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指導，依軍語詞典所下之定義是「對戰爭準備、和戰抉擇、戰爭遂行與終戰，所下之重要決策與指示。」它是一個家的領袖人物，無可旁貸的職責。決策過程中雖說可以運用幕僚，由智囊團協助選擇至當之決策方案，但最後的決心，必須國家領導人獨自為。這時候的國家領導者，是最感無助、無告的寂寞與孤獨。無論你的決策正確與否，無論全國軍民是否認同，你都萬斤重擔一肩挑，勇敢負起戰爭勝負的全部責任。尤其當你以超人的戰略眼光，力排眾議，選擇了你認為至當的決策，而付諸推動執行時，必然招致若干指責、批評、誣  、漫駡等等惡劣反應，且都一一集中指向你這位領導者。甚至更嚴重的造成部分部屬為反對你的決策而叛離，或倒戈相向。

  我們看蔣公日抗戰的戰爭指導，首先是戰爭準與各戰抉擇；日本軍閥早於民國十七年為阻撓北伐，派兵進駐濟南，造成「五三慘案」；民國二十年，日本乘我剿共，困於內亂之時，導演九一八事變，侵佔東三省，成立偽滿州國；民國二十一年發動「一二八」淞滬戰役；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陷我榆關，三月攻佔承德，將我熱河納入偽滿州國；更復窺伺察綏，南越長城，威脅平津。我全國軍民早己忍無可忍。但是蔣公當時深佑中國積弱不振，內亂未平，如立即導發戰爭，我無論在心理、物理任何一方面之力量，均不足以與日本抗爭。認為欲挽救民族危亡，期能在未來戢略指導上，必須先堅持貫澈三任務：一是在心理上喚起民眾；二是在物理上爭取戢爭準時間，俾依國家戢略逐步加強政、經、軍、心諸力量、尤其著重後勤潛力之培養，以能支持長期抗戰為目；三是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儘速肅清內亂，統一中國。

  要爭取戰爭準時間，就要忍辱負重。一方面要受日本軍閥加諸我國的奇恥大辱；另一方面還得忍受全國國民對政府「不抗日」的誤解與辱駡。中共最反對「攘外必先安」的政策。所以他利用張學良發動了「雙一二事變」。在西安挾持蔣公，要求立即放棄剿共（安內），一致抗日（攘外），終於瓦解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導致中共乘抗日戰爭坐大的不局面。蔣公當時曾苦口婆心地告誡全國軍民：「圖報國仇，謀雪國恥，要使中國不受帝主義的欺侮，真正逹到獨立自由的目的，今天只有忍辱負重，卧薪嚐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效法往哲先賢的志節，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國恥必可洗雪。」為此，蔣公在「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犠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犠牲。」直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挑起蘆溝橋事變，蔣公仍本和平交涉的初衷，循外交途徑交涉到七月二十六日，才認為和平已根本絕望，犠牲已到最後關頭方發動了全面抗戰。

   蔣公依孫子「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及「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得不戰」的慎戰指導，努力爭取來的戰爭準時間，其準備成困如何呢？茲英國史學家羅培士（P.M. ROXBY）在其著作中，對中國之備戢經過所述..「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有過九年建設事業。其間雖不乏可以批評之處，但確實有甚大之成就，建立國家力量已 初步成功。將領中不乏厶忠體國之人。在行政、司法、金融諸方面，均有改革。頗有為西方專家贊許者。鉄路、公路、航空、航海線之開拓，於中樞行政工作甚有裨益。尤其四川的安定與建設奠立了抗戢的基礎。」羅培士的評論，可謂客觀而中肯。

  蔣公對抗日戰爭的遂行指導，乃依中日雙方之國力對，我國劣勢但有地大人多的優越條件，首先決定了以空間擙取時間的長期持久抗戰指導，並納入國家戰略指導構想。其構想是「中國以『抗戰建國』為目標。團結海內外全民族一切力量，並爭取與國支持援。運用廣大國土與人力，堅時洔久抗戰，創造有利之機勢，而謀救亡圖存，爭取最後勝。同時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準繩，積極使抗戰與建國併行，培養國力，支持抗戰。並期在抗戰之後獲得長治久安。」

    對上述國家構想中之「爭取與國」，並依孫子「伐謀伐交」的戰,略理念，努力展為弱劫國家對抗強權的大戰略措施..「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的國家及民族，制止日本侵略。結合歐美各國的利益，和目標相同的友邦，使中國由獨立抗日，發展為聯合同盟國家共同對軸心國作戰。堅時到與世界戰爭同時結束。」（見蔣緯國著「八年抗戰是怎樣打贏的」）李德哈逹認為大戰略的著眼是要超越地平線，看到後的永久和平。所以蔣公在開羅會議中不主張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而是求有條件媾和，並主動放棄賠款要求，以追求戰後永久和平。這也是孫子「戢爭與和平」哲學的終戰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