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咨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

昔管仲稱軒轅有明台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吾丘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之之陳於珠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

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采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谷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環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游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存於茲矣。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者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驗古明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

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剛，攡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譯文】

《詩經小雅》說「周爰咨謀」，是要誠心地訪尋賢人來商量。可見議是普遍的訪問謀劃。議，之所以說是說話得宜，就是因為考查事情仔細周密因而得宜。《周易．節卦》說：「君子用節制來制定法度，議論德行。」《尚書•周官》說：「按照一定的法度來議事，政事才不會迷誤。」議事貴在有節制，這是經典的要求。

從前管仲說過，黃帝曾有「明台之議」。這就說明「議」由來已經很久遠了。在洪水的災難裏，堯便去詢問四方諸侯的首領；推舉出任政務的人選，舜和五位大臣籌謀商量。黃帝、唐堯、虞舜這三代所以興盛，就是因為連打柴的老百姓的意見也徵求到了。到了漢代，才開始設立駁議制度。駁，就是雜的意思。議論的意見很多不純，所以叫做駁。自從兩漢禮制昌明，作為模範的儀式明白具備，人才濟濟，發言議論的聲音充滿了整個朝廷。如賈誼代表所有的朝臣發表的意見，可以算得上發表議論敏捷的人了。至於吾丘壽王批駁禁止百姓挾帶弩的主張，韓安國辯論不宜對匈奴進行進攻的問題，賈捐之反對繼續派兵鎮壓珠崖叛亂的意見，劉歆為漢武帝建立宗廟的辯護：雖然各自的質樸和文華不同，但是都抓住了辯駁的問題的要點和敍述的要領了。至於張敏請求廢棄《輕侮法》，郭躬為秦彭的辯護，程曉建議廢除校事官一職，司馬芝議論恢復五銖錢的制度，何曾主張免除株連出嫁女的法律條文，秦秀為賈充定諡為「荒」的奏議，都是事實確當公允，可以說是明白了「議」這種體制。漢朝善於寫駁議的，以應劭為首領；晉朝作議的能手，則以傅成為第一。應劭博古通今，所以他的駁議議論通貫有條有序；傅咸懂得國政的治理，然而他做議文卻文辭重複瑣碎。到陸機議論編寫《晉書》所載歷史的斷限，頗有鋒芒，但是辭采過多沒有刪削，顯得累贅，損害了文章的骨力；但也各有自己的優點，保持了各自的風格。

正如經典所言，有行動先要詳細擬議計劃，明察可疑的事，為了恭敬謹慎地處理各種事務，使得統治的方法緊張和放鬆合適。所以寫「議」的主要依據，一定以經典的內容為關鍵；採取前代的典故史實，觀察當今的各種繼承變化，說理不荒謬，用字不隨便。還有，祭天祭神一定要熟悉禮儀；論軍事方面應很熟悉兵法；議論田穀莊稼方面一定先要通曉農事，判斷官司方面的議文務必要精通法律。然後突出論點來顯示它的意義，用嚴正的文辭加以概括，文辭明辨簡潔為確當，不以繁冗縟麗為妙；敍事述理以明確扼要為美，不以曲折隱晦為奇特。這些就是寫作議這種文體的綱要。如果寫議文不注重要解決國家政務中的問題，而只是玩弄筆墨，文辭支離破碎，內容牽強附會，徒然運用辭藻，終為客觀事實所擯棄。即使說得有道理，也要被浮游的文辭所埋沒。從前秦國的國君把女兒嫁給晉國公子，隨從陪嫁女都穿著彩衣、打扮得很漂亮，結果晉人看重陪嫁的女子而看不起君王的女兒；楚國人把珠寶裝在用香料熏過的精緻的匣子裏，後來寶珠賣給鄭國人，結果鄭國人買了匣子而退還了寶珠。如果寫議文只講究華麗的文辭，使文辭掩蓋了所有的道理，枝節勝過了主題，那秦人嫁女、楚人賣珠的笑話，又出現在當前。

另外要談對策，是對答詔書所提問題而向天子陳述自己的政見；射策，就是為了探究事理而向天子奉獻自己的意見。言辭說得中肯，事理又說得準確，就如同射箭射中了靶心一樣。對策和射策兩種文體的名稱雖然不同，但都是屬於「議」的另一種體裁形式。古代造就的人才，選拔能辦事的，考試善辭令的。漢文帝中期，開始詔令諸侯王公卿和地方官郡守舉薦賢良。晁錯回答漢文帝提問的《對策文》最好，被舉薦為第一名。到了漢成帝更為顯著，廣泛訪求人才，對策的人因第一而被提升任用，射策的人射中了甲科便入仕做官。這確實是選拔賢才的重要方法。看看晁錯的《對策文》，檢驗古代來說明當今，文辭有裁斷而辨明事理，論事通達而豐富，他能夠超群出眾，高升第一，確實完全是有根據的。董仲舒的《對策文》，根據《春秋》的大義，本著陰陽兩氣相生的變化，研究各個時代的政治演變，文辭多而不煩瑣混亂，是由於明白事理的緣故。公孫弘的《對策文》，簡明扼要而不旁徵博引，然而他能總括要點而文辭簡約，事情切合而情理昭舉，所以太常官雖然把它定位下等，而漢武帝卻把它擢升為上等。杜欽的《對策文》，對答得簡略，卻肯切地指出了他的好色事實，他的文辭因治事而作，不為辭藻而作文。到了東漢的魯丕，他的對策文辭質樸，以儒家的正論合於對策，說到了點子上，因此他獨自考入高等。以上這五家的對策文，都是前代公認的典範。從魏晉以來，漸漸追求文辭的華麗，以文辭來記載講求實際的對策文，不足之處就多起來了。到他們被推舉來應選，又假稱有病不參加對策，雖然想徵求對策文，也不能得到了。所以西漢成帝舉行的博士飲酒禮，有野雞飛來停在堂上；晉成帝召會各州郡的秀才舉行對策考試，有麇鹿出現在堂前。這沒有什麼怪異，只不過是選舉失當的怪異罷了。

大體說來，駁議這種文體，偏重在辯論事理，各自執有不同的見解；對策宣揚理論，大力闡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對策如能使所述的事宜符合治國之道，所說的道理密切結合當時政務；能斟酌各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來陶鑄世俗，而不是迂緩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議，運用通權達變來拯救世俗，而不是刻薄的謬論。如果論議能像狂風的廣大而能吹到遠方，像水的盛大而能不氾濫，那就要算是朝廷上的優秀對策文了。難得呀，有才的士人！有的熟練于治理政務卻缺乏文才，有的精通做文章卻又疏遠治理政務，通過對策所要選拔的是那些既會治理國家又有文采的，這種人確實是通才。思想能充分表達，文采傳播久遠，這樣的人才不是很少嗎？

總結地說，議用來計度政事，名稱和實際都要考核。論斷事理必須要剛健果敢，運用文辭不要軟弱。當面對策在那帝王朝廷，同一時刻就要斟酌應和。論治的體裁要牢牢掌握，雅正的議謀更會傳播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