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發這一篇，可惜 上 星期工作纏身。農民大叔等等我啊。。。）

天下這次的毛澤東風暴，是現在大陸內外廣義中國人對三十年赤色中國所持各種立場的一個很好的縮影。 臺灣人受了三十年的反共教育，鐵幕分隔下只知土共禍害不知政績。及至八十年代兩岸大門打開，臺灣人登陸的第一印象就是大陸社會的封閉落後和人民的貧困自卑。他們在大灑美金之餘，對大陸的優越感和對毛時代的不齒也深深種下，直到今天都難以去除。

正是這種先入為主的片面印象，使兩岸交流至今充滿火花。 上篇轉載是我嘗試從微觀 - 大陸人所受哲學教育和世界觀的不同來理解兩岸思維的雞同鴨講。 這個系列嘗試跳出傷痕文學的見樹不見林，從宏觀角度挑戰 臺灣和海外華人 對 毛時代的 一個主要控訴： 1949-1979 的中共不會治國，是一群政治瘋子，經濟白癡。

作者並不客觀，這也不是歷史論文 – 任何理由都不能為當時的許多暴行合理化。但是作者指出了一個重要思路，是任何討論所不能迴避的：中國當時夾在冷戰兩大陣營之間的嚴峻情勢。

這篇的觀點這裡的大陸朋友應該都不陌生。需要補課的倒是我們這些局外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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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经济学兼为毛泽东时代辩护 [ 达雅 ]

外篇一：备战，理解前 30 年的钥匙

     我写 “ 备战经济学 ” 这个系列，是因为我确信， “ 备战 ” 是理解新中国前 30 周年的钥匙。
     对于新中国的前 30 年，理解的困难在于，发生了太多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甚至荒谬的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这些事情是戈尔巴乔夫干的，那我们可以说，领导人水平太差。但问题在于，这些事情是在雄才大略的领导下，是在全党全军的支持下，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干的。这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毛泽东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例如权力欲，故意胡搞。这是最不用动脑子的，也最被反毛分子所钟爱。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第一，相比其他政治领导人，毛泽东是最不谋私利的。第二， “ 胡搞 ” 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广大群众会热情高涨地跟着他胡搞，这得假设广大群众都不是 “ 理性人 ” ，这个假设太强了。
     第二种解释，毛泽东不懂经济，或者 “ 不懂具体经济 ” 。我以前也是这么看的。但是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多，我发现，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理解，要比他的战友们深刻得多。例如《论十大关系》，例如《党内通信》。面对这些材料，我不能接受 “ 毛泽东不懂 ” 。
     最后，我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的问题不是在 “ 和平与发展 ” 的大环境下搞经济，而是在强敌全面战争的危险下备战。理解了 “ 备战 ” ，也就找到了理解毛泽东时代的钥匙。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 胡搞 ” 的经济行为，在 “ 备战 ” 意义下，恰恰是 “ 经济 ” 的。
     我把经济学看作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学问。因此，小老板经营夫妻店和斯大林指挥卫国战争，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 “ 配置 ” 的主体不同，所能配置的资源不同， “ 合理 ” 的标准不同。千姿百态的经济行为，本质上就在于这三个条件的不同，而不在于大家使用的经济学不同。 “ 备战经济学 ” ，就是国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配置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迅速具有赢得战争能力为 “ 合理 ” 的标准。这样一看，毛泽东的很多行为就很 “ 经济 ” 了。例如，院系调整。如果不进行院系调整，不仅工科人才不能满足日后的需要，而且按照旧线路培养的文法人才，在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无法学以致用，是稀缺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对浪费的预期，很可能直接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对教授们的发难： “ 你教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什么用？ ” 那 “ 文革 ” 是不是要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前上演呢？至少是有可能吧。
     我相信，把 “ 备战 ” 作为理解新中国前 30 年的钥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不过是明确把它写了出来。其他的人，例如葡萄，也有相同的看法，并必然有更精当的论述。但是，既然写了， TJ 了总不好，还是硬着头皮写下去吧。

一、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备战经济

     所谓 “ 备战经济 ” ，是针对 “ 和平经济 ” 和 “ 战时经济 ” 而言的。 “ 和平经济 ” 就是最常见的也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此时国家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而 “ 战时经济 ” ，则是大规模战争已经打响以后的经济。与这两者不同， “ 备战经济 ” 则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一个相当大但是不等于１的概率，遭到攻击被迫卷入大规模战争。
     这里有几个地方需要澄清。第一，准备小规模战争，甚至小规模战争已经发生的，不算 “ 备战经济 ” ，而是 “ 和平经济 ” 。因为对于国家来说（这里的国家不包括那种有警察没军队的），和平时期也是要搞战备的，军队要训练，军工生产不能停。对于大国来说，这种和平时期的备战，或者略微升级一下，就足以应付小规模的战争了。因此，当前的美国， “ 两山轮战 ” 时期的中国，都属于 “ 和平经济 ” 。前几年的中国，领导常常号召要 “ 准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 ” ，也是 “ 和平经济 ” 。
     第二， “ 备战经济 ” 强调 “ 被迫卷入 ” ，换句话说，是否卷入战争基本上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因此，纳粹德国那种扩军备战备好了就去战的情况，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第三， “ 备战经济 ” 有可能犯错误搞砸。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战争危险很大却不备战，结果敌人入侵遭到惨重损失。另一种是，战争危险本来不大，但是判断错误搞 “ 备战经济 ” ，最后有大炮没黄油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例如 1980 年的苏联。这种情况的麻烦在于，你说不清它搞的是 “ 和平经济 ” 还是 “ 备战经济 ” 。说它是 “ 和平经济 ” 吧，它备战得比别人 “ 备战经济 ” 还猛；说它是 “ 备战经济 ” 吧，人家和平年代都这么过。我承认，这种地方概念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考虑。
     按照上面的标准，毛泽东时代，从 1949 到 1976 ，广义一下到 1979 ，大部分是备战经济 ( 抗美援朝之前一年和之后几年可能不是，存异 ) 。这一时期，国家处在全面战争的危险之中，国家的整个经济政策也确实以备战为主要目标，而如果全面战争中国也是被迫卷入的，因此是标准的 “ 备战经济 ” 。
     同样，现在的朝鲜也是 “ 备战经济 ” 。

二、新中国备战经济学的特点

     经济学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备战经济学研究为了应对高度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新中国的备战经济学研究，在 1949-1979 的新中国，为了应对高度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新中国的备战经济学有三个特点：

     (1) ，备战经济学高度耦合着一个工业化经济学。 1949-1979 的新中国，同时面临着备战和工业化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是高度耦合的。从长期看，备战拉动了工业化，工业化又反过来促进了备战。但是，在具体的资源配置问题上，两者又常常处在尖锐的冲突中。例如，备战要求把宝贵的知识青年分散配置到广大的农村去，以便坚持全面核打击之后的农村游击战。
     (2) ，备战经济学如何 “ 合理 ” 配置资源，是很难说清的。定性来讲，备战少了，敌人打过来 Game over ；备战太多，群众生活改善太慢，那后果也很严重。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这中间 “ 度 ” 的把握，是微妙的。这和 “ 和平经济学 ” 或 “ 战时经济学 ” 都不一样。和平经济学，例如今天的中国，反正全面战争打不起来，你搞个年平均增长 8% 各大方面基本平衡，不是最优也是次优。战时经济学，有战争需求在，你就围绕这个需求渴着劲儿折腾吧。而备战经济学呢，你备战越多，那战争越打不起来，打不起来你备战的那些东西就成了浪费。理想上最 “ 合理 ” 的事，备战刚刚超过那么一点，敌人就不来打你了。问题是你也不知道备战到什么程度就 “ 刚刚超过那么一点 ” 。只要战争最后没打起来，就永远有扯皮的空间，你说干这件事情是 “ 合理的 ”“ 必要的 ” ，人家总可以拿出 “ 解密材料 ” 啥的论证鬼子本来就没打算打过来，你干的根本 “ 不必要 ” 。
     (3) ，备战经济学面临一个如何收场，如何转入 “ 和平经济学 ” 的问题。备战经济是一种长期的经济，要搞好多年，搞久了就会形成惯性，搞完以后就有一个如何平稳转入 “ 和平经济学 ” 的问题。这也是晚了不行早了更不行啥时候不早不晚没人告诉你的事情。这个转换要是搞砸了也 Game over ，因为这时候就跟换操作系统似的，老的新的很容易不兼容，而人类社会又不能 Reset.
     新中国备战经济学的上述特点表明，它是一种 “ 过渡过程经济学 ” ，或者说 “ 自我否定的经济学 ” ，它恰恰要研究如何尽早结束备战经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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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一：任何攻击 1949-1979 新中国经济形态 “ 无法持久 ” 的观点，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该经济形态的任务就是尽早和尽可能代价小地结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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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系列的初衷来自对陈经 “ 毛泽东不懂经济 ” 的不满。我认为，不是毛泽东不懂经济，而是陈经不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备战经济。陈经由于自身局限，或者是为了迎合西西河当时的口味，没有把自己的 “ 操作主义 ” 坚持到底，才有了上述错误结论，也才有了我发帖表演的机会。
     我写这个帖子，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 上纲上线癖 ”“ 非也非也欲 ” ，因此希望大家以娱乐的态度，最好是以看小丑跳梁的态度来读。这样你如果看到了什么甚合己心的东西，可以作为意外收获。我保证不以《经济学读书笔记》的严谨性来写作，尽量不使用公式；我同时保证，以大致每个休息日一篇的速度上贴，在保证施工速度的前提下提高质量，如果停工事先公告并按期复工，绝不搞超级无敌无底坑。
     本系列的其余部分拟包括以下内容：备战经济的人力资源；农业、工业、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备战经济的成功终结。
     最后，向强国论坛的超级大邪恶数学致敬。在他的引导下，我走上了邪恶的道路，并且本系列的某些想法直接来自于他。鉴于他的帖子后面都有一个放弃版权声明，我如果不能记起具体哪条来自于他，就不说了，能记得的还是要说的。

三、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

     齐孙子曰： “ 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和平经济学谈论 “ 人力资源 ” 的时候，谈论的是一种短期可恢复的生产要素，经济学家们总是假设，工人们睡一个晚上 “ 人力资源 ” 就恢复了。而最高统帅部在谈论 “1944 年度我军共战死 ×× 万人 ” 的时候，这些生命已经永远消失了。
     这就是战争和和平的区别。在战争中，生命是消耗品。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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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必须把人看作消耗性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的再生产。必须为青少年提供基本的食物、医疗和教育，以保证在未来战争中有足够的合格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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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可以解释毛泽东时期的以下历史事实：
土改。土改重新分配了土地，使得大批农民娶得起老婆，生出大量孩子，并能够给孩子以充足的食物。
     一夫一妻制。这属于合理配置育龄妇女这一战略稀缺资源。
     根绝卖淫嫖娼。从道德上打击 “ 生活作风问题 ” 。这属于管好妇女生育能力的跑冒滴漏。
     识字教育、普通话教育、全国低成本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小学教育的基本普及。这是为可能的全面现代战争提供具有合格智力的兵员。
     全国医疗体系的建立、乡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是为潜在兵员的出生和成长提供医疗保证。
     对于上述事实，可以给出一个反驳性解释：上述这些都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新中国搞这些只是在搞现代化制度，与备战无关。但是，请注意，所谓 “ 现代化制度 ” ，其实是在拿破仑战争以来才有的，这一百多年来大战小战不断的历史，使得 “ 准备打仗 ” 成为 “ 现代化制度 ” 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还可以解释下面这个事实：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开始谈论 “ 计划生育 ” 的必要性，但是，直到毛泽东晚年，备战经济胜利在望的时候，带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措施才开始出台；而终毛泽东一生，也没有搞 “ 只生一个 ” 。当然，他就是想搞，没足够的医生没石化工业也搞不成。
     最后，举两个不遵守备战经济学第一原理的坏典型。第一个是 “ 黄金十年 ” 的中国。在这期间，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都没有从备战经济学的角度认真对待人口问题，导致抗战期间国军士兵身体素质、知识水平、文化观念方面都显著落后于日军。也没有建立起医疗保障体系，导致大批壮丁死在去部队的途中，造成无谓的牺牲。
     第二个是当代的以色列。以色列虽然能够从备战的高度看待人口问题，只要有几分之一血统就算犹太人，满世界拉人回以色列，但始终没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人口出生率。而阿拉伯妇女则在这方面有高度的觉悟，把自己的子宫作为抗击以色列的武器。长此以往，以色列的前景实在不美妙，虽然它现在能炸炸哈马斯。

四、把人当作螺丝钉使用

    备战经济学把人看作一种消耗性的资源。接下来就是，如何合理配置这种资源。
     且慢。人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消耗性的资源吗？用那个时代的话说，愿意把自己看作革命的一块砖或者一颗螺丝钉吗？
     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如果你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多数人愿意；如果你采取相反的措施，大多数人将不愿意。
     有效的措施包括：
     宣传教育。如果能够说服一个人，做一颗螺丝钉是高尚的、正确的或者必须的，那么他就能自觉地去做一颗螺丝钉。于是从政治局到党小组，一整套宣传教育机构被建立起来了。人们在党的引导下学习、思考。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握手， “ 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 。雷锋这样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了， “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 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尚道德。绝大多数人，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信任和感激，自觉地成为革命的一颗螺丝钉。
     经济控制。如果能够在经济上控制一个人，那么就能迫使他为你工作。于是共和国迅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绝对垄断的超级企业，变成了 960 万平方公里上的唯一雇主。所有的公民，只能向 “ 公家 ” 出卖劳动力。过去的自由职业者们被编入某个 “ 单位 ” ，连和尚道士都在经济上被国家管理起来。
     强制改造。如果仍然有人不做或者不想做一颗螺丝钉，那么，就开动国家机器改造他。这种改造一方面是为了让他最终成为一颗螺丝钉，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螺丝钉们一个公平：决不能让拒绝成为螺丝钉的家伙得到任何便宜，必须让他们付出足够的经济代价，必须让他们承担足够的道德羞辱；让他们去农村，去牛棚，去干校。另一方面，必须保全他们的生命， “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 ，并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保健，因为当战争真的来临，他们仍然是 “ 我方 ” 的力量。
     “ 冷酷无情 ” 、 “ 没有人性 ” ，反对毛泽东的人如此评价。但这本身就是脱离了战争危险之后的评价。战争规律不考虑人性，历史法则冷酷无情。要阻止战争，必须把整个国家最快速地打造成足够强大的战争机器，而为了打造这样的战争机器，就必须让全体社会成员成为螺丝钉。只有在打造好战争机器，确保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安全之后，我们才有资格谈论 “ 人性 ” 。温情脉脉的 “ 人性 ” 在赢得安全与和平后可以成为漂亮的点缀，但在赢得和平的艰苦过程中，必须被无情抛弃。
     但是，对于 20 世纪中期的普通中国人来说， 1840 年以来的历史已经让他们懂得，成为强大战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经是一种幸福。这意味着，他们不必再象先辈那样颠沛流离；也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可以享受和平；还意味着，即便自己在战争中粉碎，其他螺丝钉将接替自己的使命，保证整个战争机器碾碎敌人。 —— 这是他们的先辈梦寐以求的幸福。
     于是，我们有了视死如归的战士，我们有了隐姓埋名的科学家，有了一私不苟的工人，有了辛勤劳作的农民，有了牺牲一个儿子再为部队送上一个的英雄母亲。
这才是人性。普通中国人的人性。

五

备战经济学要求把人，而不仅仅是劳动力作为稀缺资源使用。新中国采取宣传教育、经济控制、强制改造等措施为把人当作资源提供了可能性。接下来的就是，如何配置这一稀缺资源。
在 50 年代的中国，最稀缺的人，是大学生。为了合理配置这些宝贵的人，新中国对自己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大手术，这就是著名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这件事情，如今说好的不多，裸骂得不少，例如上纲上线到“大学的终结”云云。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这是一个合理分配稀缺资源的范例。
     首先，稀缺资源向最有效率的部门集中。当然，这个效率不是和平经济的效率，而是备战经济效率。或者说，向工业化集中。“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人数由 1949 年的 30,320人，增加到 1957 年的163,026 人（约 5 倍多），工科学生所占比重由 1949 年的 26％增加到 1957年的 37%，工科院系、专业得到了很大加强，新建了一些旧中国大学所没有的重工业专业。”“之后，少数学校设置了原子能、自动化、计算机等新技术专业”[1]。工科教育的大发展，为日后的工业化提供了智力资源保障。
     其次，被压缩掉的是可替代资源。“院系调整”中，大幅度压缩的是人文学科，这是如今被骂的原因。但是，相比于高等理工科人才必须通过高校培养，高等文法人才培养的可替代性要好得多。共产党、解放军本身就具有大规模培养文科人才的能力，事后看也完成了替代的任务。
     第三，调整是“全国一盘棋”兼顾了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无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或是从国防观点着眼，高等学校的设置分布都不宜于过分集中。学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高等工业学校应该逐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2]
     第四，调整具有超前性。连大骂这次调整的[3]都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 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四年，恰好是一届大学生。
     作为备战经济人力资源配置一部分的“院系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考范式。以往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重道德而轻技艺，知概念而不知原理，两千多年来在“君子”“小人”的圈圈里转不出来，遇到事情先抢占道德高地喊口号，却不考虑事情“是什么样”“该怎样干”。这种遗毒一直遗留到今天大部分文科生，尤其是茅于轼这样的。“院系调整”以后，学文科的不吃香了，“学好数理化”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父母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于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彻底改变。例如，在西西河，不管左派右派，要说服人，就得“拿数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