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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16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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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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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

史傳第十六 劉勰

開辟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也。唐虞流於典謨,商夏被於誥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

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嘆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並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即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玄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后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平二后,欲為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 

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准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至於晉代之書,系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也。閱石室,啟金匱,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

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復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詳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嘆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譯文】

自從開天闢地到未開化時代,年代已很長久,生在現在而能瞭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歷史書籍了。相傳軒轅黃帝的時候,就有倉頡擔任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從此以來,時間已很久了。《禮記》中的《曲禮》裏面說:「史官帶著筆來記事。」所謂史,就是令使,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周圍執筆記錄,在古代,左史專管記事,右史專管記言。記言的經典有《尚書》,記事的經典有《春秋》。唐虞時期的歷史記載在《尚書》的《堯典》、《皋陶謨》等篇中,夏商時期的歷史記載在《湯誥》、《甘誓》等篇中。周人的國運從文王時開始轉新,周公制定了記載歷史的法則;從此,推算曆法來編排年月,按照四時來記載事件,諸侯建立了邦國,也各有自己的國史;表彰善事,批評過錯,樹立起良好的風氣。從周平王東遷,周代開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的太平盛世,法紀散亂,道德敗壞。

從前孔子憂心王道的殘棄,悲傷西周禮樂的衰落,閒居魯國時曾慨歎鳳凰沒有飛來,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現不在太平時期。於是在和魯國樂官討論了音樂之後,校正了《雅》、《頌》的樂曲;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舉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稱揚或貶斥,驗證國家的興亡以顯示規勸和警戒。有誰受到《春秋》中一個字的讚揚,比高官厚祿的價值還珍貴;遭到片言隻語的批評,比斧鉞砍殺的分量還沉重。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顯,《春秋》的本文又很簡約;只有和孔子同時的左丘明,領會到它的精微言辭,便系統地闡明其始末寫成《左傳》,創造了為經作傳的體例。所謂傳,就是轉達,轉達出經典的意旨,用以傳授給後人。這是聖人著作的輔助讀物,也是最早的歷史專著了。

到了合縱連橫的戰國時代,史官的職位仍然保存著。秦始皇統一七國,這個期間有許多策劃謀略;因為只是對這些加以記錄而未作系統編次,所以就用簡策的策,名為《戰國策》。漢高祖消滅贏秦和項羽,經過了多年的戰爭;漢初陸賈考察這些史跡,寫成《楚漢春秋》。到了西漢的史官司馬談,他家世世代代都擔任編修史書的職務。司馬遷繼承父志,對歷代帝王事蹟做了認真研究而進行敍述。想比之《堯典》而稱為典,其中所寫的又不全是聖主賢君;想要學孔子而題名為經,文筆上又不能和《春秋》筆法相比。因此採取《呂氏春秋》的方式,都叫做紀。從紀綱的意義來命名,也是一種宏大的稱謂了。所以,用本紀來敍述帝王,用世家來記述諸侯,用列傳來記敍各種重要人物,用八書陳述政治體制,用十表記錄各種大事的年月和爵位;這些方式雖然和古史不同,卻把眾多的事件處理得很有條理。《史記》按實記錄無所隱諱的優點,淵博典雅而高談闊論的才能,愛好奇特而違反經典的錯誤,以及在體例安排上的不當等,班彪已作過詳細的評論了。

到班固編寫《漢書》,繼承了前代史家的事業,特別是從司馬遷的《史記》中,得益更多。《漢書》的十志相當豐富,贊辭序言寫得弘麗,的確是文質彬彬,意味深厚。至於學習儒家聖人和經書的典雅,條理清楚、內容豐富的功績,拋開班彪之名而竊取其成就的罪過,接受賄賂而編寫歷史的錯誤等,仲長統已講得很詳細了。從《左傳》的記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爾記敍到一些史實,在文字上比較簡約,對某些歷史人物就很難做具體記載。《史記》中的各個列傳,才分別對歷史人物做了詳細記載,從而便於觀覽,這是後繼者所取法的。至於漢惠帝死後,呂后代理執政,《史記》、《漢書》中便都為呂後立本紀,這是違反常理而有失忠實的。為什麼這樣說呢?自從伏犧皇帝以來,就未聽說過有女人做皇帝。漢代的這種遭遇,難以成為後代的法式。「母雞不晨鳴」,這是周公的誓詞中早就講過的;不允許婦女參與國事,齊桓公也這樣寫在盟文中。從前宣太后擾亂秦國,呂后使漢王朝發生危險;豈只國家大事難以假代,並且要慎重對待名號的問題。張衡在從事歷史工作時,也和司馬遷、班固同樣糊塗,竟主張為漢元帝皇后寫本紀,也是夠荒謬的了。按理說,惠帝的兒子劉弘雖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孺子劉嬰雖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漢平帝的繼位者。劉弘、劉嬰兩人應立本紀,為何為呂后、元帝后立之本紀呢?

東漢的史書,開始於《東觀漢紀》。後來袁山松的《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紀》,都寫得偏頗雜亂,違反倫常。薛瑩的《後漢紀》、謝承的《後漢書》,都寫得粗疏謬誤,很不可信。如像司馬彪的《續漢書》,詳細而真實,華嶠的《後漢書》,準確而恰當,就可算是東漢史中寫得最好的了。到了三國時代,記載三國史跡的著作不斷出現。如孫盛的《魏氏春秋》、魚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之類。有的過於激切,與眾不同,卻難以令人信服;有的粗枝大葉,不著邊際,很少抓住要點。只有陳壽的《三國志》,文詞和內容都清晰和潤;晉代的荀勖和張華,把《三國志》比之《史記》、《漢書》,是並不過譽的。

晉代時,著作郎掌管史書的編寫。陸機的《晉紀》,寫晉初的歷史但不完備;王韶之的《晉紀》,寫晉未的歷史但沒有寫到東晉結束。幹寶的《晉紀》,推究得當而有次序;孫盛的《晉陽秋》,以簡明扼要為特長,考察《春秋》的經文和傳文,都有一定的編寫條例。從《史記》、《漢書》以後,就沒有幾例為編寫的依據了。到東晉鄧粲編寫《晉紀》,又開始擬訂條例。他拋開漢魏的史書,而取法殷、周,可見即使僻居湘江的邊遠學者,也注意到學習古代的典、謨。到孫盛編史也立條例,就是取法鄧粲了。

編寫史書的著作,一定要貫諸子百家,傳之千秋萬世,表明歷代盛衰的證驗,作為後世興亡的借鑒;使一個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樣共同長存;王霸之業的事蹟,和天地一樣長久光大。因此,在漢朝初年,史官的職務較為隆重。各州郡和諸侯國的文件賬目,首先要集中到編寫史書的太史府,以求史官能詳細瞭解全國的重大規劃;還必須閱讀國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搜檢一切殘舊的帛書竹簡,以求史官能廣泛而熟練地考察古代史跡。因此,在確立意義和選用言辭上,應以經典為準則;在進行規勸、警戒的取捨上,必須以聖人為根據;然後才能對史實闡釋評價得明白而正確,這樣就不至於產生煩瑣不實的記載了。

史書的基本格式,本紀按年代順序編纂,晚傳依人物聯綴,文字上不能作空泛的議論,而是按照實際記敍。不過年代太遠的事是否寫得符合,就很難準確;要寫的事太多,對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這的確是作綜合記敍所存在的困難。有的同屬一事,但和幾人有關,如果在兩人的本傳裏都寫,就造成重複的毛病;如果只記在一人頭上,則又出現不周全的缺點:這又是在銓衡輕重、相互配合上存在的困難。所以,東漢張衡指出的《史記》、《漢書》中的不少錯誤,晉代傅玄批評的《東觀漢記》的過失和煩瑣,都是由於上述困難造成的。

至於追記遠古的歷史,年代愈遠,不可靠的就愈多。戰國時的公羊高曾說:「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荀子則說:「遠的從略,近的從詳。」凡是有疑問的地方寧可暫缺不寫,這是由於史書以真實可信為貴。可是一般人都有點好奇,不顧「按實而書」的原則。聽到點傳聞就想大寫特寫,對遙遠的事情卻想做詳細描寫;於是拋開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異的,牽強附會,生拉硬扯;過去的史書上從未記載的東西,竟寫在自己的書中。這就是史書錯亂不實的根源,是追述遠代歷史的大害。至於編寫當代的歷史,卻正因同時而往往是虛假的。雖然孔子在《春秋》中,對和他同時的魯定公、魯哀公的不當之處,也有委婉的諷刺,但一般的世態人情,就很難超脫當時的利害。對功勳榮顯的貴族,即使是平庸無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飾;對遭受困頓不幸的人,雖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貶,形之筆端,這又是歪曲同時史實而令人歎息的事情。所以,記述遠的是那樣虛假,記載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夠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記敍得當的,就只有左丘明瞭吧!

至於對待尊長或聖賢,著他隱諱,固然是孔子的聖意;因為細微的缺點不能影響整個品德高尚的人,而對壞人壞事進行批評警戒,那正是優秀史家應有的直筆;這就正如農夫見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鋤掉。這種精神,也是萬代必遵的共同準則。至於從繁雜的事件中,抽出綱要來統領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實可信,排除奇聞異說的要領;明白交代起頭結尾的順序;斟酌品評人事的原則;能夠掌握這個大綱,編寫史書的各種道理就都可貫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負擔著綜述一代史實,要對全國負責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指責。一切寫作任務,沒有比這更費力的。司馬遷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學了,他們的史書尚且屢遭後人詆毀,那樣寫出的歷史,多麼危險啊!

總結地說:史官開始設立軒轅黃帝,史書完備于周公孔子。對世代經歷的事編成歷史,無論好人壞人都總括其中。史書上傳以褒揚,斷以貶辭,長期使人驚心動魄。文辭方面應學習左丘明,記事方面要推南史氏和董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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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

從《史傳》篇到《書記》的十篇,所論文體,都屬「筆」類,是對吝體散文的論述。從史學的角度看,本篇對晉宋以前的史書做了比較系統的總結,這對古代歷史散文,特別是在古代史學理論上是有一定貢獻的;但其重要不足之處,是未能著重從文學的角度來總結古代歷史散文和傳記文學的特點。全篇由兩大部分組成。前三段為第一部分,論述晉宋以前的史書。第一段講史傳的含義,和從初設史官到春秋戰國時期史書的編寫情況;突出地肯定了《春秋》一字褒貶的巨大意義,以及《左傳》創體、傳經上的作用。第二段評述兩漢的史書,對《史記》和《漢書》的得失做了重點評論;對給女後立紀的作法表示激烈反對。這說明劉勰的封建正統觀念是相當濃厚的。他認為應給只有兩歲的「孺子」劉嬰等立本紀,而反對為實際掌管國政八年之久的呂後等立本紀,這種思想,顯然比司馬遷、班固等落後得多。第三段講魏、晉以來的史書,評價最高的是《三國志》。後兩段為第二部分,總結編寫史書的理論。第一段講總的任務和要求,強調征聖宗經,提出在會總和相互配合上的兩大難點。第二段批判了寫遠和寫近中的兩種不良傾向,最後總結出編寫史書的四條大綱。劉勰對歷史著作的基本主張是「務信棄奇」。他一再強調「實錄無隱」、「按實而書」、「貴信史」等,對不可靠的東西,他認為寧可從略甚至暫缺不寫,而不應穿鑿附會,追求奇異;他特別反對的是不從實際出發,而吹捧權貴,貶抑失意之士,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由於劉勰過分拘守征聖宗經的觀點,不僅反對為女后立紀,還提出尊賢隱諱的主張,這就不相稱於他自己一再強調的實錄無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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