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前哨】

特权阶级为维护其特权，要划分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中共更将等级扩展至性权，不同等级的人其性权力也不同。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等级」在廿世纪的今天享有封建帝王般的性特权，与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人物受社会舆论监督恰成对照，充份暴露中共政权的倒行逆施。

◆性权上的四等级

公元前二十世纪，古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等）、刹帝利（武士和官吏）、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商贩）、首陀罗（奴隶、雇工）。公元后二十世纪，今中国有一位高干子弟把「毛泽东时代」的性权力分出四个等级。他说，同样的非婚性行为，发生在四类人身上，有四个专用词组：

●工、农等无官第四等级者，谓：「流氓行为」。
●一般干部、知识份子（从学生到教授）等第三等级，谓：「乱搞男女关系」。
●省军级以上干部第二等级者，谓：「生活小节」。
●毛泽东等第一等级者，谓：「工作需要」。

这位能眼观到中南海深宫及穷乡陋巷的高干子弟，对他做的性权力四等级归纳，还做了些诠释。他说，中共历来不谈婚内性行为，主张只干不说；如果有人乐谈同老婆的房事，若在正式场合，会被斥之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若是写成文字，就成了「资产阶级黄色内容」了，必遭口诛笔代无疑。非婚性行为这个词很含混。婚前性行为也属其中，两学生谈恋爱就发生了性关系，若被发现，那是肯定要受所谓行政处分（如记大过）或受团内、党内的纪律处分（如果是党团员的话）。对于高干及其子弟来说，诱奸、逼奸甚至强奸，也放在非婚性行为之内，不会放在犯罪行为内考虑的。总之非婚性行为的内涵非常广泛，就像「非红色」包括橙、绿、青、蓝、紫等一切颜色和复合色一样。

他界定了「非婚性行为」之后开始对四等级进行实证性的解析。他说，无官无党团籍的工农大众或街头无业青少年等，他们要是同老婆外的女人有性行为，即使是双方愿意，也会称之为「通奸」。奸者，流氓行为也。如「通奸」对象（即情人）多了几个，就有可能被划分「地富反坏右」中的「坏份子」，成为群众专政（监督劳动和不定期批斗）的对象。那些街头上的小混混（无业、失学青少年），若有强奸妇女的行为，肯定会以流氓犯论处，判以重刑，甚至枪毙。第四等级是被严厉禁止有非婚性行为的等级。

由省军级以下的一般国家干部构成了第三等级。这一等级才若有非婚性行为（如婚外恋，包括诱奸、逼奸下级），被判为「乱搞男女关系」，会受到降职、降薪或党纪、团纪处分。在极端情况下为平民愤，曾把北大荒逼奸下乡女青年的小干部处以极刑。对该等级中的知识分子的处置比官员更严厉些，处分方法还有调离原职，下放到工厂或农村去从事苦力劳动。

到了第二等级，就获得了非婚性行为（包括逼奸和强奸在内）的豁免权了。「文革」中揭老底的大字报，才把这一等级人的性丑闻曝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强奸了多名女护士，司令员照当。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与儿媳乱伦，无人查问。国家副主席高岗、上将陈士渠公开养小情人，不会影响地位。林彪之妻叶群也曾与黄永胜长期通奸。第二等级的非婚性行为被正式命名为「生活小节」，是出自林彪对刘亚楼的评价。六六年六月「文革」之初，空军召开第四次全会，副司令员刘震在这个会上揭发已故司令员刘亚楼「作风糜烂」，藉此想搞掉刘系人马（包括空军政委吴法宪）。叶剑英元帅代表军委参加这个会。在男女问题上最风流的有「花帅」之称的叶剑英以维护刘亚楼的立场将刘震的发难向林彪副统帅汇报，林彪听后说：「刘亚楼虽有男女之事，但那是生活小节，他的大节是忠于毛主席的；刘震虽无偷鸡摸狗的事，但他的大节不好，想夺空军的权，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叶剑英和林彪这段对话写成军委文件，经毛泽东批阅同意向下传达，刘震就被打倒了。

第一等级应该是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七位在中共执政后至「文革」前挂肖像的人物。毛后面排的六位在「文革」中有三位被打倒，三位被冷落靠边。但是，「文革」的大揭露，对后六位并未揭出什么「偷腥」的事。只有毛让汪东兴给他不断选进年轻貌美的「机要秘书」、「生活秘书」作为性伴侣，以保证「伟大领袖」日理万机。这样的事当然瞒不过江青。江青手上就握有制约毛的王牌。在「文革」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敢当毛泽东的面大吵、甩帽子，毛泽东对她无奈，恐怕与这种「王牌」不无关系。

再把话题扯回来：何以证明中共把最高领袖的婚外恋列为「工作需要」？其实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是通过一宗具体的「情案」处理而体现出来的。五十年代，公安军文工团有位女演员名叫李胜利，陪毛泽东跳舞时被毛看中了，马上调进中南海毛的身边当秘书式的情人，可是李胜利已有丈夫。这时由组织出面找李胜利和其夫做「思想工作」，为了李胜利专心协助「伟大领袖」的工作，动员他们离婚。果然李胜利离了婚，为毛「性服务」几年，当毛另有新爱后，即调出中南海到北京市文化局工作，给予处级待遇。从李胜利与丈夫离婚的理由，体现了毛泽东的非婚性行为是「工作需要」。

本文引用某位高干子弟的「性权四等级说」，不是为了揭示一点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桃色内幕，也不是从伦理角度重复卜迦丘《十日谈》的主题，而是为了解读「性权力」的底蕴。

◆性权与特权

在自然界，性交配权就是有等级的。猴王享有最大的交配权。经格斗而赢的雄熊猫、雄狮取得比败者更多的交配权。大自然这个性等级设计，是为了物种优生。凡取得最大性权力的，一定是该物种中具有最佳遗传基因者，由它交配传宗接代，会得到优质机体的后代。因此，在猴群的性权力前，是不能、也不该「猴猴平等」的。

在原始部落里的对膂力超众者的「英雄崇拜」，使英雄得有更大的交配权，也还有优生的意义。然而到了世袭王权时代，就推动了优生的意义了，因为国王、皇帝不是人种中的最优遗传基因具有者。统一六国的一代枭雄秦始皇，将六国国王的宫妃全部掳去集中在阿房宫里，他获得了对近万名美女的交配权，可是他的基因极差－－《史记》中记载他患有羊癫疯、骨骼畸形（鸡胸）等严重疾病。在王权时代，性权力已经转换为政治权力的标志了。

在欧洲，中世纪的苏格兰、法国、德国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封建主和贵族享有农奴新娘的新婚第一夜性交权，史称「初夜权」。

为什么帝王该享有这么大的性权？也还能说出一条理由：与封建世袭制的政体有关。皇帝占有的女人愈多，生子的机率愈大，以保证「龙脉」不断，世袭王位后~[-*~]继有人。

当王权制被摧毁代之以民选总统后，总统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了，不但不再享有性特权，而且比一般民众受限制更大。经过一场「性革命」之后，普通人若有婚外恋，纯属个人隐私，任何人无权干涉。可是一位美国总统竞选人，若有婚外恋被揭发出来，连竞选资格都没有。在位总统若发生非婚性行为，会作为一宗大丑闻被揭露出来，使其不得不辞职。在民主制下，最高统治者不再拥有性特权，甚至比平民的性自由更少。

放在这个以猴王到帝王到总统的性权参照系上对照中共的四个性等级，其第一、二等级上的高层统治者「只干不说」地把帝王和贵族的性权力暗暗地拿回来了，成为超道德、超法律的特权。对于第三、第四等级上的人为什么要采取严厉的性管制呢？因为控制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把发达国家的性开放、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表现」，当做得上升到阶级斗争这个纲上来处理，从行政处分到刑事处分，体现出在阶级斗争上面决不心慈手软。这种严厉手段，使中国大陆基本根除了娼妓和性病，但滋生了更多的性犯罪。中共一方面禁止婚前性行为，又提倡晚婚，男女青年在廿五岁前的性力最旺盛期被迫禁欲，一些自暴自弃的失学失业男青年很容易走上疯狂、残忍的性强暴犯罪道路。同理，因为禁止任何非婚性行为，一些老年男人因丧偶或老伴丧失性功能，也处在性抑压状态，常常出现老年男人诱奸女孩的犯罪案例。

这种严厉控制，还造成一个畸形的精神现象：意淫代偿。在农村，集合在公社地里集体劳动的农民，讲的全是男女房事，开的玩笑也是性玩笑。在工厂，只要聚到一起，所谈趣事离不开男女性事。男女青工打闹，有时非常离谱，会扯脱对方的裤子往阴部倒机油或者趁男青工午休熟睡时几个女工将其阳具用绳拴在凳脚上等等。法不责众，对于如此广泛的意淫代偿（只要没有性行为），中共也就听之任之。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性压抑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及其他艺术释放；可是，中共意识形态绝对禁止一切艺术作品描写性，不然以「黄色艺术」论罪。即使是古典名著《金瓶梅》，也只能出所谓「洁本」，删去一切性行为描写，并注明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此类「洁本」还只限于专门人员内部参考，大众无权阅读。翻译的外国小说、外国电影等，将与性有关的内容粗暴地删节和剪去，不考虑其艺术的完整性。一言以蔽之，中国大众在艺术作品中寻求「里比多」释放的可能都没有了，只有追求最低层次上的意淫代偿。顺便提一句，对于第一、第二等级的统治者，他们可以有权看没剪过的原版外国电影及?级的性片，并有同步译员为他们翻译－－这又显现了性等级不同的意淫特权。

◆ 性权与政权

毛泽东有句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是夺取政权的根本。因为要维系一党专政，军队没有国家化，因此他们又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为了「红色江山万年长」地巩固政权的需要，中共特别立法给予军人特殊的性权，在《婚姻法》中规定「保护军婚」。凡军人的婚偶，若有第三者插入，即使是军人的婚偶主动示爱，其第三者都要以破坏军婚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左右。在实际的实行过程中，连军人的未婚恋爱对象也不能染指，不然也以破坏军婚论罪。这样，一旦成为军人恋爱对象或婚偶的人，再也无权改变选择，只能当宋明理学所推崇的贞节之女或之男了。中共军队规定，营以上干部、军龄十五年以上者才有资格让婚偶随军，因此大批军属只能分居两地，一年只有一个月探亲相聚，在一年中的十一月里处于受法律管制的禁欲（性饥渴）状态。保护军婚是为了稳定军心，巩固政权。这是一项中国特色的法律。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来看，军属另觅新人的那个新人，并未受到法律制裁，只有这三者间的动人心魄的心理激荡。

尽管中国保护军婚的法律严峻，但对第一、二性等级上的人无效。毛泽东的情侣李胜利之夫是公安军文工团中的军人，毛泽东以第三者插足期间明夺其妻，不仅不受破坏军婚的法律制裁，而且还有著「协助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名义。陈再道上将强奸的女护士多人当然也是军人，也会有婚偶或恋爱对象，绝无可能遭到起诉。由性权体现的具体特权更高于由性权体现的抽象政权了。

◆性权与阶级性

讲一个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又十分真实的性与阶级立场冲突的故事。中国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作家，被打成右派份子。其妻本应划清界线与作家离婚，但是念多年夫妻情份以及她认为丈夫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顶住政治压力未与丈夫离婚。作家被下放劳改。当他回家后与妻同房，妻拒绝，说：「我与你未离婚已经是划不清界线了，我们怎么还能有这种事？那就更对不起党了。」作家无理由说服妻子，长期与妻同床而无性。后来当作家被摘去右派帽子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后，妻子才愿意与丈夫做爱。可是，据作家对友人说，妻子这种从党的教育那里得来的「性也要区分阶级性」的观念，使他得上了「选择性阳萎病」，只要同妻子做爱就不能勃起。他试过，当他与妻子外的女友（当然是秘密的）做爱
时，一切都正常。阶级性对性的干预，使性病学多添了一种新病例－－选择性阳萎。

阶级性对性的干预不是仅仅发生在这对作家夫妇身上。军队党员干部、地方政工干部、机要人员等人的婚偶选择，均要通过组织审批。凡恋爱对象家里有关（坐牢）、管（群众管制）、杀（被镇压）的亲属，均不能与上述人相配。军队飞行员及所有高度机密部队的成员（如原子弹、核潜艇、导弹等部队成员），他们的配偶其家庭成份只能是「红五类」，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及有海外关系的子女一律不予批准。如果有人不服从，就会受到调离工作、开除党籍等处分。因为配偶的家庭成份不好，终生在政治上受歧视，难再有提拔晋升的机会。这是一个严重摧残精神的婚偶审查制度。每人寻找恋爱对象要靠自己，好不容易觅得一位心爱而又爱自己的人，向组织报告的爱者，一旦经组织去外调发现不合政审标准，要被迫割断，这是何等打击？这种阶级必干预性爱的后果不光是「选择性阳萎」，还会产生中国俗称的「花痴」，弗洛伊德称之为性压抑造成的诸多精神分裂症。

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是巩固政权的需要，要保持所谓「阶级队伍的纯洁性」；二是维护阶级教义（即意识形态）需要，保持他们所划分的阶级之间的泾渭分明，以保证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性」。

这种空前绝后的以阶级性为标准的婚偶审仳制度，倒透出一个可笑的逻辑矛盾：既然「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拒腐蚀、永不沾」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既然共产党人是有著「最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能改造世界的的」，当他们与「黑五类」子女（有著资产阶级烙印的人）婚配，本应该最具有改造对方而又不被腐蚀的能力，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恐慌而要避之不及？这不等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教义以及共产党人自身的高度阶级觉悟经不起「性力」的轻轻一击吗？按他们的理论，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么，资产阶级手中有著人人天生具有的性本能武器，还有「武装到牙齿的核武器」，还有经济制裁武器等等，无产阶级凭什么去解放全人类」呢？

◆子题与母题

通过对中共性权分配四等级的解读，读出了三个深层语义：享受「政治返祖」的特权；巩固一党专政的政权；维护阶级划分及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在今天，还能解读出另一种「子题与母题」的文化衍生语义。由毛时代过渡到改革开放的邓时代，昔日的性权四等级逐渐瓦解了。一马当先瓦解这个等级的是原处在第三等级上的高干子弟们。他（她）们再不爱那「只干不说」的遮蔽，而要成为仿效西方性革命的先驱。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公开搞起「多元杂交」，以扩大自己性伴侣的统计数字，公开携带情人，半公开地观看?级的录影带，在自己团夥内带头实践?级片所教授的几十种做爱技巧等。接著是处在第三等级上的知识分子一部份－－演艺界、画家、作家等－－迅速跟进，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做著「无爱也能做爱」的性游戏，以求迅速增加被征服的性伴侣的统计数字，显示自己的魅力。他们发明了一个性侣年龄公式，即女人的年龄等于男人年龄除二加五；他们创造了「性沙龙」，在午夜十二点后畅谈性经验，谓之「零点文学」。新兴的经理、个体户等，则以自己的财力开拓了一个「繁荣娼盛」的新局面。大量的涉外婚姻，赤裸裸地为了取得外国居留及获得经济效益。整个社会的男娶女嫁的风尚是：「一切向钱看」。

中共当局说，今日中国的「性解放」是随著经济开放而输入的西方「性解放」的黄色潮流。其实不确。西方在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性解放，是突破原始社会伦理和法律约束的任情选择，除了卖淫或「一夜情」式的逢场作戏，大部份人的性活动还是以情爱为根本，无爱难以做爱。虽然性伴侣多，但是是随著感情转移而选择的。中国当今的性解放潮流特色是：以手中权力增加性伴侣统计数字的无爱也能做爱的多元共时性杂交游戏。这显然与中共毛时代第一、第二性等级上的追求性特权是一脉相承的，是子题与母题的关系。全社会在性爱问题上以钱代情的风尚，追溯其母的性功利主义表现在统治集团的需要上，今天的性功利主义则体现在个人需要之上。

◆中共特色未必是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对性的态度一直比较平实。孔子把食和色当作基本人性，所谓「食色性也」。即使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朱熹，也把一般的饮食男女归属于天理，而只是把要求美味快感当作人欲。「闺房之乐，本无邪淫；夫妻之欢，疑无伤碍。然而纵欲生患，乐极生悲。」中国道教根据道教哲学把男女交媾同宇宙的天地交合看作是同一本体，由此发展出一套阴阳和谐、采阴补阳的「房中术」。根据罗依·唐娜希尔所著《历史中的性》一书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写出内容最丰富、情节最详细的性交指南一类书籍的国家。」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汉书·艺文志·方术略·房中》记载，就有了一百八十六卷《玉房秘笈》。《洞玄子》一书就总结了三十多种性交姿势。此外还发明了许多性交工具及春药。性文学（如《金瓶梅》）、春宫画既比别的国家早而且发达。总之，中国文化没有像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那样严肃禁欲。对于自由恋爱及婚外爱，中国传统伦理是排斥的，处分有时也很严酷，但一般官不出面，而由族权、家法去处置。

中共性观念，除了第一、二等级秘密效法帝王性特权之外，其他扭曲人性的种种，倒是它所独创的。千秋性之功罪，还是区分评说较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