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圖

   《周易》作為五經之首，三玄之一，由於其起源和中華民族的始祖伏羲氏關係密切，又因為“致廣大而盡精微”而被認為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活水源頭。許多學者認為《周易》是從“河圖洛書”演化而來的。漢孔安國在《尚書傳》中說：“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取之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洪水，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籌。”孔安國的這一論述似乎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兩幅以數位排列為主要內容的“河圖”“洛書”的最早依據。
    到了漢劉歆在整理《洪范》時則直接引用了這一說法：“毖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這裏劉歆可能因資料的缺乏而認可了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的說法。但對於“雒書”卻明確地指出它是舜因為禹要治洪水而賜予的幾條法則。劉歆在《洪範》序中說：“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泊陳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籌，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籌，彝倫逌敘。此乃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洪範》所載《雒書》的原文有六十五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葉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極。”由於《洪範》所載的《雒書》是出自箕子之口，所以以上的經文是否就是舜賜禹的原文，就不得而知，因為箕子距禹的時代已經有了夏商兩朝近千年的歷史。即便是當時有《雒書》的原書，也難保不被歷代的君王和學者對之進行修改和添枝加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箕子所傳的雒書肯定包含了雒書的主要思想與觀點。我們在懷疑這部雒書真偽的同時，首先，並更值得懷疑的是孔安國的“禹因有數至九而第之而成九籌”的說法。因為據《洪範》記載的九籌算上“畏用六極”應該是有數至十才對。劉歆在整理《洪范》時顯然受到了“有數至”的影響，而強行把“向用五福”“畏用六極”合併而湊成了九籌之數。
    在否定了“有數至九”的說法後，現在的以一到九的數字排列的洛書幾乎失去了其存在的原始依據。而且《洪範》中我們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數字圖的影子。
    正式把這兩幅數圖稱之為“河圖洛書”已經是到了宋朝。《漢上易傳進書表》說：“國朝龍興，異人間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又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欻傳許堅，堅傳範諤昌，諤昌傳劉牧。”當中所述的“河圖洛書”出自陳摶之手，其傳承本來是十分清楚的。只是後來這兩幅數圖被朱熹收入《周易本義》篇首，並命名為“河圖洛書”而得到了肯定。稱之為伏羲氏所制的，龍馬出河時的圖形。
    所以可以肯定，上述的數圖絕不是真正的河圖與洛書。《四庫全書提要》說“陳摶為闡易理，衍為諸圖。”“取大衍數作五十五之圖以當河圖。”很明顯，陳摶只是以數圖以當河圖而已。宋代正是圖書之學最盛的時期，圖解成風。陳摶為了演繹《周易》而畫了很多圖形，到了劉牧作《勾隱圖》時竟有圖三卷共五十五幅，其中就有“五行生數圖”和“五行成數圖”。兩圖合在一起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河圖”。由於圖形繁複，劉牧本身並沒有把這幅圖叫做河圖，而是把相對簡單的九宮圖叫做河圖。但同時代的朱熹和邵雍卻持相反的態度。
    有必要說明的是，河圖所依據的大衍之數衍演算法的出現確實要較九宮圖早得多。殷商時期數字卦已經大體上與大衍數衍算結果相吻合，春秋時，其筮卜方法已經相對固定，只是沒有出現圖式而已。
    而最早的九宮圖是1978年安徽雙古堆出土的《太乙九宮占盤》或稱之為《太乙玄圖》。其年代在漢文帝時期前後。究其源卻是《禮記.月令》對帝王在不同時令居住在不同居室的記載。後世稱之為“明堂九室”。不過在《禮記.月令》中卻不是九室，而是五堂十二室。
    “孟春，天子居青陽左個；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個；孟夏，居明堂左個；仲夏，居明堂太室；季夏，居明堂右個；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居總章左個，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居總章右個；孟冬，居玄堂左個；仲冬，居玄堂太廟；季冬，居玄堂右個。”
到了西漢戴德著《大戴禮記》，其中《明堂篇》才提到了九室之說：“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但也很可能只是一個偽託而已。《漢書.藝文志》記載的禮十三家中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可能是戴說的依據，只是原書已失，具體內容我們無從得知。不過大衍之數的起源要遠早於九宮說卻是無爭得事實。所以《周易本義》被欽定為易學教科書後，朱熹的這種河圖洛書的提法也就被認定了下來。
    所以很明顯，這兩幅數圖都是在同一個瓶子裏裝的不同的酒而已。單就河圖來講，它只是《大衍注》的文字注解以奇數為白點，偶數為黑點排成的圖形。朱熹的做法只是託名自重。同樣的做法歷史上還有很多。《宋文憲集》就說：“羅願以一圈以為河圖，陰陽相合，言出於青山隱者。”這是把太極圖當成河圖。清時，劉一明《周易闡真》就列出古河圖、古洛書河圖洛書八卦合一圖等等，竟有三十一種之多。本來以圖解易應該是一種創舉，可是到了後來漸漸地人們忘了它只是圖解，反而用它替代了歷史真相。必須明確的是，這種圖解也並不是宋陳摶獨創或獨有的。
     《漢書.五行志》：“火，水妃也。妃以五成，說曰天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水，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相合，而陰陽易位，故曰配以五成，然則水之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這就是“五行生數圖”與“五行成數”圖的最早文字敍述。而在這之前的《洪範》中只說：“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這裏的數字還只是一個序數，不存在位置的變化與排列。到了漢揚雄仿周易而作《太玄經》時，在《玄數中把五方五行四時合為一體：“三八為木為東方為春，四九為金為西方為秋，二七為火為南方為夏，一六為水為北方為冬，五五為土為中央。”在《玄圖》中說：“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根據揚雄所述而畫圖，那麼與陳摶的“河圖”沒有什麼區別。《大衍注》與此大致相同。
    那麼，是不是漢以前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圖形？
    據漢書記載，揚雄博覽群書，持才傲物。在他每看見當時“名士”所作的“絕世之作”時必然會以同樣的命題寫一篇文章公佈於世。如“反離騷”等。後來又仿人們認為玄之又玄的《周易》而寫了一部《太玄經》，其中就包括“玄圖”與“玄數”。而此時《易傳》的整理和完善才剛剛結束，實際上《易傳》也只是漢學者根據孔子和先秦論易的一些言論擴充而成的。揚雄的這一做法在當時受到了普遍的爭議。但對《太玄經》本身卻沒有受到批評。由於過於深奧，《太玄經》並沒有馬上流行起來，到了唐朝時，其影響力才逐漸擴大，李白就有“白首太玄經”的詩句。相反，其為《太玄經》而寫的《傳》在漢末就大行於世。受到了廣泛的尊重。作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玄圖》與《玄數》，如果漢以前就有以之為內容的《河圖》存在的話，為什麼就沒有學者指出來？《漢書》成書在《太玄經》之後，在《五行志》中，班固提到了五行生數和成數的問題，它似乎是劉歆等作《太初曆》的一部分內容。作為以記錄歷史為榮的班固，應該不會把如此重要的，作為“中華文化起源”的河圖記錄得如此草率，而且也不為之正名。
    另一個佐證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事件，並不是對所有的典籍全部焚毀，焚毀的是自己為乘傳著正統得儒家經典，當然肯定有擴大化的現象。但對如《夏書》《商頌》《周書》、兵家法家等等的著作都予以保存。他禁止私學，卻發展了公學，並對歷史文字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漢文帝之前的人物所引用的典籍大體上與《左傳》沒有什麼區別。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董仲舒和賈誼的時代。隨後，孔子壁中書的發掘出現，儒家興起。
    漢宣帝時劉歆與太常博士書的言論應該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情形。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曆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製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蔔，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贊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湣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湣，士君子之所嗟痛
    劉歆所述與實際情況大體相符，但也只是一家之言，帶有明顯的尊儒而貶低其他諸子百家的個人感情色彩。是以儒家一家的興衰而言的。如天下惟有易卜，未見它書，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馬王堆帛書，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劉歆自己整理典籍時，事實上的諸子百家的典籍的數量大體相當。只是儒家經典多是後世發掘整理而出的。這在《漢書.藝文志》中反映的非常清楚。
    不過從劉歆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見《周易》在秦時沒有受到禁毀，並且一直流傳於世，傳易者達到了四家之多。《藝文志》中就包括了《易》與《龜書》兩大類。如果有被稱之為河圖的數圖的話，漢儒不會不提及。但我們確實找不到這方面的隻言片語。

眾多的學者為什麼會對“河圖”如此重視？ 很大的原因就是《系辭》的記載：“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凶吉，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定之以吉凶，所以判也。”
    首先，《系辭》所述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很明顯地與“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語義重複，而且上下均不連貫，有後人竄入之嫌。而系辭本身也沒有第二句與之相關聯的敍述。反而在記載伏羲作八卦時說：“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仰則關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中間根本就沒有提到“龍馬出河圖”這件事。
    最早記載河圖的是《尚書.顧命》在描述周成王喪禮陳設時說：“越玉三重。陳寶、赤刀、大訓。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在這裏，河圖能與大玉、夷玉、天球陳列在一起，很可能也是一件玉制的陳列器。能在周成王的喪禮上出現，又表明它可能帶有特殊的意義。只可惜它與伏羲時代至少相距一千八百年之久。
   《墨子.非攻》中更對它出現的時間與地點作了詳細的描述：“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巔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這裏指明了河圖是周文王時在黃河邊發現的刻有圖形的綠色玉器。由於春秋時已經是運用“大衍之數”作為占卜依據，如果是與之有關的圖形，墨子不會不指出來，而只是僅代表一種“乘天命”的吉兆。
    同樣，在先秦文獻中，也沒有把河圖與伏羲，與八卦聯繫起來。如《管子.小匡》中說：“桓公曰：餘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和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者，豈異乎此乎？管子曰：夫鳳凰鸞鳥不降……昔人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而《論語.子罕》則更為簡便：“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這只是孔子不得意時的一句哀歎。
    河圖洛書在先秦被認為是祥瑞的寶器，與鼎器相似。當然也有別的說法，如《春秋.命曆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分野。”這是說河圖是記載州界的地圖。《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行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河伯乃于天子批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蠟銀等物，皆河圖所載……”這裏直接說河圖是會有天子寶器的典籍。
    唯一把河圖與八卦，與周易聯繫起來的只有據說是春秋時孔子所作的《系辭》。但《系辭》本身的來歷就是不明的。
    1973年12月，從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量的帛書、竹簡、和木簡。其中就包括了《周易》，是西漢初期文帝時的抄本。是我們現在所能得到的最古老的《易經》實物資料。包括《六十四卦》和《易傳》六篇。其中的《六十四卦》與通行本除卦序外大體相同。但不包括《彖辭》《象傳》和《文言傳》。卦畫有甲骨文的一和八組成。而《易傳》與現在的易傳即《十翼》有很大的不同。
    帛書《易傳》大體上分為《二三子問》《系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六篇。
《二三子問》與《六十四卦》合抄在一起，約2500字，基本上採用“易曰…… 孔子曰……故曰……”這樣的形式依次解說卦辭爻辭。
    《系辭》篇共64行，約3000字，沒有分上下篇。包括了通行本《系辭上傳》除去第八章的所有內容，通行本《系辭下傳》的第一、二、三章，第四章的第一、二、三、四、七節，第七章的“若夫雜物撰德”以下部分以及第九章。
   《易之義》也有人稱之為《系辭下傳》。始於：“子曰易之義，呼陰與陽……”其內容包括《說卦傳》的第一、二、三節，《系辭下傳》的第五六章，第七章的“若夫雜物撰德”以上部分以及第八章。共46行，約2000字。本篇彙集了各種易說的形態，用陰陽，剛柔，文武，動靜等對立的概念來解易，再三地解說乾卦，坤卦的卦辭爻辭，這些都與通行本《周易.文言傳》相似，但相異點是顯而易見的。
   《要》篇共18行，約1070字，內容包含了系辭下傳第四章的第五，六，八，九節以及第八章的一部分。
   《繆和》篇記載繆和、呂昌，張謝等人與傳易者的問答之辭，約5000字。
   《昭力》與《繆和》相似，但字數只有1000字。
   漢代的書籍所用的木簡竹簡有長短之分。長簡用來書寫經典，短簡用來書寫諸子傳記。與此對應，帛書也分全幅與半幅之分。而像周易這樣寫在全幅帛上的都是當時重要的著作。而像寫在半幅帛上的《老子》甲本和卷後書則是一般讀物。所以這部《周易》在當時應該是最具有權威性的《周易》全書。
    問題是一直被人們認為是《十翼》中最古老部分的《彖辭》《象傳》沒有包含在《帛書周易》之中。我們在《帛書易傳》中可以找到可能是《彖辭》和《象傳》的原型文章，但與通行本的距離還相當遙遠。《序卦傳》與《雜卦傳》根本就不存在。《說卦傳》只有開頭三節且包含在《易之義》篇。而《易之義》篇絕大多數都是對乾坤兩卦的解釋，應該是《文言傳》的雛形。唯一稍具規模的是《系辭》，但也是散見於各篇且章序與通行本也是不一致的。
    基於以上的情況，我們不能說《帛書周易》沒有把《周易》的全部內容收入。而只能說在漢初，除了《系辭上傳》大體完成以外。《系辭下傳》還處於草稿階段。《文言傳》只是一個雛形。《彖辭》和《象傳》還遠沒有出現。最多只是即將成立的狀態。那麼作為其全體,《易傳》只能是漢初，學者們在整理《易傳》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集眾家之言的作品。而絕不是孔子所作。
而這一過程恐怕在劉歆時代仍然沒有完成。因為在《漢書.藝文志》中，四家易傳是作為單獨一家而編成一卷的。作為《易經》的《周易》分成三十二卷收入在《龜書》之中，是作為占卜術而收的。考慮到就是孔子的大部分作品也只是在稍早時期從孔子家中的壁內發掘出的這一事實。即便孔子有關於論述易經的言論，也絕不會比《帛書周易》完善。更何況傳易者歷經了戰國，秦漢，一直不絕而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狀態。事實上，周易直到漢初恐怕與儒家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更不是什麼儒家經典，否則難免會獲“挾書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