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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陸以正:黃彰健院士與「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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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二二八事件至今已歷六十三年。有關本案的專著,除政府聘請陳重光、葉明勳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後擴大為基金會;十八年前編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後由時報文化出版。此外,武之璋有《二二八事件解密》;陳文茜也寫過篇《外省人》湊熱鬧。但以還原史實為唯一宗旨,秉持史家良心,是非分明,毫不掩過飾非的巨著,沒有一本可與故中央研究院黃彰健院士那本厚達六百零二頁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相比。

九十高齡的黃院士年底前逝世。二月二十日「國立臺灣大學教師會」在丁理事長一倪主持下,借台大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舉行全天的「黃彰健院士與二二八研究」追思學術研討會。我原承諾那天去主持首場討論,聽取楊晨光與戚嘉林兩位報告他們的最新發現,與司馬中原、張拓蕪兩位的講評。不想事與願違,春節到大陸旅遊,在泉州媽祖廟大殿裏摔了一跤,至今仍臥床休養,因而未能出席。事後詢問中研院朱浤源研究員,始知各家媒體包括報紙和電視,竟無片語隻字報導。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簡單重述七天前討論的概況。

黃院士終身研究上古史與明清史,著有《中國遠古史研究》、《周公孔子研究》、《戊戌變法史研究》、《明代律例彙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等十一種專著與論文數十篇。晚年本擬整理輯校《明實錄彙編》,只因對二二八真相發現很多懷疑不解之處,拋棄了原定工作,以史家一絲不苟的態度,抽絲剝繭地辨明事實,卻仍在書名加上一個「稿」,令人敬佩。

治史難,治現代史更不易。即使當年身歷其境者,有時也不免避諱或有所顧忌。類此事例舉不勝舉;黃院士能把它們逐一抓出來,洞燭肺腑,是讀此書額外的享受。

本書共分四卷,收集十八篇論文,前後歷時十餘年,可證作者態度之謹嚴。自序裏說:「我發現彭孟緝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來往電報四通竟是假的。」彭孟緝自己出版的《回憶錄》並隱諱彭的政治解決主張不提。但黃院士在查遍所有資料後,結論是:「比對彭陳兩人來往電報後,認為仍可瞭解彭的出兵平亂是正當的。」

二十日舉行的追思學術研討會,第二場由廖繼斌執行長主持,賈尚誼將軍、陳昭嘉和彭正雄三位談「我與二二八事件」。第三場主持人是史語所前所長管東貴,請來四川大學吳銘能副教授與武之璋,談黃院士的校勘之學,講評人還有賴澤涵。

下午兩場研討會,一由吳乃德主持,主講為中華大學曾建元與近代史所朱浤源,評論人有夏潮聯合會會長藍博洲、王曉波。最後一場主持人于宗先院士,主講人有司馬中原、賴澤涵、李壬癸、朱浤源。

研討會的主、協辦單位,秉持學術討論相容並納的襟懷,在當天一百九十六頁的論文集裏,不但轉載《自由時報》的質疑,連一位署名weichen者,罵黃院士「早就該死了,活到現在才死,已經沒啥天理了」,也照刊不誤,這就是治學與政治狂熱的分別。

(作者為退休外交官)

【2010/02/2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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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史亞平:學新加坡5事 族群無恨、高薪養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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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新加坡,國土面積不到台北縣的一半,人口只有台北市的1.7倍,2008年的國民所得卻是亞洲第一,近乎台灣的2倍。這樣的新加坡,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駐新代表史亞平觀察歸納出最值得學習的5件事:成功的族群融合政策、完善的政府育才政策、近乎瘋狂的綠化政策、聞名國際的政府效能、以法為基的高薪養廉。

1.移民 不受打壓
新加坡有75%華人,其他則由馬來人、印度人和外來移民組成,推動族群融合政策的前總理李光耀很清楚,若新加坡境內馬來人受打壓,絕無法在馬來西亞旁安然自處。

為了避免種族問題,星國政府會特別注意到馬來人、印度人少數族群的需求,法律明定不能有馬來學校或印度學校,「每個學校必須要開放給所有的人」;連國宅(新加坡稱為組屋)政策也規定,不能讓單一種族住在一起,馬來人、印度人與華人須依人口比例共同生活。

族群融合也內化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中。因為伊斯蘭教有特殊的飲食限制,星國政府創一種經過當地伊斯蘭教理事會認可的食品標記「Halal」,只要有這個標記的食品或餐廳,就表示完全遵守伊斯蘭教的食材選用和烹煮過程,連麥當勞也有「Halal」專店,讓伊斯蘭教徒在新加坡能無憂無慮享受美食。

2.育才 政府力挺
族群無痕內化後,星國建立一套完善的育才政策,為政府養才,為國家養能。新加坡提供很多獎學金給高中生,讓高中生可到全世界一流學府念書,學成歸國後,再進入政府部門歷練。政務官在職養成是跨領域的均衡發展,念戰略的也可以當外交部長,例如現在星國外長楊榮文是軍職,階級是准將。

史亞平駐星一年餘,參觀不少學校,對五花八門的獎學金嘆為觀止,一百個獎學金,一年只要養出80個人才,10年就有800個能人為國服務;且這些人從高中起就被培養為國服務的熱忱,後來離開政府投入民間發展的是極少數,對政府來說,堪稱穩賺不賠的投資。

相形之下,台灣政府的育才政策已現斷層。早年國民黨還有中山獎學金,許多政府官員都是被中山獎學金一路栽培,但現在政府對人才培育政策較過去弱化許多;新加坡及台灣都是天然資源缺乏的國家,因此人力資源更顯重要,台灣再不積極,未來競爭力將大受影響。

3.綠化 近乎瘋狂
首次到新加坡的人,出機場的第一印象幾乎都是「好綠,好多樹」。資料顯示,新加坡有110萬棵樹、1100萬株灌木、及4868公頃的綠地;凡公共區域一定綠化,政府甚至保留164公頃綠地為「非賣品」國有地,因這是星國最珍貴資源。

其實星國的綠化政策早年曾受到極大反彈,許多人認為政府應全力拚經濟,不該浪費精力推動無關緊要的環保,但在前總理李光耀的強勢執行下,1971年起新加坡每年種2至3萬棵樹,到1990年,全島幾乎可以種樹的地方都種滿樹木。

星國對綠化的執著近乎瘋狂,除了路邊行道樹、人行天橋和露天停車場有綠地,面對道路的擋土牆,也得空出15公分的空間來種樹。

新加坡每棵樹都有編號,每3個月施肥一次,每年修剪一次,政府還聘請專業的「育木師」替樹木體檢,並設計各種養木和育木的方法,讓星國永保綠意盎然。

4.政府 超有效率
新加坡政府結構小,整個內閣會議包括部會首長與政務委員在內,只有15個人。部會少,讓政府運作的效能提高,橫向聯繫極好;凡是涉外事務,所有部門第一時間都將訊息送至外交部,外交部謀定後,再知會相關部門配合辦理。

省去橫向協調及公文旅行的時間,星國政府辦事非常有效率。星國政府有一套內部通聯系統,讓高階文官可在第一時間獲得最新訊息,並將決策或指令快速傳遞出去。

這也是為何新加坡雖然執法嚴謹,又以強勢作風壓抑民聲,但星國人民仍普遍支持政府決策,因為政府做事績效,人民都看在眼裡。政策按部就班進行,建設鮮有落後,政府效能讓國家競爭力不斷提升。

5.廉能 官員不貪
政府擁有超高效能讓人民願意守法,法治觀念得以落實,因此星國得以有效推動廉潔政策,再佐以「高薪養廉」手段,創造出舉世聞名的「政府廉能」。

「高薪養廉」早年也曾引起極大反彈,認為政府花太多錢養官,當年前總理李光耀獨排眾議,堅持以高薪吸引人才,讓最好的人才為國家服務,不被民間企業挖走;幾年下來,廉能效果顯現,現在廉能反而成為星國人最引以為傲的優點。

【2010/03/22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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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陸以正-猶太遊說團吃定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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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2/ 中國時報 
多年前奉派駐紐約,工作以對美宣傳為主,被誣指為「中國遊說團(The China Lobby)」的幕後人物。有位極端自由派、看台灣不順眼的作家庫恩(Ross Y. Koen)寫了本《美國政治裏的中國遊說團(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把我也列名其中。美國朋友問起,我只笑著回答:「你想我有這麼大的神通嗎?真正在美國影響力最大的,不是台灣,是「猶太遊說團(the Jewish lobby)!」

幾十年轉瞬即逝,猶太遊說團無遠弗屆的力量,有增無減。拿上星期的新聞來看,以色列看準了美國無暇兼顧以巴糾紛的誰是誰非,再次擴張領域又成功了。

     美國經濟現正面臨史所未有的困窘。歐巴馬總統為預算缺口與推動全民健保,弄得焦頭爛額,因而把以色列不理會美國勸阻,繼續違反承諾,在佔領土地上構築大型公寓,安置從俄國來的新移民一事,交給副總統拜登去全權處理。

     現年六十八歲的拜登,廿九歲就當選聯邦參議員,做過兩任參院外委會主席,政治經驗之豐富,無人能比。正因為歐巴馬比他年輕二十歲,老狐狸的拜登,從不搶出風頭。這次奉命調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糾紛,他在上星期一即三月十五日,坐副總統專機就趕到耶路撤冷,另一說是十六日才抵達,裝出一副認真模樣,其實只是作秀。

     歐巴馬就任時,派任了幾位專使(special envoy),負責處理特定問題,位階高於派駐當地的大使。負責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的密契爾(George Michell)也是政客出身,曾任參院民主黨黨魁。就在十五日那天,密契爾正分別會晤以色列首相內唐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總統阿巴斯(Mahmoud Abbas);可見拜登趕去,根本就多此一舉。

     以巴爭執的癥結很簡單:猶太人認為這塊土地是三千餘年前他們的家。看過《出埃及記》的人大概都還有點印象。二戰結束,猶太遊說團推動以色列建國成功。初起只限於耶路撤冷,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以色列確實用血肉擴張了領土。但是祖居這塊土地的巴勒斯坦人說,三千年來他們世世代代都住在約旦河西岸,被猶太人巧取豪奪,如今無家可歸,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以色列憲法有條奇怪的規定:任何人不論在哪裏出生,只要是猶太人,自動擁有以色列國籍。就國際法原則而言,實在不通。以國境內屬於阿拉伯民族的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比例原為四比一。八十幾年來猶太人軟硬兼施的後果,今日以色列七百五十萬人口中,阿拉伯裔已經只剩百分之二十。如何保護他們不再被排擠,唯有從速讓巴勒斯坦建國,那樣就必須從以色列現在強佔的土地裏,割出一塊來。猶太人肯嗎?內心當然不肯。

     一九九四年成立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e National Authority,簡稱PNA),早已是聯合國的一員,獲得與其它會員國平起平坐的資格。只因以色列倚仗猶太遊說團在美國無孔不入的勢力,態度蠻橫,強佔約旦河西岸與迦薩走廊,至今僵持不下。要解開這個死結,唯有以色列靠山的美國改採較為不偏不倚的立場,才有希望。

     多年來以色列推行的政策,就是鼓勵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裔,尤其世居俄國和衣索比亞的猶太人,遷回神聖的祖國居住。這次的外交危機,起因是以色列政府撥款在Ramat Schlomo興建一千六百戶公寓,做為安置遷移回國的猶太家庭之用。

     PNA與美國得知後,自然很不高興。內唐雅胡總理去年十一月曾經承諾,與PNA和談期間,以色列將不再興建容納新移民的房屋。但他所指的禁建地區,是約旦河西岸;而這一千六百戶將蓋在以色列自認純屬領土的耶路撤冷。但不止巴勒斯坦人,連美國都跳起腳來,堅決反對。希拉蕊國務卿直言,「這是對美國的侮辱(insult)!」

     PNA原本同意與以色列恢復已經中斷十四個月的和平談判,現在也不必提了。以色列國內少數反對政府強硬手段,贊成與巴勒斯坦人謀求共存共榮的團體「現在就該和平(Peace Now!)」的Hagit Ofran老實不客氣地指出,拜登來訪,以色列只虛與委蛇一番,絲毫沒有尋求和平解決爭端的誠意。

     PNA總理法雅德(Salam Fayyad)政令所及的面積雖然有限,接受的國際援助卻不在少數。三月十五日他透露說,PNA在二○一○年的國家預算達三十一點三億美元,政府將增撥六億六千七百萬美元,專供經濟發展之用。換句話說,美國被以色列牽著鼻子走之餘,只好多給巴勒斯坦一點錢,做為補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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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天堂不撤守-輿論的明鏡,美醜都應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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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 /中國時報 【陳長文】
檢視馬總統上任後近二年政府表現,可挑剔之處不在少數,金融海嘯衝擊,重創前年底到去年中的台灣經濟,而八八水災的重大傷亡引發重大民怨,從那時候開始,馬總統的民調就逐步低落至今。而這樣的負面慣性,似乎並沒有因為去年底到現在,一連串的好消息有所扭轉。

失業率雖仍維持在高檔,但已數個月連續下降;去年原不看好的經濟成長率,在第四季硬是衝到了九.二二%,而今年的成長率對應景氣的上升,也可望調升為四.七二%,牛年股市上漲了七五%,股民從鬱悶中走出。換言之,這些好消息似乎在一些知名政論家的筆下、電視名嘴的口中仍是一文不值,無能的大帽子,仍然緊扣在馬英九的頭上揮之不去。這似乎有一些不公允的偏斜。

媒體人、政評家固然是永遠的在野者,但並不代表不能客觀的縱論執政者表現可稱道之處。

這中間有兩面邏輯的存在。如果說,評論者以結果論認為去年台灣經濟低盪,政府要負全部責任,國際金融海嘯不能做為推托藉口,因此批判政府;那麼今天,評論者就應該肯定今年開春以來經濟回溫的表現,政府功不可沒。同樣的,如果論者認為,今年的經濟回溫是民間活力所致,與政府關聯不大,沒必要褒獎,那麼就該回頭檢視,去年經濟低迷時,政府是否承擔了不相稱的負面批評?

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可以用來呈現這種「負面慣性」。日前讀者文摘進行了一個對於名人信賴度的調查。筆者仔細看了這項調查的結果,發現其中可以有四種解讀方向:

一、若「只選一個最信賴的人」,馬總統在八十位名人裡排行第三,僅次於證嚴法師和李家同教授,在政治人物裡則排名第一。二、若給八十位名人分別打分數,則馬總統在政治人物中排行第二,僅次於王建煊。三、若從政黨比較觀點,在兩大政黨的領袖人物中,馬總統的信任度評分仍遠較蘇貞昌、蔡英文與陳前總統受人民信任。四、馬總統的信任度評分還不及知名藝人林志玲。

這四種解讀中的前三種都是對馬英九有利,但最後輿論與政評者卻挑了第四種解讀,又對馬英九揶揄了一番,製造出一種「馬總統不被人民信任」的印象。

當然,輿論的在野性,會傾向批評執政者。但從資訊觀點言,若僅呈現負面事實,不呈現正面表現,既無法讓人民得知真相,也會打擊公職人員士氣,使想做事的人對政治氣餒,形成人才的逆淘汰現象,對人民也不是好事。

而另一種父子騎驢式批評,也經常在政策個案中發生。

在新流感疫情初起時,前衛生署長陳建仁曾預估台灣將有七千人死亡,在野黨立委也要求政府應啟動國安機制,提高疫苗的準備量。當時的標準認為,防疫寧可過之而不要不及,畢竟是面臨一個未知的風險。而在衛生署與學者專家努力的推動防疫措施之下,台灣的新流感死亡病例四十一例,以死亡率來看在OECD國家排名第三低。這本應是很好的成績,結果不但少有人給予掌聲,同一位在野黨立委轉而批評「買那麼多疫苗用不完,應該要檢討」。此時的標準又改為「準備太多太浪費」了。

「怎麼做都被罵」的氛圍,會產生政府官員「怎麼做都不對」困境,對人民來說,就是「什麼都做不成」的無奈。政府固然應被檢驗,但檢驗標準應一致。因唯有一致的標準,執政者才能夠知道人民的意向,施政有所歸屬。

最後,對政府,筆者也有不滿意地方。如:執政者並沒有卯足全力在制度改造面向上落實妥速審判目標;並未建制政府律師制度來確保依法行政的行政效率;不肯用心對龐大國防預算做妥適調整與規畫;筆者雖屢屢建議,政府都麻木沒反應。但這些「不滿意」,並不會因此遮蔽我對政府好成績評價,而一竿子打翻所有表現。也因此,筆者不認同部分評論者動輒以「無能」、「什麼事都沒做」來評價政府,這樣極負化式的評價,對台灣不是好事。

輿論是一面鏡子,固然要照出政府的醜處,但也該映出政府的美處,不是嗎?(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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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陸以正-伊拉克國會選舉 民主學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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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 /中國時報
七年前的三月二十日,美國率領實際以美軍為主的聯軍,攻進伊拉克,勢如破竹,三星期就拿下首都巴格達,底定全境。到十二月中旬,聯軍在農宅地窟裏生擒伊拉克總統海珊,後來經伊拉克特別法庭審判,被處死刑。今日回顧,中年人僅少數還有模糊印象,年輕人則全無所知了。

聯合國安理會在二○○三年通過第一四八三號與一五一一號決議案,授權美國暫管伊拉克,儘速還政於民。美國雖常被罵是帝國主義,事實上從未覬覦別國的領土。所謂「聯軍」,其實美國佔百分之九十九,別國只有小貓三隻四隻,象徵一下而已。

今日駐在伊拉克的美軍,仍有十一萬五千人。戰事雖早結束,伊斯蘭極端分子仍伺機身裹自殺炸彈,與目標同歸於盡。此類案件有增無減,二○○四年時每天平均才十四件,到二○○七年變成每天一六三件,前仆後繼,視死如歸。伊政府估計,七年前這些敢死隊人數約一萬五千人,三年前已達七萬人,今日只會更多。

伊拉克受創之重,由下列數字可見一斑:平民死傷總數約六十萬人。內部流離失所難民約二百廿五萬人;另有二百廿五萬人逃往敘利亞和約旦投靠親友。有錢人則紛紛逃往國外,全國本有三萬四千位醫師,現在只剩一萬二千位。分配給三一二三萬四千人,要二千六百人才有一位醫師替人看病。

七年來,在伊拉克受傷的美軍官兵達三一六九九人,另有四三七九人陣亡。相形之下,其餘聯軍部隊死亡數僅三一六人,其中一七九人是英軍官兵;可見華府肩頭擔子之沉重。美國自由派人士一開始就反對介入伊拉克,現在更振振有詞地指責說,伊拉克會拖垮美國經濟。

保守點的估計,美國為伊戰的直接開支,從軍備損失到救濟伊境難民,已超過七○四○兆美元。如今歐巴馬面臨龐大預算赤字,進退兩難。華盛頓認為現在正是逐漸撤出伊拉克的時機,但也必須確保所獲戰果,更不能影響美國的國際聲望,那就難了。

五年前,在美國監督下,伊拉克首次辦理選舉。選出的國民議會推舉庫特族(Kurd)的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做有名無權的總統;另由馬立基(Nouri al-Maliki)組閣,掌握政權。當時適逢原油價格飛漲,伊拉克原油雖被美商七大油公司抓在手裏,仍須分一杯羹給原產地。

以二○○八年為例,伊拉克出口貨物中,百分之八十四是原油。總價五八八億美元,其中三六%運往美國,賣給台灣的也有六.三%。而全國進口貨物總值只有三七二億美元,成為政府預算的最大支柱。

上星期天即三月七日,伊拉克全國舉行解放後第二次的國會選舉。登記合格選民一千九百萬人,全國十八省份共設五萬個投票所,將選出三百廿五位國會議員。由於國家落後,通訊網不足,無人知道哪個黨勝利,哪個黨失敗,最早要等到三月底,才有線索可尋。

不論伊拉克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內政部、美國大使館、聯軍總司令部、或聯合國駐伊代表,都守口如瓶,不敢預測結果。我搜尋網站的結果,發現負責的美國官員這幾天都不在巴格達,反而群集華府,包括上任未滿一年的美國大使希爾(Christopher R. Hill,原主管東亞事務助卿,曾多次訪台)、駐伊美軍總司令Ray Odieno將軍乃至聯合國駐伊代表瑞典籍的Stephan Mistura,在伊拉克投票結束後都趕去美國,無疑為商討今後政策的大方向。

歐巴馬為美國經濟衰退已經焦頭爛額,把伊拉克問題交給副總統拜登處理。拜登個人網站顯示,上周五(十二日)他正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結論如何,當然不會洩露,好在有的是時間,除競爭劇烈的伊拉克三大政黨以外,誰也不著急。

現任總理馬立基的「法治聯合陣線黨(State of Law Coalition)」雖有執政優勢,因政績乏善不被看好。另位曾任總理的阿拉威(Iyad Allawi),代表「伊拉克全國運動黨(al-Iraqiya, Iraqi National Movement)」。較有希望獲勝的是曾任總理和第二副總統的賈法里(Ibrahim al-Jaafari),代表「伊拉克全國聯盟(National Iraq Alliance)」。

台灣報紙只對國內選舉有興趣;以上所述大部分取材自《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特派員的報導。兩報對選舉前後,伊拉克內部謠言滿天飛,恐怖攻擊無日無之,都非常憂慮。它們分析認為,伊拉克真正問題在於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互不相讓,反而使北部庫特族地區,成為全國最安定的地方。這次選舉能否促成伊拉克真正統一,步上民主之途,大家雖抱持希望,卻無人敢於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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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陸以正:美利堅帝國將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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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的學生,大多讀過或至少知道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所著的《羅馬帝國興亡史》。從一七七六到一七八八年,吉本共費十二年時間,撰寫這部六大卷的巨著,被稱為英國史家之父。

美國著名的「外交關係協會(簡稱CRF)」,網羅各界菁英,特別注重財經鉅子、退休使節與各校名教授。CRF出版的雙月刊《外交事務》,幾乎是比較政治、國際關係、金融、經濟各界人士必讀的聖經。

今年三、四月份的這本刊物,刊出哈佛大學講座教授費格森(Niall Ferguson)所撰專文「Complexity and Collapse:Empires on the Edge of Chaos」(暫譯為「從複雜到崩潰:面臨懸崖的帝國」)。說穿了,他所指就是美國。

費格森是哈佛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商學院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院士、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今年起,應倫敦政經學院聘,兼任該校歷史及國際關係講座。他的著作等身,去年新出版的《世界財經史(The Ascent of Money: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也曾轟動一時。

從倫敦《金融時報》記者出身的他,和去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打過筆戰,對他的知名度有增無減。現在季辛吉也委託費格森替他寫傳記了。

我所知道的費格森,是「歷史翻案派」的健將。他在《外交雙月刊》的那篇文章,旁敲側擊,前面約六成字數圍繞十九世紀畫家Thomas Cole的一系列「帝國歷程」油畫打轉,浪費不少篇幅,目的在於混淆讀者,避免為預測落空負責。

能獲CRF刊登,費格森的看法自然有幾分道理。他的主旨很大膽,也確實可能發生。

他舉羅馬帝國、中國的明朝、大英帝國和曾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前蘇聯為例,證明歷史上所有大帝國崩潰時,都是措手不及,轉瞬間就灰飛煙滅。情形類似的還有法國的波旁王朝、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這些前例和今天的美國有何相似之處呢?首先,崩潰總是突然間出人意外地發生的。其次,多數的起因是帝國的財政困難。美國去年財政赤字高達十四兆美元,約合GDP百分之十一點二,打破六十年來的紀錄。美國國債總額前年才五十八兆,九年後將劇增為一百四十二兆元。過去稅收總額須以百分之八償付公債利息,今後將吃掉歲入的百分之十七,使得政府運轉不靈,陷入困境。

費格森強調,群眾心理往往導致市場恐慌,沒有規則可循,更無制止之法。歐巴馬總統已經採取的金融財政措施,成功與否,全無把握。美國對伊朗、伊拉克與阿富汗出兵的政策勢必會改變,從而影響整體外交。雖未直說,他的意思已經非常清楚了,美利堅帝國(the American empire)很可能會突然地、毫無預警地衰敗。

(作者為退休外交官)【2010/03/14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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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8/ 中國時報 【李丁讚】
國民黨在地方選舉四連敗之後,士氣低迷,整個黨似乎陷入空轉之中,表面雖然仍喊著「堅持改革」口號,但卻無改革內涵。金溥聰雖然很努力,但他的「改革」,基本上只是選戰策略的操作,無助政績的提升,當然也無法挽回國民黨下滑的民意。

執政快兩年了,為什麼馬政府的施政滿意度每下愈況呢?第一任劉內閣和第二任吳內閣,其實有很不一樣的風格。一個幾乎不管民意,一個又太在乎民意。這兩種施政風格,其實反映著國民黨的兩個世界。而正是這種截然不同的世界,以及其間存在的矛盾與對立,使得國民黨的公共政策一直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中,政績才一直低靡。

第一種風格以劉兆玄為代表,可以簡稱為「專業派」,把公共政策看成一種科學或技術,可以透過「專家」的知識或理性來獨力完成,而不必太介意民意。這種人喜歡在辦公室用筆辦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外界已經變成什麼樣子,他們並沒有太多認識。例如,八八水災中,雨有多大,人死多少,好像他們都沒什麼概念,甚至無法感覺到其中的嚴重性。這種執政風格必然與民意嚴重脫節,也一定會遭惹民怨。

美牛進口又是另一明顯案例。國安局對美牛進口,很明顯也是在辦公室內用大筆完成的,連衛生署、立法院、甚至國安局內部的諮詢委員都不清楚。少數幾個參與規畫的專家,也許心中會考慮到中國與美國,但不會有民眾。這種方式規畫出來的案子,與民眾距離太遠,很難執行開來,甚至會引發政治風暴。再加上這些專家,很多都是權貴家庭長大,學歷雖高,但不瞭解社會現實,他們規畫出的案子,與社會落差很大。

第二種風格以吳敦義為代表,可以簡稱為「服務派」,把政治看成是「選民服務」,而對公共政策不關心。很多國民黨的縣市長,都善於服務選民,對選民「有求必應」,除紅帖、白帖、探病、探營等基本功外,還有老人津貼、生育補助、營養午餐、出國旅遊等各項優惠,民眾都被「照顧」的無微不至。可惜,這些強調個人服務的縣市,幾乎都不重視公共政策。個人的優惠其實是以整體落後為代價的。而且,大量舉債,禍及子孫。

吳敦義雖然貴為行政院長,但與地方首長似無兩樣。他一上任,所有要增稅的公共政策都喊停,包括能源稅、健保費等。很明顯的,吳院長對環境問題並不關心,因為那是下一代的事;對國家債務的問題也不重視,因為民眾感受不到那些。他特別欣賞服務成績最佳的前新竹市長林政則,千方百計地把他迎進團隊,還特別安排「台灣省主席」的位置給他。這真是少有的想像力。他還安排一批退休的官員進兩廳院當董事,把林懷民擠掉。政治變成服務與酬庸,與公共政策無關。

兩年來,國民黨的執政就在「服務」與「專業」兩極之間擺盪。服務型政客雖然貼近民意,但只是滿足個人,無益於國家整體;專業型政治人物則太遠離民意,為民主政治所不容。在民主政治裡,民意當然要重視,但不表示專家不重要。可是,專家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在民意的基礎上,把個人性的需要連結成整體需求,進而轉化成公共政策,回應民意,也轉化民意。民主,不是高高在上,不理民意,但也不是在民眾之中取暖、譁眾取寵,而是與民眾一齊慢慢往前走。

國民黨如無法整合這兩個世界,改革之途必遙遙無期。(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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