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尋找祖國三千里

朱天順（1993於廈門大學）。（藍博洲提供）

林如堉與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同學-。 （藍博洲提供）

建國大學學生。（藍博洲提供）

向許多懷有抗日愛國思想的台灣青年宣傳大陸的所見所聞，動員他們前來大陸參加抗戰。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原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的台灣青年邱剛明，隨即放棄學業，經華南，轉赴陝甘寧邊區，參加大別山區的抗日游擊戰。

1939年12月，基隆台陽礦業股份公司最下層的小職員朱天順（1919年-？），不滿日本殖民統治而來到武漢地區。1940年10月，他和中共豫鄂邊區應城縣委取得聯繫，在日占區做祕密工作。1941年11月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經過敵占區，從湖北省石灰窯（今黃石市）渡江，於1942年1月14日，進入豫鄂邊區抗日根據地。

宣傳教育收集敵情

他跟隨李先念領導的新四軍第5師部隊一段時間後，又通過中共鄂東地委轉到鄂中地委。2月，走幾百里路後，到達豫鄂邊區黨委機關所在地，改名鄭淡青，負責編寫敵占區和敵偽軍情況的資料。9月，他被分配到新四軍第5師政治部對敵部，擔任敵工幹事，一直到日本投降為止，做了2年多對日軍宣傳，審查、教育被俘日軍，收集敵情，以及照管日本反戰同盟第5支部等工作。

1941年，嘉義大林人盧道龍（1917-？）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部畢業。早在大三那年，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他就參加了一個由共產國際建立的祕密的馬列主義哲學小組，學習革命道理，並展開反戰的宣傳工作。畢業後，他一面在醫院進修，一面繼續參與反戰活動，因而被日警列入黑名單，住處經常被搜查。他於是決心離開日本，開始尋找到祖國大陸直接參加抗戰的機會。

1943年，日籍導師在挽留不住的情況下，讓他冒名頂替，以「增援日本醫療技術人員」名義，經朝鮮奔向祖國大陸。他於是帶著妻子及其動員的幾個台籍知識份子，一起來到山西太原。他先在太原鐵路醫院當醫生，祕密支援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一些奇缺藥品和醫療器械，並掩護地下黨幹部。1944年8月，他因父親病逝而回台奔喪，又向許多懷有抗日愛國思想的台灣青年宣傳大陸的所見所聞，動員他們前來大陸參加抗戰。

後來，他遭到日本特高的懷疑，在敵占區的太原鐵路醫院實在待不下去了，於是通過共產黨地下交通員安排，冒險越過日軍封鎖線，來到北平。1945年春天，他與妻子互相換姓，改名林思平（思念和平），由地下黨交通員帶領，從北平到達抗日根據地－－晉察冀解放區的張家口市，同時由組織安排，在白求恩手創的「國際和平醫院」當醫生，擔負救死扶傷的繁重工作。同年夏天，一些被俘日軍編入八路軍後，他又發揮日語專長，向這些戰俘進行思想教育工作；妻子林芳枝也被分配到日本婦女家庭組，做起宣傳工作。

1942年春，就讀建國大學第3期的台北板橋人呂芳魁（1922-1946）與幾個進步同學離校出走，投奔關內抗日革命根據地。不料，事機敗露，逃到山海關，就被學校抓了回去。1943年冬，他和許多建大同學被日軍強徵入伍，並被分發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受訓。結業後，任炮兵少尉，駐軍日本和歌山縣。

1945年5月，他與駐軍日本四國島的建大同學游禎德祕約，逃離日本軍隊，經大阪、九州，由下關輪渡上海，輾轉來到仍在日本白色恐怖統治下的北京，然後歷經艱難，通過思想進步的台灣同鄉──北大醫學院和理學院教授林耀堂和蘇子衡先生熱心引薦，與北京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繫。

6月，他改為母親的李姓，易名子秀（妻名秀子），取得「良民證」，然後突破日軍重重封鎖，到達晉察冀革命根據地，參加八路軍。抗戰勝利後，他積極準備到平津和南方，爭取盡早返回故鄉，為振興台灣而鬥爭。

1945年1月4日，就讀北大政治系的台中縣梧棲港人陳定瀾（1924-？）展開尋找抗戰組織之路。1934年秋天隨父親及家人到北平，1943年夏就讀北京市立第三中學高中部期間參加進步學生組織「海燕社」的她歷經艱難後，抵達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所在地阜平縣，易名文英，投入抗戰。

參加祖國人民抗日

1943年，在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便熱切盼望日本戰敗、台灣重返祖國的台南縣人林棟，拒絕老師及朋友們要他在日本就業定居的種種挽留，在名古屋大學畢業典禮的當天下午毅然啟程，奔往苦難的祖國。他首先落腳山西太原，一面教書維生，一面尋找聯繫奔赴抗日根據地的途徑。1年後，他終於衝破日軍封鎖，到達太行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一名八路軍戰士，參加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1943年4月底，為了尋找參加抗戰的路，板橋士紳家庭出身的林如堉（1924-1950），從東京前往上海，就讀以培養在中國工作的幹部為任務的東亞同文書院第44期經濟科。10月25日，殖民地台灣當局開始臨時徵召學生兵，同時取消文科大學生的緩徵資格。 （待續）

（作者為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