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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萬點落英  (原始留言) 傳送時間： 10/7/2007 10:16 http://www.oklink.net/a/0012/1212/lsjl/016.htm  第十六章 　　　　　　　　　　　　一言九鼎　不去梦想七色花 　　　　　　　　　　　　九死一生　终将造就七代人 　　77级大学生，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的黄新亚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十年一代知识分子》。 　　他在文章里把中国本世纪人物分门别类地划为若干代，其中启蒙的第一代的杰出代表是康有为、严复、谭嗣同；革命的第二代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接着是在中国科技界大有作为的第三代：华罗庚、李四光、卢嘉锡、史良、雷洁琼；然后又有战斗的第四代：记录的是大革命年代的军事家，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主题就是打仗；接下来是受挫折的第五代：这代人指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集团，而后的右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卷入了知识分子。 　　接下来便是随波逐流的第六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拿起笔来做刀枪；这便是“文革”中的红卫兵，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又是受害者。 　　黄新亚把自己归属于第七代，称为不断思考的第七代。这代人的主要特点是思想型，他们本是新中国最忠诚的后代，最坚实的一代，但得到的结果是，该长身体的时候遇上自然灾害，该工作的时候上山下乡，该找对象的时候晚婚晚育，该生孩子的时候计划生育，好容易熬到今天，还有个走向市场经济，失业大军也多以这一代为主，实在是艰难。 　　研究历史的黄新亚论述中国历史的这些年代的特征与过程，意在促使他们这一代人去不断地思考：为什么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那么大？这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能不能最后实现倒无关紧要，而是考虑社会是否能离自己的理想更进一步，也许奋斗的结果永远是虚无缥缈，但毕生都在追求。 　　作为第七代人的一员，黄新亚的经历大致如下：1950年生，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赴陕北插队、青海做工。1977年考入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在陕西师大获历史硕士学位。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这看似短短的一段简历，其中却包含着他人生的前二三十年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这位后来考上大学，当了教授的北京人，在返回大学校园，返归知识分子之列的漫长旅途中，曾数度遭遇险境，可称得是九死一生，全靠幸运之神的关照，才免却了死神的邀请。 （节录）   　　　 窝里斗起来了，她与男友先闹崩了 　　对于朱维红来说，“文革”与下乡插队那一漫长的人生经历似乎就是一场遥远的梦。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给他们那一代人留下的都是一辈子难以混灭的烙印。尤其是女性，在那场人生磨难中，曾有过多少苦涩的故事？ 　　朱维红不喜欢有人说的“知青自恋情结”。已经有一些年纪的她，常感慨地说：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是沉甸甸的一页。那时的我们，实际上都是想为我们的祖国分解重负。但是很可惜，人的命运并不都攥在自己的手中，至少在那十年动乱期间，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朱维红离开校门时刚刚高中毕业，不到二十岁，等她再次跨进大学门坎，已整整30岁了。那时的她，早已经结婚成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的两个孩子正在需要母亲呵护的时候，一个5岁，一个才3岁。作为一个拖家带口的女人，怎么离得开家庭与孩子？ 　　但朱维红心里的那个大学梦，却比这一切现实都更加沉重，更加执着。多少个白天，多少个不眠之夜，心里想的盼的，不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吗？于是，身为妻子与母亲的她，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志气，硬是走过了那道道难关，重新给自己的人生作了定位。 　　时过境迁，重新安定下来的朱维红，回想求学之路，那前前后后的全过程，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朱维红觉得似乎总是与书联在一起的。她从小爱看书，看得多，忘得快，属于不求甚解的嗜读癖。她家离北京市少年宫图书馆不远，她三天两头逮空儿就往那儿跑，时间长了，那儿的辅导员都认识她了，喜欢这个喜爱看书的女孩子，有时就拉着她一起说说话，还热情地指导她读好书。 　　她所在的景山学校，特别重视古典文学教育。老师让他们每天背一篇《古文观止》或猛子释注》中的短文或章节，不过这些“童子功”经过漫长年月到现在，朱维红已忘得精光。 　　然而，书本知识却潜移默化地造就了她。那本当时人人爱读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读了一遍又一遍，小说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影响了她的人生观，使她在人生之旅，追求上进，不甘平庸。 　　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有时，环境造就人，有时，性格也能决定人的命运。朱维红感到：要强的心人人有之，关键是自己认不认命。人在倒霉的时候，极易认命，认了命就意味着放弃追求与搏击。人认命，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即使连自己的身体都背叛了自己，心犹不死，又是一番景象。 　　1966年，朱维红高中毕业。毕业考试已毕，她按父母的意愿打算考医学院，将来当一名医生。她自信，即使考不上重点大学，普通高校也会有她个位置的。可那一年一切都乱了套，举国上下竟再也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而且一乱就是整整十个年头。 　　千千万万个青年学生，刚开始还气昂昂地呼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后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了。升学无望，就业无门，渴望当兵更无门路，唯一肯敞着大门接纳他们的，就是农村和边疆。“ 　　朱维红属于自觉自愿自讨苦吃的那批知青。一来在学校“造反”和打“派仗”伤了同学之间的感情，腻烦了那无所事事的生活，渴望到农村去改天换地，有所作为；二来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想基础，坚信人定胜天，而无“天杀我也”的精神准备，以为农民都像电影、小说里描绘的那般可爱。 　　种种对农村生活的理想主义想象，来自于过去读过的小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榜样的力量。有一天，朱维红的男友拿来一张小报，上面介绍有个叫蔡立坚的女同学，串联路过偏僻的山乡杜家山，就只身去了那儿，而且干得很红火。 　　就这一份小报，立即把朱维红的热情煽得火热。别人能行，我为什么就不能行呢？于是，她信誓旦旦，也串上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学着蔡立坚的样，也要在穷乡僻壤画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若不是插队，她根本无法想象在太行山中还藏着这样个袖珍型的小村落。 　　她插队的村叫杏林塔，村里只有两户人家，总共五口人。那两对夫妇都上了年纪，小男孩儿只有11岁，村里没有青壮年，朱维红他们去了，才算得有了几个。 　　他们所居的山头儿四面环山，倘若选一个最高峰攀上去，放眼远望，山连山，山套山，重重叠叠，一望无际。这地方若偶然来游玩，必会觉得大气磅礴，但是让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国在里面重复一种枯燥、乏味的原始劳动，就会觉得生命的活力被窒息。 　　人是社会性动物，渴望交流，渴望认同是一种本能。何况他们来自文明的大都市，是有知识的青年人。可是，一旦置身这精神荒漠中，那种痛苦与寂寞真是难以诉说呵！ 　　这个深山沟里，平时很少有人来，许多天里，偶尔才有人从对面山上路过，这也算得一件喜事，于是隔着老远，他们都要大声呼喊着打招呼。除此之外，就是收工之后，翻山越岭地去大队、小队开会，取信取报纸，这就是与外界保持的所有交流，一直如此。 　　他们知青团伙是村里的大户，鼎盛时期有9个人。坚持到底的只有5个人。刚开始人心很齐，生气勃勃，干活儿铆着劲儿，生活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有唱有笑，合著一个锅里吃。 　　可是后来渐渐就怨气丛生，彼此对立到近在咫尺却能几天不说话，如果说话，话里都“含棒子夹枪”的，唯恐斗不起对方的火儿。现在朱维红回想起来，这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像夫妻过日子，彼此距离太近，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冲突，却又难以调和抹平。而在当时，这种不团结现象可把她恼透了。 　　因她是到这里来插队的“始作俑者”，她年龄又长，有责任把众人团结在一起，可事实上，她又常沦为众矢之的。 　　那年冬天，矛盾终于公开化，激烈化了。她和男友闹翻了，中断了初恋，其他插友们又四分五裂，东奔西走。在此难关口，偏偏她的母亲又猝然而去，母亲这年才47岁呵，就突然病逝了。 　　朱维红心头泛起的尽是苦涩和被命运抛弃的凄楚。带着一种深深的失望，独自在荒山上吟唱着她改了词的《智取威虎山》李勇奇母亲的那一段：“天寒地冻病缠身，又忧又虑包袱沉，没娘的孩子谁过问……” 　　山风吹绿了田野，又吹黄了庄稼，然后再把千山万壑“剃”成了光头。她前顾茫茫，后看亦是茫然，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厌倦了这种毫无起色的山民生活，看破了理想主义的那一层镀金的光彩。 　　多年以后，再回想那时的下乡生活，朱维红觉得当时接触的农村干部倒还都不错。他们质朴无华、勤劳忍耐，对她这个女知青干部也还算照顾。但是，深山里的农民，他们距离现代文明太远，实在给不了知青们什么“再教育”。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北京，寻到这山旮旯里受苦。 　　山民们自有他们的生活哲学，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省灯油，天一黑就早早上炕。跟外界没有什么接触，也就没有那许多烦恼。他们教育朱维红的，只有那种认命的生活逻辑，可是她不愿意被他们“同化”。 　　也有过知青与当地人“结合”的范本。 　　朱维红所在那个大队，有个军队干部出身的女知青，嫁给了个土头土脑的当地农民，在当时很是引起轰动，其实这也是无奈中的女人寻找解脱的一种办法。有一回朱维红遇见那个知青，没说两句话，那人便哭得说不出话了。 　　另有位同学在杏林塔呆不下去了，挪到别的知青点，还不合群，招工又因家庭问题受挫，一气之下自杀了，她也是寻找最后的一种解脱。 　　这两件事让朱维红十分伤心，但不能说。她在那年头，苦闷之极时，也感到活得没意思，有过一闪念的“活着真没意思”的想法，但她最后还是强撑着，不敢自暴自弃。 　　在那时候，谁也不敢怀疑“文革”，不敢奢望插队的知青今后会另有安排，苦闷时，唯有读《毛泽东选集》，一遍遍地读，指望从中汲取些精神力量。当时油灯下的苦读，确实教她受益。 　　读着毛选，她偶然会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她是不是该读完了医科大学，走向了北京的某个大医院，譬如协和医院、北京总医院，在那儿当了一名儿科大夫？想着想着，眼泪就禁不住地淌了下来…… 　　熬了几年，终于有了一丝光明。1971年4月，她被县商业局招工了，分到了县蔬菜公司。招工是一种无奈的出路，因为你被招进那个小地方，有了工作，就得是那儿的人，以后再要回北京，再想上学、参军，都不太可能了。但那时朱维红的心情却是只要能离开杏林塔，干什么都行。 　　蔬菜公司是商业系统最差的一个部门。商业系统的人说他们是“烂菜公司”，很是有些歧视他们。他们这支队伍云集的尽是小商小贩、家庭妇女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小青年，有高中学历的仅两个人，朱维红是其中之一。 　　蔬菜公司的头儿一眼就看出来，朱维红这个人不那么好驾驭。她凡事有主见，好发表意见，又不爱鞍前马后地围着领导转，自然给领导的印象不佳。她站了一个月的柜台，又被打发下乡，搞“路线教育”，后来以工代干留在办公室。 　　蔬菜公司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没完没了地开会，早上天天读，下班天天会。那会开起来没完没了，让你饿着肚子听说教，不到九十点钟不放你下班。 　　再就是没完没了地加班劳动，很少让踏踏实实地歇星期天。因为她是单身，哪怕只有一个女人去卖苦力的活儿，也必是她。她并不怵这类劳动，这些营生比插队时干的活儿轻多了，但是，她受不了这种“耗”。当看到别的女同事怀孕、奶娃娃，都能借此理由逃避一下这类差遣时，她突然也那么渴望成个家了。 　　是的，此时的她已经二十大几了，在那地方这种年龄再不结婚嫁人，人家都会怀疑你生理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朱维红在蔬菜公司呆了两三年，似乎已对前景看得很淡，有好长时间没读过一本书，不再期望上大学了。于是，就想找个好男人，结婚成家，生孩子，过日子。 　　她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不是理想的婚姻模式，但经过底层生活的磨难和感情挫折，她已经少了浪漫色彩，多了理智地处事。那男人还不错，人老实、有学历、真心待她，即使性格情趣上面有些差异，她也认了。 　　两个人相识一年后就结了婚，进入婚姻的必然程序。从此，她像公司大多数女人那样，怀孕、生孩子、迟到早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去读的书，全都“就”粥“喝”了。 　　　　　　　　 他们这个班有100多人，可谓“四世同堂” 　　她浑浑噩噩地这么过了几年，没想到还会有恢复高考这一天！ 　　那天，她偶尔读报纸，从报纸上获悉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冷了多年的那颗心又热了起来，大学梦再次出现在心头。 　　唉，真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由于隔了十几年，近些年只顾忙于工作与家务，几乎没看什么书，要想把扔了多年的书本再捡起来，还真叫难呵！翻开那些教科书，原本就学得吃力的三角函数、解析几何全忘了，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外语，也只残存了一鳞半爪…… 　　她大胆地报了名，要在三十岁年纪考大学，这事又成了新闻，周围的人见了她都说这件事，口头上在恭维，实际上有许多人却是等着看笑话的。而单位的头儿在这时又格外“关照”她，让她到门市部顶班劳动。 　　朱维红的倔劲儿上来了，偏要去考，有一分希望，就得百倍努力。你想卡我，想看我的笑话，那就试试看！ 　　她找到那位头儿，对他说：“我不信没有我站柜台，门市部就会歇业！”她声称如果不准她假，她就向上级反映，幸亏这个头儿偏在这时也遇到了棘手的事。于是，她胜了，得到了半个月的假期。 　　半个月的假期里，要拣起荒疏多年的功课，可不那么容易。为了提高效率，她的弦不敢绷得太紧。看书看得头昏脑胀，实在“灌”不进去的时候，就睡一小党，一小觉醒来，不管是白天黑夜，起身又背功课。 　　还亏得有丈夫帮忙。她丈夫那时候出了不少力，东奔西颠地也为老婆考大学着忙，替她四处借旧课本，可又不好意思说是老婆要考大学。在这段时间里，过去很少做家务的大男人很认真地看孩子、做家务，还为朱维红讲解数学题。最后又和孩子一起送她去上学。 　　年过三十的女大学生走进校门，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呵！ 　　等她把铺盖卷扔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里原本是该十几年前就走进来的，她在人生路上多转了一个大圈，才又回到这条路上。她从小锅小灶，又回到吃食堂的大锅饭了。这就是她曾日思夜想的大学，十几年过去了，似乎还是那个老样子，校园里还是50年代的设备，厕所经常堵塞，一进楼就闻到一股臭气…… 　　他们这个班有100多人，可谓“四代同堂”，有1966年高中毕业的，有1966年初中毕业的，有1966年小学毕业的，还有1966年才幼儿园毕业的。她在这里理所当然的就是老大姐了。 　　唉，有时她真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才二十岁。最让人嫉妒的是那些小女生，她们的年龄比朱维红小一轮；一个个青春横溢，朝气逼人。像她这样年龄大的女生有4个，又数她的孩子多，经济负担重。现在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过去的已成为历史，未来正取决于他们的努力。 　　朱维红此时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经浩劫，正百废待兴，渴求人才，虽说将来不愁毕业，但能否学到真本事，还在于自己。她只有把30岁当20岁过，珍惜这重新获得的学习机会。 　　虽说自己的条件在班里属倒数第一，她也不愿意给人家“垫底儿”，除学习外，还积极参加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上体育课时，她虽然自谑‘老胳膊老腿儿，赛过钢筋棍儿”，但还是十分认真地遵照比她年轻的体育老师发出的指令，跳高、跳马、长跑、短跑。有一次为了达标，她一口气跑了800米，跑下来满口血腥味儿……值得骄傲的是，她的体育成绩不逊于小妹妹们。 　　毕业分配之际，据说有人查阅了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她居然名列第11名。她不仅获得一纸文凭，更恢复了对未来的自信。 　　大学毕业，她离开山西，来到父亲所在的南京。南京是个文化古城，各方面条件比山西强得多。但是，对她这样一个拖儿带女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情况却不那么乐观了。 　　新的单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热情。一听她有两个孩子，又是两地分居，还没有住房，就把她视作包袱推之惟恐不及。后来是迫于压力接纳了她。这个单位人际关系又比较复杂，他们已把初来乍到的她划入了某一派。她不愿再重蹈蔬菜公司违心作人的覆辙，只待了几个月就调走了。 　　此后，朱维红便进入人生的又一种历程，开始了教师生涯。这并不是她当年的人生目标，那时她是想当医生，但现在，她觉得做一个教师也很不错，至少她可称得在为人师表。 　　当教师最大的好处是相对地独立和自由。自由在于不坐班和每年有两个假期；独立在于不用曲意逢迎领导，你可以较大可能地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性，当教师，只要能教好学生，这就是你的本事。 　　朱维红去的不是普通学校，而是一所戏曲学校，教的这班学生不同于一般学生，有时还真叫人挠头。她的这些学生全是学艺的，小学二三年级时就被招进来，文化底子浅，又不爱学文化。他们对专业老师毕恭毕敬，根本不把文化教师放在眼里，一堂课里，不定爆出什么把戏。按她的水平，教他们历史课绰绰有余，可一上课就受憋，简直不可理喻！ 　　为了教好学生，加强勾通，培养共同语言，她在业余时间常常去看他们排戏。那时，她儿子才上小学三年级，丈夫还没调来，她只能把孩子独自锁在家里，让他作完功课就睡觉。她呢，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戏校的排练场。 　　说实在的，朱维红不太爱看戏，受不了京剧那套锣鼓家伙振耳欲聋的效果，也不欣赏那样慢慢吞吞的表演阵式，坐在剧场里形同受罪。可她从浓妆重彩中辨认出自己的学生，看到他们眼波流慧。字正腔圆的表演时，又觉得不虚此行。 　　看他们的彩排多了，跟他们可交流的内容也多了，渐渐地，她的课也上得顺畅了。 　　教书之余，她喜欢泡图书馆。她总觉得自己这个年龄应该出成果了，不能再蹉跎，而站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她还是贫乏的。在没有课的日子里，她就整天坐在省图书馆里，买个面包就算一顿饭。 　　这时候，她想到要写小说了。那阵子，知青小说频有佳作，她被感染，又感到尚未说出她熟悉的那种生活。比如他们的杏林塔，比如他们这群拖儿带女的“老”大学生等等。写他们这代人经历感受的一切，也是记录了这段历史。 　　文学之路曾经很拥塞，不少人被自然淘汰。爬格子并不浪漫，用心血铺成的稿子，往往都成为自生自灭的垃圾，用虚荣心和名利诱惑支撑的创作动机，是受不了这冷遇和排斥的。 　　她的处女作《啊，文凭》发表在1985年的《雨花》上。内容是写一个女知青为一纸文凭艰难搏击的历程。她的文学手法是稚拙的，根本不懂得剪裁，恨不能把生活中的素材统统用上。 　　第一次的成功，膨胀了她的写作欲望，她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了，于是连连不断地写稿投稿，但杂志编辑总是委婉拒绝她，她甚至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了。 　　恰在此时，学校把她调到办公室工作，含有“第三梯队”的意思。她太了解自己了，中等的智商，过于强调独立的人格，既不会在官场周旋，又不会见风使舵。何必为一顶“乌纱帽”放弃自己长处呢？她对领导实话实说，在“提拔重用”面前，当了逃兵。 　　1986年初，朱维红调入省党校任教。她在党校教师队伍中没有什么优势。上有年资很高的老教师，周围有同是大风大浪中闯荡过来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同龄人，后边又是后生可畏的年轻本科生。她的专业属冷门，课时不多，博彩也难。 　　党校的学员有其特点，来到这里学习的干部大多有学历，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自我感觉良好，听课也比较挑剔。在这里，学员经常要给教员打分，如果被学员们认为教学效果不佳，就很难再有登讲台的机会。有时，从讲台上看到学员那漫不经心的表情，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作为教师，要强的朱维红当然不愿被学员打低分儿。为了争这口气，她在每次上课前，都用许多精力充分备课，提前进入角色。 　　朱维红有一个特点，讲话的频率快，不会拖腔拖调，这样不歇气儿地讲3节课，很吃亏，要准备超常量的教案，一不留神，讲空了时间就很尴尬。所以，她很注意这点，每逢课间的空当儿，她还见缝插针地和学员们聊一聊，征询意见。这样下来，3节课比平时一周说的话还要多。下课之后，唇干舌燥、精疲力竭。好在那些有知识水平的学员非常好，很珍惜她这份劳动。 　　除了教学任务外，党校还规定每个教师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要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倒不怵，难的是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纯理论的文章更难做。现在，搞理论的作者很难，有时辛辛苦苦地出了一本书，出版社还要规定作者包销多少本，谁看见堆在家里那新新的书心里不犯堵？他们写理论书，不仅稿费无着，还很可能欠一大笔印刷费。 　　虽然出版文章有诸多难处，但只要是平等竞争，她都愿试一试。她试着写各类文章：报告文学、社会纪实、散文、小说，编写教科书和词典等等。 　　他们党校的图书馆得天独厚。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教师可以进书库随意翻阅。每进图书馆楼，她都感到自己一贫如洗。她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贪多嚼不烂地大饱眼福了，而是有选择地扎扎实实细读。 　　和书相伴的写作，不再是应付学校的苦差，也不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了。她有感而发，有激情就写。发表了不再欣喜若狂，被“毙”了也不再垂头丧气。写作变成了她的精神需求。 　　南京夏天热得人几乎七窍生烟，写字时胳膊肘被汗水粘在桌上；冬日室内外温度相差无几，冷气从脚底弥漫到腿骨缝。她“爬格子”最喜欢熬夜，耗的是精血，冷淡了家人，马虎了当主妇的职责。她硬是用自己的作品，敲开了一家家刊物的门。 　　她最得意的倒更是自己另一部作品：儿子已成为南京大学热闹专业的学生，女儿今年也要搏击，准备考大学了。这时候，她常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让他们不要梦想七色花。 　　转眼间，人到中年，朱维红抚今追昔，总感到命运这东西怪得很，似有似无。有时你期望得很多，它给予你的却很少；有时你完全绝望了，它偏偏又叫你死灰复燃；有时它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但两种选择同样残酷。人，只有勇敢地抬起头向前走。命运给她们的种种磨难，也恰是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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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萬點落英  (原始留言) 傳送時間： 10/7/2007 10:20 杏林塔知青的朋友   分类:村广播站   看见北京街头那些围着主人颠颠地跑前跑后的小狗，我常常会想起插队时由我们几个北京知青豢养的那条小狗。这是一种真实的怀念，因为它和我们最难忘记的一段生活相连。 我们养的这条狗有一个洋名，叫做“耶娄”（Yellow）。这个名字是我给起的，因为它有一身金黄色的闪亮皮毛，用英文的“Yellow”称呼它，名副其实，朗朗上口，和老乡们常用的“赛虎”、“黑牛”、“花子”等柴禾狗的名字相比又多了一些学问。 耶娄刚进杏林塔村时，老乡四大娘说：“真个切它了（真漂亮了），叫块什了？”我说：“叫块耶娄”。于是，耶娄在老乡们的嘴里就被叫成了“牙－漏－儿”，这三个字只要拉长声分开了念，榆次大山中的原汁原味的腔调就全出来了。 耶娄原籍太原，它是被抢来的。 1968年底，北京25中的“老初三”牟新艇（杏林塔知青点的发起人）因患肝炎去太原传染病医院养病，和同病房的太原待业青年小高成了朋友。小高也是“老初三”，矮小粗壮，一脸横肉，但待人热情，很讲义气，而且是个非常生动的人。我去太原玩，没有地方住，就到传染病医院去投奔牟新艇。护士对小牟说：“招人住在这里你就不怕传染人家肝炎啊？”小牟客气地反问道：“那住你家去行吗？”。这时小高在一旁表态：“这的吧，位移（维毅）就睡饿（我）的床，饿回家睡。”小牟厚颜地说“那谢谢了啊”，接着转身向我介绍：“小高的大名叫高万敏，我们都管他叫睾丸敏。他有两个个特点，一个是光杆无毛，要不要看看？” 在我表示同意后，小牟就带着两个病友扑了上去，小高左推右挡，最终还是牢牢地护住了裤裆。 我问：“那还有另一个特点呢？”小牟说：“这小子自己交待过，每天晚上他都要冒两股”。小高抗议道：“瞎逑说了，谁告给你了？饿说的是，只有在睡觉做梦的时候才冒的了。”病友老刘是个中学音乐老师，刚才在围攻小高时把眼镜掉到了床底下。这时他趴在床底下一边摸眼睛一边用他浑厚的男高音插话道：“我说小高，你哪天早上不求我给你解梦？正常生理现象，为什就不认了？” 大家重新坐定后，小高开始向我示宝：一只汽枪和一个粗制滥造的六弦琴。这是他两年来通过每天少吃一顿饭的方式攒钱买下的两个心爱之物。说话之间，他弹奏了一曲《叫大娘》展示才艺，边弹边唱到：“叫大娘，你坐下，听饿来说上两句知心的话，我说大娘呵……”老刘在一旁给我解释：“这是山西的老民歌，民歌一般都和性有关，下一段的歌词就不堪入耳了。” 小牟的肝炎一时半会儿养不出个眉目，而老爸从宣化炮校寄来的30块钱医疗费也快花光了，于是他决定在太原过完69年的春节就回山。我们约好：等我春节后从北京返回时，我们在榆次会合，然后一起回村。 在小牟回村之前，小高要尽东道主之谊，但因过于穷酸之故，请客吃饭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扛着汽枪，揣了一个医院发的窝头，拉着老刘一起陪小牟去逛迎泽公园。那时太原有三个“迎泽”：迎泽大街、迎泽公园、迎泽牌香烟，只是从来没有迎来过毛泽东。 他们三人原准备转一圈打几个麻雀就算了，未料在公园一隅有了意外发现。 那里有一个被铁丝网围住的狗圈，圈门大开，有一条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带着三只毛茸茸的小狗在圈外晒太阳。这三只小狗长的极可爱，它们的耳朵不象母亲一样直立，而是半立半耷拉的，一身黄毛金光闪闪，唯独耳朵尖和小嘴是黑色的。小东西们刚刚能够行走，身体软软的，发出的声音细小的象老鼠哼哼。小高说：“肯定这条德国的狼狗被咱山西的黄狗歹（干）了，要不这些狗崽不会长成这样”。老刘说：“中西结合，杂交优势，这些小狗应该不错。”小牟怔怔地看了一会，眼镜片后闪出一道贼光：“帮我偷一只带回山上去怎么样？”。 三个病友一拍即合，并且迅速进行了分工：老刘负责放风和掩护，用他高亢的男高音练歌，以便遮盖狗圈里的声响，万一狗的主人回来，他还要用敬烟聊天的方式把他拦住；小高负责把大狼狗从小狗崽的身边引开并控制起来；小牟则负责挑出一只最好的小狗抱走。看看四下无人，三人开始行动。老刘由低渐高地拔了几声嗓子，然后开始引吭高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小高掏出怀里的凉窝头，自己先啃了一大口，然后把剩下的一分为二，一半交给小牟，自己把另一半掰碎，一块块地抛向母狗。在人还不能完全吃饱肚子的当时，窝头对狗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母狗看看地上的窝头，看看小高，又看看自己的孩子，犹豫片刻，终于起身沿着小高抛洒窝头的轨迹一步步向狗圈里走去。在进入狗圈大门之前，它忽然停住脚步回头看看不远处的几个孩子，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小高趁热打铁，把剩下的一块最大的窝头一举投向狗圈的纵深。母狗一念之差，迅速扑进圈里，看来它是想快速获得食物，然后尽快返回孩子们的身边，可惜为时已晚。小高果断而敏捷地关闭并扣住了圈门。母狗不再理会那块窝头，转过身来猛扑圈门，一边狂吠一边跳跃。与此同时，老刘的歌声变得更为高亢，与狗叫声交响呼应，安静的公园突然变得分外热闹。时间紧迫，藏在附近一棵大树后的小牟突然闪出敏捷的身影，扑上去一把揪住一条小狗的尾巴拎将起来，小狗一声尖叫，小牟立即扔下又去拎另一只，又是一声尖叫。到他拎起第三只小狗尾巴的时候，那小狗不但不叫，还在空中扭头看了小牟一眼，象是在和他打招呼。“好狗！”小牟一声喝彩，当下把狗揣进怀里，大喊一声：“撤！” 三人没跑出几步，身后传来一生嘶哑的吼叫：“干逑什了？站住！”他们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公园的一个值班老头追了上来。三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后，小牟和老刘拔腿又跑，而小高则慢慢转过身来，拉下一脸横肉，单手举起汽枪指向老头。文革中，太原的造反派和流氓是两只同时发展壮大的大军，在“抄家”和打人已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时候，伤一个人和抢一条狗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此时断无道理可讲，唯强弱决定胜败。在小高凶象毕露的威逼下，老头骂骂咧咧地停止了追赶的脚步……就这样，耶娄加入了我们插队的行列。 抢狗后第三天，小牟就打点行装离开太原返回了榆次县城。当时没有电话联系，我在北京探亲时给他写信约好在榆次火车站碰头的时间。因为没钱住旅店，小牟抱着耶娄在榆次火车站的长椅上混了一宿。天亮时分，火车到达榆次。我和同村的插友张振国一下火车就看到了接站的小牟和他怀里的耶娄。耶娄好像和我有缘，抱过来时一声也不吭，只是用小黑鼻头到处闻。它的鼻子还没有长起来，脸有些平，时不时伸出舌头迅速地舔一下自己的鼻头，毛茸茸的小身子传递给我一股软软的温热。但周围只要稍有响动，它就立即从我的怀里立起小脑袋，用清澈发亮的一对大眼睛四处张望，显得警觉而可爱。 1969年初，榆次县城的两大群众组织“红晋中”和“一把火”正在酝酿着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均以革命和真理的代表自居，都把对方归类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阵营，说理讲不清楚时，就磨刀擦枪准备消灭对方。武器、兵力、作战方案都准备完毕，一个火花就能擦出一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准战争。号称“一条马路一个猴，一个警察把两头”的小小榆次城内布满了街垒，泾渭分明，两派的高音喇叭不停地相互发表“最后通谍”，一群群荷枪实弹的工人在路上往返穿梭……除了石太线的火车没有停驶，一切通往榆次的汽车交通都中断了。我们没有财力也没有胆量在榆次停留，只能抱着小狗耶娄徒步回山。 从县城去杏林塔村要走80多里山区公路，以我们的体力，这段路程虽然艰难，但一天还是可以拿下的，但背着行李就是另一回事了。小牟随身背着全套的住院养病家当，我和振国则都提着沉重的旅行包，里面装满从北京家人嘴边揩下来的大米、挂面、猪油和一些打发日子的书，在这种情况下长途跋涉有些力不从心。出榆次县城时，因为武斗中的一派沿途设卡，必须常常绕路走农田，遇到拦截时，还要费很多口舌解释我们北京知青身份和拥护对方革命路线的立场，一来二去，走到离县城不足三十公里的长凝公社时，天色就擦黑了。我们只能在那里住下。在大车店住宿的费用不菲，一人要花一块钱，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任何收入的人来说无疑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但大家已经精疲力尽，加上小牟还有肝炎病在身，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白天的一路上，耶娄都被我们塞在一个背包里，露出一个小脑袋左顾右盼。在大车店的过夜时，我们把它放在地上过夜，睡到半夜就听见它吱吱地尖叫，开灯一开，它正靠着一面空墙上抬头站立着，两个前爪搭在墙上不停地抓着，显然它是想上我们的炕，但是看错了地方。我们一起大笑，振国跳下炕把它抱起来，然后和耶娄一起钻进了那油光光的硬被子，刚躺好，他突然发一声喊：“我操！”，随后一屁股坐了起来。 我们问他怎么了，他说：“丫嘬我老二……”。 耶娄自从离开了它的母亲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瞬间断奶。我们无法给它找到任何替代品，只好采取我们吃什么它吃什么的做法。喂食时，需要把那些河捞（用玉茭面压出的面条）和小米饭团搞得稀碎，再兑上一些水搅一搅，用一个小罐头盒当它的餐具。好在它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极强，在从太原回山上的三天时间里，只拉过一次稀，蔫了半天，以后就一直很活跃。 第二天赶路，我们偶尔把耶娄放到地上，让它学着跟跑。耶娄显得分外兴奋，一落地就撒欢。小牟对它说：“瞧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还是上山下乡好吧？老呆在太原守着你妈，不变修才怪。同意就摇摇尾巴！”我说：“得了，别给自己打圆场了，人家的小尾巴什么时候断过摇啊？” 上山之前，振国找到一条红布带给耶娄系在脖子上，这一个小小的装饰使耶娄显得格外乖巧和顽皮。我们进村时，知青和老乡一片欢呼，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带来了开荤的食品，也因为可爱的耶娄的到来。在杏林塔村的知青点建立以后不久，大家有一个不好的感觉：随便去哪个村，总有一些咄咄逼人的柴狗窜出来拦路，险象环生，因此大家都希望拥有一只属于知青集体的狗，即是卫士，又是个伴儿。如果不是这样，小牟也不会冒着被迎泽公园管理处打成坏分子的风险去偷狗。耶娄对众人的围观有些不安，谁碰都不让，就是吱吱地叫着往小牟的身后躲。可能就从小牟在迎泽公园拎起它的尾巴对视的那一刻起，它已经认定了小牟是自己的主人。 就此，耶娄陪同我们插队的生涯开始了。不同的是，我们最终还是悉数离开了曾发誓扎根一辈子的杏林塔，但耶娄却再也没有回到城市…… 在石圪塔公社庆城大队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向阳的梯田山坡，共110亩地，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建有几个土房，这就是我们插队的村子杏林塔。杏林塔是一个自然村，在行政上隶属于四里地以外的寨洼生产队。杏林塔以前叫高家庄，鼎盛时期曾经有十多家高姓农户。因为地处偏僻，水源缺乏，住户大都迁走了，最后只剩下两户人家5口人：一家是三大爷三大娘外带一个10多岁的小外孙，另一家是四大爷四大娘。四个老人都在60岁以上。因为5人不成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62128&aid=3294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