“说服对象”家，或者将“说服对象”带到较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在此情况下，“说服对象”自然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劝降特务就开始威逼利诱，宣传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通常非常明显。因为“说服对象”多是中共基层党员，与中上层干部不同，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数人在经过第二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特工总部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

这种方法后来被汪伪李士群部照例搬用，因为李士群也是中共叛变过去的人，中共的一套他也懂。可能中共现在对付“xxx分子”的办法也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段，可以做为一个论题去考证。

特工们利用这个内线“细胞”，顺藤摸瓜，寻找中共党内的纵深组织关系，一个一个地进行反方向的突破。为了便利内线“细胞”在中共开展活动，徐恩曾还规定，凡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障碍，各地特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铲除，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内部扫清道路。后面说到的陈蔚如便是一个“细胞”的典型。当内线“细胞”侦查到一定的程度，徐恩曾便会下令一网打尽。从1932年到1935年的四年时间里，徐恩曾领导的特工总部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达到了可以用“白色恐怖”来形容的程度：中共临时中央连续多次遭到破坏，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捕，中共江苏省委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团中央机关也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对共产党人的危害，莫如徐恩曾一人，我本人以为远远超过了后来的戴某人。

顾顺章的被捕使得徐恩曾的特务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蒋介石还亲自为自首后的顾顺章说过“党国需要顾顺章这样的人”的评语。从此，徐恩曾对顾顺章恩宠有加。

领受党务调查科训练工作的顾顺章一面抓紧编纂各种特务训练教材，一面主持调查科第一期特务训练班。为了加快编撰特工教材的速度，徐恩曾特令徐政、章志仁、朱秋白等亲信特务，帮助顾顺章进行整理，很快弄出六册教材，约五十万字，分别是《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这六册教材后来以“特工圣书”作总书名，成为国民党特务训练工作的“圣经”。在编纂特工教材的同时，顾顺章又在调查科举办了第一期特务训练班，时间三个月。人员仅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四人。训练班场址就设在瞻园里的妙静寺，寺北面的一片旷地被作为技能培训场所。尽管时间短、人数少，但训练的质量却出奇的高。因为顾顺章拿出了浑身的看家本领：以原在苏俄的受训为理论基底，以在中共时期领导特科的工作为实践。如史济美受训完，即于1932年6月被徐恩曾派到上海筹办调查科上海行动区，至1933年6月被“红队”邝惠安刺杀死时为止，竟在一年的时间里，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密捕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在租界公开绑架红军师长陈赓、逮捕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以及丁玲、潘梓年等人，一时被誉为“中统”特务之明星。

顾顺章为什么能如此卖命于党国呢？和周恩来下令枪杀他全家老小不无关系。这一段历史自有人“为尊者隐”，即便是《潘汉年传》里也隐约谈到，可能是顾家老小厨工婆姨知道中共高层的秘密太多，而又不好控制她们的原因。《潘传》人为捏造出一封“她们”写给顾顺章的告秘信，报告中共中央的新地址（有这种可能么？），于是，红队只能将顾家老小六口全数灭尽。

这个时候的顾顺章只能以牙还牙，化悲痛为力量，死心踏地为党国效忠。第二期特务训练班又开始了，地点设于南京中华门内长乐街。

这一期人数增加到了二十名。顾顺章还想出了几个点子，供陈立夫、徐恩曾参考：（1）以组织对组织。说白了，就是在上海设立强有力的特工机构，选派具有很强工作能力的重要干部去主持工作，持续不断地打击中共地下党组织，以求彻底动摇共党组织在上海的根本。（2）两钳法。主张彻底贯彻“自首政策”，通过自首分子的示范作用，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此达到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中共党组织的目的。顾顺章把他的这一套恩威并施、软硬兼用的策略，称为“两钳法”。（3）注重并精心运用“细胞”政策。即根据共产党人的气节特点，注重提高特务的“劝降”水平，从理论上“说服”被捕人员，以期通过釜底抽薪的办法，引诱其背叛，然后再将其放回去，求得破坏范围和破坏效果的扩大。陈立夫、徐恩曾“虚心”采用上述办法后，果然收效巨大。1933年春天，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往中央苏区，尔后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迭遭破坏，以致到了1935年年底，上海中共组织除留下一个“文委”外，几乎被破坏殆尽。

顾顺章的结局很悲惨。他先是被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借用，培训起幼稚期的“军统”特务。顾顺章遂趁这个机会，却加紧筹组他的什么“新共产党”组织。徐恩曾是什么人？国民党里最狠的角色啊，他当即指示顾顺章的手下、中共叛徒童国忠和张文农密切监视顾的一举一动。童、张二人为了洗脱自身嫌疑，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大约到了1934年的时候，徐恩曾突然下令把顾顺章关押到镇江看守所，随即又命解送苏州监狱关押。在解往苏州途中，因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和催眠术，怕他在途中施“妖术”逃跑，故临行前竟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其“妖术”。翌年，徐恩曾活动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说顾顺章有“反骨”。蒋介石当即亲下手谕：顾顺章既怙恶不悛，着即枪决。于是，顾顺章抱着创建“新共产党”的伟大“理想”而毙命于苏州监狱。

史济美是顾顺章一手培养出来的头牌大弟子。史济美，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接受顾顺章培训三个月，系统地接受了顾氏的反共技巧。CC系（中统）特工总部成立大半年后，陈立夫建议徐恩曾向上海派出特务进行活动。1932年6月，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特工总部上海区，11月正式任命他为上海区区长，全面主持国民党CC系（中统）在上海地区的特务工作。史济美到上海后，考虑到特工总部尚系秘密机构，为遮人耳目，先是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用以改善同上海各个方面的关系。比如与上海公安局的关系。又比如与上海租界捕房的关系，这些机关都为他今后肆无忌惮的暴力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以想见，当年共产党人为了结识同样的关系，又费尽多少心机，已经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了。

史济美及其继任者徐兆麟、韩达等指使特务们采用下述两种方法对付中共组织及中共人士：一是采用“三打一”盯梢方法跟踪发现目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人士为了对付特务盯梢，行动极为谨慎，他们时常回头，看看有无尾巴跟踪。而一旦发现有可疑人跟踪，便想方设法予以摆脱。特别是在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总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肯定安全后，方才进门。为此，史济美想出了一个“三打一”的盯梢绝招：即先由一人跟踪目标，人多的地方靠近一些，以免失去目标，人稀的地方就离远一点，以免被怀疑；一旦目标进入里弄，第一线特务就只到里弄口，注意目标进弄后的动向，然后，让第二线特务跟上。这样，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很容易使中共人士大意，以为甩掉了眼线。当然，特务在确定了目标的住址以后，并不就万事大吉，而是伪装找人或借口送东西上门进行查证，一旦弄清楚，即招呼守候侦查的特务，一拥而上，一网打尽。

1932年12月，即史济美正式就任上海区区长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于内线“细胞”提供情报，卢福坦被密捕。1931年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后，卢福坦一度代理过总书记职务。特务们考虑到卢福坦的特殊身份，没有将他立即交给上海公安局，而是带到了安静舒适的东方旅社，进行秘密审讯、劝降。卢福坦遂成为中共历史上包括顾顺章、向忠发在内的少数几个叛变投降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很快就供出了全总党团、铁路总工会、江苏省委以及临时中央的秘密。

1933年6月，史济美被邝惠安领导的特科“红队”除去。

1933年9月间，继任史济美任特工总部上海区长工作的是徐兆麟，徐后是韩达。徐本身就是特工总部的原情报科长。他看到史济美利用“细胞”连破大案，遂专门组织了一个“细胞”工作委员会，由中共叛徒周光亚具体负责，继续发展隐藏在中共组织内部的“细胞”，还专门研究如何培植和培训“细胞”等问题，为“细胞”进一步打入中共高层次创造条件。如沪西区的徐阿六、闸北区的姚长庚，就是在徐兆麟的帮助下，逐步掌握了区委的大权，从而有机会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情报，为上海区特务进行更大的破坏提供了便利。史济美及其继任的徐兆麟、韩达等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善于利用中共叛徒。这一点，他们大概是受了徐恩曾重用顾顺章的启示吧。1934年6月27日，由于内线“细胞”的告密，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同志一同被捕。李竹声被捕后，上海区区长韩达也曾派劝降特务向他劝降。但在理论上辩不过李竹声。徐恩曾闻讯，要求韩达将李竹声押往南京特工总部，改由训练科的特务出面劝降。李竹声终被劝降成功。李竹声随即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忠亮的住址。1934年10月，特务们到继任的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家里将其抓获后，还特意保持警号，结果又在他家里抓住了前来汇报工作的程祖怡。这个程祖怡，有的史料上说他叫武子明，可能和当时人物化名重重有关系吧。程祖怡当时担任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兼管国际台。他被捕后旋即叛变，又供出了其他五名报务员的姓名、住址和全部六部电台——也可能是三部——的位置，从而使敌人一网破获了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据毛齐华回忆：当敌人破获这些电台设备时，还惊奇地说：想不到没有工厂设备，凭手工能制造出这样小巧玲珑、高效率的发报机。这样一来，江西苏区的党中央不仅失去了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更失去了经由上海地下电台中转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再说说一个典型的中共叛徒人物陈蔚如。1932年6月，敌人破坏了印刷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地下印刷厂，负责人陈蔚如被捕。不久，陈蔚如秘密自首。这样的人物一旦自首叛变，都会想方设法扩大对中共组织的破坏，来求取升官发财，比起原本的敌人来的更为凶狠。受已调往上海筹建特工总部上海区的史济美指使，陈蔚如继续在中共内部活动。

7月上旬，陈蔚如在四马路遇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尹某，遂谎称自己被捕后，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几个组织。他还说有封信要请对方代转临时中央，并与尹某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过了两星期，两人再次见面时，陈蔚如便将预先拟好的信交给尹某。尔后，他故意说：“你穿的怎么还是这套条子斜纹布短衫，太马虎了！这样的话，你到哪儿都太打眼，怎么能在上海活动呢？”尹某一听，先是觉得羞赧，随即嗫嚅着说没钱买衣服，陈蔚如便把他引到特务黄柏生作掩护所开的成衣店，帮他挑了几件新衣，趁机将他交给黄柏生跟踪。不久，尹某被逮捕。几天后，临时中央派人跟陈蔚如接上了头，说过几天会有人跟他联系，并留下联络暗号，还给了他十元钱生活费。第三天，果然有人到陈蔚如家里来联络。陈遂以谎言敷衍，并借口买点水果招待来人，赶到外面报告了守候在外的史济美，要他派人跟踪此人。两天后，此人在法租界西门里25号被急于邀功的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和上海市党部“肃反专员”黄永华抓获，并搜走一大箱文件。经审讯，此人是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李必刚。陈蔚如知道此事后，向史济美大发牢骚，说本来还可顺藤摸瓜、抓到大鱼的，真是太可惜了。1932年9月，陈蔚如又参加了侦查破坏小沙渡路中共沪西区委的活动，逮捕区委干部朱秋白夫妇。朱秋白以后自首，也成为“中统”特务，并被徐恩曾点名，协助顾顺章编纂特工教材。11月，朱秋白又协同史济美破坏了团中央机关，逮捕了胡大海、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四人先后自首。1933年4至5月，胡大海等两度参与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机关，逮捕了鲍志明、高其度、王忆马等人。这年10月，陈蔚如被“红队”击伤，此事引起了上海区特务们的恐慌。徐兆麟因害怕被“红队”暗杀，匆匆向徐恩曾要求调离上海。不久，韩达接手上海区，并将伤愈的陈蔚如提拔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副区长。

史济美、徐兆麟、韩达并不把邝惠安看做是真正的对手，而红队领导人邝惠安却是他们三个的死对头。邝惠安是广东人，1925年“五卅”大罢工时到上海，同年加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决定他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名由他接任“红队”队长一职。韩达被徐恩曾从特工总部北方工作局调任上海区区长的时间是在1933年底。次年6月，韩达经由内线“细胞”盯梢，一举破获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以及刚从中央苏区迁回上海的中华全总等重要机关，抓捕了包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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