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城市首頁
等級：8
| |
| 2017/07/29 08:43:39 | |
兩岸史話－列強文明衝擊下的東亞秩序    汪兆銘政權以孫文主義的嫡系自居，視重慶政權為篡位者，試圖在南京延續黨統。 如果中華民族已經構建成功，抗戰就是愚蠢的決斷。抗戰在政治上之所以必要，正是因為蔣介石政權需要藉此推動中華民族的構建。為此，諸夏的歷史和傳統必須犧牲。 汪兆銘政權以孫文主義的嫡系自居，視重慶政權為篡位者，試圖在南京延續黨統。維新政權以1923年憲法和聯省共和國的合法繼承者自居，視重慶政權為共產國際代理人，試圖在北平延續法統。延安一面在形式上承認蔣介石的領導，一面暗中跟汪兆銘政權合作，利用雙方的猜忌，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戰爭的壓力迫使各方越來越多地推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和革命的外交政策。南京政權在革命外交方面，暫時領先於重慶。 抗戰建國民族建構 只要戰爭的骰子仍然在空中轉動，所有各方都用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解讀。對重慶的蔣介石集團而言，戰爭可以彌補自身的雙重不合法性：北伐作為共產國際的代理人戰爭，肆無忌憚地踐踏了辛亥以來一脈相傳的法統。蔣介石依靠軍方驅逐胡漢民和汪兆銘，又粗暴地踐踏了三民主義黨派的正統原則。 戰爭爆發以前，諸夏由眾多膈膜的小團體組成。大多數團體對待遙遠的中華民國，猶如對待古老的朝廷。朝廷和天災一樣難以抗拒，但根本上屬於異類。中華民族或任何建構想要打破這些膈膜，都必須首先摧毀這些小團體。 流亡重慶的下江人首先發現自己「屬於」中華民族，否則就會淪為無家可歸的浪人和難民。他們從此別無選擇，必須以抗戰─建國為藉口發動革命─征服，瓦解巴蜀士紳軍官和西南蠻夷部落，將總體戰結構深入到原有社會的廢墟內，才能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 中華民族原先只是眾多可能存在的未來路徑之一，此後就是證明自己正確的唯一途徑。「抗戰建國」自動轉化為「建設新中國」，實際涵義就是通過虛構舊中國，鎖定未來的路徑選擇範圍。意識形態的創新彌補了正統性的欠缺，如果蔣介石的發明獲得勝利，「下江人的流亡」就會自然形成新民族的誕生史詩。 建國神話有自身的邏輯，很難接受一部分而排除其餘部分。共產黨取天下以巧詐，以致於沒有積累到建國神話的最基本元素，不得不剪貼拼接蘇聯、日本和國民黨為自己不同需要準備的材料，包括「建設新中國」和「虛構舊中國」的核心程序，結果在《出埃及記》部分留下了難堪的空缺，只好發明更加脆弱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作為無產者的瓜菜代替。熔鑄了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形象。 1937年11月的國民代表大會流產後，1938年3月的國民黨臨時代表會議通過了《抗戰建國大綱》和《組織非常時期國民參政會，以統一國民意志，增加抗戰力量案》。國民參政會處在國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中間狀態，發揮了聯接統戰周邊和黨國核心的紐帶作用。 虛擬共同體（中華民族）像機車噴出的煙霧，保護和遮蔽了真實共同體（國民黨）。中華民國與國民黨不可分割，新中國和新三民主義不可分割，中華民族與華夏文明不可分割。重慶流亡政權相信，這樣的3層次鎖定足以造成法統虛位，給革命黨的社會重組計畫提供充分的自由。 汪兆銘集團在新三民主義陣營內的生態位，酷似托洛茨基集團在列寧主義陣營內的地位。他們看到遲鈍的庸人篡奪了領袖和先知的遺囑，驚愕的程度仿佛希律王的子孫穿上了所羅門的靴子。他們不希望在黨權重建社會的使命完成以前，就讓名義上的「行憲」變成革命半途而廢的藉口。 他們的黨治理想非常接近蘇聯意識形態專家痛心疾首的「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但他們自以為完全有能力繼承列寧主義的組織優勢，同時無需付出殘酷鬥爭的代價。歷史如果賦予他們較好的機會，就會產生酷似納賽爾主義和庇隆主義的左翼法西斯國家。 益發依賴個人形象 抗戰爆發前的10年，他們彷徨於不同的軍事集團之間。每一次失敗都降低了他們下一輪討價還價的地位，越來越依賴汪兆銘的個人形象。汪兆銘不大依賴他的集團，也不大照顧他的集團。自戀的詩人沉溺於拉馬丁和12月黨人的浪漫鏡像中，一向沒有缺乏過自願投靠的追隨者。 他看清了蔣介石策略的隱祕期望和致命弱點，對蔣介石的道德和智力都沒有多少尊重。他能夠容忍機會主義者占據權位，只要能保障自己珍愛的記憶或幻覺；但如果黃雀在後的篡奪者連導師的意識形態遺產都要吞沒，不合時宜的騎士之血就要重新點燃小資產階級文人的虛弱薪柴。 他如果不能拯救國民黨，至少可以死在蔣介石斷送國民黨以前。他的策略如果配合國民黨的全部實力，確實可以實現辛亥泛亞大同盟的理想主義，但由於這一點根本不可能，他只是發揮了分裂國民黨的作用。南京國民政府的左派傾向吸引的匪諜比重慶更多，尤其在國共合作從未中斷的情報機構。汪兆銘企圖阻止的，都由周佛海、潘漢年和李士群加倍地做到了。 （待續） (旺報) | |
| ( 時事評論｜國防軍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