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本文其實是一封回信。中州楚佩兄有邮件，談到對於國內人心向背與輿論批評環境的擔憂，小弟做了一些回複。這個問題是複雜嚴肅的。因此，正如我在信的開頭所言——非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而我也顯然無法也不會在一篇文章裏羅列太多東西。我與少俠兄都認為這個題目需要更多人的參與和討論，從各個不同角度，哪怕是支持南方系的角度討論都是必須的！因此公開這個“私人信件”顯然是“有道德的”地..........(*^__^*) 嘻嘻……

少俠兄安好！

國內的問題是政府因為種種產業調整與官員腐敗，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道德上的號召力。這個問題很嚴肅，並非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

其一，產業調整與變化，動了一部分城市人的奶酪。城市中產階級感覺被擠壓的心情是有的。物價在漲，但是工資漲幅不大。房價也對於年輕一代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因為中國人有世界上比較強的對於土地與置業的偏好，這樣房子的問題由一個經濟學問題，或者個人理性問題變幻為了一個政治問題。比如在西方，年輕一代租房結婚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國一般不行。這種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房價高漲的文化支持，這種支持進一步使得房價高漲而使得政府難以用單純經濟方式去解決一個社會文化問題（當然，地方政府財政上依賴土地也是別一個重要原因）。這個顯然構成了政府公信力與道德形象的下滑。

而產業調整與國家轉移支付對於中西部，農村，基礎設施以及淘汰落後產業等等的傾斜，其主要成本與較小受益的也都是城市人群。農村在最近些年，整體上是獲得的福利支持是好於城市的（比如農村基本免去了很多稅收等等，但是這也是一種必須的補償性的反饋）。但是城鄉絕對差距還是客觀存在，農村人在獲得好處的同時，心理對比未有根本性的改變。因此，相對來說，也會有不滿聲音存在。但是對比城市擁有“網絡話語權”的市民而言，農村人一方面無法表達自己獲得福利改善後對於政府有關政策的支持，別一方面無法反駁城市人實際上的對於農村人的歧視與進入壁壘。因此，從單純的輿論環境去感覺，政府在任何地方都會被批評。

其二，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的腐敗，使得政府在道德上失去了很大的號召力，這個無需證明。之前小弟也有兩個文章談過這個腐敗問題。此外，中國文化與革命的傳統帶有很強烈的道德色彩，聖人崇拜與左翼情懷。這種文化上的心理，降低了人民的忍耐閥值。中國政府的整體腐敗，未必非常突出（即使是西方先進大國的政府，也不見得有數量級上的優越。發達的小國沒有可比性）。但是大陸社會對於腐敗的容忍程度，特別是心理上的容忍程度，一方面缺乏制度上的疏導渠道，一方面也比較缺乏文化耐心（但是對於腐敗的事實上的參與與漠視，卻又典型的反應了中國人的現實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庸俗面）。這個對比西方發達國家與印度東南亞等等，恰恰中國是落在“兩不靠”中。這種情況下，顯然政府面對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其三，群眾整體上在心理學裏是不可能做到“群體性理智”的。在整體的氛圍與行動上，群眾整體常常是“集體無意識”與“集體情緒性反應”。因此，知識精英與政府，不應該期待群眾“智慧”與“理解”。群眾整體上只能知道自己“不要什麼”，但是“怎麼要”是很難去要求群眾自己想清楚的。群眾們的情緒，特別是負面的情緒是必然會不斷積累的——這與他們福利改善帶來的愉悅間的對沖關系不是“一一抵消”的。

這種情緒的動能與釋放，是一個雙刃劍。

一方面，這種“集體不理智”常常成為推動社會進步與時代變幻的第一推動力。所以毛主席講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比如五四運動與土地革命。

一方面，這種這種“集體不理智”常常也被政府或者政客們利用。比如日本法西斯等等。

同樣，今天大陸的種種對於政府的批評需要辯證看待。

其一是這種批評是有客觀基礎的，政府確實有很多王八蛋的地方；其二這種批評是有積極意義的，也是表明我們民族是一個虎虎有生氣的民族。更多的進步與發展，需要這種“生氣”。看看印度人的忍與希臘的無賴懶漢吧，我們這種“暴躁”是很可貴的；

別一方面，這種批評中有一部分帶有很多的過激性與扭曲，而這種扭曲帶有很大的被利益集團綁架，利用“滴灌效應”進行“情緒幹涉”的特征。

這種操縱的典型案例是蘇聯的悲劇：一個“擁抱民主”與“反腐敗”的為訴求的改革與群眾心理，造就的卻是20世紀最大的帝國崩潰與更加腐敗的，沒有未來的社會！這個危險對於大陸是確實存在，並且是讓我極為擔心的！

要知道，當時的蘇聯一直維持穩定的1.9%增長率。債務也非常安全，比西方的債務水平低很多。而蘇維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過2%；經通脹調節後，其工資水平在接下來五年中繼續增長，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當時的蘇聯無論是在國力還是在全球影響力方面都達到了俄羅斯民族有史以來的頂峰。曆史學家亞當.烏爾姆後來指出，“在1985年，全球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國家政府能像蘇聯那樣權力穩固，並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但是，蘇聯的統治集團與其精英們，無論是出於何種目的，他們集體的轉向了某種“縹緲的理想主義”：想建立一個更加“有道德的蘇維埃聯盟”。

這種“道德審判”情緒已經壓倒了經濟與國際競爭的必須，也壓倒了科學理性與民主本身，而成為了一種“集體自我不斷否定的應激情緒”。這種情緒使得“話語權”完全被一些“真理大師”所控制——這些人包括：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學家伊格爾.卡爾雅美琴和亞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裏.瑟宇寧、尤裏.車尼琴科、伊格爾.維諾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達莫維奇；記者耶格爾.亞科夫列夫，列.卡爾平斯基，費多爾.波拉斯基等等........整個“真理生產工廠”也不過是很小的一個“啤酒俱樂部”的規模。

但是，對於管理與提高一個國家而言，“維拉斯般”的道德動力僅僅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它可以讓一個舊的政權下臺，但無法戰勝民族文化傳統與社會科學規律——辯證唯物主義的冷酷並不因為新政權是“民主的自由派”而變得更“自由”了！相反，生活比“真理”有力！

其結果是俄國人用人口減少到類似二戰的“傷亡率”，寡頭富裕到跑步進入“世界前十名”來見證了這些“真理”！

我真是對於“群眾情緒的集體無理智”感覺恐懼！這同時也說明了國家與政府的道德權威是何等偉大的一種武器與必須——喪失道德權威的政府必然是不穩定的政府！而要推翻一個政治家與政府，最佳的莫過於在道德上摧毀他！

今天大陸的買辦階級與權貴，以及幫閑的文人與媒體們正在試圖複制蘇聯寡頭們的路線圖呢。在輿論上，“自由派原教旨主義”與“煽動性的自我否定”帶來的窒息理性與思考的效應已經出現——扭曲曆史，道德審判，這是永遠的鬥爭手段——而科學精神，民主精神與正義是最先被犧牲的東西！南方系就是這樣的一種思維——自我閹割民族精神與盲目褒揚“民主”是為了方便“豪民權貴們私有化國家並奪權”！

千萬別以為南方系每天都講的“民進國退”會是經濟學的正確，這只是一個政治問題。也千萬不要以為你我是“民”，真正的“民”古今中外都是特定階層——都是“豪民”。也不要以為國企壟斷是什麼“原罪”，壟斷是自由競爭與工商社會的自然邏輯，也只能誕生於具備壟斷條件與必須的領域。我們知道，國企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是不能或缺的——不但是社會公平的體現，也是國家財政收入與全民福利支出的必須支撐。沒有這些國企的巨大賦稅，整個國家什麼都幹不了。

這些大國企私有化，必然是國家政治徹底進入世家與豪民化的封建老文化套路——獲得這些的私人本身肯定先是權貴，然後必然形成家族聯盟意義上的豪門階層！

即使是現代社會，豪民在影響政治，運用法律，掌控輿論上也遠遠好於一般人民。

基礎戰略行業不被國家掌握，土地不被國家掌握，國家就要被資本掌握——在中國，我們必須堅持國家意志控制資本意志——中國的資本家們從來沒有表現出什麼真正的道德！他們的最大政治綱領就是“減稅”與“剝削合理”。從自私的經濟理性角度上來看，國企存在，一般老百姓還有靠做事做到金字塔頂端的機會和概率，甚至也有推翻政府來改善的機會：法律與制度上保證了國企最終還是不會被少數人世襲！

要是真是私有化了，那麼就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啦！印度，日本，韓國，俄國與東南亞的泛東方文化圈裏，這種現象還少見嗎？！有什麼理由認為東方文明的核心——中國會特別的例外呢（西方其實也有這個特征，但是沒有亞洲這麼典型）？！

所以，與其都是壟斷，我願意是基礎生產資料與戰略行業是由國家來壟斷，而非是私人！因為，中國的历史都告訴我們，豪門派閥壟斷下的社會，一定是最可怕與不公平的社會！而我显然要的是基础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而不要包裹在“選票下的一無所有”！

但是群眾們的情緒是可以被這種南方系“話術與情緒操縱”裹挾的——這就是今天少俠兄困惑與疑惑的一些方面——理性的對話已經無法進行，思考與辯證是被嘲笑的——只有情緒的應激才能“融入氛圍”。

其四，“典型意義下的民主選舉”日益變為是一個政府的寶貝，民眾的無奈。我看來，民主選舉本身已經不能適應未來世界的經濟政治發展格局了，這是一個越來越像恐龍的制度。世界未來的趨勢是中央集權的強化與國家主權的有限模糊，這個在談論“龍象之爭”的時候就有所涉及。

我們現在發現，區域化的發展將扭轉全球化的趨勢——國際競爭的激烈程度上將提高幾個數量級。這是一種“戰爭狀態”，任何主要力量中心都會要求國家不但要積極行動，更要四處搶食。資本的自由流通將被政治的合力“圈在一個跑馬場”裏——資本被要求“愛國”是必然的趨勢。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失敗是顯然的！

這種情況下，民主選舉在一個群眾自我組織和自我治理傳統極為缺乏的社會裏，在一個資源稀缺，要求不斷組織進行超越與“做大蛋糕”的落後社會，由道德革命產生的，由集體無意識推動的民主機制必然是淺薄無力的——因此最終也無法支撐民主制度的良性運轉。小弟也寫過有關這些觀點的文字。這種“民主的代價”也就使得國家整體上無方向性與內部鬥爭的激烈化（這個時候，切蛋糕的迫切性遠比做蛋糕重要。因為做蛋糕的內外約束因為制度安排與利益格局固化死了）。西方強勢資本將善加利用這點。這也就是美國積極推動第三世界“民主化”的現實經濟考慮——沒有比“買賣國家”與“代理人制度性掠奪”更大的利潤了。

同時，民主選舉將非常有利於統治階層消除上面小弟提到的“群體性不理智”與“負面情緒積累”，以及“反腐敗”問題。民眾將有“言論自由”“自由組黨”與“選票制裁”三種辦法來釋放自己的不滿，然後就“媽媽叫你回家吃飯”。(*^__^*) 嘻嘻……

官僚集團與大資本的聯盟，恰可以運用這種工具來推卸失敗與規避“卓越”！諷刺的是，一般沒有選舉的威權政府還是極為努力工作，並不斷試圖自我超越與自我證明的。民主選舉恰恰使得政府的這種動力消失了。因為，批評的邊際效益因為“選舉與廉價批評的泛濫”而大量散失了。責任被轉嫁到了“老百姓自己身上”——你的選票你自己負責，你是“主人”，你自己“管理”吧。(*^__^*) 嘻嘻……，民主選舉的奇妙是使得民眾對於不滿的忍受閥值被巧妙的提高了。

有趣的是，統治集團們獲得了統治上相對穩定，獲得了相當大的“合法性”與“道德權威”，提高了社會對於不公平的認可閥值，但是成本卻不是由官僚階級與資本負擔，而是民眾自己來買單。這好比群眾集體去固定一個周期看“心理醫生”來撫慰一樣——這是可笑的，也是一種無奈！正如上面講的，我們不能期待群眾理性！群眾也是健忘的！任何人也不要期待在一個時期裏民眾會從上次選舉中學會什麼。正如哲學家言：人類從曆史中學到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吸取曆史上任何教訓！我們顯然要對“群體性不理智”和“情緒幹涉”保持敬畏與警惕之心！

普通含義下的泛泛選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帶來利益分配與決策的最優，尤其是這種選舉還“遠在四年之後”。真正起作用的必然是“精英民主”！

這就是今天大陸發展迅速，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的一項重要制度優勢——南方系的民主，只能是毒藥民主。但是群眾是很難去分辨的。

不過我們也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個工業化後期的社會必然是各種矛盾尖銳而政府道德形象滑坡的時代，正如美國經曆的那樣。總的來說，大陸今天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我認為是可以被解決的。關鍵是我們怎麼去“操縱群體性情緒”與完善“精英民主”。所以，將來的選舉，特別是省市一級的選舉可能會出現。中共要調整這些不是難事情。搞不好某天政府說——我要民主，於是就有了民主。只是我很鄙視這種思維與官僚集團的運作。因為這個只能是情緒的發泄口，而非是追求新制度創新與卓越的努力。我們最大的危險來自內部的“蘇聯式私有化”與“拉美式內卷化”，而不是在意一些人的鼓噪：中國的偽民主蠢貨派的智商，是尚不足以運算九九乘法表的。

此外，某個含義上，我們對於輿論也要有“粗大的神經”。要知道，政府在輿論上天然是弱的（中國整體上在世界話語權上更是弱勢的）——按照同樣的標准去看看西方國家，也許我們也會驚呼——“西方只差兩個人”啦！社會的發展自有規律——我的看法，大陸還是前途光明的，但是要千萬小心！

(*^__^*) 嘻嘻……，一得之愚，請少俠兄斧正。

                                                                                        紫氣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