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箴第十一劉勰

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大禹勒筍虡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勛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棺之錫，靈公有奪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誇誕示后，吁可笑也！詳觀眾例，銘義見矣。

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准矱武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贊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后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箴者，針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後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鑒有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勖《符節》，要而失淺；溫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輿》，義正而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而水火井灶，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寡用，罕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銘實器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警乎立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譯文】

古時黃帝軒轅氏將銘文刻在在車廂和巾几上，用以幫助自己警惕過錯；夏禹曾在樂器架上刻勒銘文，表示希望聽取他人的意見；商朝商湯在盤子上刻寫了「日新又新」的銘文；周武王的屋室戶和坐席四端寫了姜太公《丹書》銘文；周公把「慎言」刻在銅人的背上；孔子看到了欹器，臉色大變。可見，列位古先聖人重視誡語的作用，由來是很久遠的。銘就是名稱的意思，觀看器物必須端正它的名稱。正定它的名稱，審明它的警戒作用，目的在於美好的德行。春秋時魯國的大夫臧武仲在論銘的時候說：「天子作銘是為了讚揚他們盛大的美德，諸侯作銘是為了計數他們的功勳，大夫作銘是為了稱頌自己的勞績。」夏禹把九州貢獻的銅鑄造成金鼎；周武王在肅慎氏上貢的楛箭刻字，這就是屬於天子頌揚美德的事情；呂望把功勳銘刻在冶匠昆吾鑄造的金版上，仲山甫把他的大功刻在繳獲的器物上，這就是屬於諸侯計數他們的功勳；晉國的將領魏顆的功勳被記刻在晉景公的鐘上，衛國的大夫孔悝的勳績被銘表在衛鼎上，這就是屬於大夫稱頌自己勞績一類銘文。至於飛廉得到天賜的刻有銘文的石棺；衛靈公奪得墳地，得到陰間加封的諡號，他們的銘文從埋藏在深幽的地下發掘出來，唉，可真奇怪啊！戰國時趙武靈王在番吾山上刻勒上自己的遊蹤；秦昭王在華山上刻畫棋局。用荒誕誇張的刻石給後代人看，唉，實在可笑啊。詳細觀察了眾多的例子，銘的意義就可以瞭解了。

至於秦始皇在泰山刻石一事了，儘管他的統治非常暴虐，但這些銘文的文辭頗有光澤，而且也有通達事理的好處。到了漢代，像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銘》，張昶的《西嶽華山堂闕碑銘》，銘文的內容也很豐富了。蔡邕的銘文，可說是獨冠古今。他讚揚橋玄的《黃鉞銘》，行文仿效《尚書》；但是他為朱穆作的《鼎銘》，完全寫成了散體的碑文，是他擅長寫碑文而陷進去了。至於如像馮衍寫的各種器物的銘文，雖然是模仿武王的《武王踐阼》諸銘，但所說的內容和各種器物不相符合；詳略也不恰當。崔駰的銘品評各種器物，多讚美而少勸誡；李尤作的銘很多，但意義淺薄而文辭瑣碎。像《蓍龜銘》談的占卜吉凶的神靈之物，李尤卻把它置於講戲玩的《圍棋銘》的下麵；《權衡鬥銘》談的是衡量器物的事，他卻把它放在有關杵臼的《臼杵銘》的後邊。對器物名稱品第都沒有考慮好，怎麼能熟悉事物的道理呢？魏文帝曹丕的《劍銘》銘刻在九件寶器上，寶劍寶刀雖鋒利，可惜文辭平鈍。唯有張載的《劍閣銘》，作者文采清麗，像駿馬奔騰，後來居上，晉武帝司馬炎詔令把他的銘文刻在岷山、漢水之間的劍閣山上，可以說是最適當的安排。

　　所謂箴，就是針刺的意思，用它來針砭過失、防止後患，用治防疾病的石針來作比喻。這種文體的興起，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商兩代的箴文還保存著少數殘句。周的大史辛甲，他的百官箴散失了，只存有《虞人之箴》一篇，文體格式和針砭意義已經完備了。到了春秋時代，這種文體衰微下去，但仍沒有斷絕。所以魏絳還用《虞人之箴》裏的後羿失國的事來諷勸晉君，楚莊王還用“民生在勤”的話來教訓民眾。戰國以來，各國都拋棄先王的德政，力求有功；銘文取代箴文而興起，箴文便枯萎斷絕了。直到西漢末年的揚雄稽考古代文章，才開始模仿《虞人之箴》，作了卿尹、州牧等二十五篇箴文。到東漢的崔駟、崔瑗和胡廣又加以補充，連同揚雄的箴文一起，總稱做《百官箴》。這些箴文，根據各種官位，指出他們所應警戒的事情，像鏡子一樣可以借鑒。確實是追求上古的好風氣，在仰慕辛甲的做法了。至於東漢末年潘勖的《符節箴》，扼要而失之於膚淺；東晉溫嶠的《侍臣箴》，廣博而失之於煩瑣；西晉王濟的《國子箴》，文多事少；西晉潘尼的《乘輿箴》，義理正確但文體蕪雜。所有這些繼續的創作，少有能夠寫得恰到好處的；至於東漢末王朗的《雜箴》，把頭巾、鞋子也寫進去，雖然能得到它的警戒謹慎起來，但是寫的方法卻不恰當。雖然《雜箴》文辭簡約，意義扼要，效仿了周武王的銘文，但其內容裏談到「水火井灶」一類的箴文，文辭繁雜，寫箴文的目的，意義有了偏差。

　　箴文本是官向君王規諫的，銘是題刻在器物上的，它們的名稱雖然不同，但引起警戒這點上是一樣的。箴完全是用來制止過失的，故文辭依靠準確切實；銘兼有褒揚和讚頌的作用，故文體以弘大溫潤為貴。無論寫作銘和箴，引用事例一定要核實而辨明，作文一定要簡練而深刻，這是大的方面的要求。然而因為說直話的風氣已經喪失，在器物上刻寫銘文記功的制度又久已淪亡，因此箴銘這兩種文體很少用到了，也就很少施行於後代了。雖然如此，掌握文辭的作者，也應當斟酌吸取它們深遠、宏大的特點。

總結地說：銘文是刻在器物上的表記，箴文是道德的典範。對這些警言銘記在心上，不要在水裏只照見自己。拿起這純正勉勵的話，警戒自己的語言和行為。箴銘內容意義正確才顯得宏大，文辭簡約才是上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