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5326.shtml
川味牛肉麵 融入在地味

【聯合報╱本報記者陳靜宜】 2009.04.08 04:44 am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能在短短數年內，同時湧入如此大量且多元的菜色，幾乎當年大陸卅五行省口味全到齊；這只有在台灣。

「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主任張玉欣指出，一六六二年到一六八三年是閩菜移入時期，但當時台灣上流社會已能吃到大陸各省精華菜色；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二年間，近兩百萬人的外省移民，使得台灣島民的飲食產生巨變。

酷愛美食的已故歷史學者逯耀東曾描述，一九五○年代初期，台北中華商場集合大陸南北小吃：北京冰鎮酸梅湯、窩窩頭、天津麻花、四川紅油抄手、雲南過橋米線、山西刀削麵、湖南臘肉、上海油豆腐細粉、廣東蠔油撈麵、蘇州蟹殼黃、生煎饅頭，還有蓋著「反共抗俄」印章的山東硬火燒都相繼出現。

至今台灣的小館子裡，還能同時見到不同省分的宮保雞丁、左宗棠雞與北京烤鴨出現在同張菜單上。川味牛肉麵與「眷村菜」，可說是在這獨特時空背景下特有的產物。

逯耀東等人認為，早年台灣人務農，不吃牛肉，自然也無牛肉麵；遷台老兵把牛肉賣給肉販，內臟雜碎留下來煮成一鍋，下個麵條就成了陽春版的牛肉麵；岡山的四川軍眷仿郫縣豆瓣醬製成岡山辣豆瓣醬，成了川味牛肉麵不可或缺的一味。

台灣的菜色除了多元的特色，也有與當地食材結合的新風貌。如欣葉台菜行政主廚陳渭南提到，台式佛跳牆加入了常見的芋頭，煮至融於湯、化無形，異於閩式與粵式；台版「酸菜白肉鍋」還會加入海鮮，異於東北人吃法。

只是美食作家朱正藩認為，如此美食薈萃卻未接續發揚光大，主要是食材缺乏加上官方未加重視，使得各省菜色在此消彼長下，部分終究沒落。

一九七五年後，各國料理逐漸進入台灣，近十年來，巷弄裡多了外籍配偶帶來的越南、印尼小吃，泰式酸辣湯也很受歡迎，台灣飲食也更加多元豐富。

【2009/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5334.shtml
台北街中國名》偉人切6段？ 中正路改名

【聯合報╱本報記者陳宛茜】 2009.04.08 04:44 am

去年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彼岸遊客首次踏上台北，陌生中卻帶著熟悉。因為台北市街名如溫州街、通化街、西藏路…，竟多是由「神州」移植而來。

地圖象徵權力。建築學者李乾朗表示，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第一件事就是將台北街道名從日本名改為中國名。

決定改名大事的是一位上海工程師鄭定邦。當時台北還是省轄市，範圍大概是今天的大同、中山、大安、萬華和松山區。鄭定邦曾向李乾朗透露，他是將一張中國地圖蓋在台北地圖上，中軸線對準中山南北路，再將地圖上的中國地名填上台北街道。

李乾朗說，一頭是日本神社（圓山）、一頭是總督府的中山南北路，是日治時代皇族參拜神社的主要道路，也是當時最重要大道，被選作「台北地圖，中國街名」的中軸線。

新的街道名和其在中國的地理位置相對應。如伊通街在台北市的東北方，溫州、潮州街在南方，西藏、成都路、桂林路就在西南方。熟悉中國地圖的人，看到街道名，就能辨別方位。

也有少數街道以人物命名，如林森（國民政府主席）路。李乾朗透露，忠孝東西路原名「中正路」，卅多年前被迫分段，為了怕「偉人被切成六段」，迅速改名。

台北成為「小中國」，雖然有人嘲諷這是統治者的殖民想像、帶著「直把杭州當汴州」的悲哀。李乾朗卻說，鄭定邦來自上海，上海街道也有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傳統（如福州路），他可能只是單純依循家鄉傳統。

直到一九七三年政府制定「台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明定「街分別以各省之都市、史蹟及本市重要地、河、川或地方慣用等名稱定名」、「如以省份、大都市、城市、史蹟、名山、大川命名，應參照我國版圖相當位置取名。」

李乾朗說，包括台南、嘉義、高雄等城市，都有中國地名命名的街道。在國外，移民以本國地名來命名異鄉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紐約舊名為「新阿姆斯特丹」，現在則稱做「新約克（New York，約克為英國地名）」。但是像鄭定邦這樣重疊地圖的命名方式，恐怕是世界唯一。

【2009/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5336.shtml
詹宏志味覺地圖》大江南北菜 拼出團圓飯

【聯合報╱本報記者陳宛茜】 2009.04.08 04:44 am

 
六歲時，詹宏志從基隆搬到草屯，離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不遠。不久後，他的兩位阿姨也嫁進了中興新村。現在回想起來，一九四九所帶來的文化差異與融合，詹宏志是在童年的餐桌上慢慢察覺的。

作家、出版人詹宏志的父母都是本省人，父親是礦坑工程師，工作之故認識不少外省朋友。詹宏志記得，小時候父親常帶板鴨、臘肉等外省食物回來，母親卻不知道該怎麼弄，「難吃得不得了」。一直到三姨丈、四姨丈出現，他才發現外省食物的美味。

詹宏志有六位阿姨，婚事都由他的母親一手操辦。詹媽媽是個特立獨行的人，在本省、外省通婚還得面對社會壓力的年代，為兩個妹妹安排相親對象時，特意挑了在省政府擔任公務員的外省人。

詹宏志說，母親認為這些外省人「知書達禮，安分守己」；他們孑然一身來台，沒有公婆親戚的家累，又「特別珍惜婚姻」。事實證明，阿姨婚姻非常幸福。

兩位外省姨丈的加入，擴張了詹家餐桌的「版圖」。多年單身，他們燒了一手好菜，一位是山東人長於麵食、一是河北人善於組合大江南北菜。母親、阿姨也在餐桌上較勁，「過年時，各種好吃的東西一起出爐」。

詹宏志記得，三姨丈手勁大，自己揉麵做的饅頭「紮實飽滿又清甜耐嚼」；四姨丈則發明三色水餃，用胡蘿蔔、韭菜和白菜做餡。

詹宏志原本習慣吃油麵，開始學姨丈吃白麵條；母親搞不定的臘肉，也變成香噴噴的「蒜苗炒臘肉」。兩種文化在餐桌上的碰撞、交流，在他的回憶中一直是「很歡樂的事」。

詹宏志常到中興新村找表弟妹玩。他發現他們家，不像本省人「一進去就是公媽廳」，而是沙發、客廳，「祖先牌位要到過年時才用毛筆寫好」。

中興新村「沒有商店、招牌，沒有當地人帶路，什麼東西都買不到」；它跟台灣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像是一個憑空長出來的城市」。

中興新村是一九四九之後，國民政府專門為省府員工打造，融辦公、住宅為一爐的集合式住宅。詹宏志認為它是台灣少見「自給自足、社會主義形態的建築」，也是標誌著一九四九的一道凝固的記憶，必須妥善保存。

【2009/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5304.shtml
歌仔戲，澎湖灣》文化混血 擦出火花

【聯合報╱記者何定照】 2009.04.08 04:44 am

 
1949一甲子，隨著兩岸故宮合作，分隔六十年的雍正文物終於將在台北相會。這遲來的重逢，其實有許多文化在前鋪路：自1949至今，台灣與大陸文化從衝撞、壓抑、激盪到漸次融合，早已混血出新的品種，豐富了各自的文化，也為彼此搭起理解的橋梁。

光是戲曲，兩地就交融出多樣面貌。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林谷芳指出，大陸戲曲早在日治時就和台灣戲曲界來往頻繁，小西園掌中劇團的武場，就是用京劇鑼鼓；京劇的唱腔、武打、身段，更豐厚了歌仔戲底子。許多大陸人擅長的雜耍、功夫，也在來台後成了歌仔戲之寶，明華園台柱孫翠鳳的爸爸孫貴便是其一。

文革丟的 台灣保存下來

崑曲也在台灣巧思下，在兩岸掀起年輕新浪潮。「若沒有台灣，崑曲絕對作不出白先勇的牡丹亭。」林谷芳指出，移民社會特有的包容性，讓台灣獨具一種細緻幽微的生命情境，正是此含蓄之美，成就了新版牡丹亭的精緻視覺。

大陸歷經文革摧殘，「許多文化粗陋殘缺，也在台灣保住」。林谷芳認為，台灣在許多層面，都比大陸還中國；大陸評論家陳丹青更直言，看到李安在「色戒」中復原舊上海，像到讓他覺得「見鬼了」，「大陸在文革丟掉的東西，有可能被台灣用另一種方式撿起來」。

主流文化 從打壓到融合

然而這種「特殊的中國」，也湮滅不少可能。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茂桂指出，一九四九後，台灣化身「自由中國」的中心，大陸傳統文化成為主流；台灣原有的閩南、客家、原住民、日治文化都遭打壓，歌仔戲、布袋戲、日治時期作家乃至新劇都是如此。

在政策教化下，對大陸文化的虛擬「鄉愁」，也在台灣產生奇妙「混血」。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劉維公笑說，七○、八○年代盛行的校園民歌如「龍的傳人」，不少人高唱著自己「從未去過的長江、黃河」，後來民歌在大陸廣受歡迎，描述本土景致的「外婆的澎湖灣」，倒成了陸客最想看的景點之一。

語言轉變 粉口愛撩落去

80年代末本土口號漸興，文化選擇改由市場機制決定。不論是混合日治經驗與本土情懷的「海角七號」，以民間社會為背景的「人間條件」，或是以眷村為主的「寶島一村」、「光陰的故事」，都叫好叫座，觀眾也不限於單一族群，顯現文化混血經驗已稀鬆平常。

早期被壓抑的其他語言，也和國語交織出台灣特色。劉維公舉例，「熊熊」（閩南語：突然）、「撩落去」（衝下去）、乃至結合「客家國語」和「閩南國語」的「粉口愛」，已幾乎人人愛用；台灣女生愛用語助詞、說話嬌滴滴，也在大陸掀起流行。

混搭潮流 燒餅兒俺想你

「台灣和大陸相互的文化創新，絕對是好事，來來去去才有新東西。」劉維公認為，如建築師登琨豔所說，「該接枝出新品種，不用競爭，而是競合」。

肯德基的早餐廣告似乎正是啟示：油條喊著「燒餅兒，俺好想你」，卻見燒餅已夾入西方口味的薯泥、生菜。當全球化的混血來勢洶洶，兩岸文化的混搭更擦出奇妙火花。

【2009/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3144.shtml
我是台灣人》棒球輸大陸 台商之子氣
 
【聯合報╱記者林琮盛】 2009.04.07 02:29 am
 
 
百萬台商西進大陸，尋求商機，也有大批台商之子隨著父母移居對岸。當眾多台商之子跟著對岸孩子一樣繫紅領巾上學、學寫簡體字、上政治思想課，心中可有矛盾？

本報民調顯示，在大陸經商或長期工作者，希望子女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華人的比率，較在台灣工作者略多七個百分點。

「我是台灣人啊，這有什麼好問的？」今年十五歲，在廣東中山市雙語學校念了八年、粵語跟廣東人一樣溜的台商之子小甫，理所當然地說。

偏著頭思索後，小甫緩緩地說：「我不否認自己也是中國人啦，但我還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許多台商家長對讓孩子就讀大陸本地學校，十分憂慮，除了當地競爭壓力太大之外，也擔心兩岸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可能會「模糊孩子的自我認同」。

一名台商說，光想著孩子打上紅領巾上學，就讓他聯想到「紅衛兵」三個字，也擔心孩子不會寫繁體字，以後回到台灣銜接不上。

也有台商孩子在當地中學表現優異，獲老師推薦可加入「共青團」，嚇得母親婉拒：「可不可以把機會讓別人？我們不太方便。」

大部分台商子女高度認同台灣社會的進步、文明，若在兩岸競爭的場合，台商之子的「敵我」意識更明顯。「去年奧運棒球賽，中華隊敗給中國隊的那一刻，我差點拿遙控器砸電視。」小甫依然憤憤然。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基金會執行長聶良知說，當中國運動員與外國對決，或當中國完成驚世之舉，如去年的神舟七號升空，「我們會有一種與有榮焉之感」。

娶了陸籍配偶的東莞台商李文誠說，他每年都會帶兩名孩子回台灣，讓孩子認識自己的根。「我們身在海外，對台灣認同更強烈。」聶良知說。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耿曙表示，因社群效應，台商凝聚力強，即便是陸籍配偶，也是被融入台商社群中，而非「反融入」，這也是台商之子仍高度認同台灣的因素。

他也強調，認同絕非「排他性」，成長於大陸的台商之子有可能因長期人際、生活經驗，培養出多元認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009/04/07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3142.shtml
眷村文化 記錄大變遷的時代

【聯合報╱記者李志德、梁玉芳】 2009.04.07 02:29 am

六十年前的國軍大撤退，台灣島上多了六十萬跨海而來外省兵，還有十五萬名隨之來台的眷屬。在一座座的軍營外，搭起了一個個安頓軍民家小的聚落，大家稱它們「眷村」。

原以為「隨時要反攻大陸了」而成立的臨時眷村，卻佇立許久，成了近代台灣重要的歷史地景。八百多座眷村，收攏了遠離家鄉的「阿山仔（外省人）」。圍起眷村的竹籬笆之內，是整個「丟掉的中國」的縮影，南腔北調，相濡以沬；在竹籬笆之外，卻是另一個台灣。

時光流轉，淘盡眷村。眷村一個個拆了，特有的歷史印記也要隨之消失。搶救消失的眷村，正以各種形式努力著。

「這麼貼著人、貼著地的眷舍，再過兩個月就要被拆除，每天結結實實生活在一起的鄰居們都要搬到集合型大樓去了，生活環境改善了，生活的味道卻不對了。」

這是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謝小韞的一篇舊作「那天我在眷村過夜」，描述最後一次與童年場景的纏綿。近年眷村改建推動得如火如荼，但也同時湮沒了竹籬笆的記憶。謝小韞說，眷村反映了大變遷的時代，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除了房屋的形式外，小至大江南北各地的飲食；大到社會語言學，「外省文化」都有吃重角色。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曾經分析，台灣社會稱他人的父母「某爸爸」、「某媽媽」的說法，就是外省人遷台後，原有宗族體系斷裂，必須和一群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住在一個聚落時，自然發展出的新稱謂。

「保存外省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歷史空間留下來。」謝小韞說，桃園縣運用「指定歷史建物」的法定權力，保存了「馬祖新村」和「憲光二村」，而後者，後來成了連續劇，「光陰的故事」的場景。

投入眷村保存運動的中央大學副教授李廣均估計，八百多座眷村，現存一百多座，其餘都在「眷村改建條例」、都市更新計畫下消失了。

謝小韞說，第一波眷村文學，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距今已廿年；這正好是大舉拆除眷村時期。挖土機所到之處，歷史場景成為廢墟。

若說指定歷史建物，是為保存眷村硬體；那「光陰的故事」和剛結束演出的舞台劇「寶島一村」，重現了眷村曾有的生活況味。

但批評者認為，眷村具現戰後政治、族群衝突和荒謬經驗，通俗創作卻刻意略去沉重反省，像是外省掛的「大愛劇場」。

但是，嫻熟於媒體的創作老手讓眷村文化走出博物館，在不曾見過眷村的年輕一代眼前再現，已有意義。也有人開起眷村懷舊餐廳，演眷村、談眷村、吃眷村，儼然成為現下的文化時尚。

李廣均說，眷村文化成為跨族群、跨世代接受的懷舊商品，是時機成熟了，「如果是十年前，本土化呼聲正高的時候，推出眷村劇碼，那就太不政治正確了」；經過這些年「愛台灣」的反省，社會能懂得「存在過的，都是台灣的一部分，不論是農村或眷村」，更何況，「眷村不等於外省人的故事」。

或許，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三月底的發言正可代表：「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共識。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可以把『本土』重新詮釋為一個包容性的觀念，讓這個社會所有的新舊移民不分族群都能共享『本土』。」這也該是大部分沒住過眷村，卻為眷村文化深深著迷者的共同心聲吧。

【2009/04/07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3139.shtml
聯合報系民調》跨族群通婚 三家有一家

【聯合報╱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報導】 2009.04.07 02:29 am

 
族群通婚往往被視為族群融合的最終階段，本報民意調查發現，若同時考慮父代及子代經驗，台灣每三個家庭就有一個是跨族群的婚姻組合。

因通婚而帶來的族群相互瞭解或包容，都是省籍隔閡消退的推手。本報調查發現，從父代的通婚情形來看，每一百位受訪者，約十四人成長於跨族群通婚家庭。其中，「外省爸、閩南媽」的配對模式超過一半，比「閩南—客家」通婚者多了一倍。

至於已婚的受訪者，跨族群通婚率提高為二成三，即平均每四人有一人和配偶不同省籍。

由調查可知，子代跨族群通婚情形不僅比父代明顯提升，組成上也打破了「父外省、母閩南」的刻板模式，「閩南—客家」或「閩南—外省」通婚數量變得相當接近，讓跨族群通婚內涵變得更為異質，各樣族群的「混搭家庭」都有可能。

在國族認同方面，調查發現，六成九受訪者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比十二年前上升廿六個百分點，創本報歷年調查新高，顯示「本土化」認同已是大多民眾的共識。

調查顯示，近十二年來，外省及客家族群的國族認同改變最為關鍵。本報民國八十六年調查，當時不論是外省或是客家族群，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較高。其中，五成六外省族群自認是中國人，兩成二是台灣人，百分之七感覺兩者都是；三成七客家族群自認是中國人，三成一是台灣人，一成五感覺兩者都是。

本次調查，外省族群的國族認同已大逆轉，四成五自認是台灣人，比例倍增，兩成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的認同比例降至兩成四；客家族群自認台灣人的比例也高達六成七。

但外省族群認同「中國人」並不代表認同大陸，調查顯示，不論是外省、閩南或是客家籍受訪者，看法相當一致，約七成皆認同外省族群為台灣人，僅一成左右感覺外省族群是大陸人。

這次調查於三月十日至十二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一千四百一十七位成年人，另五百六十四人拒訪；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二點六個百分點以內。調查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09/04/07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3135.shtml
三塊門牌 組成我們這一家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 2009.04.07 02:29 am

 
大概很少國家的人民會像台灣人這樣，在世界各地闖蕩，面對各式表格上的「國籍」欄，填下答案時，總有些人、總有些時候，竟然有些迷惑起來：該寫憲法上的國名「中華民國／ROC」，還是務實的「台灣」？

五年級生、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王增勇的答案，就和大多數人一樣，隨民主化、本土意識啟蒙，筆下認同歷經兩階段轉變：廿年多前，「ROC」是愛國的標準答案，即使外國海關會殘忍地當著你的面，大筆一揮，槓掉「ROC」，填上「TAIWAN」；留學第二年，他認定自己是「台灣人」，下筆再無猶疑。如今，「TAIWAN」早是大多數台灣人行走全球的身分認同。

「你是什麼人？台灣人、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是學術界關於族群、認同研究中，常問的問題。討論島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結」、「台灣結」的學術研究也成重要領域。

愛台灣定義 很開放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李廣均觀察，台灣社會歷經這些年「愛台灣」的正反思辨，已變得成熟，大多數人可接受開放式的台灣人定義；同意「台灣主體性」是彼此的最大公約數，在國際場合或主權談判時堅持不被「政治中國」矮化，但也不至於極端到棄絕「文化中國」的所有影響。

文字工作者周晏自省，有時說話、撰文提及「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心下會響起警鐘：啊，「中國人」？這三字讓她不安，「會被劃入某一陣營」；即使童年小學作業簿背面總印著「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如今並不流行。

我是什麼人 找歸屬

其實，「我是什麼人？」在不同場合，會有不同的答案。王增勇認為，全球化下穿梭國境，身分認同是很「情境式」的，像學者傅柯說的，身處異文化中的文化反差，才更確認自己的歸屬。

因為說得一口標準國語，王增勇從小被認定是「外省囝仔」，但回到父親故鄉福建，見到陌生的「同鄉」，他心底更確立「我是台灣人」。當他出國留學，「Chinese」文化是重要的認同；但面對大陸人，他很清楚自己是「Taiwanese」。

李廣均說，對許多人來說，「語言使用是重疊的，身分選擇與表述是即興的，甚至是模糊的與策略性的」。

依據學者研究，打從六十年前，大批的「阿山仔（外省人）」隨國民政府遷徙來台，當代台灣社會人口分類歷經三種形式：籍貫、四大族群與多元文化論述。

最早國府政權以「籍貫」來規劃官方的人群想像，身分證上一律父權式地註記父親的所來處為「籍貫」，卻無法阻止民間沿著「本省人vs.外省人」的界線發展出來的分類。直到民國八十一年，籍貫欄取消，以出生地取代。

作家成英姝記得小時候有人問她：「哪裡人啊？」她會回答籍貫上那欄：「浙江，興化。」還學著父親的語氣，老氣橫秋地加一句：「唉，小地方啦！」即使她沒去過那個小地方。

新移民加入 新認同

到了八、九○年代，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興起，「四大族群」分類為了對抗「我們都是炎黃子族」的國族論述應運而生，但也忽略「原住民」或「外省人」都是內部差異極大的群體；「高級」、「權貴」原是階級問題，卻以族群之名掩蓋。

更進階版的「多元文化」論述接著在台灣出現，正視東南亞婚姻新移民加入台灣的人口版圖，形塑新的人群關係。

根據本報最新民調，三分之一的台灣人都來自族群通婚的「混搭家庭」，強要分出「你是什麼人？」已難簡單作答。

許多人相信，年輕新世代對於「族群」已有全新觀點。六年級女生、成大台文所博士班學生趙慶華對「誰是真正的台灣人？」有她的定義：「能說出這三塊門牌背後所隱含的歷史意義，才算。」

這三塊門牌是：三鶯部落九十九號、恆春郡海角七號、寶島一村九十九號。

【2009/04/07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1082.shtml
不會讀中文 菁英一夕變邊緣

【聯合報╱本報記者梁玉芳】 2009.04.06 01:01 pm

 
一九四八年出生的陳文英（化名）清楚記得，當她上小學第一天，陡然置身一個「國語」環境，外省老師的南腔北調，她一句也不懂時那種惶恐。這讓她後來多少明白說日語的父母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一夕成「中文文盲」的挫敗感。

當外省軍民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大批在台灣港口上岸時，激起的巨大震盪，至今猶存漣漪。

陳文英說，生命經驗決定了每個小人物對於大歷史的記憶與詮釋。她記得台北帝大畢業的父親在她幼時溫柔地抱著她背誦濟慈的英詩，但是戰後拿到中文報紙卻無法卒讀；政權的轉換讓知識分子成了不識之無，從菁英變成邊緣，「那一代的台灣讀書人都有這樣的故事。」原本在小學教書的母親也只好賦閒在家。

成長於首善之區的台北，即使是小學，師資也全是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士。「外省人很多種的，不是每個人都是『京片子』」，從小家裡只說台語及日語的陳文英，一到學校就像置身另一國度，得從頭學起。

陳文英功課好，外省老師喜歡她，誇她：「你真聰明，好像外省小孩。」陳文英說，那時她覺得很光榮，聽不出話裡對台灣人的貶抑；回家告訴父母，大人「又是一陣沉默」。

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一女中，陳文英說她樣樣傑出卻總上不了榮譽榜，因為操行永遠只有七十九分。她問了導師。是某少將夫人的女導師哼了一聲，說：「漢奸的女兒怎麼有資格上榮譽榜？」

當晚飯桌上，陳文英問父母：「為什麼老師說父親是漢奸呢？」她記得，父親沉默地放下碗筷，離桌回房，關上門，久久傳來一聲日文：「八格野鹿（日文罵人語）！」母親只是流淚。

原來是當年「二二八」事件時，曾加入左翼組織「黑色青年聯盟」的父親也遭通緝，躲了半年；自此有了不良紀錄，常有特務上門，「父母得包紅包打點」；只是無人知曉這紀錄將影響下一代。

那晚是對陳文英的政治啟蒙。她開始理解父親那一代，「在歷史洪流中改寫了自身歷史」的上一代台灣人。

為了父親，她學日文，那是「那一代台灣人的鄉愁」，「他們與日本的距離比中國要近得多」。曾服務於日本大使館的父親用英文給她寫信，那是兩人熟悉的眾語言中最大的交集，「他不會中文，我不會日文」。

廿三年前，民進黨創黨，陳文英是創黨黨員之一，她把那面綠白小旗子送父親。「他很高興，慎重地把民進黨旗子掛在櫥櫃門板背面，門一掩上，別人就看不到了。「他還是害怕的，他還是活在政治恐懼裡，只敢偷偷高興。」陳文英感嘆。

去年，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再度完全執政。陳文英觀察，「恐懼又再回到父母心上，跟我說軍警裡有很多『郭冠英』。」因此她不願以真名見報，一甲子以來的歷史傷痕並不是那麼容易抹去的啊。

【2009/04/06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5/4831091.shtml
1987年歸鄉第一人 買光整村紙錢祭母

【聯合報╱本報記者汪莉絹】 2009.04.06 01:01 pm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早上八點半，在台北紅十字會門前等了一夜的熊光遠，拿到○○○一的返鄉探親證，成為打破兩岸長期隔絕的第一人。

一九四九年，熊光遠廿一歲，跟著國民黨軍隊到台灣。經過多年軍旅生涯退伍，住在宜蘭。家鄉有老婆孩子的熊光遠，一人獨自在台灣生活卅八年，沒再娶，一心盼著回家鄉與家人團圓。

拿了探親證，熊光遠迫不及待地回到江西南昌熊家莊，回到家才發現，「父母都走了，老婆也跑了。只有兒子，還有兄弟們，就這麼多了。」物是人非，讓他非常傷心，把母親遺像擺在賓館的床頭，在床前跪了一夜。第二天，他買光了熊家莊周圍所有小店舖的紙錢和鞭炮，到父母墳前祭奠，自責不孝。

幾經思考，一九九二年，他在南昌買了房子住了下來；經人介紹，九三年與一名護士結婚，兩人相依為伴，共度晚年生活。

不是所有返鄉老兵，都像熊光遠一般幸運，立即找到親人。家在山東濟南的張繼孟，直到去年，才找到分離六十三年的妻兒。

一九四五年，廿二歲的張繼孟告別年輕的妻子賈延紅，和年僅兩歲的兒子外出打工。因為戰亂，與妻兒失聯，輾轉到台灣。在台灣獨自生活十八年後，四十歲的他，覺得歸鄉無望，在朋友勸說下，在台灣娶妻成家，有了一雙兒女。

開放探親後，經過多年打聽和當地台辦官員協助，去年，他終於找到元配賈延紅。自張繼孟離家後，賈延紅一人帶著兒子艱難度日。日復一日地等待，她早已斷了丈夫會回家的念頭。有人問起她丈夫，她總說：「這麼大年紀了，也回不來了。」

但張繼孟去年終於回家了。夫妻兩人青絲已成白髮，看到站在面前的丈夫，賈延紅輕聲說了句：「你回來了！」遲到六十三年的問候，道盡離別之苦。

【2009/04/06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