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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中国的教育革命比美国人所能了解的意义更为伟大，将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带来更长远的利益。旧的教育思想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所以必须改革。新的师生关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亲近。大学生入学前经过一段实际工作锻炼，念起书来兴趣高，干劲大。中国教育革命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最近出版一本中国血统的美国人访华后在美国《新中国》、《惊蛰》、《柏城青苗》等刊物上发表的访华文章汇编；香港《文汇报》也陆续刊登去年以来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士的访华文章。这本汇编和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对中国教育革命和对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感想，摘载如下：杨振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说：“当我在北京访问我曾就读过的中学时，我发现他们非常强调学生应该学习生产劳动。学生在农忙时下乡帮助农民播种或收割。学校本身设有车间，学生可以做各种体力劳动。我要强调的是，这种精神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变革，比美国人所能了解的意义更为伟大。在旧中国，不但学生没有法子接近任何工厂或农场，甚至有这种想法也会被人认为有损读书人的尊严。”“我想中国的新精神是直接针对这种传统的；我发现这方面已有令人惊异的改变。整个人生观都变了。对现代科学来说，这种变化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家的态度也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认为下乡工作是一种自我教育的重要过程，而且受过高级训练的研究人员也真的感觉到社会是工人劳动的成果。这种新态度在旧中国是完全没有的；在美国也不会找到。中国的科学家都愿意有下乡工作的机会，下乡去的也是满怀热忱。令人印象颇深的是，我在中国遇到的科学家的个人抱负同国家的寄望极为一致。”
　　“我在参观中山大学的光学实验室时看见很多房间都堆满激光仪器、线路、玻璃管，都好象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仪器也并不精致。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有机的环境下，将会有一群激光科学家涌现出来，他们知道与这个专业有关的一切知识，也明白外国人所探讨的那些问题存在的真正原因。我看，这个哲学将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带来更长远的利益。”吴健雄、袁家骝（两人都是物理学家，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袁在美国布鲁希文国立实验所担任研究工作）说：“在中国最使人注意的是，他们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和‘教学、科研与生产工厂的挂钩’。老、中、青三结合是利用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中年人的学识和干劲，与青年的朝气和创造力。这种三结合在中国现在的情形之下，是特别需要的。关于教学、科研与生产工厂挂钩的成效更大而且显著。一方面替工厂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不但使生产量增加，而且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水准，同时学生亦得到许多实际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训练。”
　　“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这种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似乎是最有效力的步骤。在各处参观时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显著的成例。不仅是物理学应用于工业生产上，其他的例子如生理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和药品制造等都有。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科学上发展的目标必须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对于基本科学的发展极为重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个问题极为关怀。”任之恭（微波物理学家，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应用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说：“教育改革虽有若干成效，但还不彻底，原因是中国受了两千多年礼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已根深蒂固，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受到束缚。……儒家思想被各朝代尊祟的结果，使得‘学而优则仕’的孔丘说法变成天经地义。”
　　“旧的教育思想是专为培养少数知识分子，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所在地，就是西洋人所谓象牙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不知塔外有何事，也不肯下塔来。很明显，这种教育绝对脱离群众，所以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应当朝着毛主席的思想：教育应为群众服务。”
　　“通过教育革命师生关系也与以前不同了。根据旧习惯，老师教，学生学，一个是处于把知识输出的地位，一个是处于接受教育的地位。老师可以用考试、分数来吓人，学生养成死记书本的习惯。”
　　“但是现在师生都应互教互学，并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大家打成一片。”（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田长霖（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说：“我们特地参加了一堂课，叫‘评教评学’，这就是每一个或两个星期，每一门课都有一个钟点，让学生和教员来一个互相批评，讨论如何改进。……结果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做，空气反而非常和谐，而且教员与学生之间距离缩短了，通过批评彼此都增加了了解。”
　　“（关于北航师生造飞机的事）使我很惊奇。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国内，甚至现在美国航空系的教授和学生，不要说造飞机，就是摸过飞机的，恐怕也很少。……只是在理论上不错，但真的要造飞机的话，大家都有点怕。在中国过去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形就更严重。”
　　王浩（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哲学和数理逻辑学专家）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学生改为工农兵学员，使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和工农兵认同，一方面鼓励旧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使他们在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虽然在短期间不容易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差异消除，但努力的方向基本上总是尽量使劳心者和劳力者打成一片。”赵浩生（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专栏作家）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是混乱而是新生。文革对教育的最大影响，是教育宗旨变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自小学起，即着重训练基本劳动技能，实行厂校挂钩或建立校办工厂，以求德、智、体的平均发展。”
　　“教学方法也变了，过去是注入式，现在是启发式。过去，教授教完就完，现在是教会为止。……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学习不是为自己，是受党的委托而接受大学教育。……新的师生关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亲近。”
　　东阳（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研究生）说：“学生在入学前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锻炼的。比如，一位建筑系的女同学，就是高中毕业后当了二年多的建筑工人才来的，对房子的各方面都已有经验，念起来兴趣高，干劲大。”陈省身（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说：“教育上与往日最大的不同就是：教授们不再自以为每件事都懂，而全权决定课程和内容了。学校里的许多计划、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学生和教师们不断讨论的。”“从我和那里教授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为曾去公社劳动感到很自豪。”
　　韩琼（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的女儿，生长在中国，一九七一年回美，现在就读于宾州大学）说：“（文革前）学校里的校长、教师，基本上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对革命有好感，赞同新社会制度，但在教育思想上却有不少陈旧的地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还是很普遍的。他们认为工农子弟很脏，还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可爱。教师不但不帮助这些工农子弟，反而冷眼相看。在这种情况下，若教育不做基本上的改革，到头来还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中国就没有出路。”皮埃尔·姆弗拿（一九七五年来华的瑞士学生访华团团长）说：“中国在缩小城乡之间差别这方面，实行了有效的方法。例如在教育方面，尽量做到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服务一致。农村缺乏教员，就从城市派人去。我们在无锡太湖参观时，见到很多从城市来的教师。他们不怕辛苦，划船到户，教孩子们读书。一些公社自己又开办了农业学校，尽量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为了缩小城乡差别，不少朝气蓬勃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被鼓励到农村去。”“要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要在两方面一起着手：一方面使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又要使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杜莲·达文（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讲师，曾于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在北京工作，一九七五年再到北京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回国）说：“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文革前）多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很少工农兵学员。这些学生政治觉悟不高，对自己学习的目的很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后，北京广播学院的学员来自工农兵，他们的政治觉悟高，对国内及世界的知识丰富，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读书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学习情绪很高。由于他们不是读死书，经常参加劳动实践和体育活动，体格很强壮。”
　　凯利（新西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长，今年三月访华）说：“中国的教育革命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这次访华使我看到中国教育领域中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我对中国大中小学采取开门办学的政策印象相当深刻。而且，教育革命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他们的理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知识青年除了向农民学习外，还可以在发展农业上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