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逝世當天,蔣總統得知消息後,在國軍幹部會議訓話時,親自宣布了父親逝世的噩耗,並且沉痛地說:「胡宗南同志已經在今天去世了!他是本黨一個忠貞自勵、尚氣節、負責任、打硬仗、不避勞苦、不計毀譽,革命軍人的模範。大陸淪陷前後,他曾經屢次寫信給我,說至今還沒有能夠求得一個死所,其意若不勝遺憾者。後來當他在大陳調職的時候,他又寫信給我說:『今後我恐無死所了!』宗南同志現在竟未能如其所願,使他自己的生命得到一個轟轟烈烈光榮戰死的死所,實在令人追思不置。他死已附於正氣之列,自不失為正命,亦可瞑目於地下了!」
父親生前期待領袖肯定他寧可為國犧牲奉獻、甚至不顧生命的志節,逝後終於獲得。我記得,在尋找父親墓園位置時,是陸軍總司令劉安祺和副總長羅列陪著母親和我去的,到最後決定在陽明山的紗帽山麓,蔣總統也同意了,墓園經劉安祺將軍督導構工完成,六月九日舉行葬禮。整個公祭結束,作為墳塋入口的墓碑一直未封,好像在等待什麼似的,我仍然可以見到父親棺木周遭擺滿了用來吸溼的木炭;突然間,蔣總統到了。
我和弟妹跪在墓園入口迎接,蔣總統肅穆地拾階而上,他繞著墓走了一圈,親自走入墓裡,看看有足夠的木炭,又低聲問了旁邊人一些問題,才點了頭。他一走,工人就裝上父親的墓碑,墓就此封住,原來是等蔣總統過來看最後一眼。後來我看到蔣總統在當天的日記這麼寫:「黃埔一、二期學生皆忠貞之士……,而胡宗南與鄭介民二子乃忠貞之尤者也,今皆在臺先我而逝去為慟。」
隔了些日子,他又來到父親墓園,並在墓旁靜坐了好一陣子才離去。我如今回想當年,這是多大的轉變啊-七十年前的一九五○年三月,當父親自西昌活著重新踏上臺灣時,蔣總裁甚至不願見父親一面!
父親逝後哀榮,不僅大陳島舊部在馬祖東引建了「東昌閣」以示感念,國防部近來整修並改名為「胡宗南先生紀念館」,馬英九總統也曾參觀過;另外蔣中正總統還在世的一九六七年,父親的銅像在澎湖樹立,以表彰他「以繼往開來救國救民為職志,毅然從軍,畢生追隨 總統蔣公,致力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大業」,並對澎湖做出貢獻。銅像當年揭幕時,母親親率我及為善弟參加。
母親再起,重返學術界到病逝
父親突然過世那年,我才十四歲,就讀師大附中初三,年底受洗為基督徒。而哀慟逾恆的母親,這輩子可謂嘗盡人間苦楚,她靠主得勝,並為我們四個兒女奮勇而起,她協助張其昀先生籌辦中國文化研究所及中國文化學院,就此重回學術界,擔任家政研究所主任、家政系主任,並歷任訓導和教務主任,及副院長;一九六七年春又奉派出任省立臺北師專校長,作育英才無數。
母親非常照顧學生,特別是僑生,因為知道僑生隻身來臺,總是寂寞無依。她沒有什麼儲蓄概念,只要學生向她開口,她是有求必應,想來也是受到父親用錢觀念的影響吧-例如中國文化大學教授王士儀回憶,他念研究所時負責管理學校伙食團,常常會有周轉上的問題,第一屆學長告訴他有問題就去找訓導長,也就是我母親,結果母親每次都打開她的手提包,「有多少拿多少,八、九百乃至上千」,從沒看到她面有難色,後來才知道其實她的手頭相當拮据,那是家中日常開銷生活費。
十多年後,母親因癌症住院,最後九個月也就無法出院。那時我從事外交工作,派駐南非,回到臺灣探視時,她在病床上回顧自己走過的來時路,感慨地跟我說:「我少女時曾算過命,算命的先生說我這輩子會很苦,還真準啊。」我緊緊握著她的手,無話可說。母親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逝世,那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時刻。
我們兄妹在母親的銀行保險箱最底層,找到她於父親去世那年、四十八歲生日之時寫的遺囑,要孩子們在她去世後,於墓門刻下一句話:「這裡安息著一位忍耐一生永不屈服的女士,我們的母親」。她與父親從相知相戀到婚姻共二十五年,審視她歷經長年戰火之下,寫給父親信裡詠唱的生命之歌,及日後在教育上發光發熱,確實如此。(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