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小心！這應該是聽到有人喊「陷阱」的自然反應。可是，還是有許多人掉進去，包括不少台商。

喊陷阱的不是台灣人，是出生於湖南的中國女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她喊「陷阱！」並不是專門喊給台商聽的；不是，她是要向全中國人大聲疾呼的；更正確的說，是要警告中共政府的，因為這些陷阱正是中共官方佈下的，解鈴還須繫鈴人。

幾年前我有幸讀到第一版的《中國的陷阱》，現在知道何女士此書的修訂版即將面世，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特別向所有關心中國經濟與台灣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人，真誠、鄭重的推荐這本書：這裡有您不能不了解的中國經濟真相。

原始資本累積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在披露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出現的種種問題，包括貪污腐化、貧富懸殊、道德敗壞等等。由於這些問題是以公權力介入造成的，所以特別嚴重。這些現象，在書上是以「圈地運動(瓜分國土)、自發性私有化(化公為私)、權錢交易(官商勾結)、權力市場化或權力資本化、國家機會主義」等呈現。這些問題也可以綜合成一個觀念，就是「原始資本累積」。

所謂「原始資本累積」，在此是指「資本大量地、掠奪式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意思。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特別是結合了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資本主義原始累積成為一個很煽情的批判。但這部分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的主意；就像凱因斯學派(Keynesian)很盛行時，有人就指出這個學派的很多主張，並不是凱因斯(J.M.Keynes)本人的意思一樣。《中國的陷阱》第一版有一篇秦暉寫的導讀，裡面花很長篇幅討論「原始資本累積」。根據他的說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分別在兩章提到「資本主義累積」與「原始累積」(previous）；後者是指「在資本主義之前，有一種『原始累積』…」。這種原始累積，指的是一些與市場機制無關的搶劫行為，如強迫勞動、獵奴、海盜、強占公產、搶劫黃金等。但是，這樣兩個不相干的名詞，因為英文(previous)譯成德文(ursprungliche,最初的、原始的)，再傳到俄國，就變成「資本主義原始累積」。中國人把它譯成「資本主義中『最初』累積」，於是，原來與資本主義無關的「原始累積」，就被附掛在資本主義裡面了。

造化弄人，這樣用「血和骯髒」對資本主義的無情痛斥，竟然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活生生的公然演出！
《中國的陷阱》作者自訂的英文題目，就是The Primary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現代中國的原始資本累積)。了解真相後，您也可能會掩卷嘆息：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最嚴厲、最激情、最煽情的批評，原來講的是它自己！

腐敗全民運動

何清漣在這本書搜集整理了大量「原始資本累積」的腐敗事實，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被政府刻意掩蓋的根本經濟真相。這些個別案件，不論是講國企主管如何將國有財產「五鬼搬運」到私人庫房，或泛濫成災的地下工廠如何生產偽劣商品，或官場裡優敗劣勝的人才反淘汰，…很多是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所不能想像的。但是，最根本的腐敗在於體制腐敗。這種制度結構性的敗壞，已經不是任何個人能夠改變的了。

中共官員的腐敗，連年得到首獎，是中國百姓最痛恨的社會問題。連中共黨內中高級幹部都一致認為，目前是中國腐敗最嚴重的時期。人民甚至認為腐敗的官員連妓女都不如，說妓女拿了錢還要提供服務，而這類人拿了錢，連起碼的職業道德都不顧。網路上流傳一個「妓女萬歲」的貼子，舉出四十五種貪官不如妓女的理由，結論要求貪官向妓女學習，以達到妓女水準。

但是，量大後可能產生質變。據2003年的一項「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統計調查，幾年來一直名列前茅的「腐敗」問題，已經一落千丈，幾乎快要被擠出前十名了。分析家說，這不表示中國的腐敗問題減緩，而是人民「哀莫大於心死」，因為心死而不在乎了。過去，人民還會對腐敗冷嘲熱諷，官方就虛與委蛇，偶而也殺幾個失去靠山的貪官，來平息一下民憤。對那些真有影響力的，如記者，或上訪反貪、鍥而不捨的人，官方則是給予嚴厲打擊；迄今中國仍判刑關押不少記者，也有為此而犧牲生命的教師。

當民間對腐敗的影響，有如「清風掠過一溝絕望的死水，吹不起半點漪淪」時，失望的百姓的可能反應是同流合污，一齊腐敗。百姓的腐敗就是道德淪喪。在中國，什麼都可能是假的，化妝品、飲品煙酒、服裝鞋類、音像製品、藥品和農業生產資料最為嚴重。市面上有假菸、假酒、假藥、假木耳、假牛奶、假種子，人們普遍講假話，學校發假文憑、辦假留學，企業做假帳，股票假上市，官方也不甘落後，創造假數字、辦理工程、偽造假民謠，在天安門公然上演假自焚。外國雜誌以「騙子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來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不反腐會亡國

中國腐敗的問題非常嚴重，可說人盡皆知。很多地方都發出同樣的聲音：再不反腐，中國就會亡於腐敗。朱鎔基1998上任總理時，提出「二百口棺材」論，說要用199口來肅貪，留一口給他自己；意思是命豁出去了，一定是要消滅中國的貪官腐敗。多大的魄力啊？！2002年朱鎔基下台了，結果呢？

新納入本書第十一章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是《中國的陷阱》(第一版)出版後，作者發表在湖南《書屋》雜誌（2000年第3期）的文章。據說，這是何清漣遭到整肅的導火線。在那裡，何女士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原來的官僚階層現在則演變成新精英階層（官僚精英與經濟精英結合，外加知識精英），依中國憲法規定應為領導階層的工人與農人，竟淪落成社會邊緣層，中國已經由老權貴帶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新社會」。

精英集團為了分享內部資源，建構了政治、文化、經濟資本的可轉換性，在公權力介入的所謂改革中，將權力資本化來累積私人財富。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腐敗也因量變而質變：八十年代是「個人腐敗」；進化到九十年代初期以後的「組織化腐敗」，特徵是一把手（單位首長）帶頭腐敗、機關間權錢交換、下級向上級賄賂以獲得上級財政支援；到1998年以後，再進一步演化為「制度化腐敗」，不但腐敗普及到各機關，而且發展出制度性的分配機制，減少腐敗行為造成的磨擦，這時，抓貪污反腐敗淪落為政府高官間權力鬥爭的工具。

那麼何謂資本可轉換性呢？我們以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轉換為例，何清漣說，典型的作法是讓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結成血緣關係，通常就是「一家兩制」：丈夫或家長當官，妻子和兒女就拼命撈錢。就這樣官商合作「權力資本化」，結果，佔全國1%的人口把中國人民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國有資產變為私有財產；與此同時，工人和農民邊緣化了：他們失去工作，失去土地。

這就是魄力十足的朱鎔基執政十年的成果。不錯，不反腐會亡國。但是，當腐敗制度化了，機關之間形成一套分配機制後，真要反腐，必然會激起黨內既得利益者的反彈。所以中共掉入了一個「不反腐敗亡國、反腐則亡黨」的陷阱裡。

大時代的見證

這本書並沒有一般經濟學術專著中煩人的理論模型、數學符號、或百分之多少顯著水準的統計迴歸分析。這裡有的是：大量的一手資料與經濟史實，經過作者有系統的
整理、分析，進而對中國改革開放前景提出推論。可能有人忘了，其實「理論」就是用來幫助我們發掘現真相的工具。而這裡所講的，正是「真相」。這本書是一個大時代的見證。

什麼大時代呢？共產主義統治人類超過三分之一人口達五十年，後來證明它是不行的。不行了，就要改變，但如何收拾這場悲劇呢？
一個國家要從共產主義改邪歸正，變成資本主義，有兩條路：一條是一下子就改變過來，學理上叫做「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另一條路是慢慢改變，稱為「漸進療法」(gradualism)。前者以蘇聯為代表，包括東歐共產國家，它們的特徵就是共產體制幾乎在一夕之間土崩瓦解；後者主要就是中國。從表面上看，蘇聯解體後，有一段不短的痛苦時間，經濟負成長、社會混亂。但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則是一路長紅，經濟連年高成長，甚至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屹立不搖、一枝獨秀。不少人看到這個表相，就得到一個結論，說漸進式的改革才是正確的制度轉型途徑。但是，也有人慧眼獨具，認為漸進式的體制轉型，是在製造另一場悲劇；因為缺乏憲政體制改革的經濟轉型，表面光相亮麗，實則「敗絮其中」。經濟學界對此已有堅實的
學理論述，何清漣則從實務面見證了這段歷史。

中國這場漸進式體制改革最大的問題，就是計畫經濟退位，但補位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放任官員進入經濟領域，「隨意化」的行政干預。說是體制改革了，好像是說中共放棄共產體制了，但來自政府和壟斷性國有機構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不僅沒有減少，而且變本加厲；因此，取而代之的，是半市場經濟與半隨意化行政干預的雙軌制。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Adam Smith)1776年出版他的《國富論》時，對這種體制就有一針見血的批判。他說，「任何兩種性格，都沒有像商人 (泛指所有企業經營者) 與君王 (意指政府)這兩種性格那麼矛盾。商業性格是極壞的君主，而元首性格則是極壞的商人。」中國漸進式的體制改革，正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矛盾的組合，它怎麼可能沒有問題呢？

何清漣女士的這本巨著，就是中國大陸這場改革開放的歷史見證，見證這種改革掉入了腐敗的陷阱，陷入了一個流沙阱，先是官員沒頂，百姓隨後遭殃。

湖南邵陽才女

1989年「6．4」之後，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中國知識份子留在國內的不多，何清漣女士是其中之一。她留在深圳悄無聲息地做研究，1996年8月本書初稿完成後，作者周遊北京等五省市九個出版社長達一年半之久，雖然獲得編輯贊賞，但最終還是沒有人敢替她出版。何清漣後來寫道：「在無可奈何之中，我這本寫給大陸中國人看的書，卻只能拿到大陸之外的地方出版，其中所蘊含的種種無奈和痛苦，已不是幾千字的短文所能述說的。」

在一篇〈何清漣敲嚮了中共的喪鐘〉的文章裡，前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法律編輯兼記者張偉國透露說，就在《中國的陷阱》1997年9月在香港出版后，中共最高層就有過激烈的爭論。當時，他們不僅曾派人專程到香港購書，並由安全和公安部門同時做好了拘捕何清漣的一切準備工作。但不知是什麼因素起了作用，讓這位出自湖南邵陽的才女逢凶化吉。

因為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的關係，本書刪節版得以用《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在大陸出版，並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因此表面上，何清漣曾有一段意氣風發的日子。在《陷阱》出版之後，她的個人文集陸續在大陸出版，政論和時事評論也廣受歡迎。部分認同她的官員大力為她宣傳，例如張偉國就透露說，汪道涵就隨身帶著一本《陷阱》，所到之處，不遺餘力地向全國黨政官員推薦。大學研究機構與政府部門紛紛邀她專題演講。中紀委也邀請她為反腐敗「獻計獻策」。國際上一些關注中國問題的國家，也十分重視何清漣的意見。1998年下半年開始她先後應邀訪問日本、瑞典、美國等國，與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

不料，2000年6月何清漣訪美回國不久，即被告知，已依中央指示「降級減薪」、解除《深圳法制報》專稿部副主任職務，並且不准以本名或筆名在任何報刊雜誌上發表任何作品。據說，發表在《書屋》雜誌（2000年第3期）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就是導至作者遭到整肅的導火線。

被整肅的何清漣，並沒有按中央暗示，妥協地赴香港暫避風頭。對這段迫害，她自述說：「從戊戌變法開始，為了中國的民主富強，有仁人志士不斷在流血，我們本來主張不再流血，走改良道路，促進民主憲政，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我已經竭盡棉薄，我今天有這個遭遇，在我們這個國家也是必然，所以我已經想好了。這段時期，如果我要是有什麼人身意外，比如車禍、搶劫、入室殺人，都可以看做是某種黑箱操作的行為。」

還好，在這類暗殺之前，何清漣選擇了一條逃亡的道路。在經歷了長期被跟蹤、監視，住處被入侵，發覺生命危在旦夕之後，2001年6月她逃離中國。

俠女鐵肩妙手

按照何清漣的分析，腐敗已經使中國「軟政權化」，即中共政權已經無力實施自己的法律，並迅速「拉美化」（即拉丁美洲化），意指城鄉貧富懸殊、窮人入城成為貧民窟與犯罪來源、地下經濟泛濫、少數政治利益集團對中下層極盡剝削。這可能正擊中江澤民集團的要害，無疑也敲響了中共的喪鐘！

對何清漣用如椽巨筆橫掃貪汙腐敗的道德勇氣，張偉國說：『一位新聞界的前輩曾經感嘆：在推翻滿清皇朝的時候曾經湧現過一位名垂千秋的劍湖女俠──秋瑾──；現在，中國知識界卻鮮見「半邊天」的身影。如今，何清漣以自己的思想、言論和一身俠骨，彌補了這位新聞前輩的缺憾，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精忠報國又一典範，也是中國「巾幗不讓鬚眉」傳統的一個現代版。』

到底何清漣的俠義精神是怎麼形成的呢？這可能大部分是個人天性，但何女士在一篇〈追尋學者生命的真諦〉文章裡，自述她的思想成長歷程。生長於湖南邵陽的她說:
『60年代中期的邵陽市，曾生活著一批頗有「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這批人後來成了該城市「文革」中兩大圈子的核心人物。……他們的才華當時在文革的特殊產物大字報上盡展風采，讀到這些大字報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小女孩，但也被他們文章的氣勢所震懾，更為那種被革命英雄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陶冶出來的精神氣質所感動。我是直到十五、六歲，那兩個圈子因其核心人物星流雲散而不復存在時，才和其中的部分人交上朋友。那時的他們已經不再懷有「文革」初期那種激情和浪漫主義，多了幾分成熟和凝煉。從他們那裡，我常借到一些19世紀俄羅斯古典文學與法國啟蒙時代的文學作品，對別林斯基的作品更是情有獨鍾。也許正是受了這種影響，幾乎從青少年時期起，我對生活的觀察和思維就不太像一個小女孩。這段時期的思想營養以及影響我一生的那種道義責任感，幾乎全得益於這個圈子的一些朋友。……』

這份道德責任感迫使何清漣自認有責任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也就因為講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真相，這位中國現代俠女不見容於當道，流落外鄉。她揮出智慧之劍想拯救的那個國家不要她。何清漣或許會以為，向國外人士述說自己那牽腸掛肚的祖國，掉進陷阱，是既痛心又無奈的事。但我們相信，讓國際社會更多了解中國現代化的真相，是挽救中國的有效途徑。

小姐：

我的領悟力比較差，拜讀了兩遍您的大作，還是看不出您要說的主旨是什麼，可不可以提示一下呀？

還有，明朝萬歷15年發生了什麼事呀？怎麼就使中國進入了數字化管理時代呢？

至於您在樓下批評“國營企業”，的是高見，但國“營”企業並不等同於國“有”企業，只要有優良的制度，國“有”企業一樣可以辦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