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陳水扁著作之刑案小說『衝破生死線』一書中的自序篇〉
如果我是台灣的丹諾 陳水扁
克萊倫斯．丹諾（Clarence Darrow 1857-1938）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刑事犯辯護律師，也是一位好打不平，為許許多多極不尋常，沒有希望的案件辯護的人道主義者，更是一位真正獻身於自由人權的勇敢鬥士，他一生為正義上法庭舌戰半世紀以上，七十五歲時，他寫下「丹諾自傳」。胡適之先生喜歡丹諾的仁慈、熱烈的心，也喜歡丹諾火辣、才華的筆，並將丹諾譽為「一位最可敬愛的美國人。」陳之藩先生看了這本傳記後寫著，「丹諾這本書好像一杯烈酒、一團火焰，使自己的情感，為之沸騰，為之澎湃。」
我則在拜讀了使美國的歷史多采多姿的偉人自述以後，立志要做「台灣的丹諾」。
丹諾不止影響胡適之先生的思想，更讓我大學時代棄商習法。丹諾自傳伴我在黑獄中度過八個月，在這以前，丹諾自傳我不曉得已經翻過幾遍了。
打從大學四年級開始執業律師，我曾經是全國最年輕的律師，法院的律師休息室，我差點不敢進去，免得給職員再三質問：小伙子，你是律師嗎？
將近十八年的律師生涯，最讓我懷念的，並不是做為一個賺錢的海商律師，儘管有些人羨慕，我曾經是海運界國內最大公民營船公司－陽明與長榮的法律顧問，並為他們打贏案子。我還是以做為刑案辯護律師為榮、為傲，因為海商律師不會讓我成為台灣的丹諾，只有刑案律師，才使我有雖不能至，然心嚮往矣的感覺。
美麗島事件的辯護，讓我接觸到政治刑案；台北市議員任內，則讓我感受到什麼叫民間疾苦；蓬萊島案的發生，更讓我有機會體會獄中人權。這期間，我的律師生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不再為五斗米折腰，我要做台灣的丹諾。雖然案子增加了，收入卻減少了；事務所出入的當事人，從「往來無白丁，談笑有鴻儒」，到「往來無鴻儒，談笑皆白丁」，丹諾之夢，距離我愈來愈近。
由於刑案當事人或其家屬的再三證實，以及在獄中親眼看到碰到那一位法官，就要找那一位律師的最佳拍擋「明牌」，我不得不相信，為什麼在台灣社會還有那麼多人在迷信「法條萬條，輸給黃金一條」的威力。至於司法界流行的一句名言， 「與其讓別人貪，不如自己貪」 ，聽來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如果再印證一些親自經辦的刑案，不管是財殺、情殺、也管死者是四人或警官，更不論是政治動機或單純目的，刑事訴訟的證據法則，「罪疑唯輕」，「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在台灣的司法，有時卻變成「罪疑唯重」，「誰要你當被告？如果不是你做的，為什麼人家要告你，不告我？」甚至「寧可錯殺一百，不放過一個」，「你有前科，警察是好人，即使警察跟你都涉嫌，我仍然堅信警察不會是壞人」，就這樣的「自由」心證，「辦大官要大證據，辦小官要小證據，辦百姓不要證據，辦反對人士製造證據」，多少的冤獄發生了。
經驗告訴我，如果你只看檢察官的起訴書，法官的判決書，有時你會覺得這個被告心狠手辣，罪該萬死，但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結果，你會發現即使殺死四個人，甚至死者是高級警官，兇手也不一定是起訴書上的被告。因此當警方宣告破案並領取獎金時，可別高興太早，三審定讞後再「蓋卷論定」也不遲。縱使被判有罪確定，有罪≠有犯罪；無罪≠無犯罪。折衷說，打折論，常是法官定案的不成文法，判死刑沒證據，判無罪便宜你，乾脆來個司法方程式──（4個死刑＋4個無罪）÷2＝無死（無期徒刑）。
在土城的日子，有幸律師與被告關在一起，每天從風口送進來的一大堆卷宗，每晚蹲跪在板上，伏在鐵床有寫不完的狀子，多少冤屈，多少血淚，盡在其中。不是人犯不乖，而是有些人根本不該進來，只因為「你是被告」。
「天眼」電視劇凸顯刑警辦案能力的一面，固然值得鼓勵，但是科學辦案的背後，有時是刑求逼供或不正自白取得的結果，表面上看起來，人證物證犯罪證據齊全，可是人證難免是假的，物證常常是可以推翻的。這本書，就是試著以刑案小說體的方式，將我承辦過的部分案件，以律師為主軸，暴露很多似是而非的「破案」，或許可以作檢警雙方辦案的借鏡，也可以兼作對那一些不畏權勢、不愛錢的現代包青天的致敬禮。沒有傑出法官的明察秋毫，持法以平，台灣的律師永遠不可能成為台灣的丹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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