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宋美齡於新生活運動中縫衣，後任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主席。（取自網路）

     現在戰時的中國必須為和平做準備，而無論是在戰爭或在和平時，中國的女性都必須帶著大家前進。

    　1938年5月政府從南京疏散後，蔣介石夫人有個想法，她想召開女性的談話會，藉此動員全中國女性，為戰爭奉獻一己之力，這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創舉。迄今為止，少數女性代表曾經參與政府會議，但全國女性代表尚未在任何特殊場合齊聚一堂。這場談話會的地點就選在距離漢口只有一晚路程的廬山。

    　我永遠忘不了會議的第一天，在廬山上的大型圖書館，中國女性代表齊聚大禮堂，參與開幕式。除各省一般代表，所有重要女性領導者都受邀參與──作家、機構領袖、職業女性、政府官員，以及學生代表等。長久以來，我已經習慣大型的官員聚會或政治會議，但這場談話會有其特殊性，令人印象深刻。

    　志氣高昂不畏警報

    　開幕儀式結束後，蔣介石夫人對我們發表演說。開始時她說，身為中國女性的我們，一直都很努力工作，但現在我們應朝新的方向努力，若想贏得戰爭，就得夙夜匪懈。她說：「今日聚集在此的我們，是所謂中國女性的智慧領導者。每個人受邀參與這場會議，是因為我們有過明確的貢獻去達成最終目標。因此，我們身負重任，必須帶領社會上各個階層的女性前進。」

    　她繼續說：「全世界對於我方軍隊的勇氣，以及我們建立的團結力量，感到欽佩不已。但同時，世界也對我們感到好奇，這樣的團結是否能在困境中繼續堅持，直到和平降臨。如果無法持續、擴大，那我們注定會失敗。我們首要任務與每個人切身相關。我們必須先開發自身能力、了解自己，這是必要的先決條件，之後才能廣泛了解與合作。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努力工作、團結一致是最重要的。現在戰時的中國必須為和平做準備，而無論是在戰爭或在和平時，中國的女性都必須帶著大家前進。」

    　接著會議便開放讓我們討論各自所面臨的問題。會議順利進行，我驚愕地說不出話來。來自政府、各省或是勞工階級的女性代表回報並提出問題，她們的智慧與能力令我驚豔。以前，我只比個孩子大一點、開始在北京參與革命行動的時候，就是個熱心的女性主義者。現在，我發現夢想終於在眼前成真，女性終於能在攸關國家命運的事務上扮演要角。聽著她們說話，我明白中國改變了多少。我們彷彿以20年的時間，完成了兩個世紀的社會發展。

    　在廬山談話會上，其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性工作計畫，是討論後方的各種行動。女性進入前線後方地區，將戰爭下的孤兒安排到安全之地及收養家庭、為士兵寫信和協助照料受傷的人。此外，由於戰爭期間多少有些暫緩期，她們也組織一種制度，讓士兵幫助該區域的農夫耕種；反過來，當敵軍活動又開始時，農夫亦會協助軍人。戰爭的救濟物資、糧食與庇護工作、孤兒照護、年輕與年長者的教育，所有問題都在廬山的談話會中完成。「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工作指導委員會」因而成立，透過這個特別組織，女性活動得以發揮效用。會議上選出了委員會成員，蔣介石夫人擔任主席，監督我們所有女性的戰爭工作。

    　廬山上那座圖書館是巨大的建築，很容易成為日軍轟炸機的目標。敵軍當然知道有重要的會議在此地舉行，因此廬山山區很常被突襲。但我們很幸運，這裡總是雲霧繚繞，把攻擊目標藏得好好的。

    　第一天空襲警報響起時，我環顧四周，以為大家會跑到躲避的地方，或至少表現出擔心的樣子，但似乎沒人察覺到警報聲，她們繼續談話，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多數代表都曾生活在遭日軍攻擊的大城市，理應很清楚情況有多危險。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她們忙著工作，志氣高昂，沒有注意到警報聲響。她們的精神具有感染力──我也表現得若無其事，好似頭上再怎麼危險，不過是成群移動的蜜蜂。

    　計畫更美好的中國

    　談話會到了尾聲，大部分代表都急切地想趕回家鄉，展開新計畫，許多人必須花上一個月才能返回位於內陸的家鄉。但是我決定多留幾天，整理自己的思緒。某天下午，我走上圖書館，和幾位還留在那裡的女士說再見，我依依不捨地向她們道別，當幾乎所有人都離開以後，我單獨站在那兒好一會。

    　幾個留到最後的工作人員走過來，發現我呆若木雞地站在原地。他們問：其他人都走了，為何我還在這？我哽咽地回答他們，我很傷心，因為不知何時大家才能再齊聚廬山。

    　在他們還來不及回應的時候，忽然間我的心情有如風向計一樣轉變了，「不管怎樣，」我乾脆地說，「沒什麼好擔心的，先想想自己的責任吧，我們以後還能在中國其他地方相聚，就像我們在這個地方一樣。無論如何，如果我們無法完成當前的工作，下一代也會努力達成，他們會聚在一起工作，計畫我們不知道的一個更美好的中國。」

    　我感覺輕鬆、平靜，悲傷已經隨著雲霧消散，對未來的希望讓我重新恢復元氣，回到我們的家。

    　（全文完）

       ▲駐美大使魏道明（右三）與鄭毓秀（右一）夫婦於華盛頓。（取自網路）

      在我們所有分離的經驗之中，這一次是最讓人難過的，不只是因為丈夫身陷危險，也是因為中國的未來似乎很絕望。

    　政府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先生任委員長，戰爭期間擁有指揮作戰之最高權力。另外，蔣介石先生亦兼任軍隊總司令，公務繁重。相較於其他任相似職位者，蔣介石先生肩膀上的責任與負擔可說是日益加重。然而，拜訪蔣介石先生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看起來十分鎮定、從容不迫、充滿幹勁，人們禁不住會被他的樂觀所影響。他從不描繪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也不至於信心滿滿輕視眼前的困難。不過，他似乎滿肯定日本最終會投降，他腦中彷彿有個確切的時間表，已經決定他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麼方式結束這場戰爭。

    　最難過的一次分離

    　這時擔任航空委員會祕書長的蔣介石夫人，努力建立中國空軍部隊。戰爭爆發初期，我們的空軍無論在戰力或是數量上均與日軍相差懸殊。而在蔣夫人熱心協助下，空軍的發展成果日益明顯。

    　自從廬山會議之後，我已很久沒見過蔣夫人了，所以再次見面，我的心情很雀躍。面對敵軍的突襲行動，她表現出的反應令我驚訝。敵軍戰機轟炸城市時，蔣夫人總是拒絕入內躲避。無論在庭院或在哪兒，她都會來回踱步觀看空中激戰。只要看見日本戰機被中國空軍擊落，她就會克制不住欣喜之情，大聲歡呼鼓舞，並用力向飛官揮手致意。

    　南京所有人，上自政府官員，下至工人農夫，每個人都士氣高昂。人民自願組成軍隊，在委任軍官的指揮下操練。每個人至少負責3、4種防衛任務，士兵與平民合作無間，團結力量令人欽佩，即使是年邁的農夫，也重新燃起愛國情操。我的朋友有個老僕人，名叫王福，年約60多歲，唯一的兒子在鄉下種田，已經結婚，育有5個孩子。但老僕人實在氣不過，恨透日本鬼子，所以他寫了封信給兒子，要他放下一切到首都從軍報國。

    　平民和非軍事目標不斷遭到轟炸。政府向日方表達抗議，但日方的回應是一概否認。比方說，如果醫院遭轟炸，他們會說瞄準的目標是附近軍校的空軍基地。但很顯然的，這麼差勁的槍法絕非意外。

    　某天，一群新聞記者決定拍攝南京轟炸的實景照片，選定市中心某醫院其中一幢建築的屋頂。醫院附近的軍事目標都已經被摧毀，所以他們覺得應該滿安全的，但日軍突襲時，炸彈並沒有降落在先前預告、幾個街區外的目標，反而是落在鄰近醫院的屋頂。外國記者堅守工作崗位，拍到炸彈落下、建築物倒塌的瞬間，還有死者特寫與垂死病患的照片。

    　這是由外國記者所做的紀錄，其立場公正，對全世界而言，顯現出日本人的瘋狂與殘忍。這些照片鐵證如山，讓日本人無法否認他們的惡行。

    　戰爭之前，我們第一次搬到南京定居，那時南京已經滿現代化了。身為市長，魏道明博士肩負開發城市的責任。過去狹窄的街弄巷道，現在成了寬敞的大型幹線通道。政府也為各部會興建美麗的建築，住宅區逐漸擴大，足以容納蜂擁至此地工作的人們。抗戰之前，南京市中最出色的景點是紀念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的中山陵。戰爭前的歲月美麗而明朗，每次我們駕車出遊，出中山陵後，總會看見外頭沿途垂柳，以及盛開的櫻花和桃樹，那時有許多朋友環繞身邊，好不快樂。

    　幾個星期的連續攻擊後，魏博士決定，我必須搬至漢口以西更遠的地方。他說，如果每天還要擔心我，根本就沒辦法好好工作，我能幫的最大忙就是：離開這座城市，減少他精神上的負擔。我完全不想離開，想到獨留丈夫一人在南京，就覺得很沮喪，而且也和我──一個革命家的生涯不一致。

    　戰爭期間，魏博士擔任行政院祕書長，平常行動相當局限，我只有在晚餐時間才能見到他，每天晚上我不斷地祈禱再祈禱，他會有什麼好消息，准我留下。但日本軍從上海出發，經鐵路或高速公路，朝南京進攻，我發現自己留著完全沒用，只能選擇離開。在我們所有分離的經驗之中，這一次是最讓人難過的，不只是因為丈夫身陷危險，也是因為中國的未來似乎很絕望。魏博士帶我到碼頭搭船前往漢口，我傷心到無法言喻，不顧顏面地大哭。我拚命抓緊魏博士向他哭訴，他拍著我的肩膀並安慰我。

    　我們很快會再相見

    　最後他說：「我告訴你一件很多人都還不知道的事。總司令認為戰爭情勢在我們的掌握之中。計畫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們政府會往西遷移，把敵人拉開，遠離後勤補給線。在內陸山區，我們可以讓戰爭持續好幾年，必要的話，中國會有個新首都，我們會在那裡繼續工作。」

    　聽見這些我覺得好多了。現在我對整個情勢全然改觀，我們對未來是有計畫的，並且有努力工作的目標。我又能再度打起精神，上船時，我不再哭哭啼啼，而是大聲且開心地說著：「親愛的，再見，加油！我們很快會再相見！」（待續）

    　1937年上海情勢危急，每天都處於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氛圍。我家位在公共租界區，離事發中心有點遠，所以我在法租界區找了間公寓，方便投入眼前的工作──募集資金、組織志工協助戰爭工作，並安排不同的建築作為醫院或避難所。

    　我們所有在上海的人都知道日本很快會再安排「事變」，蔣介石先生已預先派出最精良的部隊，這個受過良好訓練的新部隊，他們沒有先進的裝備，只有戰鬥者的能力與勇氣。

    　軍民同心奮起反擊

    　這天終於到了。一名日本海軍軍官與一名水兵在8月9日強行闖入上海虹橋軍用飛機場，遭中國守衛士兵反擊，日軍竟開槍擊斃機場守衛，最後他們也被其他中國守衛士兵槍殺。48小時內，日軍的30艘軍艦湧入上海黃浦江，數千名步兵攻入上海市，他們在8月13日發動攻擊，中國軍隊奮起反擊。

    　上海的中國區大致分成兩個部分，中間是公共租界區和隔壁的法租界區，公共租界區沿著黃浦江的一側，黃浦江接著被吳淞江分為兩部分。在吳淞江的一側，與公共租界區的交界的那側，正是之前提過的日占區，經過幾個星期，這裡已經為了軍事準備，而呈現擁擠忙碌的景象。敵軍就在我們眼前輸送人力與物資至此區，而且完全不受約束。

    　等到日軍開始攻擊，數千名中國難民湧入相對安全的公共租界區。聽著門外的廣播，群眾們不斷往裡面擠，然而，我們還是得保護他們並供應食物，而這還得看外面部隊的戰況而定。

    　軍隊請求協助時，上海居民的反應也值得肯定。即使他們自己也身陷困境，但若軍隊需要貨車、司機、食物等，不須詢問，人民多半會自願幫忙。

    　日本決定拿下上海時，顯然以為只需耗費數天，結果根本是誇大其辭。我們只有為數不多的空軍戰機，沒有海軍，然而日本卻什麼都有，此外他們還享有豁免權的安全基地，隨時能撤退、重組、運補援軍。但是我們的部隊卻奮力抵擋、反擊。原本預估幾天的戰事，延長成幾周、幾個月，讓敵軍損失慘重。

    　雖然我的新家位於法國租界區，和真正戰火延燒之地還有段距離，但其實上海沒有一個地方是真正安全的。我們總能清楚聽見槍戰聲響，震動常常使玻璃窗碎落一地。從二樓高的地方，我看見一柱柱的黑煙和火舌往天空竄升，夜晚烽火連天宛如白晝。

    　受傷者、殘障者、無家可歸者，全都湧入我們的區域。幾天之後，我已經不記得和平時的上海是什麼模樣了──我感覺自己彷彿一直住在血泊、爆炸和悲傷之中。但偶爾也會有歡欣鼓舞的時刻，讓我們能繼續堅持下去。有一天，中國戰機劃過天空，朝著江上的日本軍艦投擲炸彈。居民們看見這景象，聽見炸彈正中目標的聲音，立刻跑到外頭，即使身陷危險，大家依然高興地歡呼、大聲鼓掌叫好。

    　看著中國部隊極力抵抗，以及每位士兵堅忍不拔的過人意志，我都不禁猜想他們的心智與態度：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屢遭入侵，生活困苦，但中國人體認到中國不能亡。一個人因此死去，或許很可惜，但中國郤能因此而活下來，所以某種程度而言，他並沒有死去。

    　我自己過去也是出生入死，所以那或多或少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就像我暗殺財政部長那次，從天津到北京的火車上，我有兩、三個小時可以好好思考這個問題。其實我隨時都能放棄，保全自己。當時害怕恐懼的感覺不斷重擊我，但轉身離去從來不在我的考慮範圍。

    　淞滬會戰中還發生一件事，那時候，上海有一群外國戰地記者，他們當然希望盡可能多獲得一些第一手戰爭消息。首先他們請求日軍讓他們在前線後面觀看戰事。日本向來討厭並且害怕外國媒體，因此悍然拒絕這個請求。但我們接到這個請求，便立即答應對方。部隊指揮官親自帶領記者們到前線戰壕，並向他們詳細解釋整個情況。

    　一次，中國士兵們自行策畫一個計謀，他們一個一個脫下兵帽，兵帽和刺刀疊在一起放在戰壕邊上，所以只看得見帽頂。很快地，日軍陣營便開火警告，打到那些帽子。我方士兵立刻把帽子拉下來，好像真的有人頭部中槍。

    　有幾分鐘時間，雙方陷入死寂，什麼聲音都沒有。接著一大群日本兵從他們的前線戰壕走出來，亦步亦趨地朝我方前線前進。中國士兵正襟危坐，不敢發出一點聲音。

    　堅忍信念贏得戰爭

    　敵軍一步一步逼近，我方士兵仍然文風不動。突然間，在日軍距離我方只有幾公尺的時候，我方機關槍開始掃射，日軍如稻穗般被撂倒，少數幾個沒被打到的也倉皇奔回他們的陣營，驚恐害怕地大吼。我們的士兵高興雀躍，鬆了口氣，笑個不停，不只因為殲滅了敵軍的人數，重點是他們的詭計成功了。

    　淞滬會戰中，這類故事不勝枚舉，但其他的故事就沒有這麼有趣。其他像是有中國士兵自願把手榴彈綁在自己身上，從橋的高處一躍而下，藉此摧毀重要橋梁。

    　如果說中日戰爭帶給我們什麼啟發，那就是──即使武器不足，大抵上若夠勇敢、夠堅忍，也能贏得戰爭。（待續）

▲鄭毓秀任民法編纂委員，在起草《民法》草案時特別提出增加多條女性權利保護條文。（取自網路）

       這些年以來，我看見中國的改變，了解自己與中國一同進步了多少，我心滿意足但也帶著驚訝。

    　全國統一不久之後，政府的立法部門已經組織完成。1928年10月，政府頒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因為國家永久憲法的實施已被延宕。於是孫中山先生的「訓政時期」正式展開。

    　根據《組織法》的規定，政府由5個部會組成，各部會稱作「院」。其中3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與西方民主體制下的機構相似。另外兩個機構：監察院及考試院，乃根據傳統中國政府體系設置，分別是為加強監督政府作業，以及選拔政府官員等相關事務。

    　實現男女平等

    　1928年11月召開第一屆立法院（類似美國國會）院會。全院只有兩名女性立法委員，也就是蔣介石夫人和我。

    　這是我的事業生涯中最顯著的時刻。回首過往，早年在北京的歲月，對革命同志和我而言都是痛苦掙扎，勝利時的一陣歡天喜地之後，又陷入愁雲慘霧之中。這些年以來，我看見中國的改變，了解自己與中國一同進步了多少，我心滿意足但也帶著驚訝。無論你多麼深信夢想終會實現，真正到來的那一刻，總會令人無法呼吸、驚歎連連。當然，我們的任務尚未達成，還得繼續努力，眼前還有許多工作。即便如此，這小小的進步已是過去許多人認為終生望塵莫及的結果。

    　接下來的工作中，第一步是中國《民法》起草的工作。因此政府成立民法編纂委員會，成員共有5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個人相當期待能夠負責這個工作，因為雖然大眾一般已經認同男女絕對平等的觀念，但是編入法典仍是重要的具體承諾。

    　民法編纂委員會的任務既冗長又困難，我們花了超過兩年的時間才完成「中華民國民法典草案」。起草過程中，委員會有責任提供國家具體的法律原則基礎，比較西方國家中高階的法律系統，亦有責任保留人民已習慣數世紀的習俗、傳統與道德原則。因此，委員會努力不懈地參考世界上具領導性的法律系統，評比並篩選其中的法條與原則，發現適用於中國的原則即納入《民法》起草內容，我國傳統習俗內的精華亦被保留下來。

    　經過多次草案及聽證會之後，國民政府於1931年正式頒布《民法》。

    　新《民法》成為國家正式的法律條文，保障中國女性在公民權與產權方面的平等，此外亦享有絕對平等的政治權。

    　根據這部新《民法》，女性與男性均享有行使法律之能力──享有權利，並盡義務。未婚單身女性有權簽訂或廢止婚約；以個人名義持有或讓渡其個人資產或房地產；可擔任其他人的代理人；可以繼承人或遺產受贈人的身分享有繼承權。

    　已婚女性可與丈夫取得共識，具有保留原本姓氏，不需要冠夫姓的權利。

    　此外，根據「分別財產制」的原則，妻子有權持有、管理、享用，以及取得其收入或是由其個人分別財產取得利益，而不需要經過丈夫同意，即可處理其個人財產。妻子的個別財產亦不受丈夫積欠之債務影響。然而，若丈夫無法負擔家庭開銷，妻子有義務以其資產供給家庭所需，丈夫亦有權要求妻子由其資產中撥出足夠金額，支付家庭開銷所需。

    　若是家裡發生重大事故，妻子可被視為丈夫之默許代理人，有權簽訂可約束丈夫之契約。然而，若重大事件影響到妻子的個別財產時，她有權以其個人名義處理，無異於單身、未婚之時。

    　因此，新《民法》清楚規定，中國女性在公民權與產權方面享有絕對平等之權利，但也應盡平等的責任義務──男女雙方真正平等，無偏頗對待任一方。

    　這段時期，我們的家庭生活也可說是安排得宜。魏道明博士成為司法部長，所以我們倆拚命工作，在政府的平行單位裡各司其職。下班回到家後，我們都會詳細討論每天的進展，分享彼此的內部消息、增廣彼此的見識。

    　培育法政人才

    　民法編纂委員會的工作完成之後，雖然政府機關的工作也很有挑戰性，但我發現自己仍然很想繼續專業工作，於是我回到上海重操舊業，擔任律師。那時候魏博士擔任南京特別市市長，所以完全不可能參與私人公司的工作。不過，南京和上海距離大約350公里，所以我們倆常相互探望。

    　國會越來越需要法律專長的學生，因為新的民主政體，需要符合資格的人才來帶領，人才的培育不能中斷，持續仰賴歸國的留學生亦非明智之舉。因此，便重組了上海法政學院，而我被選為院長。在那7年的時間，我擔任此職，穩步提升了學校的水準。（待續）

               ▲駐美大使魏道明與其妻鄭毓秀。（取自網路)

      我首先申請中國律師執照，但這有困難，因為過去並沒有法庭上任用女性律師所適用的規範條款。

    　1914年，因有袁世凱要暗殺我的傳聞，我到法國避難。1924年，我獲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回國，開始個人的法律專業的生涯，然而並非一帆風順。我早料到自己必須面對根深柢固「男性優越」的偏見，更別提一般人對於既得利益的反感，當然這個問題不只存在於中國。然而，我千里迢迢、費好大的工夫才完成法律教育，這點小阻礙是不會難倒我的。

    　當時上海治外法權盛行，司法制度可謂是全世界最複雜。我們可以說，上海這個城市分成3個部分：中國城區、法國租界區以及公共租界區。

    　與地下組織合作

    　正統中國法庭管轄的是中國城區範圍，而每個外國租界區都有混合法庭。針對在中國城區發生且僅有中國人涉入的案件，中國法庭有絕對審判權；混合法庭處理的是原告為外國人、被告為中國人的案件，或是中國訴訟當事人但居住於租界區的案件；此外若案件原告為中國人，被告為外國人，則由被告國籍之領事館法庭審理。因此，上海法庭負責審理的案件有4類，有多少國家擁有治外法權，就有多少法律條款，還有中國法規和兩個外國租界區的當地法則。整個上海地區存在著混亂、複雜而互相衝突的審判、法律以及程序，毫無疑問，這裡就是精明律師的執業天堂。

    　我首先申請中國律師執照，但這有困難，因為過去並沒有法庭上任用女性律師所適用的規範條款，然而，沒有任何規定禁止女性涉入法庭工作，政府就沒有合法理由，不讓女性律師執業。這項申請的決定權落在兩名保守的北京政府官員手上，延宕了許久，顯示他們正在審慎衡量，我的申請是當時的先例，會產生重大影響。

    　雖然如此，我卻很順利地在公共租界區的混合法庭獲得執照。至於法國租界區，當時還只有法籍律師，我很快便知道他們想阻擋我的申請。直到後來我獲得法國首席領事那齊雅（Paul Emile Naggiar）的支持後，我的申請才總算通過。那齊雅是一位具有遠見與智慧的紳士，他後來成為駐華大使。

    　貶低我的流言仍然四起，說「新鮮人」女律師沒有能力缺乏經驗。但許多同事依舊與我們同一陣線，後來我們努力打贏一場又一場重要官司，才在這項專業領域中立足了。

    　我與魏道明博士共同的辦公室位於法國租界區，複雜困難的案子我們一起處理；與女性有關的案子由我負責，其他案子由他負責。我們不承接根本上很可疑或是立基點不足的案子，因為這類案件注定失敗，在名聲方面會造成反效果。對我們而言，在法律界的名聲不只是賺錢的憑藉，如果想幫助不幸之人，或是在上海促使某些事務更進一步發展，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維持在業界的名譽及誠信。

    　我在上海擔任律師執業的第一年，中國發生了許多大事。廣東國民革命軍展開統一中國大業，在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展開其北伐任務。

    　作戰行動很成功，迅速告捷。年底之前，國民革命軍已經掌握許多省的重要城市。旗開得勝的原因，不僅是陸軍的作戰技巧和士氣，更是因為當地人民認同他們的理想。我頭一次曉得，這場戰爭使用了政治作戰方式，效果卓越、廣泛。政治組織必須先投入地方，然後才是軍隊，等待情勢有利，很快就能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因此，敵方的作戰統領或是士兵，很快就倒戈加入總司令蔣介石的陣營。

    　在收復許多省之後，總司令從江西移至浙江，再轉往上海。到上海時，魏博士和我早已與城裡的「地下組織」密切合作。

    　當時的上海由孫傳芳將軍控制，我們著力在進行一些反對他的工作。由於我們在城裡地位獨特，因此能夠從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中獲取有用的關係。

    　掩護國民革命軍

    　除了工作之外，我們在各方面也多有表現。我很高興從法國回來之後，決定遠離政治，並選擇上海作為工作的地方，這是個正確的決定。在我們的行動之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與蔣介石總司令的祕密特務合作。這些特務在他抵達該地的前幾個月便開始準備。由於大家認為我們僅是從事法律專業相關工作的個體，所以我們能幫上很多忙。我們取得並提供他們資訊，警告他們可能會遭到逮捕，必要的話協助躲藏，並且常常利用我們和警界及政府的關係，讓他們順利脫險，當然這一切都被我們以「一般商務」的名義作為掩護。

    　有一次，政府發出逮捕令，要逮捕20多名國民黨員，理由是偷竊搶劫──那是一項荒謬的指控，為的就是要讓他們落入孫傳芳將軍的手中。我要求警方延緩一下，先等我和法國駐華大使那齊雅做討論。我告訴大使說，他們逮捕的人裡面有些是中國的精英分子，逮捕令會將他們以「偷竊搶劫」罪處置，簡直錯得離譜。他看了那份名單，同意我的說法，便請警察取消行動。

    　一個月之後，上海落入國民政府的軍隊手中，孫傳芳則逃至天津。（待續）

       ▲剛登上大總統之位的袁世凱到天壇舉行祭天儀式。（取自網路）

       他最後勸我：「我十分肯定你會被殺。如果你留在這兒，迎接死神又有什麼意義？等你變成一具屍體，就不可能再為革命效力了。」

    　中華民國的誕生是中國悠久歷史上的新紀元。我們歡慶革命成功，並對新的中華民國有很高的期許，期盼快速的發展，成為世界上優質、現代、民主的國家之一。

    　一陣歡天喜地的慶祝之後，同時我們對於國家深切的期望也蒙上一層陰影，原因出在國民黨和保守黨之間的鬥爭，爭議點是新的議會是否該維持責任內閣制或是採用總統制。國民黨傾向前者，保守派傾向後者。正常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尋求民主程序，來解決意見分歧的問題。但從袁世凱的行動看來，主導保守派的他，不禁令人懷疑他是否採取一些可疑的手段，確保自己能獲得足夠票數，嘗試得到有如獨裁者的權力。

    　教育不足難抵專制

    　這種情況很顯然只能由國民黨內能力可勝任的領導者來處理。我們這些年輕的成員什麼都不能做，只能聚會、談論並緊張擔憂。當李煜瀛先生對我們未來的行動提出了建設性的計畫後，這段陰陰鬱鬱的時光才算結束。他說，雖然這段時間還處於動盪不安時期，但中國還是非常需要我們。他指出，關於共和國政體的建立與發展，孫中山先生的計畫乃需3個連續的步驟，才算完成──首先，必須以軍事行動對抗守舊人士；接著，必須執行政治指導的工作，讓人民了解民主政府的義務；最後才是成立落實憲法的政府。

    　第一個步驟已經完成，我們現在正執行第二個步驟，然而我們──也就是「火炬手」──必須接受更高的教育，擁有更寬廣的眼界，如此一來，日後我們才有資格教育、領導人民適應新的政體。若是教育程度不足，人民永遠無法自治，也無力對抗威權的高壓專制。

    　關於這方面，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出版小報。我們把這份報紙命名為《愛國報》，發揮了對於黨組織的功用。我們的報紙很快就引起袁世凱的注意，他認為這是我們要發動更進一步革命行動的預兆，我們無時無刻都被他的特務跟蹤。

    　與此同時，國民黨和保守黨之間的政治鬥爭仍無止無盡。新一屆議會委員選舉，袁世凱處心積慮，用盡各種手段，想讓自己的追隨者充滿整個議會，如此方能實現他的野心大計。

    　我們國民黨的年輕成員，雖然力量不大，但也用盡全力協助我們的領導人，阻撓袁世凱的計畫。至於袁世凱，他派了許多特務，努力想說服我們。某天，其中一位特務來找我，手腕非常圓融，他說政府曉得我過去的傑出表現，認為我未來極有可能為國家做出重要貢獻，如果可以，他很樂意和我談談關於出國留學，費用負擔方面的問題。但我的態度也很明白。

    　當言語說服的方式無法阻止我們之後，那只好用威脅了。在這些反袁的革命分子中，有位吳先生，他在所有重要報紙發布一系列的文章，告知並喚醒大眾意識。

    　袁世凱在任期之初即建立嚴格的審查制度，沒有他個人的准許，不得出版刊物，然而吳先生並未因此裹足不前，他用自己的錢印了上千本小冊子，並打算靠一己之力發行這些刊物，從南京開始，流通至中國南方、中央地區，所有他能力可及的地方。

    　那天，吳先生正搭乘火車前往南京，手提箱裡裝滿了「危險刊物」。然而我們其中一名成員卻在會議中途衝進來，大叫說有人在河道上發現吳先生的屍體。

    　我們必須盡快抵達案發現場，不能讓袁世凱的警察有時間消滅謀殺者遺留的痕跡。我永遠不會忘記看著他的屍體的時候，那害怕、憤怒的情緒。吳先生被刺了11刀，有3把刀仍然插在他的身體上。

    　貴人相助免步後塵

    　我們盡全力追查行兇的人，有一、兩名警察隊的年輕人幫了我們一些忙，他們一直以來都很同情我們。某天傍晚，一名總是幫助我們的政府警官，突然出現在我家，我以為他是要說關於吳先生命案的事，但他是來警告我的。他說我必須馬上離開這個城市，袁世凱認為我很危險，已經確定要讓我步上吳先生的後塵。

    　我完全不想離開，於是我開始說著激烈的論點，大膽地說出：「讓他們來啊，讓他們試試看啊。」他最後勸我：「我十分肯定你會被殺。如果你留在這兒，迎接死神又有什麼意義？等你變成一具屍體，就不可能再為革命效力了。」

    　因此我決定馬上離開北京，與還住在天津的母親團聚。

    　家裡與我在外生活的世界截然不同，那個世界看起來好像一場記憶裡模模糊糊的夢。家中一切如昔，彷彿外頭沒有任何革命活動，一切都沒有變，家中每天照例有數百件瑣碎的日常小事。祖母堅持嚴格遵守傳統禮節，一樣都不能少：去見她的時候，我們會機敏地下跪磕頭；坐下來吃飯的時候，我們遵循一切的禮儀、形式。

    　我們又回到古老的生活，但奇怪的是，這麼做卻紓解了我緊繃的神經，每次做完這些例行儀式，都讓我覺得腦袋更清楚，心志更堅定。儘管身為革命分子，在這些細微、明確的儀式之下，一個古老傳統中國家庭，將其穩定、永恆的力量傳給人們，這是一種幸福、舒適的安全感。（待續）

      　▲武昌起義後，滿清官吏紛紛出逃。（取自網路）

      我聽見爆炸聲響和驚嚇的哭聲。人們在瘋狂驚慌的情況下，四處奔逃。炸彈丟出來了，我以為袁世凱已經死了。

    　滿清皇室依舊拒絕退位。然而我們知道，只要他們的大臣允許，他們便會退位。這些人之中，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就是袁世凱，他是滿清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以及陸海軍統帥。我們相信，若想說服他改變對於皇室退位的立場，我們就得讓他在未來政府裡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們決定破解這個窘境，盡早除去他這個關鍵的阻礙。

    　因此，所有必要的安排，目的都是為了刺殺袁世凱。時間選定為1月16日早上，行動現場是丁字街的某一處，這是袁世凱的馬車每天早上慣例會經過的地方。我們派出「敢死隊」的12名成員，計畫是在目標人物出現的周圍，以環型的方式部署我們的自願者，同時朝他丟出12枚炸彈，至少會有一枚擊中目標。

    　對付真正的犯人

    　不過，那天晚上，總部說取袁性命的計畫必須立刻取消。理由是最新消息指出，造成目前雙方僵局的關鍵人物並不是他。真正的阻礙是良弼將軍，他是滿清位階最高的將領，對皇室施加重大壓力的人就是他。

    　但是我們已經沒時間修正這個情況。我們召集所有能幫忙的成員，尋找分散各地的自願者。由於自願者的每個行動都必須祕密進行，我們很難找到他們的所在地點，就像朝廷特務也很難找到他們一樣。到隔天早上時，有4位依然下落不明。

    　從前一天整晚，我無法控制地情緒激動，持續搜尋至命運的時刻。我知道他們肯定在指定現場周圍的某處，我走到那裡，即使很渺茫，依然希望自己能救出我勇敢的同志，讓他們免於即將到來、不必要的危險。只可惜，與我四目交投的只有一大堆不認識的路人，我在他們之間狂奔穿梭，好想用力叫出他們的名字，但附近有警察，心中的牽掛讓我快要發狂。

    　一切發生得太快了，我看見一輛座車經過。錯不了，這是袁世凱的座車！只有他的座車周圍才會有這麼多侍衛。現在已經無法阻止了。我聽見爆炸聲響和驚嚇的哭聲。人們在瘋狂驚慌的情況下，四處奔逃。炸彈丟出來了，我以為袁世凱已經死了。

    　想到這件事情，所有壓抑的情緒便一湧而出。雖然總部有不同意見，但我仍然認為袁世凱是蓄意的阻撓者。那聲爆炸刺激了我，在喜悅的情緒下，我掏出我的槍朝天開火，陶醉在大眾的喧鬧聲中，並為我的同志那英雄的事蹟感到光榮、快樂。

    　突然間，我發現自己正面臨很大的危機，可能會被捕。我鬆開手，把槍枝丟入人群之中，混在人群中，又停留了30或45分鐘，同時完美扮演著憤怒旁觀者的角色。同時，我也四處張望尋找同志們。我不停地祈禱，希望他們還是能及時逃生，但可怕的是，我得知其中3人當場被抓到。只有一人安全逃脫，這位丟出炸彈但因幸運之神眷顧而順利逃脫的人，幾年後在我丈夫出任司法行政部長時，擔任其祕書，表現傑出。

    　可惜的是，他的侍衛隊長和座車的一匹馬死了，幾名騎兵受傷，但袁世凱幸免於難。

    　我們的3名同志被逮捕，分別是楊禹昌、張先培以及黃之萌，他們勇敢地自白說出動機，最後遭處決，他們偉大的犧牲，讓我們下定了更崇高的決心。我們準備對付真正的犯人──良弼將軍。他正是那個說服滿清皇室坐守宮中的人。

    　滿清軍隊一位官員彭家珍，自願單獨執行這個任務。他認為只有穿著制服的軍官才能真的接近將軍，因為他可以藉口公務指令，請將軍謁見。

    　彭家珍在適當的時機去了將軍家，但將軍尚未返家，所以他就在庭院等著。幾乎是在同時，一輛馬車停了下來，將軍走下馬車的時候，彭家珍立刻接近他，將軍感覺事情不對勁，隨即往後退，並大聲吼說：「你是誰？你想做什麼？」

    　彭家珍不疾不徐地說：「我是來自奉天的信使，有緊急軍情相告，」他一邊將手插進口袋，快速掏出炸彈，完全不讓將軍有機會逃脫，他故意將炸彈丟向門口邊也是他身邊的石獅子。爆炸的威力使彭家珍當場死亡，良弼將軍則是隔日傷重不治死亡。

    　良弼死皇室退位

    　滿清皇室最信任的將軍死去之後，他們也很難再仰賴袁世凱，皇室成員總算知道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達成目標。王公貴族紛紛離開北京城。不久之後，便召開一個會議商討退位問題，現場只剩下少數親王，大家顯然都明白中國歷史又將改朝換代，所以共和黨人請求皇室退位，亦無人反對。

    　因此，袁世凱受命與革命黨進行談判，結果很快就出來了。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后（輔佐養育當時的兒皇帝）頒布退位詔書。3天後孫中山先生即向臨時政府請辭（為遵循先前答應袁世凱的條件）。即使大眾期盼他重選總統，但他還是希望全國各地能以最快速度團結起來。由於孫中山先生請辭，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新任臨時總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