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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殿龍: “不戰而屈人之兵”關鍵在“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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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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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

 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謀這個源自中國古代的謀略,最近因為將軍們的頻繁引用,而重新提高了熱度。鄙人趁此熱度,來談談對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解。

 

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爭和謀略的最高境界,是政治家和軍事家共同的追求。但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需要條件的。

 

其一,兩國實力相差懸殊。大國不怒而威,小國如果沒有外援和犯渾,一般不會輕易招惹大國。招惹大國之後,大國如果震怒,不惜一戰進行懲罰,小國多會不戰而退,服軟讓步。現代情勢下,多是無需出兵,很多事情,小國都主動讓步。一旦出兵,往往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而是要屈服其國。如美國對中東、北非的一些戰爭等。

 

其二,兩國條件相差不多,但外部和內部條件發生巨變。比如伊朗伊拉克,兩國當初國力十分接近。但當打過數年的兩伊戰爭之後,國內支持者和經濟發展,以及美英等國對雙方的支持力度發生了變化,兩國的實力也發生了改變。更大的改變是第一次海灣戰爭,伊拉克嚴重被削弱,伊拉克不戰就部分讓步於伊朗等。

 

其三,兩國綜合國力相差無幾,但彼此對對方的戰爭意誌和軍事力量拿不準。

這種情況更多。所以美日都希望中國軍事更加透明,以便量化對付中國的成本。而戰爭意誌是自外於軍事裝備之外的領導層的判斷和魄力。

 

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謀等戰略思想不但總結於中國,中國古代也有很多這樣的戰例。如,中學課本學習過的就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課文《燭之武退秦兵》。燭之武用利害關系,說動秦國,瓦解了秦晉聯盟,讓兩國各自從各國的利益思考,不戰而退。這種“屈”人之兵,嚴格來說不是“屈”,是“退”人之兵,對雙方來說都沒有屈辱和服從。

 

鄭國自從鄭厲公之後,日漸衰微,被晉國楚國交相包圍、攻打。鄭國左右搖擺,誰來就投靠誰。晉國楚國不戰而返。從鄭國的角度,看似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實際是別人不戰而讓自己屈服,站在晉國和楚國的角度看,鄭國的屈服是沒有意義的。晉國要“屈”的對象應該是楚國,就像楚國要“屈”的對象是晉國一樣。鄭國不過是晉國、楚國間的一顆棋子。

 

澶淵之盟,是消弭了一場戰爭,但是這個條約是以宋國賠款為代價的城下之盟。對戰力和意誌力很差、訴求不高的宋國,似乎也可以說得到保住疆界沒有進一步大量流失,能夠安享自己的腐化生活,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嚴格算。也是小戰而“退”人之兵。遏制了遼兵繼續南下,甚至可以滅亡宋國的勢頭。但即便這種讓步的城下之盟,也不是不戰得來的。而是宰相寇準強力催促宋仁宗北上澶州(濮陽)做好全力抵抗、不惜一戰的態勢,並在澶州城下殺死一員遼國大將,才使得金兵接受當時的條件。如果宋仁宗不聽勸告,或者是直接南逃,遼兵就會進一步擊潰沒有鬥誌的宋兵。宋就沒有和遼和談的資格而直接被滅掉。至少其談下來的和談條件還會比澶淵之盟差很多。

 

並不是實力絕對強大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略上形成的一個相對對己方有利的戰略態勢。操作起來不但是高難度,也是需要有堅強的戰爭意誌和過強的軍事實力。即使自己實力強大,但沒有不惜一戰的意誌,沒有必勝的信念,也是不會讓別人屈服的。比如美國,和當年的北越、北韓相比,不知道強大多少倍,因為戰爭的目的不明確、對核心價值維護的信念不堅定,不義之戰沒有不遺余力的支持等。讓當時美國沒有人認為值得不惜血本為之一戰,多死一人都不值得。美國外部深陷戰爭泥潭,內部反戰越演越烈。實力懸殊的美國大兵壓境不但沒有不戰而屈人之兵,反而因為戰爭讓自己灰溜溜的。

 

古代信息、交通不發達,可以利用信息不暢、戰爭的突然性等,發生“弦高犒師退秦兵”的故事,以類似欺騙的方法不戰而屈(退)人之兵。現代戰爭不要說,真正地“屈人之兵“很難,讓別人不主動挑釁你,都要看自己在維護核心利益時,自己有什麽樣的意誌、實力和智慧以及有多少個鐵桿的朋友等。

 

單純以釣魚台問題而論,中國軍事實力的模糊和核力量的威懾,以及中央決策層對釣魚台事件堅強背後的深不可測,或者是戰略模糊,才是讓對方不敢進一步挑釁,甚至一夕數驚的關鍵所在。如果任由軍方高層放言,釣魚台問題對中國僅僅是個“面子”問題,並且現在已經掙足,無論是中央真正的定調,還是自己的妄言,都會將之前的努力廢於一旦。要想讓別人感受到自己真正的強硬和對釣魚台問題的重視,達到先前的漸漸占取的一點點主動,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更高的代價。

 

古今中外的歷史說明,不戰而屈人之兵,稍有不慎或者沒有不惜一戰的意誌和實力做底氣,沒有經過實戰證實過你有這樣的意誌和能力,來維護自己要維護的東西或價值,很容易被外界解讀為是一種自我退卻、妥協的投降主義。清朝就是這樣,外國列強要什麽給什麽,讓人家打你都懶得或者不好意思打。

 

中國三十年沒有戰爭,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沒有人民的生命財產受損失、迅速發展經濟。壞事是,很多國家認為中國虛有其表、外強中幹,不能打仗、不敢打仗。因為中國數十年來都以韜光養晦、維護得之不易的改革開放的大好經濟發展局面為由,隱忍了許多小國的羞辱和侵犯。中國對周邊領海、領土聲稱有爭議的一些國家,同時地、過多的擱置,無疑就是一種縱容。設若各個時期都分而治之,各個擊破。中國經濟建設的局面未必會中斷,持續地局部小沖突,不但可能讓問題各個解決,也保持中國有實戰的能力,讓軍隊內部不至於安逸腐化到如此地步。也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積重難返,很多問題都積到一起不知從哪裏先開始解決和什麽時候解決。要命的是,這些問題畢竟還是要解決的。時間並不都在中國一方。

 

實力不是屈人之兵的絕對條件。不戰而屈人之兵,實行最好的時代是毛澤東及其打過仗的第一、第二代領導人。這是因為全世界都知道這些領導人的意誌和魄力。這些領導人為了自己的信仰和當時的政權,不惜血戰到底的決心,沒有任何人會懷疑。這種意誌,讓當時還很衰弱的中國能夠抗衡比自己大幾個量級的外國敵對勢力。

 

如果中國為了維護所謂的經濟發展環境,為了吝惜民眾不要兵兇戰危,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答應領土爭議國的要求,早早地像和俄羅斯那樣徹底劃定邊界。

 

不戰而屈人之,“不戰”是表象、是手段,“屈”才是最終的目標和目的。顯然“屈”是要“屈”別人之兵,而非自己退縮。別人不追,就意淫為別人屈服了。中國要不戰而屈人之兵缺少的不僅僅是更多先進的裝備,而是更多的智慧、更強的意誌和更好的時機與方式。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不審視“屈”人的效果和程度,只強調“不戰”很容易被視為自我退卻。以釣魚台而論,兩國間的“屈”人之兵的最低標準,也應該是讓日本承認和默認爭議的存在,而軍人的標準則應該更高:只要中國主張的領土還被別人占領,永遠都是恥辱,一天不收回,就無“屈”人之說,只能說不戰。不戰有時也是一種選擇,但無需誇大為已經“屈人之兵”,予人笑柄。

畢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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