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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18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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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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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
喵永

論說第十八 劉勰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

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頗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究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文公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

暨戰國爭雄,辨士雲湧;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戲公卿之席,並順風以托勢,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並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忒,鬼神靡遁。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譯文】

聖人闡釋不變道理的著作叫做經書,解釋經典、說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論文。論就是條理意思;道理正確,就不會違背聖人的意思。從前孔子所講精微的話,他的弟子追記下來,因此謙遜地不稱為經書,而叫做《論語》。以「論」為名的各種著作,就是從此開始的。在《論語》之前,還沒有以論為名的著作;《六韜》中的《霸典文論》和《文師武論》,這兩個篇名大概是後人加上的吧!

詳細觀察論文的體裁,其支流是多種多樣的:陳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議論文、說理文相合;解釋經典方面的,就和傳文、注釋相近;辨論歷史方面的,就和贊辭、評語一致;評論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類。所謂議,就是說得適宜的話;說就是能動聽服人的話;傳就是轉述老師的話;注主要是進行解釋;贊就是說明意義;評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講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對正文的補充說明。這八種名目雖然各不相同,總的來說都是論述道理。所謂論,是對各種說法加以綜合研究,從而深入地研究一個道理的。

因此莊周的《齊物論》,是用論作為篇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很明顯地列有《開春論》、《慎行論》等六論。到了漢代,漢宣帝在石渠閣,漢章帝在白虎觀,前後兩次召集儒生討論五經的異同;根據聖人的意旨來貫通經書中的道理,這是論文作家應該採取的正當文體。至於班彪的《王命論》、嚴尤的《三將軍論》,能夠清楚地陳述感情,並善於借用史論的形式。曹魏掌權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學說,所以當時傅嘏和王粲的論文,能精練地考核名實,推論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於繼承前代的論文;何晏等人,論述老莊玄學的風氣開始盛行起來。於是老莊思想充斥文壇,而和儒家爭奪思想陣地。細讀傅嘏的《才性論》、王粲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論》等,都是獨出心裁,論點銳利而精密,這些都是當時論文中比較精采的。此外,如李康的《運命論》,在論述命運方面雖然和王充的《論衡》相同,《運命論》的文采卻超過了《論衡》。陸機的《辨亡論》,有意摹仿賈誼的《過秦論》,雖遠遠比不及它,但也是優秀作品了。

再如晉代宋岱《周易論》、郭象《莊子注》,思想深入到精微奧妙的深處;王衍、裴頠等人的論文,在「有」或「無」方面進行爭辨:他們都是在當時最突出,而又揚名後世的辯論家。但堅持「有」的人,完全拘泥於形體的作用;注重「無」的人,又死守著無聲無形的虛無之說。他們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鑽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確的道理。探索到深奧之理的極點,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種有無不分、無思無欲的最高境界。到東晉時期,各家所談論的,就只有老莊玄學了。這時雖也談到一些新的東西,但大多數是前代話題的繼續。至於張衡的《譏世論》,調子好像開玩笑;孔融的《孝廉論》,只是作一番嘲戲;曹植的《辨道論》,就和抄書相同了。言論不保持正道,這樣的論著還不如不寫。

  察究論文這種體制,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別清楚。不僅對具體問題進行透徹地研討,並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論述的難點攻破鑽通,深入挖出理論的終極。論著是表達各種思考的工具,用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講得全面而通達,避免寫得支離破碎;必須做到思想和道理統一,把論點組織嚴密,沒有漏洞;文辭和思想密切結合,使論敵無懈可擊:這就是寫論文的基本要點。因此,寫論文和劈木柴一樣,以正好破開木柴的紋理為貴。如果斧子太銳利,就會超出紋理把木柴砍斷;巧于文辭的人,違反正理而勉強把道理說通,文辭上看起來雖然巧妙,但檢查實際情形,就會發現是虛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當的道理來說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麼可以講歪道理呢?

至於經畫裡注釋的文字,是把論述分散在注釋中,這種碎雜的注釋雖有別於論文,但會總起來就和論文相同了。像秦延君注《尚書•堯典》的「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朱普注《尚書》,用了三十萬言;這就為通達的學者所厭煩,而恥於從事煩瑣的章句之學了。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孔安國的《尚書傳》、鄭玄的《三禮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傳注都簡要明暢,這些可算是注經的典範了。

  所謂說,就是喜悅;說字的右邊是兌字,《周易》中的《兌卦》象徵口舌,所以說話應該令人喜悅。但過分追求討人喜悅,就必然是虛假的;所以,虞舜曾驚震讒言太多。自來善說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調方法來說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強大,周初呂望用釣魚的道理來說明怎樣使周代興盛;以及春秋時期鄭國燭之武說服秦國退後,因而解救了鄭國的危亡;魯國的端木賜說服齊國轉攻吳國,因而保存了魯國等:這些都是說辭中較好的。

到了戰國時代,七國相互爭長,遊說之士風起雲湧;他們用合縱、連橫之說參與謀劃,用紛壇複雜的計策來爭奪權勢,用圓轉如彈丸的方法來施展其巧妙的辯辭,或用首先飛揚聲譽以引出對方的論點,然後加以鉗伏的妙術。戰國時毛遂一人的辯辭,比傳國之寶的鐘鼎還貴重,他的一張嘴唇,勝過百萬雄獅;蘇秦佩帶著六國的一大串相印,張儀被封贈五座富饒的城市。到漢代平定秦、楚之後,辯士們的活動逐漸停止。漢代的少數說客,如酈食其被齊王田廣所烹殺,蒯通也幾乎被投入劉邦的湯鍋。即使還有陸賈頗負盛譽,張釋之的附會時事,杜欽的文辭辨析,樓護以唇舌鋒利稱著,他們都活動於帝王的玉階之前,戲談于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間;但都不過看風駛舵,迎合趨勢,已沒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轉大局了。

說貴在配合於形勢,或緩或急,靈活運用,不僅僅是婉言陳說,也要書寫成文。如戰國時范睢的《獻書昭王》,要求進言獻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書》,諫阻驅逐客卿;都循著情理而深入機要,言辭動聽而切中要務;雖然觸及帝王的某些險要問題,卻能功業告成,計議符合,這就是向帝王上書方面善於陳說的了。此外,如西漢鄒陽上書吳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當,所以,雖有危險卻無罪過。又如東漢馮衍進說于鮑永和鄧禹,所講之事既不緊迫而又文辭繁多,所以雖然多次陳政言事,卻很少有人重用他。

  凡是說理文的關鍵,必須使之有利於時政而又意義正當;既要有助於政務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榮顯。除了欺騙敵人,就應該講得忠誠可信。要把真心誠意的話獻給主上,用敏銳的文思來完成說辭,這就是說的基本特點。可是,陸機的《文賦》卻說:說的特點是表達明顯而進行欺騙。這是什麼話呢?

  總而論說,道理通過語言來表達,把道理陳述出來就成為論文。論說之詞可以深究天地間的至理,說服天下人的心意。即使抽象的陰陽變化之理,也要說得令人不疑;秘奧的鬼神之道,也同樣不能隱避。用飛鉗等精妙的方法來說服對方,能夠很快就發生勸進或阻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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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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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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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說》篇,論與說在後代文體中總稱為「論說文」。本篇所謂論與說也有其共同之處,都是闡明某種道理或主張,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文體:論是論理,重在用嚴密的理論來判辨是非,大多是論證抽象的道理;說是使人悅服,除了古代常用口頭上的陳說外,多是針對緊迫的現實問題,用具體的利害關係或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說服對方。後世的論說文,基本上是這兩種文體共同特點的發展。本篇分兩大部分:前兩段講論,後兩段講說。第一段說明論的概念、類別及其從先秦到魏晉時期的發展概況;第二段講論的基本要求,附論注釋文和「論體」的異同。把注釋一概歸入論體,是很勉強的,不過古代某些經傳既獨立成書,也表達了著者系統的學術見解,和一般學術論著有一定的共同之處;第三段講說的含義和發展概況;第四段講「說」的基本要求。劉勰對論、說文的論述,除以「述聖通經」為論家之正體,表現尊儒思想外,在涉及魏晉期間「崇有」、「貴無」之爭時,還提出佛教的般若之絕境,這並非概念上的偶然借用,而是在「有」與「無」這場論戰中,作為佛教徒的劉勰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論斷。這對我們全面研究劉勰的文學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劉勰「博通經論」(《梁書•劉勰傳》),對《文心雕龍》全書理論體系的建立是有關的,而對古代論說文的總結,也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見。如認為議論文要「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提倡能「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的論文;強調「辨正然否」,反對講歪道理而主張以理服人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悅」解「說」,要求說必須使人悅懌。這既抓住先秦辯論家善用寓言服人的特點,也是漢魏以後的雜說所繼承的精華。劉勰一再肯定「動言中務」、「喻巧而理至」的論說,而總結和發揚古代「說」體的文學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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