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送的可愛木馬原本比特洛伊的城門還大…
雖然府方已初步將CECA（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定調為ECFA（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下以ECFA代表），但顯然仍未能釋群疑，而爭議的最根本原因在於兩岸經貿議題早已高度政治化，再加上上述問題的技術成分頗為濃厚，更加深了焦慮與對立。本文先從此類協議的相關技術性特質談起，其次談台灣被「東協加一」或「東協加三」東亞區域主義邊緣化的虛實，最後點明此類協議的政經意涵。


一、 ECFA或港澳的CEPA（更緊密經濟伙伴安排），不管叫什麼名稱，只要涉及貿易的部份且比WTO的最惠國待遇更優惠（preferential），即必須援引WTO架構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或關稅同盟等例外規定。目前所謂的區域主義主要以FTA為代表。

      就有形商品（goods）貿易而言，FTA的法源為GATT第24條，另有一種成立要件較為寬鬆（關鍵在於不要求涵蓋絕大部分的產品”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通說大約90％，一起上談判桌），只有開發中國家之間方能適用的「優惠安排」（preferential arrangement），乃援引GATT「授權條款」（enabling clause, 1979）而來，引起廣泛討論的「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即屬之。

      此類協定名稱也往往冠以「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FA)¹， 一方面可為日後的FTA大致內容定調，另一方面也因為不要求大部分的產品加入談判，等於是默許簽約成員之間可作部分產品的彼此降稅交換，也讓所謂「提前收割」（early harvest）成為可能，東協加一（中國）的提前收割這部分其實主要是由中國單方面對東協部分國家的農產品「讓權放利」，以為招徠！

      然而，在「架構協定」之下，也因為許多「敏感性產品」都可以排除，一來談判容易達成協議，二來其實質的經濟效益或衝擊有限。

      至於涉及服務貿易的FTA則必須援引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第5條。也由於GTAS 1994年才訂定，其第5條第3款a項已把開發中國家較為寬鬆的適用條件考慮進去，所以攸關服務貿易的區域協定並無類似商品貿易的「授權條款」。


二、 關於CEPA與ECFA的幾點辯證

      1. 許多FTA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1994）或日星FTA（2004）等，所涵蓋的不止是貿易項目，尚且包括投資、智財權、反傾銷，甚至爭端解決等所謂「深度整合」或「邊境內」議題，而這類議題免不了的往往也會涉及國家內部的司法管轄權此一面向，而CEPA或ECFA也是如此。

      2.CEPA因明訂一國兩制（因不涉及貿易等事項所以WTO管不著），可說是帶有中國特色的FTA，但就貿易與關稅來講，CEPA或ECFA都有一部分必然屬於FTA。

      3.先不談名稱與主權問題，ECFA的經濟與政經效應大體而言就是CEPA！

     
三、上述協定因帶有「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特質，雖然簽約成員彼此進一步自由化，但對被排除在外者而言當然不利，導致非成員因唯恐被邊緣化而爭先恐後，尋求加入或另組一個的「骨牌效應」，近來FTA之所以蔓延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包括台灣所處的東亞地區。


四、 FTA作為一種「經濟戰略」（economic statecraft），指一國可藉由FTA此一經濟手段來達到經濟或非經濟目標。

      就政治現實而言，FTA往往負載了非經濟層面的任務與功能，所以不單純只是一種經貿結盟或安排，很多時候往往成為「外交政策之代理」（proxy for a foreign policy）。從洽簽對象的選擇（favoritism）、過程的折衝，甚至到最後的完成簽署與否，政治誘發的動機更是不可忽略。比如美國在選擇洽簽對象時的「區域安全與平衡」考量，以及中國之在東南亞將FTA與「睦鄰外交」掛鉤，甚至以之作為在國際間孤立台灣的新工具。


五、 國內很多人甚至用以推銷或被說服，唯有兩岸先簽署ECFA才能突破台灣被東亞區域主義邊緣化的困境，並得以跟美、日、新加坡等國展開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事實上，東亞區域主義的盛行讓中國多了一項在國際上壓縮台灣生存空間的新工具，連同封鎖台灣加入其他國際組織，造成「累積性孤立」效果。而ECFA的發展趨勢即顯示出。中國多年來處心積慮透過東亞區域主義蔓延對台所施加的「請君入甕」經濟戰略顯然已經奏效，如今甚至可以「提前收割」，對台灣的經濟、政治與主體思維的副作用也已逐漸浮現，ECFA的提出與操作就是好例子。


六、 「東協加一」與「東協加三」的虛實

      1. 就源於「東協加一對話機制，1997」此一整合方向而言，分別已經發展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或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主要包括東協與中國（2002, 架構協定；正式FTA則2010年生效）、東協與南韓（2006, 架構協定，但正式FTA則仍談判中），以及東協與日本（2008）都已完成。

      一般而言，FTA的總體經濟效應都不會太大，但對個別產業的確會因關稅差別待遇而不利，然而至少就關稅這部分而言，認為FTA之後所有的產品關稅都降到零，則顯然錯把模擬當事實，有高估與誇大之嫌。

      2. 「東協加三對話機制，1997」（日中韓一起），「東協加三」要發展成區域規模的自由貿易區仍遙遙無期，雖然中國相當積極，但日本對中國日益增加的區域影響力心存疑慮，此外，日本目前的首要經貿結盟對象是澳洲與印度，而韓國則外看美國與歐盟，至於中國則對確保能源與原物料的關切大過區域主義本身，因此「東協加三」作為一個FTA的成局機會短期內並不大。然而，「東協加三」在包括金融穩定與能源安全等功能性合作領域，卻頗具成效，著名的清邁協議（2000）即是顯例。此一協議設置了雙邊且多重的區域貨幣互換機制，一方面作為這些國家一旦發生貨幣危機時的區域性緊急救援，並有藉以事先防範類似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於未然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可透過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建立，補強當前國際金融制度（主要指IMF）的不足。

      3. 除非日本有政策上的大轉彎，否則「東協加三FTA」根本就不會簽訂、遑論上路。一般而言，日本的部分部會如大藏省（財政部）與央行主張日本應多利用「東協加三」此一規模的整合過程，因為他們認為日本在金融議題方面，相對於中國有優勢，但在貿易方面，至少就量與比例而言，東亞區域（東協加三規模）已慢慢被中國所主導。但日本的FTA戰略最終還是外務省與經產省在掌控，基於上述理由日本也開始構築「東協加六」（別稱東亞高峰會議）² 戰略，拉入紐澳與印度來稀釋中國的影響力，問題是由於東協加六的涵蓋國家與規模更大，要談FTA更是難上加難。

      總而言之，「東協加一」FTA：中、日、韓個別與東協簽署，與日本的部份今年生效、與中國的部份明年生效，與韓國的部份則還在談判中。至於效果究竟多大，其實要看該協定的品質與實施狀況如何。至於「東協加三」FTA則由於日本反對（但表面上虛與委蛇）或日中矛盾，理當不會成局。說2012年或2015年，甚至說明年或即將上路根本就是狼來了、以訛傳訛或故意誤會。諷刺的是，其簽約速度勢必比兩岸簽ECFA還慢，台灣竟然拿這個簽約速度比較慢的FTA來合理化ECFA的急迫性，相當荒謬。

      4. 清邁協議的內容近來更是日益完善，2008年五月「東協加三」財長會議（通常跟亞銀年會同一時地召開）所宣布，將成立規模至少800億美元（新近則宣布將加碼到1200億美元）、預計2008年開始生效的危機基金，更是等同將原本的雙邊貨幣互換機制予以多邊化或集中化，如果運作良好，未來甚至有可能逐步演變成「亞洲貨幣基金」（AMF）。台灣則由於中國因素，在此一貨幣與金融合作領域一樣被排除在外。


七、 ECFA與「東協加一」、「東協加三」的連結問題

      邏輯跳躍：以不確定的事情作為論述基礎，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或大膽假設兩岸一旦簽署ECFA，中國就會自動放棄打壓台灣與重要貿易伙伴如美日簽署FTA。一來，兩岸先簽署ECFA充其量這只會創造比現在「有利」的條件，然而除非事先獲得中方承諾，否則打這種如意算盤的根據究竟何在？其次，中國一貫否定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從2002年起更透過曲解FTA是「國與國」之間的協定（其實只要是WTO成員即有此權利），排除其他國家與台灣作類似接觸的可能，誰能保證中國這些講法都會因兩岸有了ECFA之後就會改變？而且，如果中國透過區域主義壓制台灣並發覺有效之後，有何種理由要改弦易轍？

      事實上，台灣愈急、議價能力只會愈低，中國愈不需要在簽署CECA之前對不封鎖台灣參與東亞經濟整合（含東協加一、東協加三、甚至金融與貨幣合作機制等）或台灣與中國以外的國家簽署FTA做出承諾，當然也就不需要在簽署CECA之後即改變目前很管用的「請君入甕」經濟戰略。脅迫下的選擇不是真正的整合，比較接近兼併、歸順或順從，而且兩岸制度性經濟整合是何等大事，豈可輕佻或急迫。

      仔細再看一遍胡六點的第二點（緊接第一點的一中架構）：「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即原CECA，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亞太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然而，其中的亞太經濟合作機制，未必是指台灣最在意的東亞區域與東協加Ｎ，或從此可讓台灣可和其他重要經貿伙伴簽署FTA！亦即解釋空間很大，比如可能只是讓台灣參與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時多點空間，台灣務必小心被誆。


八、 屆時可能會發生最糟糕的情況，亦即台灣只跟中國簽署ECFA，而依然被東亞的區域主義排除在外或未能跟重要經貿伙伴簽署FTA

      那麼根據經濟整合理論的預測，台灣經貿將更加向中國傾斜，包括原本可留在台灣的資金流向中國。即使和中國簽了ECFA之後，台灣要與他國簽署FTA，如依照中國涉台學者的講法³， 仍須透過「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下來研商台灣的「適當身份」，換句話說，還是要經過中國同意，台灣主權與自主性的喪失，莫此為甚！

      要提醒國人，台灣無法參與「東協加一」等東亞經濟整合過程的根本原因來自於中國的蠻橫打壓，雖然依照WTO的規範，台灣有此權利！（中國打擊台灣參與聯合國相關組織至少還有其內部邏輯）要提醒國人，即使兩岸簽署ECFA之後，台灣要跟其他國家洽簽FTA仍須透過中國「胡六點」所設定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未必就能自動聯結與如願。


九、 府院執意力推跟中國簽署ECFA的結果，其實已將國內原本面對兩岸經貿關係的三派主張，涵蓋論述光譜左邊最激進的遠離中國（拒絕三通與任何經貿協定）、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不歧視也不特別優惠中國），以及透過優惠性協定加速與中國經濟整合比如ECFA等，悄悄地打成兩個陣營，亦即前兩者已被迫匯流，此對國內政經版圖的重整勢必帶來深遠影響。

      ECFA不等於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經貿正常化是去除雙方的不必要經貿障礙（如直航）或就現實需要的功能性議題，比如雙邊投資協定或租稅協定依序進行合作，而更緊密、更優惠的經貿協定如ECFA者則遠遠超過經貿正常化階段。

      其次，ECFA不等於經貿自由化，因具有經貿差別待遇或特別優惠特質，也因此將妨害「比較利益」法則的發揮。事實上，真正的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主張者，對兩岸因市場自然分工所導致的經濟整合或「不對稱依賴」（指台灣的對外貿易與投資過度集中中國一地）雖然憂心，但也知道那是市場力量殊難抗衡，卻對透過貿易政策或ECFA加深此一依賴局面，則難以接受。再者，特定產業的利益或損失不等於ECFA的整體經濟效應。經過模型設算，初步看來特定產業比如紡織品與塑化（石化）固然會因ECFA之後獲益，但諸如運輸工具產品、非鐵金屬製品、電機及電子產品卻也會因此蒙受不利甚至萎縮，因為這些產品關稅比較低，所以ECFA之後，資源會被排擠而流向上述獲利產業。單單只提好處一方的作法也太過偏頗，況且，如果ECFA的簽署將有利於勞力相對密集產業，這是台灣要的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嗎？台灣目前還中國還有兩千三百多項產品禁止或限制進口（尚不符合WTO規範），一旦CECA或ECFA談判啟動之後，先不談比WTO更進一步的關稅減讓，單單這部分產品的解禁就足以讓本地產業受到相當衝擊（當然，單純經濟角度來看則利弊互見），顯然產業的「利益」並不是府院這次強勢要簽ECFA的真正用意或幕後動機。 

       更嚴重的是，ECFA可能會讓中資待遇優於一般外資，嚴重衝擊國家（經濟）安全。目前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角仍由國營企業或主權財富基金擔綱，非純粹經濟或商業考慮，而陸委會或經濟部對中資是否要和一般外資等同看待（基於上述理由應更加嚴格）都還舉棋不定，現在CECA卻極可能對中資採取比一般外資還優惠的規範，確實值得憂慮。

      而且，藉由CECA來吸引外資或美日等國與台灣簽署FTA的講法也並非完全言之成理。事實上，美日各有自己的FTA戰略盤算，更何況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含三通直航）也足以證明兩岸已趨向和解，也已構成吸引美日與台簽署FTA的有利條件，這時候兩岸再簽一個七折八扣、顯然不會是高品質的FTA或ECFA，並不會為上述想法增添太大額外助力，反倒先在國內引發重大分歧。


十、 洽簽底線：

      在中國不設任何前提，並且在中國明白表達不再杯葛台灣對外洽簽FTA的兩大條件下，並做好產業與國家經濟安全評估的前提下，不反對作適當接觸（雖然意見紛歧公投訴求也才比較具有正當性）。如此一來，經貿上透過台灣也能跟重要經貿伙伴簽署FTA而抵銷掉單獨傾向中國的優惠效果，稍稍緩和國內疑慮，戰略上也相當程度可以遏止中國對台的封鎖作為與意圖。

      話說回來，在台灣未能參與東亞經濟整合進程的情況下，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與諸多功能性議題的循序合作，仍應是台灣的最佳經濟戰略與態度，足以讓台灣陷入中國政經泥淖的CECA或ECFA並不是。

作者洪財隆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註解：
1.詳見World Bank (2002), “Development, Trade, and the WTO: A Handbook” ；中國則普遍譯作框架協定。近來因全球FTA日益氾濫導致WTO對FTA的形式與內容失去實質監督能力，有些不是引授權條款的一般FTA也因為被列入談判的產品範圍與其關稅降至零/自由化的時間拖長，此時這個處於尚未完成高度自由化階段的FTA因具有期中特質（interim），所以也被視為架構協定。

2.「東亞峰會」（East Asian Summit, 2005）或「東協加六」，以「東協加三」成員為核心，外加印度與紐澳等三國。如前所述，日本希望透過更大規模的「東協加六」（日中韓與紐澳印度）來稀釋中國的影響力，這也可以從在2008年五月成立、總部設在雅加達的「東協暨東亞經濟研究院」可以看出端倪，這是一所由日本在背後主導，藉由東協加六等十六國的智庫聯盟合作，運作模式則模仿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3.兩岸協商簽CECA待遇可優於東協10加1，中央社 2009-02-23，http://n.yam.com/cna/china/200902/20090223170765.html 

      台灣經濟持續衰退且失業率居高不下，當國內外經濟研究機構陸續調降2009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馬政府一直無法祭出有效對策以振興國內經濟，結果，與對台灣最具敵意的中國洽簽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成為馬英九救經濟唯一的法寶，馬政府除了誇大中國經濟實力外，並強調簽訂ECFA的急迫性，馬英九更認為「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將來吃虧更大」。當民眾對與中國洽簽ECFA的基本原則與具體內容還不很清楚之際，當行政部門也說不清楚簽定ECFA對台灣產業與工作機會將會有何種衝擊之時，行政部門就已接獲「上面」指示，偷偷摸摸與中國進行接觸談判。面對外界反對聲浪，馬英九還假惺惺的說，與中國簽定ECFA還在凝聚國內共識階段，未來會循序漸進，歡迎各界表達不同意見；但經濟部所召開的座談會則未見勞工、農民以及傳統產業代表的參與。倒底馬英九為何急著與中國簽定ECFA？為何排除不同階層代表參與政策的形成？


壹、以「一中市場」架構換取中國同意馬英九「任內不統」

      六大工商團體一再催促政府儘速與中國簽定ECFA，認為此舉將有助於台灣與東協主要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馬英九認為與中國簽定ECFA將可減少台灣進入東協的阻力，而台灣要與全球接軌，更應先從簽定ECFA開始。然而，馬英九似乎忘了台灣與其他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最大障礙在中國，中國一向認為「自由貿易協定」有主權意涵，不僅反對台灣與其他國家簽定FTA，亦不同意兩岸使用這個名稱，才會出現綜合經濟合作協定（CECA）或ECFA等名稱。馬政府迄未說明清楚與中國簽定ECFA之後，台灣將以何種身分享受中國與東協會員國所簽署的雙邊經貿優惠協定？主權已回歸中國的港澳地區都未能自動享受這些利益。難道台灣要以中國的一省或一個地方區域享受中國與東協會員國間所簽訂的經貿互惠協定嗎？此刻，馬英九急著與中國簽定ECFA將讓台灣地位比港澳不如，讓台灣成為中國的經濟附庸。

      馬政府當然了解中國與台灣先後加入WTO後，仍有將近2000項中國農產品及工業產品尚未開放進口。此刻若兩國簽署全面性關稅互免協定勢必對台灣國內不少產業及勞工的工作機會產生衝擊。為消除社會疑慮，馬政府只好強調ECFA是以架構協定為基礎，簽定後將分階段實施關稅互免。有人認為部份石化業廠商唯恐中國與南韓簽定FTA後，南韓石化產業會在中國境內享受較低關稅的優惠，導致台灣石化業出口中國受到嚴重衝擊，而主張台灣與中國簽定ECFA。事實上，南韓尚未與中國進入簽定FTA的談判階段，故「為了滿足部份產業需要，以簽定ECFA交換中國先給予『早期免稅承諾』讓這些產業可先享受調降關稅好處的說法當然站不住腳。其實，馬英九想藉台灣經濟陷入蕭條之際，誇大與中國發展更密切經貿關係的好處，藉與中國簽定ECFA建構「一中市場」以換取中國同意其「任內不統」的政見。此種為了個人利益犧牲台灣整體利益，馬英九當然不敢明白告訴台灣人民簽了ECFA對台灣經濟以及勞工的工作機會將會有多大的衝擊。馬英九一再強調未來只以對我有利的產業做為關稅減免談判的重點，顯示馬政府將ECFA視為等同於中國與香港所簽定的CEPA，視ECFA為中國照顧台灣的特殊政策。總而言之，馬英九急著簽定ECFA除了個人政治利益外，還要利用ECFA向中國乞討施捨與恩賜以搶救台灣經濟，徹底架空台灣的生存與發展自由選擇權。

      馬英九一直未說清楚心中的「一中市場」架構之下，何時開放中國勞工來台搶台灣人的工作？何時開放中國農產品來台摧毀台灣的農業部門？何時開始執行兩岸商品檢驗互免讓中國黑心商品橫行無阻？我們只聽到馬英九片面否認，未見馬政府公佈整個架構的具體內容，更一再反對先審後簽。這就好比購買預售屋一樣，建設公司把預售屋的優點說的天花亂墜。當有意購屋的顧客，要建設公司拿出設計藍圖時，建設公司卻拒絕提供，要顧客先付款等蓋好後才會讓顧客了解設計藍圖。馬政府雖然強調未來雙方將以分階段實施關稅互免為談判方向，到時若發現不適宜時，我方還可隨時喊停，問題在於，「一中市場」架構一旦框住台灣，就如同簽約購買預售屋，台灣人民發現不妥還能不同意反悔嗎!


貳、台商過度投資中國導致兩岸間變為區域經貿關係

      2000年後，台商投資中國佔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0.5％飆升到2007年的2.61％，此種無節制的開放只讓採取「降低成本」的廠商有更多的自由選擇權，但也降低廠商在地轉型升級的意願。這些台灣廠商大量到中國投資後，在中國生產所需的半成品原物料與機器設備必須自台灣進口。台灣機器設備以及半成品原物料出口愈多，雖然會帶動台灣經濟成長，但也會有愈多的台灣工作機會將會為台商在中國所創造的工作機會所取代而產生「跨國勞動替代」的現象：雖然，中國勞工無法來台工作，但台商赴中國投資等同於在中國創造工作機會，所以，台商投資中國愈多，台灣勞工的工作機會被中國勞工的工作機會取代的就愈多。相較於80年代中期之前，台灣出口以勞力密集產品為主。只要產品有國際競爭力，廠商自會願意以較高的薪資僱用更多的工人，出口不僅帶動經濟成長，同時也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並帶動薪資所得成長的效果。2000年後，台灣對外投資八成以上集中在後進國家的結果，讓台灣更無機會透過對先進國家的投資取得先進國家所釋出新產品的生產以及新技術，結果舊的工作機會因廠商外移而快速流失，新的工作機會則因新技術及新產品生產移入台灣不夠多而增加緩慢。讓台灣不少家庭對未來工作機會與薪資所得成長產生了強烈的不確定感。

      馬政府完全未認知到有效管理以及規範產業外移對創造台灣國內工作機會的重要性反而更加放任企業西進，導致2008年第三季上市上櫃公司匯往中國金額高達522億元，超過2008年上半年總金額。2000年後，台商大量投資中國，導致將近有兩百萬高科技人才及中高階管理人士前往中國工作。台灣國內所擁有生產要素跨國移動的障礙愈來愈少，台灣與中國間經貿關係已明顯由國與國之間的國際貿易關係(即大部分生產要素不能跨國移動)轉變為區域間貿易關係(即可以自由移動生產要素的數目增加)。馬英九上任不到一年，台灣與中國間區域間貿易關係變得更為明顯，馬政府若不能及時有效規範產業外移，未來中國與台灣將形成「核心-邊陲」的區域經貿關係。

      理論上，對個別廠商而言，在經濟整合區域內從事生產與銷售較為有利；對加入區域整合的所有國家而言，整體投資與生產將會增加，但並非所有區域內會員國的投資與生產均會增加。根據2008年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教授的「核心-邊陲」理論，經濟整合區域內成員國間貿易成本下降後，規模愈大的會員國所享受的經濟效益愈大，所以，規模最大的會員國成為經濟整合最大受益者，最終成為經濟整合區域內投資與生產的中心，而規模居於劣勢的會員國則因產業外移導致產業空洞化成為邊陲。

      然而，馬政府不但忽視此種「核心-邊陲」區域經貿關係對台灣勞工工作機會，民間投資與民間經濟的衝擊，還要進一步與中國簽定ECFA讓兩岸形成一中市場。馬政府一再拿「經濟學家都贊同與中國簽定ECFA」作為推動的依據，但馬英九並未考量到台灣與中國經濟規模相差懸殊加上台商到中國投資與生產過程中所出現的規模經濟與產業群聚效應，未來馬政府若繼續加強與中國進行生產國際分工反而對台灣有所傷害。過去八年，台商大量投資中國以嚴重衝擊台灣產業升級以及勞工的工作機會。此刻，若再急著簽定ECFA，將加速吸引台灣人才、資金、技術到中國去，造成台灣勞工嚴重失業，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將會質變為城鄉型態的經貿關係。城鄉經貿關簡單的說就是除了土地不能自由移動外，其他生產要素均可自由移動，台灣與中國間發展差距不僅只是透過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而被拉近，城鄉貿易自由化的結果將導致台灣徹底被邊陲化。

     
參、簽定ECFA將讓台灣經濟全面崩盤

      經濟部長於經濟部所舉辦的「全球區域整合與兩岸經濟合作展望座談會」中，強調此刻若不與中國簽定ECFA，未來「東協加N」架構一旦形成，我國將會出現另一波「產業外移」潮，台灣經濟將被邊緣化。事實上，此刻與中國簽定ECFA反而對台灣經濟有嚴重的傷害，將導致台灣第二波產業外移，徹底掏空台灣產業基礎。

      在無法與世界主要國家簽定FTA情況下，馬政府若執意要先與中國簽定ECFA，則未來中國還會成為東協-中國-台灣經濟區域的軸心(hub)，而台灣將徹底的邊陲化。所謂軸心係指中國分別與東協及台灣之間存在雙邊貿易優惠協定就如同車輪的軸心一樣。由於台灣與東協會員國間並無任何類似的雙邊貿易優惠協定使得台灣與東協會員國間貿易障礙大於台灣與中國或東協與中國間的貿易障礙，結果台灣與這些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必須透過中國，台灣就變成東協-中國-台灣經濟區域中的「輪輻」 (spoke)。由於台灣廠商到中國投資設廠才能享受「軸心」地位的優勢，結果台灣廠商全球化佈局變為「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化佈局，台灣就被徹底邊陲化，此與經濟部大力宣傳的「不簽ECFA會讓台灣邊陲化」說詞完全相反。

      當東協與中國或中國與台灣間均未簽定雙方經貿互惠協定時，台商赴中國投資設廠的動機就是單純追求「降低成本」的策略，亦即，到中國以更大規模去複製台灣的成功經驗，去中國「享受中國經濟規模遠大於台灣經濟規模」所造成的「核心-邊陲」效益。與中國簽定ECFA後，台商赴中國投資除享受「核心-邊陲」效益外，還可享受中國與東協以及中國與台灣間雙邊經貿互惠協定下零貿易障礙的好處，此時到中國投資、生產所面對的市場規模更大，也就有更多的廠商會赴中國投資，結果在中國所形成的產業鍵就愈完整，更會吸引台商赴中國投資，結果讓中國成為台灣未來發展的軸心，導致台灣第二波的產業外移到中國。此時與中國簽定ECFA正好讓台灣徹底邊陲化。

      石化業一再強調若不與中國儘速簽定ECFA，除台灣將有11萬人失業外，台灣石化業更會因喪失競爭力而進入太平間。其實，一個能夠持續成長的國家，其產業競爭力必須來自產品差異化程度而非來自低廉的生產成本。台灣與中國簽定ECFA後，中國會因上述勞動成本、規模經濟、軸心效益、廠商群聚效應等有利的因素吸引更多的台商前往投資，台灣製造的商品銷售到中國雖因簽定ECFA而享受零關稅，由於生產成本仍遠高於在中國生產的成本，此時除非台灣提高產品層次並拉大與中國產品品質的差異，否則仍無法與中國商品競爭。與中國簽署ECFA的結果，並無法真正讓廠商根留台灣，維持台灣勞工的工作機會，反而將因「惡性價格競爭」讓台灣產業全面崩盤。

     
肆、沒有經貿自主就沒有國家主權

      全球化下，商品、資金及技術跨國移動的障礙幾已移除，然而，全球化並不會讓大多數人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絕大部份的國民經濟活動，都還是在「國家」領土範圍內進行。全球化固然讓資源運用更有效率，讓現代經濟活動的選擇更為多元。對擁有可以跨國移動資源的社會成員而言，全球化是機會；但對其他成員而言，全球化則是風險與威脅。此時，政府政策在追求開放、經濟整合之餘必須兼顧安全以確保全體人民的「生存與發展自由選擇權」。

      此次金融海嘯嚴重衝擊歐美各國經濟之後，不少先進國家採取的「擴大內需」政策其首要目標莫不放在如何減輕其國民的經濟活動所受到的衝擊。舉例說，美國總統歐巴瑪所推動8380億美元的振興經濟方案把創造工作機會列為首要目標，而國會亦在所通過法案中加入「購買美國製造」的條款，雖然力主自由貿易的歐巴瑪總統不同意以此種方式保護國內產業與工作機會，但他認為此項振興經濟方案是以美國所擁有的政經工具來搶救經濟，使用美國製造商品雖有違貿易自由原則，但總比建立關稅壁壘好。反觀，馬英九發放消費劵既未訂定排富條款以失業者或全球化經濟地位持續弱化的階層為發放對象，又未限制購買「台灣製造商品」。現在還要推出與中國簽定ECFA來救台灣經濟，一再強調ECFA對台灣的利益，顯示馬英九心中只有財團，忽視中小企業及勞工的權益。馬政府這種「開放只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錯誤思維，只有讓台灣經濟陷入更大的困境。

      馬政府最大的迷思就是過份誇大中國經濟的實力。依IMF最新預測，2009年中國經濟成長率將降為5%，世界銀行亦將中國經濟成長率下修為7.5%。另據中國官方新華網報導，2009年中國將因經濟成長速度減緩而產生嚴重的失業潮。由於中國個人所得分配不均以及中國政治疆域過大所衍生的區域發展失衡等問題皆為過去十餘年來二位數字的經濟成長率所掩蓋，未來經濟成長率一旦低於8%，失業及所得分配不均等問題就會成為中國嚴重社會問題的根源。當中國經濟發展開始顯現危機之時，馬政府非但未嚴肅思考如何擺脫對中國依賴，反而想藉簽訂ECFA把台灣與中國綁在一起，無異讓台灣的生存與發展自由選擇權暴露在更大的不確定之中。

      馬政府面對全球化最大迷思在於誤認全球化下，國家除應放棄所有不利於生產要素跨國移動的政策工具（如：租稅、或法律規範或管制政策）外，更要自我限縮政府的功能與角色以免妨礙生產要素跨國的自由移動，此種錯誤的根源來自於相信國與國之間最理想的貿易關係應是城鄉貿易型態，而忽略全球化下仍有不少生產要素因無法跨國移動而淪全球化的輸者圈。此時，國家有必要透過政經手段加以必要管制，保障其生存與發展機制，如此全球化才能得到社會更廣泛的支持。美國著名政治經濟學者Albert Hirshman早在1945年就提醒現代執政者，為確保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除要研讀馬基維利《君王論》外，還要懂得有效運用政經手段以維持主權國家生存與發展所需的「經貿自主」。克魯曼教授在其1991年出版的《Geography and Trade》一書中曾列舉十九世紀加拿大為建立「經貿自主」以降低對美國經濟的依賴所執行的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其中包括建立必要的關稅障礙迫使加拿大所需的農業品必須向加國當地的生產者購買，並建造東西向鐵路使加國交通由南北向改為東西向；加拿大更透過關稅保護其國內市場時，同時也擴大國內市場，直到市場規模足以支撐其本地的製造業為止。從這個觀點來看，馬英九利用簽定ECFA，讓台灣經貿完全依賴中國，讓台灣與其他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必須透過中國，讓台灣失去生存與發展自由選擇權，馬英九不配為現代國家的領導人。

     
伍、簽訂ECFA等於兩岸進入實質統一的進程

      其實國共倡議的CECA或ECFA最終目標，都是要移除兩岸之間商品、人員、技術與資金跨國移動的障礙，讓兩岸經濟互動必須在「一中市場」的架構下進行，讓台灣必須透過中國才能與其他國家發展經貿關係，讓台灣必須依賴中國才能發展與生存，中國成為台灣唯一的希望。此刻一到，台灣就完全喪失生存與發展的自由選擇權。一個國家喪失生存與發展的自由選擇權就等於喪失國家主權。換句話說，簽訂ECFA就等於將台灣推到實質統一的進程，未來只剩下國共之間如何簽署結束「國共內戰」的和平協定以實現法理統一。台灣人民過去辛苦爭取到的以「和平方式、民主程序」決定台灣國家前途的自由選擇權，就被馬英九輕易的斷送。

      台灣與中國簽定的CECA或ECFA，與2003年中國與香港所簽定的CEPA（即具有中國特色（一國兩制）的FTA），雖然名稱不同，但都規避主權意涵的FTA，都是要降低雙方人員、商品、技術與資金移動障礙。依香港經驗，台灣一旦簽定ECFA將徹底「香港化」或「地區化」。港商在1980年代追求「降低成本」的策略，將資金與技術大量移往中國。由於外移廠商沒有轉型的壓力，造成香港產業升級速度緩慢；加上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香港政府無法基於維持「經貿自主」而對港商外移中國加以規範，結果香港製造業佔GDP比重由1980年的23.6%快速下降到2001年的5.2%。製造業大量外移後，香港期待生產性服務業所創造的工作機會能填補缺口，由於香港生產性服務業就業人口的增加仍無法抵銷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減少，導致香港2003年7月失業率上升到8.7%的歷史新高。

      為緩和香港廠商過度外移中國對香港就業的衝擊，更於2003年與香港簽訂CEPA以排除香港與珠江三角洲間一些不利於人員、金流及物流的障礙，中國開始開放中國民眾香港自由行，簽訂前，中國政府將CEPA定位為中國中央政府照顧香港特區政府的特殊政策，排除香港人民參與政策形成，一切的協商並不公開透明且對產業及勞工就業的衝擊並未經過完整的評估，只有一再強調CEPA對香港的利大於弊；簽訂後，香港生產性服務業開始大量移往中國，形成香港第二波產業外移。2003-2007年期間，香港因簽定CEPA對中國出口增加10.4%，但中國對香港出口卻增加69.2%，兩者差距極大。由此可知，簽訂CEPA就像對香港施打嗎啡，固可紓解短期的痛苦，卻讓香港成癮，對香港不僅沒有實質好處，更讓香港永遠都離不開中國的控制。

      香港不是主權獨立國家，當然無法擁有生存與發展的自由選擇權，但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生存與發展自由選擇權更不可能靠敵國的恩賜，任何台灣國家領導人必須嚴肅思考如何維持必要的「經貿自主」以捍衛現有的生存與發展自由選擇權。馬政府積極簽定ECFA將讓台灣經濟命脈完全鎖死在中國，等於讓台灣喪失生存與發展的自由選擇權。


陸、簽定ECFA前要先交付全民公投

      民主政治體制兩大特色是：
 
      －任何民眾都有出聲(voice)的機會，不受所處階層，所擔任工作的影響；

      －任何公共政策的形成都盡量允許不同意見的各方參與，透過對話，辯論形成社會共識，作政策決策與推動的依據。 

      由這兩個準則檢視馬政府處理與中國洽簽ECFA整個過程，就可看出馬英九雖是台灣民選總統，但卻是最反民主的政治領導人。

      由於ECFA已涉及決定未來兩岸間經貿關係的架構，馬政府應依歐洲國家加入歐盟模式，將任何涉及關稅減免以及經濟或非經濟各種整合問題，交付全民公投。以歐盟經驗來看，半世紀以來各種複雜的經濟整合問題皆無法將政治議題屏除在外就可變成單純經濟議題而加以解決。馬政府目前處理ECFA最大錯誤在於只要有利於大財團，有利於少數產業，有利於出口經濟議題，就可忽略這些經濟議題政治面的意涵或對台灣社會衝擊，此種思維導致馬政府忽視台灣與中國經貿整合實際運作時所需的前提條件的重要性。歐盟成立至今，總共訂定8個主要國際條約，都需經各國公民投票方式決定這條約是否有效，其中英、瑞典及丹麥等國迄今仍拒絕加入歐元區的運作。公投是人民意願呈現最直接方式，馬政府無權以「對台灣人民有利」就可以抹殺公投是民主制度的最高原則，對「人民有利」並不表示台灣人民就必須接受，更何況ECFA只對少數產業、財團有利。

作者為台大經濟系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