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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1   鳴奏節律─和平指導戰爭

◎ 張 競
領導國家大政的政治領袖，在不同的國家發展階段，會自不同精英社群中產生。現今隨著兵役制度與替代役機制的彈性，再加上女性參政風潮及社會客觀條件逐漸成熟，因此未來的國家政治領袖，不具備軍事背景或相關知識的可能性會愈來愈高，是否熟悉軍事作戰或國防施政常務細部運作，已絕非成為國家政治領袖必要條件。但兵者乃國之大事，裁奪和戰在各國憲法上又是專屬統帥權責，面對此種法定職權，本文分就指導和戰之基本素養與實踐技巧兩方面，為未來數十年後國家政治領袖獻策。壹、指導戰爭之基本素養
國家政治領袖不必通曉陣中實務，史有明證均可在指導和戰時從容無礙，無論曾當演員或是賣領帶出身，甚至曾迴避兵役拒絕赴戰的領袖人物，其指導和戰能力，未見得比戰時空戰英雄或曾於潛艦服役，甚至實際統領大軍作戰的政治領導人表現遜色。指導和戰的基本關鍵素養，在於聯結「政治」與「軍事」慧眼；此種修養分別體現在兩個方面：將「政治目的」詮釋轉換為「軍事目標」的智慧，以及評析「軍事行動」所造成「政治效應」的能力。
政治領袖面對其所要統帥的軍事首長時，須了解軍事精英在其成長過程中所接受過專業教育及訓練與所歷練職務，使其必然具備勘破事物軍事價值的專業眼光，俾利垂詢軍事專業在用兵上是否要攻略抑或固守提出建言。但獲取軍事目標能否就此達成政治目的，端賴政治領袖的推估與評斷，軍事精英其實對此並未有任何置喙餘地。在以往的史例中，曾有軍事首長公開評議政治領袖對其戰場用兵所作限制，依法理而論，此無疑侵奪統帥權之舉。
假若政治領袖循前人所言「戰爭是如此重要之事，豈可放任而委由將軍們恣意而為」；則相對地將「政治目的」詮釋轉換為「軍事目標」，亦為國家政治領袖必須肩承獨斷重任。軍事首長會就其軍事專業，考量各種軍事性效益，向統帥提列軍事上值得爭取目標供其裁奪，此等目標將敵手戰略重心列為首選。政治領袖依其三軍統帥權責，分就其所追求政治目的，以及軍事首長所建議軍事目標，考量兩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從而下達戰爭指導。
西方研究戰史基本架構中，面對各個戰爭案例在敗戰一方一定會探究其根本原因在於「規畫上失策」亦或「執行上失當」。當政治領袖在戰爭規畫階段，展現出將「政治目的」詮釋轉換為「軍事目標」智慧時，並據此向軍事首長交付戰爭指導，供其賡續發展軍事計畫作為後，並在實際執行戰爭作為時，政治領袖仍要具備評析「軍事行動」所能造成「政治效應」的能力，俾以全程掌握戰局。
執行軍事行動有所不當時，所可能造成政治衝擊與負面影響絕不可等閒視之。光是戰鬥員軍紀失序，造成傷及平民或虐俘情事，在平復負面輿情上就已棘手萬分，甚至妨礙終止戰爭相關條款策定，以及戰後遭到戰爭法規制裁。這就是西方法理上的「義戰」，在目的與手段都獲得同等重視的原因所在。此亦為政治領袖指導戰爭時，全程掌握戰局發展，確保各「軍事行動」能如其所預想，達成「政治效應」致勝疆場。
貳、實際執行之原則
國家政治領袖如何下達對軍事首長的戰爭指導，其具體內涵為何？其實整個戰爭指導只包括「必要作為」(constraints)與「禁制事項」(restraints)兩個部份。「必要作為」乃指軍事首長在執行軍事作戰時所必須遵循的規範、或是必須達成的中期目標，甚或是為確保「軍事行動」能產生特定「政治效應」相關作為。「禁制事項」則是指執行軍事作戰時所絕對不能違犯的規範、或是對於軍事作戰行動區及目標選擇上的限制，甚或是為確保「軍事行動」能產生特定「政治效應」所應避免採取的相關作為。總而言之，武裝部隊遂行戰爭，最主要在於政治領袖所裁定之戰爭指導。
政治領袖下達戰爭指導經典之作，首推柴契爾在福克蘭戰爭的開戰決心。當時下達給英軍特遣部隊指揮官指導極為明確，「必要作為」就是盡速收復福島；而「禁制事項」則是不得攻擊阿根廷本土。明確簡單的決心，代表充分授權與信任，此適可振奮參戰官兵士氣。在對軍事作戰行動及目標選擇上有所限制的戰爭指導，諸如韓戰期間，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對麥克阿瑟將軍下達過，不得對大陸東北地區實施戰術打擊的「禁制事項」；而麥克阿瑟將軍對政治領袖的戰爭指導公開訾議，亦為其日後去職主因。
戰爭指導中許多「禁制事項」均是由政治領袖直接下達，同時亦為其關切重點。古巴飛彈危機時，美軍針對古巴本土相關軍事偵察活動，以及蘇聯秘密派遣核潛艦向古巴航進，雙方所有行動都直接受到其政治領袖親自加以限制。早年台海危機及八二三砲戰時，中共「中央」軍委限制其海空兵力，不得進襲在海峽活動之美方艦艇；此亦為中共領導人考量政治後果，而對軍事作為所下達的「禁制事項」。
首次波灣戰爭時，聯盟各國明確約定軍事行動目標在收復科威特，痛擊伊軍精銳主力後，美國總統仍限制聯軍部隊擴張戰果進軍巴格達，僅限對伊拉克軍事目標與有生戰力之打擊，絕不進佔及控領任何伊拉克領土。當時聯軍部隊指揮官曾經公開對未進兵巴格達表達異議，但隨即受到申斥後，對其失言表示歉意，由此就可看出政治領袖運用戰爭指導的重要性。
戰爭指導亦可確保軍事作戰及整備，能夠與政治及外交斡旋進程配合。波灣戰爭初期美軍獲其政治領袖訓令，在未完成戰略集中及軍事整備前，以及未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正式授權前，不得進行地面作戰。所有作為僅限於爭取及確保空優，並對地進行適量打擊與阻絕，先期削弱敵方戰力。此軍事作戰分成「沙漠之盾」與「沙漠風暴」兩階段的根本緣由，所有軍事行動進程，無一不受政治領袖戰爭指導約制。
戰爭指導中對於「禁制事項」之規範，原則上均較「必要作為」來得具體；此因政治領袖多半僅對「必要作為」下達原則性指導，而將細節交由軍事首長供其發揮創意作為。越戰時能否轟炸北越、高棉及寮國，原先其本質概屬「禁制事項」範疇。但日後美國詹森總統干涉過多，親攬獨斷轟炸目標等末節，反而扼殺其部屬創意而肇生多所掣肘情事。政治領袖要作宏觀指導，切忌作微觀的指揮管制；此種修養不妨自德國傳統軍事作戰上「授權制宜」之指揮哲思，以及美軍所強調「任務導向」指管風格多作思索必有所得。
總之，政軍失調必誤戎機；政治領袖與軍事領袖各知其位、各守其份方能各盡其責。否則極有可能在戰場上雖然獲得軍事之勝績，卻未能達成戰爭之政治目的而全局盡墨。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指出，戰爭之目的在勝利，然二十世紀英國兵學家富勒將軍在鑽研大量戰史、戰役後，批評克氏觀點，指出戰爭之目的在和平，和平是國家政策的基本觀念，勝利僅是達到和平目標的手段而已；因此，以和平來指導戰爭，方是未來國際安全的主流觀點，此亦為二十一世紀政治領袖、軍事將領所應具備的素養與體悟。
（作者為海軍上校，現服務於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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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30   美越關係升溫 牽動亞太戰略局勢

　冷戰時期，美國出兵越南以防堵共產主義的擴散，越戰的失利，不僅使美國國內長期低迷，雙方也因此斷交；隨著柯林頓總統二○○○年七月訪問越南後，在雙方經濟合作的成功搭橋之下，美、越開始透過高層互訪發展戰略關係。二○○五年六月，越南總理潘文凱首開越南領導人訪美先河；值此之際，美軍也對重返金蘭灣軍事基地展現濃厚興趣，使美軍太平洋艦隊能在關閉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後，在東南亞找到一個可供大型軍艦停泊的海軍基地。（編按）根據日前美國《華盛頓觀察》雜誌的報導指出，美國與越南代表十月上旬在越南首府河內就國防與安全議題舉行戰略對話，會中廣泛談論軍事、安全協助與軍售等安全議題。這是美國與越南關係正常化之後，首次舉辦的戰略對話，此舉不僅標誌著美越關係的升溫，更有藉此次戰略對話防範「新興戰略對手」崛起的意涵。
美越關係由冷轉熱
冷戰時期，美國為防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散，不僅在東南亞實行圍堵策略，最後更選擇出兵越南，打了一場冷戰時期最熱的戰爭，但是這場戰爭卻從此成為美國不堪回首的往事。對內，由於越戰的失利，使得美國國內長期瀰漫低迷的氣氛；對外，則由於北越在一九七五年推翻南越政府，統一了越南，美國因而與越南斷交，並且對越南實施長期經濟制裁。
儘管美國與越南關係就此陷入冰點，但是仍必須面對戰爭後的種種難題，其中包括二千多名失蹤美軍的協尋。而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也開始以積極的態度來看待戰爭所遺留的問題。一九九二年十月，越南政府同意向美方提供有關越戰中失蹤美國人員的情況之後，美越關係因而開始融冰。
柯林頓總統在一九九三年入主白宮之後，進一步推動美越兩國之間的和解，不僅取消了對越南的經濟制裁，更恢復了美越兩國的外交關係。同時由於柯林頓過去的反越戰立場，因而在二○○○年七月獲邀前往越南訪問，成為一九七五年之後首位踏上越南土地的美國總統。兩國領導人發表「結束過去，面向未來」的歷史性談話，美越關係從此之後急速升溫。
越南擁有八千四百萬的人口，在東南亞國家之中僅次於印尼與菲律賓，同時擁有廉價的勞動成本優勢，為亞洲經濟市場的後起之秀，美國政府因而鼓勵企業前往越南投資。經貿合作也成為美越關係迅速升溫的主要推手，根據國務院在今年六月份公布的數據指出，美國是越南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及第一大出口市場；二○○一年兩國雙邊貿易額僅十億美元，但是二○○七年已高達一百二十五億美元。
在經濟搭橋成功之後，美、越開始透過高層互訪發展戰略關係。二○○五年六月，越南總理潘文凱首開越南領導人訪美先河；同年十一月，布希總統赴河內參加亞太經合會之際，順道與越南領導人進行會晤；去年六月，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應邀訪美，成為越戰之後訪美的越南最高國家領導人，並在美國的報紙上刊登廣告明確指出，「美國是越南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
美越軍事關係急速升溫
自從二○○○年三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越之後，美、越從此啟動了雙邊軍事交流。二○○二年五月，美國邀請越南軍事代表觀摩美國與泰國共同參演的「黃金眼鏡蛇」聯合軍事演習；二○○三年十一月九日，越南國防部長范文茶前往美國進行訪問；同月下旬，美國海軍「範德格里夫特號」驅逐艦開進胡志明港，成為越戰結束之後首艘訪問越南的美國軍艦；二○○五年，美、越雙方代表簽署了情報分享協議，以共同應付恐怖主義、毒品走私及其他國際安全威脅。
此次美、越戰略對話是美國與越南恢復外交關係之後的首次戰略對話，雙方在會中廣泛地談論區域安全性議題，包括：為越戰之後美軍所疑留的美製直升機提供零件、越南軍人融入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美國部隊協助越南救災等議題。
參加這次對話的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克雷德表示，作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一個大國，越南越來越融入這個世界，他同時表示美國希望與東南亞地區各個國家發展軍事合作關係。下次美、越雙邊戰略對話將於明年秋天於美國首府華盛頓舉行。
美國的亞太戰略
隨著冷戰的終結，美國成為世界格局裡的超強國家，不論世界局勢如何轉變，確保其霸權地位不受「新興戰略對手」的挑戰，始終是其國家戰略的主要核心。目前看來，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但是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與俄羅斯國力的復甦，已成為美國未來霸權地位的主要挑戰者。
為了確保美國的霸權地位與利益不受現實與潛在威脅所挑戰，因此美國開始在亞太地區進行「亞太北約」的建構，以實行新一波的圍堵策略。第一步，藉由與日本與澳洲等兩大盟國建立更緊密的軍事同盟，以攜手維持美國的亞太利益；第二步，拉攏印度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藉由「亞太民主同盟」的建立，以圍堵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擴張。
越南與中國大陸在越戰時期是對抗美國的盟友，但是隨著越南向蘇聯靠攏，以及越南在一九七八年入侵高棉之後，雙方關係開始急速惡化，最終在一九七九年爆發戰爭。蘇聯解體之後，越南亟需導入其他大國勢力，以維持與中國大陸對抗的籌碼，因此，儘管越南不是民主國家，但是美、越之間在對抗中國大陸的崛起上有著共同的利益，自然加速兩國之間的軍事關係發展。
另外，美國更對於重返金蘭灣軍事基地有著濃厚的興趣。在越戰期間，美國花費鉅資興建這座基地，美國撤離越南之後，越南政府將金蘭灣基地租予蘇聯。蘇聯解體後，由於經濟的凋敝，使得俄羅斯無法負擔每年高達三億美元的租金，因而在二○○三年租約到期後交還給越南。
自從一九九二年美國關閉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之後，美國在東南亞之間缺乏可供大型軍艦停泊的海軍基地，因此美國四處尋覓海軍基地供巡弋太平洋的第七艦隊航空母艦停泊。俄羅斯的撤出無疑為美國重返金蘭灣提供了機會，因此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戈於二○○二年訪問越南時，表達了租借金蘭灣軍事基地的渴望。
對美國而言，重返金蘭灣能夠增強美國在亞太的前沿軍事部署，除了在軍事上能夠達到威懾中國大陸的目的，更能藉此加強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擴大美國在反恐戰爭上的戰略空間。
越南仍有所顧忌
對越南而言，與美國化敵為友符合其戰略利益，但是與美國深化軍事合作之際，仍有諸多顧忌。首先，儘管越南在經濟上已經走向資本主義，但是在政治上仍維持社會主義統治模式，藉由鎮壓國內異議分子以維持政權的穩定，至今美國仍不時就人權議題對河內當局施壓。
其次，美國成為全球霸權之後，過於倚賴「單邊主義」處理外交事務，對於曾長期與美國敵對的越南來說，難免心生疑慮。為避免美國在越南進行軍事存在的同時，影響越南的內政，因此越南政府傾向於有條件允許美軍艦艇停靠金蘭灣，同時也開放其他國家軍艦停靠，藉以維持戰略平衡。
結語
近年來，美國積極與越南發展軍事合作關係，其目的不外乎藉此加強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部署，以達到威嚇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之目的；對越南而言，則希望在大國的戰略競合之間謀取利益，因此在各取所需的前提之下，未來兩國軍事交流將更加頻繁。
策畫：本報軍事小組
文：王崑義、呂許燕香
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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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30   紐西蘭致力亞太維和 防備區域衝突

壹、前言
紐西蘭為南太平洋島國，總面積約二十七萬平方公里，西鄰塔斯曼海與澳洲相距約一千六百公里，北鄰斐濟、東加等國，並與一些國家往來密切。紐西蘭土地面積與英國和日本相當，但是人口僅有四百多萬人，而且人口成長速度不快，是個不折不扣的小國。最先發現紐西蘭的是荷蘭探險家阿貝爾．塔斯曼。他於一六四二年受僱於荷蘭所屬的東印度公司，進行「南方未知之地」的探索任務。塔斯曼一行人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抵達現今紐西蘭南岸，成為第一位發現紐西蘭的歐洲航海家。同行的繪圖員將這塊新發現的土地取名為「紐西蘭」(Nieuw Zeeland），也就是荷蘭語稱為新陸地的意思。
雖然說荷蘭人是最先發現紐西蘭的歐洲國家，不過對這塊土地產生最深遠的影響卻是後來才抵達的英國人。英國探險家詹姆士．庫克於一七六九年抵達紐西蘭，將紐西蘭納為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從此英國移民開始陸續移民紐西蘭。
英國政府與毛利部落首領在一八四○年簽署了《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根據條約的內容，允許英國人定居與治理紐西蘭，但同時也保留了毛利人對他們所屬土地和資源的支配權，該條約因而被視為紐西蘭的建國條約。
紐西蘭南島在一八六一年發現金礦，大批南太平洋與中國大陸移民因此前來淘金，因而造就今日紐西蘭族群多樣化的風貌。根據紐西蘭官方在二○○一年公布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歐洲裔移民占紐西蘭總人口的八成，毛利人占百分之十四點七，太平洋民族占百分之六點五，而亞裔移民約占百分之六點六。
貳、紐西蘭的戰略環境與國防政策
一、與澳洲緊密的軍事聯繫
澳洲向來是影響紐西蘭國防決策的重要一環，就歷史、文化與意識形態來看，紐西蘭與澳洲和西方世界的關係非常密切；但是就地理位置來看，這兩個國家卻遠離西方權力中心。紐西蘭與澳洲在價值觀、人民關係、戰略利益上相近，而且同為大英國協的成員，為了避免遭到周遭國家所孤立，兩國長久以來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維持著緊密的合作關係。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紐、澳兩國一直奉英國的外交政策為圭臬。紐澳軍團在兩次大戰期間均攜手與聯軍共同作戰。二戰結束後，隨著英國國力的式微，兩國開始轉而依靠美國來維持國家安全。美國為了拉攏澳洲與紐西蘭加入反共陣營，三國於一九五一年簽署《澳紐美安全條約》。根據《澳紐美安全條約》的內容，美國有防衛南太平洋盟友的責任；但是相對地，澳洲與紐西蘭也有義務提供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
《澳紐美安全條約》在前二十年運作得相當順利，不過在一九八○年代卻出現戲劇性變化。為了維護紐西蘭的自然景觀，紐西蘭在一九七○年代開始將環保與反核議題置於國家政策的核心，除了反對法國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核試爆外，更於一九八五年拒絕美國核子潛艦進入紐西蘭的港口，最終於一九八七年通過非核家園的法案禁止美國核子艦艇來訪。
紐西蘭的反核舉動引發了美國的極度不悅，因而中止與紐西蘭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將紐西蘭由盟友地位降為友好國家；直到一九九○年紐西蘭國家黨上台後，致力於與美改善關係，紐西蘭與美國之間才恢復政治與軍事往來。
為了避開《澳紐美安全條約》中，關於美國與紐西蘭在核武政策上的歧見，澳洲與紐西蘭另外成立「澳紐防衛諮詢委員會」與「澳紐防衛政策小組」，透過這兩個組織來繼續推行兩國之間的防衛合作關係。
二、維持南太平洋的穩定發展
「九一一」事件的教訓告訴世人，一個「失敗國家」將成為維持區域甚至是國際和平的重大威脅。所謂的「失敗國家」主要特徵是政府治理失敗，法律與社會秩序蕩然無存，教育及醫療等公共服務中斷、經濟情勢惡化，人民不再效忠於政府，轉而效忠家族或軍閥，最後往往淪為洗錢、販毒、人口販賣的犯罪天堂，最後成為鄰國國家安全上的威脅。
昔日受到殖民統治，或受聯合國託管的南太平洋島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紛紛獨立，這些國家大多為經濟不發達、基礎建設缺乏、在國際上也沒有太大影響力的小國；但是受到地理上的分割及歷史因素，造成種族、族群或部落的龐雜，導致這些國家自從獨立之後，往往處於長期動亂之中，也讓原本就殘破不堪的經濟更加脆弱。
南太平洋的斐濟過去曾是「失敗國家」的典型例子，這個總人口約有九十萬人的國家，在人口結構上是土著與印度裔族群約各半，時常因為種族問題而使國家陷於動亂之中，過去二十年之間斐濟發生過四次政變。就在斐濟政局動盪不安之際，給予犯罪組織乘虛而入的機會，二○○四年時斐濟警方曾在當地破獲南太平洋最大的安非他命生產工廠。
紐西蘭擔憂「失敗國家」效應一旦在南太平洋地區蔓延，將對維持區域穩定與紐西蘭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避免南太平洋產生「失敗國家」成為紐西蘭在南太平洋戰略的主要目標。
其次，庫克群島與紐埃（Niue）等國家過去曾為紐西蘭的屬地，紐西蘭有義務鼓勵這些國家在政治與經濟方面朝向穩定發展。同時由於環保議題與非核化政策向來是紐西蘭國家政策的核心目標，所以有必要確保南太平洋國家支持紐西蘭所做的政策決議。
為了確保紐西蘭在南太平洋戰略利益，紐西蘭與澳洲合作，透過經貿、外交與軍事力量做為主要手段，紐、澳兩國提供南太平洋國家援助，以協助這些國家提升教育、醫療、公務員效率、貿易等方面的效率。東帝汶獨立後，紐西蘭與澳洲共同派遣維和部隊前往當地執行任務，一同協助這個亞洲最年輕國家步上正軌。
三、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紐西蘭雖然是個以歐洲移民為主的國家，但是由於地理位置鄰近亞洲，因此向來以亞洲國家作為主要貿易夥伴。一旦亞太地區陷入動盪，將使紐西蘭付出重大代價，所以對紐西蘭來說，維持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發展相當重要。
在東北亞方面，紐西蘭與東北亞主要國家之間的軍事交流逐漸成熟。紐西蘭國防軍不僅參與聯合國所指揮的朝鮮半島停戰協定，更與中國大陸進行戰略磋商，期望透過發展友好關係，降低發生區域衝突的機率。
在東南亞方面，這塊區域是紐西蘭亞太安全利益中最主要的地區。紐西蘭是《五國防禦協定》的簽約國，其他會員國還包括澳洲、馬來西亞、英國與新加坡。《五國防禦協定》簽署的目的是確保英軍在一九七一年撤離東南亞之後，能夠藉由集體防衛的力量，避免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這兩個當時新成立的國家遭到外敵侵略。
《五國防禦協定》在冷戰期間為維持東南亞的區域穩定做出相當大的貢獻。冷戰結束後，《五國防禦協定》並沒有因此解散，面對近年來東南亞地區接連發生的重大天然災害，《五國防禦協定》開始進行轉型，轉往人道救援與災難救濟的方面，繼續做為建構區域安全的主要力量。
除此之外，「九一一」事件之後，亞太地區發生一連串的恐怖攻擊事件，讓亞太的戰略環境充滿諸多不確定性，這些恐怖攻擊事件多半針對西方人士而來，也讓紐西蘭當局擔憂受到池魚之殃。有鑑於此，紐西蘭的安全觀與國防政策重心，由過去的面對傳統軍事威脅，轉變為與周邊國家共同維護區域安全與參與全球和平支援行動，以確保紐西蘭免受恐怖主義與區域衝突的威脅。
參、結語
紐西蘭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使紐西蘭能夠免於外來的直接軍事威脅，同時由於紐西蘭人口僅四百多萬人，讓實行募兵制的紐西蘭僅能維持一萬餘人的小規模兵力，但是紐西蘭能夠明確國家戰略目標，適時進行軍事戰略改革，讓紐西蘭的國家利益能夠獲得充分保障，國家優良形象也能夠獲得彰顯，堪稱是小國中的典範，亦可做為我國日後擬定國家戰略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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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9   波羅的海三小國同舟共濟共禦強權

◎王崑義、古明章／台灣戰略學會秘書長、台灣戰略學會研究員
壹、前言
波羅的海三小國由北而南包括愛沙尼亞(Estonia)、拉脫維亞(Latvia)、立陶宛（Lithuania），這三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蘇聯併吞，直至一九九一年才相繼脫離蘇聯獨立，三國重獲獨立後，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從未加入獨立國協的三國，三國於二○○四年參與歐盟、北約，二○○七年成為申根公約國，三國幾百年來都飽受俄羅斯的威脅。愛沙尼亞國土面積為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七平方公里，但人口僅約一百四十多萬人，三分之二是愛沙尼亞人，其他多為蘇聯時代移居的俄羅斯人。位於芬蘭下方，緊鄰波羅的海。歷史上曾被德國人、丹麥人、瑞典人、波蘭人和俄國人統治過，至於南方的鄰國則為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面積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九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多萬人，半數以上是拉脫維亞人，另有超過三成的俄羅斯人，且俄人多數居住在大都市，位於東北歐，西鄰波羅的海，北方為愛沙尼亞、南方是立陶宛，東方則與俄羅斯、白俄羅斯二國相鄰。首都里加(Riga)位於波羅的海國家中心地帶，瀕臨里加灣，處於歐洲西部和東部、俄羅斯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交叉點上，其港口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被稱為「波羅的海跳動的心臟」。
立陶宛面積為六萬五千平方公里，人口約三百五十萬人，面積與人口都是三國之最，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立陶宛人佔八成，一次大戰後脫離帝俄獨立，一九四○年間又被蘇聯併吞，直至一九九○年三月十一日才脫離前蘇聯。立陶宛少數民族比例低，是完全自由的國家。
愛、拉兩國都實施議會內閣制，獨立初期，議會立法採認需於一九四○年被蘇併吞前定居的人，才取得歷史公民身分，排斥俄羅斯人引發爭議。
貳、俄羅斯陰影下的國家安全
要了解波羅的海三國與俄國的恩怨糾葛，根源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在二次大戰之後，波羅的海三小國遭蘇聯佔領，由於愛沙尼亞等國於二次大戰期間與德國合作，受到強烈報復與攻擊，人民遭流放及大規模屠殺，在一九四○年至一九五七年間，有三十萬立陶宛人死亡，在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抗蘇人士被遣送到西伯利亞。
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與立陶宛要求俄羅斯承認蘇聯一九四○年是非法佔領，並要求俄羅斯為此道歉並提出賠償。而俄羅斯認為前蘇聯政府軍隊一九四○年進入波羅的海三小國，不是佔領，而是應當時波羅的海三小國政府請求，進入與德國法西斯軍隊做鬥爭。俄國前總統蒲亭說，蘇聯政府一九八九年曾公布了一項決議，譴責了蘇聯與德國在一九三九年的簽約是史達林的個人決定，違背了蘇聯人民的利益，蒲亭認為，這表明，前蘇聯政府已經為佔領波羅的海三國道歉。儘管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間關係密切，但歷史上迫害，使得三國至今仍與俄羅斯關係相當緊張。
爭取獨立最受矚目的事件是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於劃分波羅的海三國為蘇聯勢力範圍的蘇德兩國秘密條約簽訂五十週年之際，波羅的海三國舉行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兩百萬波羅的海三國人民手牽手形成跨越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從維爾紐斯到里加、塔林長達六百公里被稱為「波羅的海之路」的人鏈，參加人數達三國人口的四成。
波海三國於爭取獨立過程中，採用不合作與非暴力的示威，諸如獻花、合唱等等，因此被喻為「歌唱革命」。蘇軍在打壓獨立運動時，反而被這種非暴力所感動，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三日，蘇聯軍隊的坦克開進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荷槍實彈地對付電視台周邊的人牆，十四人因此被殺，造成可怕的生命損失，但這次殺戮也造成蘇聯士兵的嚴重罪惡感，蘇軍的攻擊因而停止。一九九一年八月蘇共保守派政變，蘇軍拒絕向反抗政變市民開槍，正是同一批軍隊，導致保守派政變失敗，波海三國終獲獨立。
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的公民權政策，也是與俄國關係不睦的導火線。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獨立初期採用「民族主義」的公民政策，先提出「歷史公民」認定，就是把一九四○年以後移居的俄羅斯排拒在外，後雖放寬歸化規定，但要求須學會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才能取得公民權與擔任公職，愛沙尼亞並在二○○七年全面實施愛沙尼亞語的教育，種種「去俄羅斯化」的舉動，引發俄國的疑慮與不安 。
參、集體安全體系與群眾性防衛
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後開始撤軍，但遲至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俄羅斯才完全撤出在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境內的十萬大軍。波海三國的假想敵一直為俄羅斯，建軍與防衛也以抗俄為目標，波羅的海三小國於一九九○年共同成立波羅的海理事會；同時，三國採取聯合建軍原則，以加強三邊軍事合作，實現小國軍事一體化。
三國共同組成波羅的海維和部隊，以維護該地區之軍事安全。亦在美國、瑞典和丹麥等國協助下建立國防制度和軍隊。波羅的海沿岸包括丹麥、德國、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芬蘭、瑞典等八國，波海三國加入歐盟與北約後，這些國家在軍事安全上更密切的合作。建軍的原則是實現武裝力量現代化，達到北約的水平，但不裝備重武器，若俄再次入侵三國，將採取游擊戰和地下鬥爭方式抵抗。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日，三國在愛沙尼亞舉行一次聯合軍事演習，這是三國防範俄軍威脅，武裝部隊一體化邁出的第一步。三國海軍也於二○○二年在愛沙尼亞港口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由三國海軍組成的掃雷艦隊、愛沙尼亞海軍潛水員小組、海岸警衛連以及民眾糾察隊參加這次演習。演習的目的是保衛愛沙尼亞港口，即在愛沙尼亞海岸基地和港口遭到敵人或恐怖分子襲擊時，三國能及時採取聯合軍事行動。
波海三小國自知軍事武力不足以抵抗大國，以群眾性公民防衛結合軍力、民力，充分利用人民的力量保衛國家，群眾性防衛有其自成一套的武力體系、使用方法與策略，有以下範疇：(一)最溫和的非暴力抗議和遊說：諸如守夜、示威、糾察隊、公開宣傳等；(二)稍具衝突性的不合作運動：如罷工、杯葛、社會放逐和市民違抗行動等；（三）衝突性最高的是非暴力干預；類似非暴力佔領與攔阻、平行機構的建立、讓行政體系負荷過量等；運用以上方法，期迫使侵略者採取以下措施：(一)改變信仰：讓對手改變自己的觀點，接受行動團體的目標，有如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二)和解：讓對手在未改變觀點下妥協。(三)非暴力的強制作為：封鎖對手有效行動的能力，最後同意簽署協定；(四)瓦解：藉由群眾性防衛，可使非暴力壓迫效果擴張到一定程度，使對手系統崩潰。透過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抗爭，使侵略者的行動變得愚蠢與不符成本。
積極性的群眾性防衛，還會和潛在侵略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團體建立聯繫，建立全面的利益關係，以備發生衝突時，小國可以動員這些團體向其政府施壓，因此三國最成功的戰略就是團結的民心。
肆、波海三國戰略政策之影響及評估
波羅的海三國是原蘇聯最小的加盟共和國，研究三國獨立後能否生存和發展，以及如何生存和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波羅的海國家區域聯防，可說是小國防衛的借鏡，因為單一一個小國無法與軍事大國相比，唯有合作才有機會。波羅的海三小國在經濟上參與歐盟、在政治上加入北約，無非借由區域合作與結盟，保衛國家安全，這是外交戰略的運用，因為三國都不足以對抗俄羅斯，對內而言，三國強化國家認同與尊榮感，因站在被強迫的弱勢國立場上，人民的抵抗意志遠勝於軍事科技的優勢，在過去波海三小國抵抗蘇聯的歷程顯而易見。
另外加強人民對國家的尊榮感值得學習，群眾性防衛的具體做法是強化國家認同與反抗意志，日前立陶宛國會通過法令，禁止在該國任何地方公開展示共產黨鐮刀斧頭的旗幟和納粹的象徵。根據這項法令，現在在立陶宛公開展示共產和納粹領袖的圖像都是違法的。這包括帶有共產黨的鐮刀斧頭和納粹黨徽符號的旗幟、標誌和徽章。這項新法令還禁止納粹和蘇聯的國歌。同樣的愛沙尼亞也決定將納粹黨徽和鐮刀斧頭標誌一同禁止。愛沙尼亞二○○七年四月拆除塔林的蘇軍紀念碑，還引起愛、俄兩國的緊張。至於拉脫維亞則取締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
　 伍、結語
克勞塞維茲曾強調：「戰爭不是愚蠢、熱情的行為，而是被政治目的所控制，所以此目的價值須決定犧牲的大小及持續時間的長短。一旦努力的消耗超過政治目的的價值，則此目的會被拋棄，和平就會隨之到來。」戰爭的破壞性確實導致軍事力量的遞減使用，因此如何讓潛在敵人不敢輕啟戰事，是小國防衛的最高指導原則。
波羅的海三小國和俄國接壤，能夠抗拒威脅，就在於團結，兵力有限，民力無窮，各國可以學習的就是三國的抵抗意志，過去被蘇聯併吞的慘痛歷史，造就三國人民的愛國心，對國家的認同與同舟共濟精神，是波海三國的最佳防衛武器，足以抵抗任何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