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的馮道是我國歷史上頗受訾議的人物。歐陽修罵他“可謂無廉恥者矣”，司馬光罵他“乃奸臣之尤”，清代的王夫之說“【馮】道之惡浮于紂，禍烈于【盜】跖”。詈罵得如此激烈，似乎馮道真的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馮道為什麼挨罵？原因是他歷仕十君，三入中書，居相位二十余年，是個不倒翁式的人物。他在后唐、后晉均任宰相﹔遼太宗耶律德光滅后晉，他出任太傅﹔后漢時任太師﹔後周時任太師、中書令。

因此，在五代時，除了未在后梁任職外，他在四朝都是顯宦，加上契丹，共為五朝。

《辭海﹒馮道條》說：“后世因其歷事五姓，每加非議。”胡三省說他：“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這里牽扯到一個氣節問題。

幾千年來人們敬重的是忠貞不貳、守節不移的臣子，厭惡的是二三其德、朝秦暮楚的軟骨頭，馮道歷仕五朝，受到非議，自在情理之中。

　　如果不帶偏見，我們便不能否認馮道也是個值得肯定的人物。首先他敢于諫諍。在任唐明宗宰相時，規勸明宗謹慎遴選官吏，指出“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可不慎選”﹔請求多關注農夫，并背誦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的詩，不要傷農﹔其次他為官清廉，從不以富貴驕人。

他備位宰相，從無受賕玩法之事，“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他自己的俸祿，悉以賑濟鄉鄰，所居之處環堵蕭然，僅避風雨而已。

這在貪濁污穢、苞苴公行的封建社會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再次，荐舉賢能，延納后進。五代承唐之弊，講究門第，后周位兼將相的郭崇韜冒稱是郭子儀之后，凡有才能而門第低者均抑而不用。

馮道卻敢于力挽頹風，打破門第禁區，惟才是舉。只要有才能，即使有私怨也不計較。史圭在后唐為官時，素來廉潔守節，處事公允，但與馮道有齟齬。

石敬瑭即位后，馮道并不計較個人恩怨，首荐史圭，史圭這才佩服馮道的度量在己之上。

最後，馮道在雕板印刷方面的貢獻是盡人皆知的，說他是保存傳播傳統文化的功臣，一點都不過分。

　　當然，馮道也有許多缺陷和失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奸臣，而是瑕不掩瑜的政治家。

歷史上有一些人是可以蓋棺而論的，但有一些人棺材蓋兒是釘上了，但定論確實不易下的，號稱“長樂老”的馮道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在當時被稱為“厚德稽古，宏才偉量，朝代遷貿，屹若巨山”的長者，出殯時紙錢撒得讓樹上的青葉都變成了灰色，殊知不到百年，他的聲名一落千丈，司馬光就無情的鞭撻道：“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作，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歐陽修也評道：“無廉恥立人之大節，國家危亡致亂之禍根。

” 胡三省說他：“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清代的王夫之罵得更激烈：“（馮）道之惡浮於紂，禍烈於（盜）跖矣。”當然，其間也有如王安石、李贄者，為他寫翻案文章，但千百年來，在傳統儒學道德的影響下，圍繞馮道的爭論，依然是貶多褒少，喋喋不休！

馮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滄州，一說河北河間縣）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五代紛亂的時期，他先後俸事五朝、八姓、十帝，三入中書，每一個朝代變動，都要請他去輔政，他安居相位近三十年，是真正的政壇不倒翁。但要想深入了解馮道，必須要了解他生活的那個特殊時代和他一生的抱負——“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使百姓免於戰亂離喪之苦。

從唐末黃巢起義到五代結束，中國亂了八十多年，在那個強者的時代，諸侯並起，獨夫稱雄，這個當皇帝、那個當皇帝，換來換去，非常的亂，當皇帝的好多都是胡人，就算不是胡人，也與胡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民族的隔閡被戰亂擊碎，漢與胡的界面逐漸被血與淚所模糊，出現了民族間的大融合。

那時人們的願望是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希望結束以武力得天下，以暴力役萬民的獨夫的統治；在那個朝不保夕的日子裡，他們最高的要求是隻能是生存權的保障。

馮道於此亂世，已經沒有必要再墨守愚忠和狹隘的民族理念，只有國家一統，社會才能穩定，才能解黎民於倒懸，至於統治者是不是漢族，是不是正統，已經無足重輕了，為了蒼生百姓，一旦有一個強大的政權興起或者一個強者出現，馮道一定會降服於這個政權或者歸順那個強者，並輔佐他，以實現他的抱負，正如先賢伊尹，“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

在這八十年大亂中，馮道對於保存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拯救黎民於水火，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為了顧全大局，馮道甘願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忍辱負重，若非大智大勇者實在難以做到。

走近馮道，我們不能不為他傳奇的一生所感慨……

馮道並無顯赫的家世，祖上有時務農，有時教書，地位都很低，這使他對下層人民的苦難，有十分深刻的了解。馮道自幼沉穩忠厚，不挑剔吃穿，又十分孝順，只知道讀書，他希望從先賢的書中找到救世之方，所以即使是“大雪擁戶，凝塵滿席”，也不能改變他對學習的執著。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世，無論是敬仰他還是鄙視他的人，對他的才學都是十分敬佩的。

馮道於唐哀帝天佑年間入仕，給後來的燕帝，也是他父親的恩人劉守光做幽州掾，他一開始從政，就趕上了唐王朝山河日下，割據勢力蠢蠢欲動，剛開始時，馮道憑藉書生意氣，想用先賢的微言大義規勸暴戾的劉守光止戈息兵、尊道勤王，卻險些丟了性命。

這次厄運給馮道以很大的觸動，在獄中，馮道終於想通：在那個時代下，做為一個書生政客，想用先賢之道令天下止戈息兵，想當“純臣”從一而終是不可能的，於是馮道的人生觀發生了轉變，他最終選擇了一條順從於天道，盡心於所職，盡責於百姓的“獨善其身”的人生道路。正如他在詩《天道》中寫道：
窮達皆由命，何須發嘆聲。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
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獲救出獄後，馮道投靠了宦官張承業，由於他廣博的才學，被張承業推薦給當時尚未即位的後唐莊宗李存勖。馮道工作盡職盡責，生活十分儉約，在莊宗與梁兵鏖戰的時候，他居住的軍帳是用茅草搭成，裡面沒有床席，每天只是睡在一捆稻草上；

他每天與下人們一起吃飯，使用相同的餐具，沒有一點兒造作的樣子；在戰鬥中，他為受到冤枉的郭崇韜仗義執言，得到同僚的普遍尊重。

因他工作盡職，道德高尚，屢被升遷，任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正在他仕途得意之時，他的父親去世了，儘管莊宗有意奪情留用，但馮道毅然丁憂還家，為父守孝。

在丁憂期間，恰逢鄉里天災人禍，莊稼顆粒無收，正所謂“邑有流亡愧俸錢”，悲天憫人的馮道傾其家產賑災救民，自己躬耕於野，與貧苦的農民打成一片，對於年老或體弱，不能耕種自己的份地的鄉鄰，馮道會趁晚上去幫他們耕種，而不讓他們知道，愛民之心，可見一斑。他住在草棚裡，布衣簡食，地方官聽聞此事，給他送來“鬥粟匹帛”他反而不受，誓與百姓同甘共苦。

後來明宗聽聞此事，評價他“不以素貴介懷，是真士大夫也”，他的清廉、節儉、甘為公僕的高風亮節，即使在今天，也是為我們所缺少，為我們所提倡的，而司馬文正公視如此厚德為“小善”，未免有失偏頗。後來，契丹人聽說馮道的學問很高，治國有術，就出兵來搶奪他，被莊宗派重兵保護起來，契丹人沒有得逞，但越是得不到的東西就越珍貴，這也是馮道降契丹後受耶律德光重視的原因。

後來，他代表後晉出使契丹時，耶律德光因敬仰他的才德聲名，曾想以迎接天子之禮出城迎接他的到來。

丁憂之後，馮道被後唐明宗李嗣源拜為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這是馮道第一次當宰相，時年四十四歲。

他用人以才德而不問家世，罷黜無能的官宦子弟，他時常規勸明宗以仁德厚待百姓，對明宗的失德時而諍諫，時而諷諫，在馮道的輔佐下，在明宗朝，出現了社會安定的局面：“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粗為小康。”長興三年（932年），在馮道的倡議下，由石敏等人在國子監內校訂《九經》，並組織刻工印刷，給後世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遺產，古代官府印書之發端——“五代監本”。

說他是保存傳播傳統文化的功臣，一點都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