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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06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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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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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凡

明詩第六  劉勰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樂辭,《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弦。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雋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為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迴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譯文】

《尚書.舜典》裏虞舜說過:「詩是思想情感的表達,歌則是引申發揮這種思想情感。」有了聖人在經典上所分析的,詩歌的含義已經明確了。所以,「在作者內心時是情志,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詩歌創作要通過文辭來表達情志,道理就在這裏。「詩」的含義是扶持,詩就是用來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說過:《詩經》三百篇的內容,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沒有不正當的思想」。在用扶持情性來解釋詩歌,和孔子說的道理是符合的。

人具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產生一定的感應。心有所感,而發為吟詠,這是很自然的。從前葛天氏的時候,將《玄鳥歌》譜入歌曲;黃帝時的《雲門舞》,按理是不會只配上管弦而無歌詞的。到唐堯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風詩》。這兩首歌辭,僅僅能做到達意的程度。後來夏禹治水成功,各項工作都上了軌道,受到了歌頌。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來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見,用詩歌來歌頌功德和諷刺過失,是很早以來就有的做法了。從商朝到周朝,風、雅、頌各體都已齊全完備;《詩經》的「四始」既極光輝燦爛,而「六義」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學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為絢兮」等詩句的深意,子貢領會到《詩經》中「如琢如磨」等詩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認為他們有了談論《詩經》的資格。後來周王朝的德澤衰竭,采詩官停止采詩;但春秋時許多士大夫,卻常常在外交場所中,朗誦某些詩章來表達自己的觀感願望。這種相互應酬的禮節,可以對賓客表示敬意,也可以顯出自己能說會道的才華。到了楚國,就有諷刺楚王的《離騷》產生。秦始皇大量焚書,但也叫他的博士們作了《仙真人詩》。

漢代初年的四言詩,韋孟是最先有作品;它的規諷意義,是繼承了周代的作家。漢武帝愛好文學,便出現《柏梁詩》。當時有嚴忌、司馬相如等人,他們寫詩沒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時對當時所有的詩歌進行了一番評論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時朝野的作品,該算是相當齊全豐富的了。但在這些作家所遺留下來的作品中,卻沒有見到五言詩;因此,李陵的《與蘇武詩》和班婕妤的《怨詩》,就不免為後人所懷疑。不過在《詩經》中,《召南.行露》就開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離婁》所載的《滄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較遠的如春秋時晉國優施所唱的《暇豫歌》,較近的如漢成帝時的《邪徑謠》,都是五言的。根據上述歷史發展的情況,足證五言詩很早就有了。還有《古詩十九首》,寫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確定,有人說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說是傅毅所作。就這些詩的辭采的特色來推測,可能是兩漢的作品吧?從行文風格上看,樸質而不粗野,能婉轉如意地真實描寫客觀景物,也能哀感動人地深切表達作者的內心,實在可算是兩漢五言詩的代表作品。至於張衡的《怨詩》,也還清新典雅,耐人尋味。《仙詩緩歌》,則頗有新的特點。

建安初年,五言詩的創作空前湧現。曹丕、曹植在文壇上大顯身手;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人,也爭先恐後地驅馳於文壇。他們都愛好風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詩歌中敍述恩寵榮耀的遭遇,描繪著宴集暢飲的盛況;激昂慷慨地抒發他們的志氣,光明磊落地施展他們的才情。他們在述懷敍事上,絕不追求細密的技巧;在遣辭寫景上,只以清楚明白為貴。這些都是建安詩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間,道家思想流行,於是詩歌裏邊也夾雜這種思想進來。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較淺薄。只有嵇康的詩尚能表現出清高嚴肅的情志,阮籍的詩還有一些深遠的意旨;因此,他們的成就就比同時詩人為高。至如應璩的《百一詩》,也能毅然獨立,文辭曲折而含義正直,這是建安時的正直的遺風。

晉代的許多作家,創作流於了浮淺綺麗的道路。張載、張協、張亢、潘岳、潘尼、左思、陸機、陸雲等,在詩壇上並駕齊驅。他們詩歌的文采,比正始時期更加繁多,但內容的感染力卻比建安時期軟弱。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為能事,或者偏重靡麗的筆調來自逞其美:這就是西晉詩壇的大概情況。到了東晉的時候,詩歌創作便淹沒在玄學的風氣之中;這些玄言詩人譏笑人家過於關心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所以自袁宏、孫綽以後的詩人,雖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飾,但內容上卻一致傾向於玄談,再沒有別的詩可以和玄言詩爭雄。因此,郭璞的《遊仙詩》,在當時就算是傑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詩歌,對於前代的詩風有所繼承,也有所改革;莊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詩歌中漸漸減少,描繪山水的作品卻日益興盛。於是詩人們努力在全篇的對偶中顯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競逞才華;內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繪出景物的形貌,文辭方面要求盡可能地做到新異。這就是詩人們所追求的。

所以總觀列代的詩歌,其發展變化的情況是可以明白的。歸納一下它們相同和相異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詩歌創作的要點了。譬如四言詩的正規體制,主要是雅正而潤澤;五言詩的常見格調,則以清新華麗為主。對於這些不同特點的掌握,那就隨作者的才華而定。如張衡得到四言詩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潤澤的一面;張華學到五言詩的清新的一面,張協發揮了華麗的一面。各種特點都兼備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長於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劉楨。但是作品的體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卻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隨著個性的偏好來進行創作,所以很少能兼長各體。如果作者深知創作中的難處,那麼實際寫作起來還可能比較容易;如果輕率地認為寫詩很簡單,那麼他反而會碰到不少的困難。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詩外,還有三言、六言、雜言詩,它們都起源於《詩經》。至於「離合詩」的產生,是從漢代的圖讖文字開始的;「回文詩」的興起,則是宋代賀道慶開的頭;而幾人合寫的「聯句詩」,那是繼承《柏梁詩》來的。這種種作品,雖然大小各異,主次有別,但寫作的情況和道理是一樣的;它們都屬於詩的範圍,因此不必逐一詳論。

總結地說,人生來都有情志,詩歌就是表達這種情志的。詩歌產生在上古時期,一直發展到《詩經》就更加成熟。它應該和自然之道一致,並和政治秩序相結合。這樣,優秀的詩歌便會越來越繁榮,為後世萬代永遠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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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詩》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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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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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詩》主要講四言詩和五言詩的發展歷史及其寫作特點。楚辭、樂府、歌謠等其他形式的詩歌,《文心雕龍》中另以專篇論述。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詩的含義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講先秦到晉宋的詩歌發展情況,分四個階段:一、追溯詩的起源和先秦詩歌概況(第二段),二、講漢代詩歌的發展及五言詩的起源(第三段),三、講建安和三國時期的詩歌創作情況(第四段),四、講晉宋以來詩歌創作的新變化(第五段)。第三部分總結上述詩歌發展情況,提出四言詩和五言詩的基本特色和歷代詩人的不同成就,附論詩歌的其他樣式(第六段)。《明詩》是劉勰文體論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劉勰對四言詩和五言詩所總結的「雅潤」、「清麗」四字,比曹丕講詩的特點是「麗」(《典論.論文》),陸機講詩的特點是「綺靡」(《文賦》)有所發展。除了表現形式的特點,劉勰還強調詩歌「持人情性」和「順美匡惡」的教育作用,而不滿於晉宋以後詩歌創作中形式主義的發展傾向;認識到詩的產生是詩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發情志;對作家作品的評價,能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等。這是較為可取的。劉勰對《詩經》是很尊重的,本篇對《詩經》的內容和形式雖然都談到了,但局限於前人舊說,沒有提出什麼新的見解。這說明劉勰對《詩經》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是認識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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