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建築的人都知道，建築是時代的產物，是文化積累的表徵。

20世紀的建築現象學大師拉普普(Amos Rapoport)在他的重要著作《住屋、形式與文化(House Form and Culture)》)中特別強調；「所有的住屋，莫不是以鄉土格局的大環境為對照。一但脫離了當時設計建造的大環境，根本就難以理解! ….住屋的『形式』，是直接而不自覺地將文化，包括需求、價值、慾望、夢想和情感…轉化而成。」

中正紀念堂為何是大中至正的格局?為何是中國北方宮殿式?在拉普普的脈絡下很容易被理解。姑不論當時的環境是由誰主導、且不論主導者的代表性身分問題，歷史終究是歷史。如今遍佈世界各地被視為文化遺產的歷史建築，又有多少能經得起所謂「公平正義」的尺規的檢視?當今，保留歷史場景，是如同「民主」一樣值得珍視的普世價值，除非要抹滅歷史，無人有資格抹除歷史的遺跡。更何況，歷史的評斷，隨不同年代而可能殊異，能憑藉誰的標準決定歷史場景的命運?老共搞文化大革命，還不敢動到諸多歷史遺址，聲稱民主國家的台灣，應該嗎?

或許有人會說，不會拆中正紀念堂，只是要移除蔣中正銅像。許多人視蔣為白色恐怖惡魔，欲去之而後快；也有不少人視蔣為台灣的保護神、為中華民國與台灣留下希望，沒有蔣就沒有今天的你我….。我們暫且不討論蔣中正的功過，但我們要了解，歷史不只是一張年表，事件的來龍去脈是歷史的血肉；建築也不應只是外殼而已，與建築形式同時存在的空間元素，像大廳的蔣中正銅像，是建築的血肉。抽離了銅像，紀念堂的形式還有意義嗎?

如果我們拿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世界性景點，聖索菲亞教堂作為例子，或許對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之舉，能提供有意義的參考。

這個教堂經過多次的災厄，完成於西元415年。當初是為基督教派東正教而建的。1204年十字軍攻下君士坦丁堡後這座教堂也就從東正教教堂轉變為羅馬天主教教堂。這是第一次劇烈轉變。但持續不到100年，拜占庭帝國的貴族巴列奧略家族拿回君士坦丁堡的治理權後，大教堂再度從天主教堂轉回東正教堂。1453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軍隊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率領下攻進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隨之滅亡，聖索菲亞大教堂又從教堂轉變為清真寺。穆罕默德二世沒有破壞異教建築，反而在維護大教堂建築的基礎上，加上伊斯蘭教的元素，以石灰覆蓋被伊斯蘭教視為偶像崇拜的各種基督宗教人物畫像，也為後人留下珍貴的文化遺跡。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建立土耳其共和國後，為結束大教堂定位的歷史紛爭，1934年將聖索菲亞清真寺改為博物館，讓原本被石灰掩蓋的基督教壁畫重見天日。此乃超越宗教與種族紛爭之舉。但事情並沒結束，2005年，保守的民間組織「土耳其古蹟與環境服務協會」等屢屢提出1934年決議無效，應恢復清真寺之訟。2020年7月10日由土耳其國家最高行政法院公布判定1934年的「聖索菲亞清真寺轉換為博物館」決議無效!才被蓋上的潘杜拉的盒子，又被打了開了。但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當時的決定，仍然被世人傳頌。

在伊比利半島的歷史中，摩爾人與西班牙人、伊斯蘭教與天主教之間相互攻防，彼此消滅的行動，在諸多斑剝的建築體上留下層層的紀錄。

歷史告訴我們，成王敗寇式的復仇心態，讓人類永遠像螺旋般打轉。誰能跳出這個螺旋，將決定他的歷史地位。歷史也屢屢告訴我們，一個年代或是一個人物的偉大，是因為他們能有寬闊的心胸，能夠容納多元的事物，就像穆罕默德二世與凱末爾。

中正紀念堂會是一個契機，哪個政治人物如果能夠能帶領全民跳脫相互覆蓋的行動，讓中正紀念堂成為全民的公產，在維持原貌下不論作為什麼樣的用途，他也必能贏得全民的信賴，繼而引導台灣真正轉型到健康平和的途徑。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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