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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點落英

傳送時間： 25/4/2006 16:58

1949年10月1日—李普:我站在毛主席身後

李普，湖南長沙人，1940年在重慶《新華日報》任記者，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作爲新華社特派記者登上天安門城樓，第二天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登載了他采寫的開國大典報道。

在李普老人自己保留的開國大典照片上，88歲的他已是僅存的當事人。

1949年10月1日下午15點，毛主席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時候，我就站在他身後，他顯得很平靜，稿子沒有任何抖動。那天城樓上也沒有風，晴空萬里，廣場沸騰著歡呼和掌聲。奮鬥幾十年，革命成功了！我屏氣凝望著一幅巨大五星紅旗，由毛主席親手升起。當時陳毅輕歎:“在我的有生之年裏，能看到這一天，我已經很滿足了。”城樓上的老革命們都感慨著。我20歲入黨，31歲親見這一幕，毛主席那鄉音濃重的三個字“成立了”，讓我銘記和感動了一生！

朱德宣佈典禮開始的時候我還站在後面，當毛主席走到麥克風前面時候，我立刻移到他身後，等他念完了，我好要那份公告。這個並無事先安排，那時毛主席平易近人，記者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毛主席當時伸手給我，公告上多出一張紙條，是一份56個委員的名單，他一再叮囑我:“你小心這張字條，千萬不要弄丟了。照此發表，不要漏掉了。”本來公告上只開列主席和6位副主席的姓名，接著寫“陳毅等56人爲委員”，其他55人都省略了。但張治中在政協會議上提出補全名單，毛主席當場表示贊同，名單中許多非共產黨人擔任了重要職務。副主席6位中，有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位;委員56位中，占27位，差不多一半。當時我國政治舞臺上爲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各方面各派的實力人物，可謂盡在其中。1948年9月，在中囯共產黨安排之下，沈鈞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船離開香港，此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海外華僑代表等紛紛到解放區。1949年初，各路人士齊聚北平，所以說這份附加名單，在國內國際將産生怎樣的影響難以估量。

城樓上的嘉賓們當時大都住在北京飯店和六國飯店，10月1日下午14點，先一起去中南海懷仁堂，交代一遍流程，就來到天安門。毛主席是第一個沿臺階走上城樓的領導人，朱老總緊隨其後，那時還沒有電梯，大家紛紛走上去了。當時攝影記者侯波抓拍的一張照片裏，我站在城樓中間靠東一點，左邊是吳晗，右邊是張奚若，都不是黨員，穿黑色西裝，打領帶。共產黨員都穿中山裝，周總理就穿著黑色的呢子中山裝。滿城樓就只有美髯公張瀾穿長衫。我穿一件灰色的粗布中山裝，連領子都沒有，還皺巴巴的。後面站著鄧小平、周恩來、劉伯承、吳玉章等，那時等級不森嚴，都是不整齊地站著，不講誰前誰後。照片上鄧小平站在最邊上，嘴裏還一直咂著煙，他可是煙不離口。

最讓人熱血沸騰的口號就是毛主席的“人民萬歲！”後來幾句，毛主席喊的也都是工人、農民萬歲。接著，在主席側面隔了十幾米，安排了另一個麥克風，由榮高棠開始帶領群衆喊口號，他應該是第一個大聲喊出“毛主席萬歲”的人。“毛澤東萬歲”延安時代就有了，只不過我們不習慣，又不是皇帝。季羨林也談過這個問題，說他這樣的知識份子開始不願意叫，但是開國大典那一聲之後，就越叫越起勁了。當然，廣場上30萬群衆和我一樣，看著毛主席揮動大手，全都發自內心高喊著“毛主席萬歲！”只有經歷過大典的人才真正感覺到，毛主席開國的偉大。

事先我已經拿到了所有領導的講話稿。1949年9月21日到9月30日，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政治協商會議在懷仁堂臨時改造成的大廳舉行。我作爲新華社特派記者，進駐中南海勤政殿全程採訪。在最後一次政協會議上，我等在主席臺側面，周總理那天讓我爲他的講話做筆錄。他們下臺時候，我就去收所有人的稿子。後來的有很多文本對於一句話有誤解，以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是在開國大典上說的。其實是在政協會上說的，政協會議的氛圍輕鬆得多。

要來毛主席的公告，我並沒有離開。劉少奇、宋慶齡等發言我都是站在一旁等的。雖然他們的講話稿早就寫好發印出來了，我還是需要他們的親手稿，來核對每一處字詞的小改動。其中數宋慶齡的文章寫得最精彩，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後翻譯成中文，她有自己的特色，毫無八股氣，生辣漂亮。我拿到她的手稿，有的字注上了拼音，因爲她不大會普通話，整篇文章，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話念的。那天11個人的講話中，陳毅老總的最短，只有5分鐘。大家其實都沒有想到，這一天竟來得這麽快！老將軍們比較沈著和規矩，我和劉伯承將軍是老朋友，解放戰爭中我隨劉鄧大軍一路採訪。我不是一個好記者，居然沒有採訪他們，留下了太多遺憾。城樓不寬敞，重要人士站得滿滿的，身爲記者我要走動，就得扒開這個，扒開那個，也很自由隨便。

我那時只想觀察現場。天安門上講完話，閱兵儀式正式開始。身著戎裝的朱德總司令走下天安門，坐吉普車檢閱了部隊，那時部隊都停留在天安門城樓東。等朱老總返回城樓，部隊開始行進在天安門前，坦克團，26架飛機，紅色戰馬和白色戰馬有1600匹，展示陸海空三軍的武裝實力，何等雄壯！我霎時感受到一個國家政權的威嚴。然後是群衆的遊行隊伍。毛主席，以及天安門上所有人都在微笑著招手，參加遊行的人大部分比我還年輕。開國大典的遊行和後來的天安門遊行是不一樣的，除了喊口號，大標語、字牌、花環這些東西都沒有，只有紅旗揮舞，大家的想法都非常樸素，很多人將手絹抛向天空。雖然沒有整齊的著裝，可是人心大快！那種當家做主的喜悅，洋溢在每個人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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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點落英

傳送時間： 25/4/2006 17:04

1966年8月18日—張振國:天安門下的普通人<o:p></o:p>

現爲某公司職員的張振國是最早接受毛澤東檢閱的紅衛兵。1966年他16歲，是北京市25中學的初三學生，6月中考取消，張振國度過了最難忘的一個暑假——這個假期很長，直到10年後，他才重返校園。

8月18日上午9點，天氣晴朗。當女播音員報出“毛主席來到我們中間了”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拼命蹦跳著睜大眼睛。看不清毛主席的臉，天安門城樓的正中有一個小小的身影，穿著綠軍裝，當他開始揮動手裏的軍帽，我才確定了那就是毛主席。人群排山倒海似地向前湧，使盡全力壓前面的人，腳離了地，鞋子掉了都不知道，疼痛啊什麽都顧不了，心裏面只有毛主席。每個人都熱淚盈眶，被毛主席接見，在當時被我們視爲人生最大的光榮，最大的幸福。每人臉上都洋溢著聖潔的光輝，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50萬人的廣場上只有一種聲音震耳欲聾:“毛主席萬歲！”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毛主席要來，沒有心理準備。那次大會不像後來的正式接見，叫做“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衆大會”，參加的大部分是首都高校、中學和機關單位的革命群衆。每一盞華燈上都挂個喇叭，女播音員播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不時帶領大家喊口號“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人群中自發地大段背誦毛主席語錄，不過在毛主席出來之前，大家的情緒只是歡欣鼓舞，還沒有特別激動的。最顯眼的莫過於北京大學的方陣，他們站在毛主席視野最容易看到的地方。除了高舉校牌外，還扛著一塊聶元梓寫的大字報的巨大模型，木框上裝飾著紅綢繡球。我們班去了十幾個紅衛兵，指揮部安排我們在廣場東，歷史博物館前面。天安門廣場當時的地磚不是現在這樣的大地磚，很小，指揮的說，一塊磚上站一個人，正好。

先于毛主席出來的是林彪和周總理。早上7點半大會開始，林彪先講話，說“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問你們好”，而周總理只說“問你們好”，我覺得有點突兀，後來才知道林彪的地位已經變了。我們一個勁喊著“我們想見毛主席”，語速很快很有節奏，但是沒想到真的能見到。毛主席出來時候，我們還在齊聲大喊:“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還不知道高層已經變了。主席出來，雖然沒有人能看清楚，但都是眼含熱淚，喊著萬歲，從四面八方都向天安門湧過去。人群再怎麽往前湧，到金水橋就停住了，警衛站成人牆。我旁邊有人就抱著警衛的胳膊哭。

那一天穿軍裝的紅衛兵還是少數，以後才流行起來。主席身穿那樣鮮亮的綠色，他是建國後第一次公開場合穿軍裝，一下子就把我們的革命激情點燃了。聶元梓、宋彬彬這樣上天安門城樓的一定要穿軍裝，兩側觀禮台的也要穿。不過他們的軍裝和主席的不一樣，紅衛兵都喜歡黃得發白的舊軍裝，越舊越好，顯得有背景有身份，血統純正。

1966年8月18日開了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先河，但是那時候的紅衛兵隊伍是以高幹子弟爲主流的，統稱爲“老紅衛兵”。我們學校就有葉劍英的孫子葉衛平，滕代遠的兒子，我這樣的工農子弟是很少的。所以參加“8·18”活動也是以這些人爲主。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的紅袖章，其實還不算最早的紅衛兵袖章。最早的是三指寬，就印著“紅衛兵”三個字。

我並不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早在7月29日，我們北京市學生代表幾千人，就在人民大會堂受到毛主席接見了，那一次等級更高——劉少奇講完話，忽然高喊一聲:“毛主席萬歲！”我當時都沒反應過來，毛主席就走到臺上來了。他穿灰色衣服，臉色是古銅色，有點黑，不像畫像上那樣，也沒有什麽笑容。從西到東，他一邊招手一邊走，然後又走回來。我們全場起立，拼命拍手，口號就喊起來了。我坐得離主席臺很近，那是我看得最清楚、最近的一次。周總理走到主席臺邊，領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沒有唱，也不打拍子，沒講任何話就下去了。我回去以後還總想著這一幕，激動極了，到處講給人聽。

那時候我還不是紅衛兵，是學校的“文革積極分子”，負責我們班的“五人小組”，雖然6月就取消了高中考，我們還總是覺得運動常常有，上課是早晚的事。但是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出以後，形勢就變了，緊隨其後的8月10日19點，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去了中南海西側的紅衛兵接待站，“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講話讓我們情緒很激動。就在那之後，我們25中和燈市口女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組織了一次血統論的辯論會，我就成了最早的一批紅衛兵。

天安門的接見一結束，第二天那裏就貼滿了大字報，空氣中充滿糨糊的味道。那時候有灰觀禮台，不像現在的觀禮台那麽高，1米高，就全貼滿了大字報。只有大會堂不能貼，用金屬欄杆圍住，博物館牆上，天安門兩側的牆上都貼滿，每次接見前都要處理乾淨。

1966年國慶節那次我也參加了，達到了150萬人。因爲中共中央於9月5日發出通知，決定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全國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聯高潮。外地來北京串聯的學生越來越多，據說很多外地來的，有人拿紅寶書蹭天安門附近的土，有人用繩子吊個瓶子到金水橋下灌水，還有數城門的門釘好回去詳細描述的。紅衛兵接待站號召北京人民“招待毛主席的客人”，然後安排到學校或者機關大院的老百姓家裏住。接見時候，每個人會先領到兩個雞蛋、一個麵包、一根香腸，然後帶上軍用水壺去天安門。那時廣場外有很多臨時廁所，用藍色水龍布圍起來。毛主席接見時候，大家的腳就都離了地，被人群裹著走，被裹著還倒不了，最後清場能收幾卡車的鞋子。散場後，天安門廣場邊西交民巷的郵電局就播放通知“凡是拍發毛主席接見內容的電報概不收費”。

夏天很快過去了，北京越來越冷，南方來的人沒有禦寒的衣服。1966年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從此，中央下達通告，以後再不接見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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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點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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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王文瀾:用相機定格歷史

30年前，清明時節的天安門廣場，見證了一群爲國家民族命運擔憂、再也不願沈默的勇敢者情感大膽爆發的歷史一瞬。由於專業攝影記者的缺位元，由那些攝影愛好者冒著一定風險記錄下的天安門廣場便成了1976年最真實的歷史寫照，自此也揭開了“文革”後中國新聞攝影真實報道歷史事件的開始。有評論這樣說:“沒有這樣一批照片，新聞攝影簡直無法面對那個逝去的年代。”那年的王文瀾只有25歲。

天安門的政治風暴

坦率地說，30年前，當我按下相機快門時，根本沒意識到它們日後會有多大的影響和意義。

30年前的這場政治運動被定義爲“四五運動”，但運動其實早在3月底就開始了。我那時在河北保定定縣38軍的一個部隊當兵，坐火車3小時到北京。因爲經常要去軍報送稿子，所以可以時常回北京。總理去世後，“四人幫”不許開追悼會悼念，但北京市的黑布、白紙都賣光了，民間的不滿情緒一點點在醞釀，已接近爆發。

天安門是中國政治一個特殊的晴雨錶，只要有空回北京，我就趕緊往天安門廣場跑。那段時間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時，已經開始有花圈擺放，起初這些花圈都集中在紀念碑附近。我一回北京就把軍裝脫下來，那時的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後面都是松樹，一直到前門，形成一片很大的松林。

有個詞叫“花如海，人如潮”，的確就是那種情形，每天都是上百萬人聚集在廣場上，那時人們穿的衣服也大都是灰色、藍色或是軍綠色，打眼一看，廣場上就是這幾種色調構成的人海。

從人的表情看，好像每人內心揣著一團火，只要相互一碰撞就能擦出火花來。那時“四人幫”還在臺上，但他們已經很不得民心了，民間對他們也敢公開議論，“憤怒出詩人”，這些情緒都寫成了詩，在廣場各處貼著，大家互相抄詩，爭相傳誦。

我是穿便裝進天安門廣場開始拍的，拿著很老很破的機器，因爲各大媒體專業記者都不允許到天安門廣場拍照，所以那時在廣場上拍照的也都是像我這樣的業餘攝影愛好者，這也是平反後官方沒有“四五運動”照片的原因。

我們邊看邊拍，那些正在講演的、悼念的被拍攝者也不反對，更準確地說，是他們根本不在意拍攝者的存在，因爲他們沈浸在自己的情緒裏。講演內容大多是對國家形勢的分析，對前途、命運的憂慮。

那段時間，我每天都跑到天安門廣場拍。眼看著廣場的人群情緒越來越激烈，我想清明節一定會有更大的悼念活動。同時，“四人幫”要鎮壓的風聲也不斷傳來，但沒人在乎。

4月5日那天一早到廣場，突然發現廣場上的花圈被清空了，連原來有的焊在欄杆上的花圈，也不知被如何取下拿走了。廣場上的宣傳車一遍遍在廣播，要觀衆離開。但人群卻越聚越多，大家喊著“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有人高喊“打倒江青！”——那時已經開始有零零星星的膽子大的人公開表達對江青的不滿。憤怒人群衝擊了人民大會堂，廣場宣傳車也被掀翻、起了火，廣場南部的指揮部小樓也被燒了。

到了晚上，我和哥哥還想去廣場，父親不讓去，說肯定要鎮壓，但我們還是騎車離開了在月壇的家。也許是無知者無畏吧，我之前也沒經歷過什麽大的政治運動，所以一路上並沒有緊張和擔心，反倒充滿了興奮，半個多小時後又回到了天安門。

白天十分混亂的廣場到了晚上終於安靜下來，紀念碑前還有人在抄詩。晚上也照不了相了，我們幾個朋友就坐在紀念碑下聊天，邊上有好心人過來勸我們:“你們別聊了，這裏危險！”但我們那時也年輕，並不在意。

那一天，紀念碑北側拉起了直線，紀念碑附近聚集的人群只能往南跑，但前門一帶已經給圍上了，所以人全都被圍在松樹林裏了。北邊廣場沒有人管，廣場上也很安靜，大喇叭裏正在播放北京市領導的錄音講話，說“趕緊退出廣場、不要上階級敵人的當”之類的話，可是廣場上還有人在喊口號。

坐了一會兒，我們從紀念碑下來，沿長安街向西往家騎。騎到天安門西側的28中附近時，從學校傳出一陣“哐哐”很整齊的跑步聲，原來是北京市組織了工人民兵從學校裏出來，準備到天安門清場，每個人手裏拿著木棍一類的東西，那個整齊的跑步聲在夜裏顯得非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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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點落英

傳送時間： 25/4/2006 17:13

要出事了！這時看見從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都出來了組織好的工人民兵，分幾路同時向廣場前進。出於好奇，我們又回到了廣場中間，不知爲什麽，一點都不害怕。這時，突然看到紀念碑後面跑出幾個小學生，身上背著書包，後面跟著幾個人，掄著木棒就追著這幾個小學生打。我們大聲喊:“打人啦!”那幾個人就沖著我們來了，我們趕緊騎自行車一直到回家，我還往回看有沒有人追過來。

第二天已經宣佈“四五運動”爲反革命事件，鄧小平也被打倒了。好幾十萬人被組織起來到長安街上遊行，支援“鎮壓反革命運動”，有意思的是，我在那個隊伍裏看到了很多原來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活動的人——被單位知道的，已經被抓起來;沒被發現的，又被組織到這個隊伍裏，大家互相見面，也都心領神會地不吭聲。

小攝影員的大歷史

1976年的“四五運動”是國家命運的轉折，也是我個人命運的一次轉折。現在想起來，當時是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天然的力量驅使我在拍，我只是樸素地覺得，這些場景應該被記錄下來，但記錄下來有什麽深遠意義，那時的我還沒有想。

我們家四個兄弟，大哥王文泉，二哥王文波，弟弟王文揚，我們王家四兄弟後來都從事了攝影。舅舅韓學章是位老攝影家，在水利電力部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到基層，閑來無事，他就寫信給我們幾個，傳授攝影知識。我們院裏一個孩子的爸爸以前是駐外官員，家裏有一台照相機，我們就借來學著拍。

那時候我們拍照片用的膠片，實際上是從“代代紅”電影膠片上剪下來的，從裏面抽出1.5米自己一纏，就相當於135相機一個能拍36張膠捲的長度。相紙，買的是印著毛主席像的白紙邊，1斤兩塊多錢，一次買半斤。家中的小儲藏室挂起個紅燈泡，佈置成暗房，用吃飯的碗盛上顯影液、定影液，開始拍著玩。

1967年，在機關做幹部的父親一下子被打倒，進了牛棚。那時院裏的孩子們也都沒學上了，我們兄弟幾個一有時間，就帶著這些孩子騎自行車去八達嶺、十三陵……讓他們穿著軍裝、拿著語錄到處擺姿勢照相，這樣一直玩到1968年底，上山下鄉大潮襲來，我到煤礦、蠶廠做工。大哥王文泉因爲長得高，被北京軍區招去打排球，他把我和二哥也走後門拉進了部隊。怕鄰居知道我們這種問題家庭出身的人還當了兵，每次一回北京，我就把軍裝脫下來。

我是靠打籃球進部隊的，但還是想搞攝影。後來部隊原來的攝影員復員，我接替了他的位置。

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的消息一傳出來，我立即泄了氣，覺得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都知道總理是保護老幹部的，他一死，我爸的問題更沒指望了！所以我的這種情緒肯定會帶到廣場上，成爲我拍那些照片的潛在動力吧。

要說這些照片能夠保存下來，還在於我“善於鬥爭”。4月7日，我從北京回到部隊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把30個膠捲給沖出來，我在天安門拍了這麽多，父母都不知道。

我剛剛在暗房裏把卷沖好、挂起來準備晾乾時，就有人過來找我:“保衛科的人讓你去一趟!”我一猜准是這事，那時候部隊已經開始清查。

保衛部門的人見到我問:“聽說你剛從北京回來？”我說:“是啊!”他又問:“那你去天安門拍了嗎？拍了的話就把膠捲交出來!”我沒承認，只說坐公共汽車路過了天安門，看到那裏很亂就沒下來。保衛幹部說我“不老實”，說已經有人舉報我了。我暗想，廣場上也許有錄影，會查出我來，但還是抱定這樣一個念頭:只要還沒有證據，我就不承認。

一想到膠捲還晾在那兒，我搪塞了幾句話後趕緊回去，拿吹風機吹幹後，包起來送到二哥王文波那裏。二哥在另外一個部隊，他不是搞攝影的，沒有人會懷疑他。轉移走這些膠片後，我就踏實了，再什麽人問我，我都一口咬定說沒去。

膠片就這樣一直放在二哥那兒，直到1978年下半年，鄧小平要複出、要爲“四五”平反的消息在民間越傳越廣，我和哥哥才把照片送到《中國青年報》攝影部主任洪克那裏。看了這些照片，他特別驚訝。但當時也沒有用的可能，他說，先放在他那兒。

1978年11月15日，新華社發出一條新聞稿:“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在第二天的頭版頭條刊了這條消息。雖然正式的“平反”是在12月，但很多報紙已經開始了對天安門事件的回顧報道，我們這些非職業記者拍的照片成了主要來源。1978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的頭版用了我的一張照片——很多人聚在紀念碑下面，上面是一個飄動的氣球拉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懷念人民總理”。後來新華社、《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都用了我的照片。

那時，我還在部隊做我的攝影員，也沒覺得自己做了多麽了不起的事。回到部隊，頭兒跟我說:“你當年一口否認自己去過，真是不老實!”我也只能一笑置之。不過這一次拍攝讓我對相機擔負的社會功能有了更深的認識，以前在部隊宣傳攝影，都是擺拍一些宣傳畫面或是演習攝影，從“四五”以後，我開始將手裏的相機對準了歷史變革的大場景。1976年是中國的多事之秋，“天安門運動”之後，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又幸運地成爲那一個歷史事件的記錄者。

給《紅樓夢》作曲的王立平，當年也是我們當中的一員，他拍的那張“讓我們的血流在一起”也堪稱“四五”經典攝影作品之一。前兩天我碰到他，我們還一起提到“四五”，這時我們才意識到，一轉眼，已是整整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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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點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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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日—彭興業:“小平您好”與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

“小平您好”——1984年10月1日，國慶35周年大慶群衆遊行隊伍中，北大學生自發打出的那個橫幅已成爲全中國80年代最溫暖的回憶。作爲北大學生群衆遊行隊伍副總指揮兼領隊的彭興業親自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3月19日下午，已是北京市海澱區委副書記的彭興業在回憶這段往事時，特地找出了那張珍貴的歷史照片。

我是北大哲學系79級的學生，1983年畢業後留校做共青團工作，兼任學生會副秘書長。爲準備國慶35周年的群衆遊行時，我的身份是“副總指揮”，當時任北大黨委副書記的郭景海爲總指揮，很多具體工作是由我來負責。在北大群衆遊行隊伍中，我是北大方陣第一排最右邊的那個位置，也就是靠天安門最近的那個位置。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那個瞬間——前幾分鐘都走得好好的，剛剛走過天安門廣場東側的華表時，突然感覺後面的隊伍有些亂了。作爲領隊，我的第一反應肯定特別緊張，匆忙回頭一看，只見身後不知什麽時候豎起了一個橫幅，當看到上面寫著“小平您好”4個大字時，我心裏稍稍放鬆了一下。

這時，旁邊好像是負責治安的什麽人想沖進來隊伍，制止橫幅，但被邊上的北大學生們手挽手地攔住而未果。隊伍中有一點小小的騷亂，有人在說“快走快走”，似乎有人的鞋子被踩掉了，但不管發生什麽情況，整個遊行隊伍也停不下來，同學們一邊高喊著口號，一邊揮動著花束繼續往前走。

參加這次國慶遊行的北大學生共約有兩三千人，基本上是自願報名根據實際需要確定的學生參加。參加國慶練隊的北大學生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舉旗子的儀仗隊——對儀仗隊的身高、外形要求稍微嚴格;另一部分是舉著花束的“群衆遊行隊伍”。起初練隊時要求隊伍全都踢正步，所以我們提前幾個月就開始練隊，先是每個系組成一個方隊，到了9月份，各個系的方隊在一起合練，天天踢正步，喊口號:“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等。但在遊行前不久又有新的指示:群衆遊行隊伍不必走正步，只要排面整齊即可，可能是想體現那種自由、放鬆的感覺吧。

我們是9月30日晚上被幾輛大汽車拉到天安門東側的東華門附近“候場”的，那時的學生比較好管理，不那麽嬌氣，只有興奮沒有疲勞。10月1日，一些學生晚上21點又參加了廣場集體舞會，但也沒覺得累。

國慶35周年大慶，先是閱兵式，大約到了10點來鍾，輪到我們遊行隊伍上場。整個過程走了十幾分鐘，過了天安門，到了西邊一個指定地點，我們又坐著原來的車回到學校。

一回到學校，我向團委其他老師描述了大體經過，這件事情也一下子成爲議論焦點，那時候也不知道外界會有什麽反響。絕大多數的老師感覺激動、興奮，說這幾個學生爲北大爭了光，但也有點擔心學校是否會追查。也有些人很氣憤，說這幾個學生無組織無紀律，幸虧不是什麽反動口號，否則這個後果我們可真擔當不起。

當天晚上，我們也馬上開始了瞭解情況。後來得知，這是28樓203宿舍常生、郭慶濱、李禹、張志等幾個學生共同“策劃”的，他們都是81級生物系的學生。不過也許那時他們怕挨處分，詢問時，他們只是含糊地回答說一個宿舍都參加了，而不告訴我們具體什麽人做了什麽事。我們也怕學生有壓力，最後也沒有深追。團委最後定下調子:冷處理，不批評，也不表揚，因爲畢竟是違反了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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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點落英

傳送時間： 25/4/2006 17:20

照片上拿著橫幅右邊的那個人就是常生，是他用抹布蘸著墨汁寫在綠紙上。但是在寫的時候，發現床單不夠長，放不下那麽多字，又把“同志”兩字拿下。“小平您好”被寫在4張綠色大紙上，用訂書機釘在床單上。怎麽把橫幅帶進廣場，他們也費了一番心思:把拖把的頭拆了，木棍截成兩半當作杆，大家小心翼翼把橫幅卷起來，外面纏著彩帶，上面綁著紙花，看上去像一個大花束。據說有個同學穿上實驗用的白大褂，把橫幅夾在胳膊底上躲過檢查帶進了廣場。

當時電視直播是這樣的:轉播者先是拍到了這個橫幅，可能馬上又意識到這是規定範圍之外的“動作”，鏡頭趕緊躲開，拍到了跟在北大後面的清華大學方陣——因爲這個插曲，一度不少人以爲這個橫幅是清華學生寫的。當時，據說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胡耀邦最先看見了橫幅，微笑了起來，然後傾斜身子對著神色莊重的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又用手指向這邊隊伍，小平臉上也有了微笑。轉播者又趕緊回頭找回那個鏡頭，於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都看到了一群興高采烈的學生，高高地擎著綠底黑字的“小平您好”這4個大字。

第二天，《光明日報》在報眼位置上登出了這幅照片，後來《人民日報》也登了，我一下子明白:沒問題了！慢慢地，我們知道了社會上越來越多的積極反饋，終於放下心來。

那幾個學生並沒意識到他們無意中創造了歷史，可能覺得表達心聲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所以隊伍過了天安門，那個簡陋的“床單橫幅”就被他們扔了。第二天就有記者要來拍這個橫幅，可惜原件已經沒了，大家只好按照原來的方法再做一個，補拍了一張只有天空、沒有人群的照片。我後來知道，當時參加國慶的攝影記者有400多人，但只有《人民日報》的王東和《中國青年報》的賀延光捕捉到了這一經典鏡頭，後來王東先生還送了兩幅照片給我留作紀念。

時隔22年再看這張照片，每個學生臉上奔放的笑，你就明白什麽叫“發自心底的笑”了。之前的規定是只能拿花束走，但那一天，經過天安門時，學生們一高興，就把花往天上扔，那真是發自內心的喜悅。現在想起來，很遺憾的一件事是，當時對這幾位創造了歷史的北大學生們關注不夠，他們應該成爲北大的“名人”啊！

被這件事情激動的校團委負責文化工作的老師徐小平和宣傳部的呂林和吳妙林寫了篇文章，後來被《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引用，他們得了十幾塊錢稿費，在北大燕春園飽餐一頓。

爲什麽學生會在1984年喊出這樣一個口號？這與那個時代的大背景緊密相連。80年代初，剛剛恢復高考，百廢待興，確實是一個充滿理想、充滿激情的年代。那時唱的歌也都是“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青春啊青春”，整個社會洋溢著一股朝氣蓬勃的感覺。那個年代的學生，其實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吃的兩毛多錢的菜，喝的玉米麵粥，但都懷揣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腔熱情，精神振奮，心氣也高。1983年，中國女排拿了三連冠，就是北大學生舉著在床單上寫的標語，拿著燒著的笤帚當火把，第一次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這也成了那個時代最激昂、最振奮人心的一句話，它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的表達，不是事先設計的，也設計不出來這樣的口號。

那時候小平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威望極高，老百姓對這個三起三落、打不倒的小個子充滿了由衷的尊敬和愛戴，在這個橫幅出來之前，很少有人直接喊“小平”，這以後，“小平”變成了約定俗成的一個親切稱呼，顯得平等、可親和可敬。“小平您好”雖然是從北大學生那裏喊出來的，但在那時候，它實際上更是全國老百姓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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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萬點落英

傳送時間： 30/4/2006 16:59

知心話語句句馨，

更深春色更撩人。

阻隔萬里天涯遠，

整裝東飛欲淩雲。

萬裏情牽夢裡人，

桃紅又是一年春。

遙想英倫香草碧，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62128&aid=3276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