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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毛澤東救了成千上萬的階級敵人和台灣人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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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救了成千上萬的階級敵人和台灣人民的命

數學

為什麼說毛澤東救了成千上萬的階級敵人的命呢？

在二戰之後，湧現了一大批共產黨國家，除了蘇聯外，還有中國，越南，朝鮮，古巴，波蘭，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還有哪裡？我記不得了。

因此，也可以認為共產黨國家的大量產生，是一種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潮流。它通常和本國的統治階級對人民犯下滔天罪行，草菅人命有關。也就是說，在革命之前，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生命根本不當回事，屠殺了大量的勞動人民。

那麼，共產黨國家都有一些共性，也有一些個性。凡共性，通常就是革命政權的一些通行的做法，而個性，則是某個國家的做法和所有其它國家的不一樣。

共性的東西，與領導人的關係不大，就算這個領導人不這麼做，或者他突然暴病身亡，則其它的領導人也會這麼做。而個性的東西，通常完全由領導人來決定。比如一件事情，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做，偏某一個領導人就是不做，那他要頂住許多壓力，其它共產黨國家的壓力，自己手下的許多人的壓力，群眾的壓力，等等。要知道領導人要頂住壓力是不容易的事情，或者你也可以說，他在頂住壓力的時候，其實是不那麼民主的，是相當專制的。對吧？

現在來說一件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通行的一個共性，叫槍斃反革命。就是說，只要一個人是反革命，就槍斃。

這一點台灣省的國民黨當時是反過來這麼做的，就是凡是共產黨員，一律槍斃。所以到現在台灣省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從當年的監獄中放了出來，因為都槍斃了。

因此，當時的情況是，蘇聯槍斃反革命，朝鮮槍斃反革命，越南槍斃反革命，古巴槍斃反革命，匈牙利槍斃反革命，南斯拉夫槍斃反革命，等等等等。作為共產黨政權的慣例，就是要槍斃反革命。

為什麼要槍斃反革命，把階級敵人統統殺光？原因在於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夢想，就是說，當時的蘇聯的想法是，把階級敵人殺光了，就進入無階級社會了。實際上蘇聯就曾經在肅反之後宣佈過階級鬥爭結束了。但是後來又承認還是有一些，因此繼續幹槍斃的事情。其它的許多共產黨國家，也都在干槍斃反革命的事情。例如東德，在柏林牆這頭，把越境者打死，因為認為越境者都是反革命，因此都槍斃。

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這麼幹，偏偏有一個例外的地方，就有一個共產黨國家不這麼幹，哪個國家？中國，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偏不認為必須把階級敵人槍斃，土改也分給地主同樣大小的一塊。毛澤東主張的是「改造」，就是說，把階級敵人改造成新人，而且這個改造過程中也肯定沒有嚴刑拷打什麼的東西，就是勞動，而且並沒有規定勞動強度必須超過階級兄弟的勞動強度，都是八小時工作制。

毛澤東還提出「對反革命，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要「嚴禁逼供信」。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主張，黨內許多同志都想不通，階級敵人了你還不槍斃他？其它共產黨國家都槍斃，槍斃了多省事啊。許多普通群眾也想不通，其實我小時候也想，這些階級敵人都是壞蛋，怎麼不把他們都給殺了啊？實際上現在的網上的一些憤青，一講到壞人，也都想著殺。

因此，毛澤東的這些主張是很專制地提出來的，是頂住了許多壓力提出來的。或者說，如果那個時候讓全國投一次票，看看同意把反革命都槍斃了的有多少，我想弄出一個多數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啊有人一提出專制，就好像專制者要干壞事，就是要把事情往更壞的方向弄，但是許多專制者都是力排眾議搞赦免的他們就不提了。

也就是說，毛澤東既然是共產黨了，那麼，他的行為方式，就不得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甚至，如果一個國民黨特務混進了共產黨，他的努力不也是儘量讓反革命少被殺嗎？因此也可以認為，如果毛澤東早死一些，有可能剩下的共產黨領導幹部，新的風格有可能和其它共產黨國家一樣的跟風，也就殺起反革命來了。如果那是真的，那麼，比如說，1957年一些文人鬧事，如果不是毛澤東，是其它的共產黨領導人，也有可能五十多萬右派全部都槍斃了，這在其它共產黨國家肯定都是這樣的。但正因為是毛澤東，所以才留住了命。因為放哪個共產黨國家，本來這些人是要被槍斃的，偏中國有毛澤東的風格。

這其實還不算。我也並不是光說的右派。我還指的中國廣大的被打倒的地主富農，這部分階級敵人有個三千萬左右。為什麼說三千萬？因為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是階級敵人，這是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中提到的，就是百分之十的人擁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因此要打倒那百分之十的人，把土地分給百分之九十的人。這就是中國的土地改革。

當時的階級敵人，還有許多是關押在監獄中的國民黨戰犯。這些戰犯後來在1975年統統特赦釋放了。

我為什麼說三千萬階級敵人，是毛澤東救了他們一命呢？很簡單啊，不是你們經常說什麼餓死三千萬嗎？

不妨假設這是真的吧，那麼，後來知道的是，三千萬階級敵人，包括所有的右派，所有的國民黨戰犯，都沒有餓死，有一些是病死的，但並不是因為故意不給他糧食活活餓死的。

也就是說，如果只是不槍斃這三千萬階級敵人也就罷了，這三千萬階級敵人仍然可以不承認毛澤東救了他們一命。但是遇到了三年饑荒，既然三千萬階級敵人沒有餓死，當然餓死的就是階級兄弟了。這一點許多一般的共產黨員也許想不通。因為，既然階級敵人了，你不槍斃他，也就罷了，可是，還要故意犧牲階級兄弟來搶救這些階級敵人的生命，這完全是毛澤東的主張和努力。你想想，如果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拚命努力，沒有毛澤東的嚴厲的命令，就共產黨各基層政權的政策，他們也會努力讓地富餓死，斷絕他們的糧食供應就行嘛。但是，為什麼沒有這麼做？因為毛澤東不允許這麼做。否則的話至少監獄裡的戰犯一斷絕糧食供應，那就能夠救活相應的許多階級兄弟，不是嗎？但是不管監獄外怎麼餓死人，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監獄裡的階級敵人，一個不讓餓死，全部都等他們釋放出來大罵毛澤東呢。

其實，許多階級敵人的回憶錄，都承認他們所在的監獄，所在的勞改農場，生活要比監獄外的勞動人民的生活好。王蒙在他的小說裡就描述過一個從監獄裡放出來的階級敵人認為監獄裡的生活更好，還有其它的許多例證，甚至曾經在監獄裡呆過放出來的在強國論壇活動過的「不是不是」網友，她也承認監獄裡的生活比監獄外的好。這是因為毛澤東的主要目的在改造，而不在於懲罰。

因此在毛澤東時代所有的階級敵人的糧票，一兩都不少，完全沒有政策認為階級敵人就要少糧食供應。許多階級敵人的收入實際上比勞動人民的高。

因此，一個時代的監獄裡的人，政敵，階級敵人，生活待遇是整個社會中較高的，這在中國，在世界，都是前無古人的，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一個皇帝，這麼做過。或者說，毛澤東對待他的敵人的仁慈，前無古人。

可是你看看這些階級敵人在改革開放時期緩過勁兒來了，在網上是怎樣罵毛澤東的？什麼「有罪有罪」的，人家救了你一命，你反過來罵人家有罪。

現在經常說什麼要有報恩思想，一些富人很不滿意，我捐助了你，你就不知道要感恩嗎？有一段時間大力宣傳了感恩文化。但是，最大的恩情當然是救命啦，俗話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浮屠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反正救命的恩情應當最大了。可是你看這些活過來的階級敵人們，有沒有任何報恩的思想？因此社會道德淪喪完全是他們造成的。

再說毛澤東救了台灣省人民一命。從毛澤東晚年講話的時候就知道，那段時間林彪和四人幫集團一直在他耳邊反覆地吵吵，吵吵什麼？要武力攻打台灣省。那麼，當時的武力攻打，我海軍力量是不行的，因此要打必然是動用核武，反正是內戰，不是對外，當然沒有什麼首先不首先的問題，宣佈台灣屬於核試驗場地就行。

也就是說，有那麼一塊地方，自己又有核武，那一般的共產黨國家的通行的做法，或者說共性，就是要把這塊地方給打下來了。

但是毛澤東就是不干，他就認為不行。而且在1975年釋放所有國民黨戰犯，允許他們能夠自由去台灣，這屬於對台灣省的示好行動。

可能有台灣同胞認為毛澤東沒有干是因為毛澤東沒有這個膽。這也是扯淡。毛澤東還沒有膽幹任何事情？只有三萬紅軍的時候他就敢和一百萬軍隊的國民黨干，在只有一百萬手持簡陋武器的時候就敢跟八百萬美式裝備的國民黨干，在只有很簡陋的武器的時候可以和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干，在美蘇都施加最嚴厲的壓力的時候慢條思理地把各種核武器試驗了個夠，還弄出核潛艇。這樣的膽量你說不夠膽？因此不是不夠膽，是仁慈，對台灣人民的仁慈。

那麼，如果毛澤東早死一些，讓林彪四人幫掌了權，那很大的可能，就是這個核彈已經把台灣弄成焦土了，這樣許多台灣網友也就沒有這種機會在今天的互聯網上大罵毛澤東了。

而且毛澤東的這個「不攻打台灣」的決定，是很專制的，壓制了手下的許多不同意見的決定，你想想四人幫可是四個人，那人數也比毛澤東一個人多吧？但是毛澤東一個人壓了四個人，難道不專制嗎？但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這個專制，政治局一開會表決通過打台灣，現在的台灣同胞許多人就是命都不在了。如果不是政治局討論要不要打台灣，而是全國人民投票公決呢？那情況就可能更糟不是？這也說明了民主的決策，大多數人投票的決策，也不一定就正確。

因此，毛澤東力排眾議救了台灣人民一命，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

因此，如果講到報恩，給你生命那是最大的恩了，而且是力排眾議地救你們一命。尤其是，那個林彪因為毛澤東不肯打台灣，懷恨在心，甚至準備暗殺毛澤東。這就是說，毛澤東冒著生命危險救了台灣人民一命。

還是來討論道德吧，一個救了你們一命的人，你們拚命罵他，合適嗎？是在講道德嗎？你們應當報恩才是啊。

其實，就不講個人崇拜，也不講報恩，這都算是錯誤的思想吧，但是，人家冒著生命危險救你一命，哪怕是輕輕地說一聲謝謝，總是應該的吧？是不是說一下呢？就說一句？行不行？

我知道網上有許多台灣省的同胞在專幹和演的事情，而且，台灣省同胞有許多人都是迷信的，比如一到大年初一就要搶著去燒香，而且認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會遭報應的，這個報應是什麼？那可不一定。因此，所有在網上攻擊和污衊毛澤東的台灣省同胞們及早收手吧，否則真有可能遭報應。人家可是救了你一命呀，沒有人家就沒有你的今天呀。

民主(代議制)就是兩隻狼和一隻羊投票，決定午飯吃什麼；而自由就是一隻武裝的羊反對這次投票。班傑明˙富蘭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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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先生必定在天之靈絕對同意您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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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說「活過來的階級敵人們，有沒有任何報恩的思想？」，
這句話蔣中正先生必定在天之靈絕對同意您的說法，台灣是
留存下來未經過反革命洗禮的處女地。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64086&aid=3913979

中國歷史上的大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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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大人物 !!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64086&aid=3911995

精英立法惡貫天地，開胸驗肺鬼神皆驚（張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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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立法惡貫天地，開胸驗肺鬼神皆驚（張宏良）

下面所附文章是關於一個青年民工為證明患有職業病而開胸驗肺的相關報導和評論。青年民工張海超患有的職業病塵肺，是任何一個專業醫生「從胸片上用肉眼就能夠確診」的病例，可是相關法律規定，職業病確診必須由用人單位提供資料，除此之外任何醫院的診斷都不予承認。由於用人單位不願意在利益上選擇自殺行為，拒絕提供相關資料，青年民工張海超在耗盡財產、上訪無效的萬般無奈情況下，便採取了開胸驗肺這一驚世駭俗的慘烈選擇，開膛破肚掏出自己的肺來，以證明企業和職業病防治所對自己的侵害和冤枉。於是，《飛狐外傳》中剖腹洗冤的慘烈一幕在現實中重演，貧苦農婦鐘四嫂為了證明年幼小兒沒有偷吃惡霸鳳天南的鵝肉，在關帝廟中將年幼小兒剖腹示眾，以證清白。金庸武俠小說中惡霸製造的慘案，居然變成了當今中國的現實，並且還是帶有普遍性的現實。之所以說是帶有普遍性，就在於逼迫張海超開胸驗肺的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而不像鐘四嫂剖腹殺兒那樣是由於個別惡霸的逼迫。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講，中國正在兩個方面悖逆世界發展潮流，突破人類文明底線。一是經濟改革的私有化悖逆了世界發展潮流，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歷史順序是私有化——國有化——社會化，目前世界正處於由國有化向社會化轉變的過程中，而中國卻悖逆世界經濟發展大潮，由國有化返回私有化，並且私有化的途徑，既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一般剝削方式實現，也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通過平均分配實現，而是像戰勝國士兵對戰敗國百姓通常採用的方法一樣，是放手搶劫。幾個權貴富豪湊在一起一嘀咕，工廠、土地、住房等就變成了他們的資產，美其名曰是改革，並且改革神聖不可侵犯，如果老百姓敢於反抗，就動用武警進行鎮壓。與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相比較，更加悖逆世界發展潮流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所謂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這第二個問題在突破人類文明底線方面走得更遠，迫使青年民工張海超進行人神共憤的開胸驗肺，就是這種民主化、法治化改革的結果。

本來，民主化和法治化是一個好東西，是人類社會自始至終追尋的政治目標。可是，中國精英集團卻將最邪惡的內容注入了民主和法治，把民主和法治變成了傷天害理的作惡工具。他們把單一的政治精英統治稱為是專制獨裁，把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權錢學相結合相交換，稱為是民主，從而把民主嚴格定義為是精英民主，集團民主，在精英集團內部實行民主。簡單講，就是由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聯合執政，任何一方都不能獨裁。這種精英民主不僅把老百姓排除在民主之外，並且其主要任務就是剝奪和鎮壓老百姓的民主要求。他們把現代社會的大眾民主要求統統妖魔化是「大民主」，通過對現代社會大眾民主的妖魔化，把中國政治改革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歷史標尺，穿越歷史時空牢牢固定在了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框架之中，不僅徹底剝奪了老百姓作為人的基本人權，甚至還剝奪了老百姓作為動物的畜生權，因為畜生作為財產至少還會受到主人的愛護，而往死裡壓榨工人的血汗，則是提高效率的最佳方法。為了在整體上把老百姓置於畜生不如的絕望境地，精英民主創造了一整套曠古未有的罕見法律體系，其特點就是抽掉了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所有倫理內容，特別是抽掉了大眾政治時代的現代政治文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從而使法律完全變成了作惡工具。

此前我們一直強調，20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推動西方國家進入和諧發展時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西方國家開始由精英時代向大眾時代過渡，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再僅僅只是反映精英集團的利益和願望，同時也開始部分地反映人民大眾的利益和願望，所以西方國家才能結束歷史上的各種動盪，進入政治和解和社會和諧的發展階段。其中，大眾政治在法律方面的主要體現，就是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的實施。所謂自然法原則，就是把自然存在於人民大眾之間的天理良心，看作是至高無上的法律條款，凌駕於所有社會法之上，是檢驗所有社會法的唯一標準；只有符合自然法的法律條款，才有存在的理由和約束力，相反，凡是與自然法相對立的法律條款，則統統都要加以廢除。所謂公眾立法原則，是指在立法程序上要由公眾立法，而不像以往那樣完全由精英立法。由於是公眾立法，法律必然會反映公眾利益，這就杜絕了通過立法損害公眾利益的渠道。可以說，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最高法律成果，以美國為代表的共同訴訟制度，就是這兩大現代法律原則實踐的結果。在共同訴訟制度條件下，絕不可能出現開胸驗肺這樣荒謬絕倫的慘烈現象。

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開胸驗肺這樣慘不忍睹的現象，就在於中國的法治建設走上了與世界政治文明發展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是以社會法代替自然法，打著弘揚法治的旗號否定所有倫理道德，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倡導法治，實際上是在用少數精英的利益和願望代替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利益和願望。社會法代替自然法的最大弊端，就在於徹底消除了法律懲惡揚善的倫理性質，把法律變成了作惡工具。本來，法律和道德的關係，應該是道德為本、法律為用，法律是強制貫徹社會道德的工具。如果抽掉法律的道德內容，法律勢必只會變成作惡的工具。二是以精英立法代替公眾立法。由於抽掉了法律的道德內容和倫理性質，法律完全變成了純粹技術性的東西，自然就成為少數精英壟斷的專業知識，成為維護精英利益、約束和懲罰社會公眾的工具。

如果是在沒有大變革的社會平穩發展時期，這種精英立法的危害性還相對較小一些，因為沒有大規模搶劫掠奪的機會，立法者的主要任務只能是維護社會正常的剝削秩序。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封建社會的精英立法，就屬於此種類型。《水滸》裡的高太尉，堂堂一個國防部長，卻無法把林沖一個軍校教官置於死地，最後不得不採用黑道方式加害林沖，就是對當時精英立法的典型詮釋。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封建社會精英立法的任務，是要維護整個剝削社會的穩定，而不是為一部分人搶劫另一部分人提供法律工具。但即便如此，精英立法形成的法律與道德的背離，同樣造成了社會的極端黑暗和人民大規模起義，《水滸》把一百單八將幾乎全部塑造成為殺人犯罪的英雄，其目的就是要揭示封建社會法律與道德與人民的背離性質。而當今中國的精英立法時期，恰恰是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急劇變革時期，並且不是一般的財富重新分配，而是改變根本制度的社會財富大洗牌。作為主導社會財富大洗牌的社會精英，他們既是社會財富的搶劫者，又是財富搶劫的立法者，現在把搶劫者和立法者同時集於一身，必然會形成以往我們多次談到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可怕現象：「西門慶立法」。

為什麼說「西門慶立法」最為可怕？大家看一下《水滸》就會明白，《水滸》中僅僅是西門慶賄賂法官，還沒有形成西門慶立法，就已經造成老百姓無路可走的極端選擇：要麼像武大郎那樣含冤而死；要麼像武松那樣殺人造反。而如果直接由西門慶立法，則武松連打官司的機會都沒有。與當代青年民工張海超相比，武松的幸運在於至少還有打官司的機會，因為當時法律沒有規定武松打官司必須要持有西門慶提供的資料。而張海超的不幸就在於，他要想狀告西門慶，就必須持有西門慶提供的資料，而西門慶又絕不可能提供此類資料，所以他除了開膛破肚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選擇。可見，以往社會一般精英立法與當今西門慶立法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一般精英立法的結果是老百姓打不贏官司，而當今西門慶立法的結果是老百姓根本就打不了官司。並且，《水滸》中在判決武松流放的同時，更加嚴厲地判決了王婆凌遲處死，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道德倫理，多多少少顧及到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這也是當時尚未形成「西門慶立法」的結果。如果放在「西門慶立法」的當今社會，不僅被處死的一定是武松而絕不會是王婆，並且王婆還一定會成為媒體競相採訪的輿論明星。不給道德和正義留有絲毫存在的空間，是當今中國精英立法的本質特徵。

此前我們多次講過，如果站在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角度，站在東西方文化相交融的角度，客觀地回顧現代世界發展的歷史就會發現，當今西方國家兩大現代司法原則——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恰恰是在吸收和改造中國文革政治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特別是美國為代表的共同訴訟制度，簡直就是文革政治探索的制度化翻版。在此，我們再次遇到了一個相同或者類似的歷史問題，既然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來自於中國的政治探索，為什麼西方國家憑藉這兩大原則建立了現代政治文明，而唯獨把這兩大原則的發明者中國拋在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後面？如同當初西方國家憑藉中國的技術發明進入了工業社會，而唯獨把工業文明的發明者中國拋在了工業社會後面一樣。答案很簡單，就是中國精英集團對文革的仇恨形成了對文革的全面否定，仇恨情緒代替了理性思考，徹底打斷了中國政治文明的歷史進程，不加任何區別地把自然法原則歸結為是所謂人治，把公眾立法原則歸結為是大民主，從而使中國的法治建設一開始就走上了背離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道路。由於把自然法原則和公眾立法原則統統歸結為是文革浩劫的產物，而這又恰恰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原則，這就使中國精英集團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不可避免地放棄或者繞過了西方現代政治文明成果，而把曾經導致社會動盪混亂因而目前已被西方國家否定的陳舊政治文化，當作現代政治文明引入了中國。由於這些陳舊的西方政治文化完全是少數人用來欺壓多數人的，根本不顧及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特別適合中國精英集團的統治，便有意識把這些西方國家已經淘汰的陳舊政治文化，當作現代政治文明大肆宣傳，故意欺騙人民。

不僅在朝的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這樣做，在野的文化精英也跟隨這樣做，在朝野持續30年的共同鼓噪下，構成現代政治文明的大眾民主和現代司法原則，便從中國人的視野中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則是數千年來一直存在於統治集團內部的精英民主，由於統治階級內部各個精英集團之間的鬥爭同樣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在沒有爆發大規模階級對抗的條件下，那些暫時處於弱勢的精英集團（如現在的文化精英）便故意把這種精英集團之間的鬥爭，渲染為是民主和專制之間的鬥爭，竭力欺騙人民群眾充當他們之間鬥爭的炮灰（如同89年那樣）。但是，由於中國精英集團——無論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還是文化精英，在欺壓和搶劫人民群眾方面做得太露骨太過分，後來已經很難再繼續欺騙人民。這便又造成了各個精英集團紛紛投靠西方國家，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吳三桂道路，恰恰西方國家正需要通過中國的內部勢力分裂和肢解中國，這就使中國的精英集團和西方國家在客觀上形成了共同利益。為了實現和維護其共同利益，他們需要中國人民一盤散沙，需要中國人民萎靡不振，需要中國人民充滿負罪感，需要中國人民處於落後文化狀態，而做到這一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對文革的控訴，通過這種控訴讓中國人感覺自己狗屁不是，一文不值，除了盼望成為西方國家的奴才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出路。

中國就是在這種控訴中走上了背離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道路，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都越來越對立，越來越被動。對外，在控訴文革和控訴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距離世界現代政治文明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距離世界現代政治文明越來越遠，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眼中缺乏政治文明、沒有人權觀念的野蠻國家。即便是對中國十分友好的西方共產黨和西方左翼人士，面對中國脫離現代政治文明的問題，也越來越感覺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樣替中國辯解，大家所能選擇的唯一理由，就是官方提出的所謂國情不同。顯然，國情論是沒有任何根據沒有任何道理的理論，國情不同只能成為政治文明類型不同的理由，而不能成為拒絕政治文明發展的理由。況且中國還不僅僅是拒絕現代政治文明的發展，而是在背離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張海超的開胸驗肺就是典型，這種情況不僅在現代西方國家不會出現，甚至在中國封建社會都不會出現。《水滸》展現的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把當時封建社會所有罪惡全部集中到了一起，即便如此，書中所有案件都沒有要求受害者必須持有害人者提供的資料才能打官司，不僅當時宋朝的法律沒有此類荒謬要求，估計查遍古今中外所有法律都不會有此類要求，此類法律簡直把老百姓欺負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哪怕是稍有絲毫良知都不會設立如此荒謬絕倫的法律。或許有人會說，《職業病防治法》不過只是一部荒謬法律，並不能代表中國整個法律體系。其實，除了《刑法》之外，比《職業病防治法》更加荒謬無理的法律比比皆是，比如虧了白虧的《消費法》，騙了白騙的《證券法》，撞了白撞的《交通法》，搶了白搶的《物權法》，還有那些無法無天、如狼似虎的執法大隊等，無一不是在照搬歐洲中世紀的社會模式。不僅中國的世俗社會在倣傚歐洲中世紀的發展模式，甚至連中國宗教都在倣傚歐洲中世紀的發展模式，全國所有寺廟道觀都在變相發行贖罪券，據說少林寺一柱高香已經賣到了數千元。可以說，正是在對文革和毛澤東的控訴中，把西方國家原始積累時期的經濟制度和中世紀的政治法律制度，變本加厲地搬到了中國，徹底剷除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性法則，把中國完全變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

雖然今天控訴文革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分化瓦解中國的工具，已經成為國內官僚買辦集團掠奪百姓的工具，但是這種控訴依然會繼續下去，這是由文革本身性質決定的。文革主要矛頭就是要「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就是說一要打倒政治精英，二要打倒文化精英。由於政治精英是物質領域的統治者，文化精英是精神領域的統治者，他們聯合起來共同控訴文化大革命，文革必然會被妖魔化為洪水猛獸。其實，即便沒有文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照樣會成為妖魔化的對象，對蘇聯和斯大林的妖魔化就是典型。妖魔化文革只不過是一個藉口，實際上是妖魔化所有反抗剝削和壓迫的人民革命，是復辟成功的剝削階級對人民革命的控訴和清算，是返回中國的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控訴和清算。有文革他們就妖魔化文革，沒有文革他們就直接妖魔化社會主義，直接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的最終目的就是讓中國人感覺到革命有罪，造反有罪，愛國有罪，人民有罪，甚至中華民族天生就有罪。俄羅斯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通過議會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禁止妖魔化蘇聯歷史。俄羅斯擁有上千個政黨，是當今世界政黨最多的國家，可是在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時代這個問題上卻能夠基本保持一致，為什麼？就是因為大家看到了妖魔化蘇聯歷史，已經成為國外顛覆勢力和國內寡頭勢力掠奪國家和人民的政治旗幟，而持續20年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妖魔化堆積了大量的歷史謠言，如果讓人民陷入這些謠言當中去辯解去爭論，勢必會造成日趨嚴重的社會內亂，俄羅斯將永遠也難以強大起來，所以乾脆立法禁止妖魔化蘇聯歷史。就是這一個法律，僅僅這一個法律，動盪的俄羅斯便立刻穩定下來，所有國內外顛覆勢力立刻消失得乾乾淨淨，俄羅斯人民再次恢復了民族自豪感和成就感，在依然經濟薄弱的基礎上迅速成為了一個強大國家，建立起了讓世界銀行都大加讚賞的「窮人增長模式」，即GDP的絕大部分都增長在了窮人身上，恰好與目前中國的「富人增長模式」完全相反。

從中國和俄羅斯的對比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國持續30年妖魔化文革和俄羅斯持續20年妖魔化社會主義，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和國家永遠鎖定在被告位置上，永遠鎖定在被掠奪被凌辱的位置上。期間，俄羅斯人民幾十年的勞動積蓄被掠奪一空，俄羅斯國家的所有浮財被先後兩次金融崩潰洗劫得乾乾淨淨；中國國內14萬億產業資本被外資控制，同樣數量的外匯資產被外國佔用，各種資源正在被逐漸掏空。俄羅斯在金融資產被洗劫一空之後醒悟了，中國卻仍然被緊鎖在民族自虐和肆虐人民的枷鎖之中。控訴文革已經成為為所有邪惡進行辯護的政治擋箭牌，無論干下什麼罪行，哪怕是曠古未有的最邪惡罪行，回答永遠都只是那同一句話：你們文革那時還打死過人，大躍進那時還餓死過人！無論你批判什麼，回答也同樣都是那句話：你們是要回到文革時代！對此我們要說明的是，文革有沒有打死人暫且不論，大躍進有沒有餓死人也暫且不論，社會能不能回到過去時代同樣暫且不論，退一萬步來講，即便是文革真的打死了人，大躍進真的餓死了人，難道就能夠成為現在剝奪百姓一切的理由？就能夠成為照搬原始積累時期和歐洲中世紀的理由？就能夠成為逼迫老百姓開胸驗肺的理由？並且，如果說肯定某一個時期的政治探索，就是要回到某一個時期的話，是不是文藝復興運動就是要回到古羅馬古希臘時期？其實，稍微認真觀察就會發現，所謂要回到被妖魔化的文革時代，已經成為打擊所有人民要求和人民願望的萬能罪名，無論站在任何角度看待任何問題，哪怕是站在現代西方的角度上看問題，只要是替人民說話，只要是反映人民願望和維護人民利益，立刻就會被扣上要回到文革時代的大帽子，然後肆意進行妖魔化。30年來中國之所以很少有人替老百姓說話，以至於在老百姓福利保障被剝奪乾淨的情況下，擁有13億人的中國仍然沒有一家替老百姓說話的左翼報刊，就是妖魔化文革並把妖魔化的文革用來打棍子扣帽子的結果。

妖魔化文革和「要回到文革時期」這頂大帽子，已經讓老百姓遭受到了滅頂之災，如果任憑其發展下去，那麼接下來將要遭受滅頂之災的，則有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才講過，妖魔化文革不過是一個突破口，是一個政治幌子，其真正目的是妖魔化社會主義，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妖魔化中華民族。俄羅斯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看到了妖魔化斯大林時代的真正目的，是要妖魔化整個俄羅斯，才立法禁止了妖魔化斯大林時代。許多人總是擔心禁止妖魔化文革時代，會被誤以為是要回到文革時代，其實這種擔心沒有任何必要，俄羅斯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時代，並沒有任何人認為俄羅斯是要回到斯大林時代。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時代，只不過是徹底堵塞了國外顛覆勢力和國內寡頭勢力顛覆俄羅斯的思想輿論渠道，與所謂回到斯大林時代沒有任何關係，所謂要回到某某時代，不過是敵對勢力誣陷的藉口而已，即使沒有這個藉口，同樣也會有其它誣陷藉口。這是目前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十分清醒的一個重大緊迫問題。

開胸驗肺，奇冤震天，以致前些天河南省六月飛雪，再現了《竇娥冤》中的悲天一幕。如果在發展到逼迫老百姓開胸驗肺這種地步還不覺醒，那麼，歷史留給中國共產黨人覺醒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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