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BBC中文網，2011年10月13日）

「台灣法院改判陳水扁金改案有罪」／BBC中文網、2011.10.13
－「在法庭內宣佈判罪的同時，法庭外聲援這位前總統的民眾，則憤怒地指責國民黨執政當局無恥，司法已死。相對於支持陳水扁的民眾，此前在陳水扁一審獲判無罪時，台灣一些親國民黨媒體的政論節目，則憤怒指責一審法官的判決有問題。」、「如果從一審與二審的相反判決來看，對於陳水扁是否有罪不僅在民眾或政論員間看法分歧，即使法官看法也完全不同，司法對此並未起到在社會上定分止爭的作用。」…

何清漣：「點評中國：『憲政中國』為何依然是夢？」／BBC中文網 2011年10月13日：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成功在望，2月28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就發佈了《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明確宣示說，要將《六法全書》『看作是基本上不合乎人民利益的法律』，『司法機關應該經常以蔑視和批判《六法全書》及國民黨其他一切反動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視和批判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學習和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觀、法律觀及新民主主義的政策、綱領、法律、命令、條例、 決議的辦法，來教育和改造司法幹部。』…」

　在台灣，常常有人說「換了位置，換了腦袋」。其實，這句話套用在陳水扁涉及的貪腐司法案件上，同樣正確；阿扁一審無罪時，綠營肯定司法、還扁清白，而藍營則指控一審法官有問題，甚至質疑法官是綠營佈下的司法暗樁，但等到阿扁二審改判十八年重罪時，情形剛好相反。

　這是標準的「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既是針對阿扁個人，也是針對司法。

　理論上，司法應如皇后的貞操不容質疑，因為一旦皇后的貞操受到質疑，則作為「社會公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勢必難保；問題是，何以皇后的貞操一再受到質疑？二句話可概括：

　－首先，在實務運作上，台灣的司法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因為「初一十五不一樣」，所以始終無法「起到在社會上定分止爭的作用」；其次，台灣民眾長期對司法不信任，總體的感覺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如今因為扁案，已然深化成「有權判生，無權判死」。

　在「錢與權」的交互影響下，如此往復循環，一再回到「換了位置，換了腦袋」的源頭──以錢搞權、以權賺錢，司法的清白與否，與權力的大小與金錢的多少成正比。

　簡單講，正是「錢與權」，讓封閉的台灣司法變得面目全非。想想看，同一套司法訓練所產出的法官，面對同樣的証據與案情，何以會出現一審無罪、二審十八年的天地之別：

　－「一審法官以金融合併非總統職權而判其無罪，但二審法官則以其與總統職務具關連性，為其職務影響力所及，而為其職務上行為的理由改判有罪。而一審法官認定銀行家的數億台幣政治獻金，二審法官則認定是銀行家賄賂下的陳水扁貪污所得，並判其應被追繳沒收。...」(來源：BBC中文網)

　在一審、二審之間，並沒有所謂的新事証出現或引用法條錯誤，而是單純法官個人的「認定」問題；換句話說，面對阿扁由一審無罪到二審重判十八年，綠營先別憤怒，藍營也別高興太早，完全一樣的案情，到了下一位法官，或許再出於「認定」的不同而又出現逆轉。

　當然，最大的逆轉，是不管法官怎麼審、如何判，一旦蔡英文當選「總統」，如果蔡英文給阿扁「特赦」，阿扁自然就「清白」了──在台灣，先是政治上「清白」，然後是司法上的「清白」。

　不要說不可能。台灣的司法，表面上是獨立的群體，但包括法官在內的所有司法人都是社會化的動物，由於它的封閉性與自閉性，不折不扣是權勢的產物、認知也常與社會發展脫節，但是，台灣的司法不只習於「審時度勢」，也精於掌握政治風向；也因此，對於涉及權力的政客「清白」，司法的「認定」通常不是來自証據力與法條，而是預為審判、先入為主的「認定」立場。

　正是出於對這種司法「認定」本質的疑慮與不安，才讓台灣民眾產生司法「初一十五不一樣」、「有錢（權）判生，無錢（權）判死」的長年印象。

　面對如此「初一十五不一樣」的判決，從「台灣之子」變成「台灣之恥」的阿扁，猶如洗了一場司法三溫暖。此刻的阿扁應該有所感悟，當初要是不要忙於把所謂「（台獨）建國基金」的錢搬進私人戶頭，或者不要在出任「總統」以後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方式進行人事安插，而是利用台灣人民給他的絕佳機會，徹底進行司法改革──不，應該是司法革命，則今天他的下場，肯定有所不同。

　看到阿扁由一審無罪逆轉成二審重判十八年的戲劇性情節，不免讓人深深想到「中華民國」的司法何以如此，以及它將如何善終的問題，這也是本文引述何清漣所寫「點評中國：『憲政中國』為何依然是夢？」一文的原因。

　台灣的司法，傳承自「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司法，其實骨子裡是個半調子的大雜燴。誠如何清漣所形容的，「中國學習西方，從來就是買櫝還珠，機會主義式的採用。還美其名為『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自以為得計」；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司法，在六十多年間迭有修改，但總體的司法本質沒變，正是這樣一套司法系統，讓「中華民國」在1949年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

　有不少人認為，「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失敗，「兵敗如山倒」是主要原因，其實，「兵敗如山倒」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中華民國」司法在大陸的澈底失敗、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在內戰的最後，國軍所到之處「萬人空巷」─不是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而是害怕被拉伕、橫徵暴斂、暴虐對待而跑光了。

　相反的，這也是中共在建政初期，中國人民真心希望「新中國」誕生的原因。或許是感悟到民心向背，毛澤東在1949年奪取政權成功在望的時候，第一個最重要的命令竟然是把「不合乎人民利益的」《六法全書》及「中華民國」司法體系全然廢除，甚至要求「新中國」的所有司法機關「應該經常以蔑視和批判《六法全書》及國民黨其他一切反動的法律法令的精神」為「新中國」建構全新的司法系統。

　很簡單的二個問題：

　一，「中華民國」在大陸，司法無法捍衛公平正義、無法讓人民安身立命、無法讓人民信任，大陸人民要「中華民國」司法何用？要「中華民國」何用？！
　二，「中華民國」在台灣，同一套司法，雖然六十多年間修修補補，但「初一十五不一樣」、「有錢（權）判生，無錢（權）判死」的情形依舊，而台灣人民也仍然不信任司法，怎麼辦？

　說到底，阿扁個人的無罪與重判、2012年台灣大選誰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根本都無足輕重；台灣司法的經常性逆轉與反覆無常，因此所導致的喪盡民心，才是「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