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在歲末新正發表的《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系列社論六篇，受到兩岸有心人士的重視與討論；我們並不認為系列社論所言即是顛撲不破，而拋磚引玉、集思廣益，才是我們動念寫作的初衷。

兩岸問題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大難題。對於贊同《元旦六論》見解者，我們固然欣慰；對於不贊同者，我們也表尊重。但若有嚴重誤解或曲解，我們仍應試作說明，以免以訛傳訛。

張亞中、謝大寧、黃光國三位學者，發表《六問聯合報》，指《六論》所主張的「一中各表」，等於台獨，等於偏安；這是誤解，也是曲解，我們有不能已於言者。

三學者長期關注兩岸議題，鑽研甚深，創見亦多，令人欽敬。但此次發表《六問》，一方面標榜他門創製的「一中同表／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喻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戰略基石」；另一方面，又指「一中各表」不合邏輯、不可行、不符合相關各造的利益，筆鋒一轉，甚至指「一中各表」與剛性台獨、柔性台獨、偏安台獨、偏安自保，及獨台是同一類屬的政治主張。若說「一中各表」不可行，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若說「一中各表」等於台獨、等於偏安，那就不知所云了。

其實，我們完全看不出《六問》與《六論》有甚麼斬釘截鐵的歧異。暫難細論，僅舉二者的最大共同點有二：

一、都是「泛屋頂理論」。《六論》的主軸，是強調和平發展的「過程論」，而欲以緩化、軟化、轉化，來改善統獨的「目的論」。因為強調「過程論」，所以主張「筷子理論」（不統／不獨），與「杯子理論」（維持「中華民國一中憲法」的「現狀」）；但強調「過程論」，亦並未迴避「目的論」，因此也主張可考慮以「屋頂理論」來處理「目的議題」，例如兩岸成立「邦聯」。《六問》似乎指稱：「一中各表」對「一中」的意涵交代不清，但《六論》卻說得很清楚：「一中各表」所說的「一中」，說的是「屋頂」，是「第三概念」、「上位概念」；比如，若成立「邦聯」就會出現「第三憲」，與《六問》無異；至於「各表」，《六問》與《六論》皆主張「一中憲法」，更無差別；《六問》又稱，「接受一中，不表示我們必然接受大陸為中央，台灣為地方」，這豈非也是一種「各表」？《六問》畢竟並不贊成「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認為「一個中國」應是「第三概念」（第三憲），這又與《六論》有何不同？甚至，《六問》主張，可經「和平協議」做為建立兩岸政治互信的「第一份文件」，這也是本報早有的提議，差別何在？

至於《六問》將「一中各表」說成與台獨與偏安無異，甚至說成皆是「螟蛉子之焦慮」，更不啻已是指鹿為馬。台獨會主張「一中憲法」嗎？偏安者會主張「兩岸共同回歸辛亥革命及孫中山的起點」嗎？會主張由「合理的過程」達到「改善之目的」嗎？三學者大可自詡有「經略大中華」的雄心壯志，但何必將他人說成「孤兒心態」？

其實，《六論》主張兩岸關係應「化整為零」，《六問》則是主張應當「化零為整」。然而，無零豈有整，無整則零亦亂；「過程」與「目的」應是首尾呼應、相輔相成，沒有非要相互對立的道理。

二、北京是主要的變數。《六問》稱，《六論》的觀點有一點一廂情願，我們承認；但《六問》的問題，則是在不知自己也有一點一廂情願。《六問》指出，「兩岸的物質權力處於不對稱狀態」，這也是《六問》與《六論》必須面對的相同處境。《六問》對《六論》的質疑，最具說服力者，應是「北京『憑甚麼』接受一中各表」這類的口吻，六篇長文不斷抬出「北京不答應」，據此反對一中各表；難道不怕有人也會用同一語氣請教《六問》，北京又「憑甚麼」接受「一中三憲」？

然而，北京不接受，未必是絕對不可變的事情。必須聲明，我們不反對「一中三憲」，且認為「一中各表」與「一中三憲」只是名異實同；而北京若能接受「一中三憲」，就沒有道理不接受「一中各表」，因為兩者皆是「泛杯子理論」與「泛屋頂理論」。令人遺憾的是，若為了主張「一中三憲」，卻要以北京「憑甚麼接受」來否定「一中各表」，那就是莫名所以了。

其實，為了解決兩岸僵局，在兩岸主政者與社會菁英間，出計獻策者不可勝數；其中有一共同困境，即皆須面對「北京不答應」或「台灣不接受」的難題，這也是「一中三憲」與「一中各表」的共同處境。雖然如此，兩岸卻仍然是議論滔滔，正是因為「不接受／不答應」未必是鐵板一塊。所有的「理念的創製」，皆須首先打破「墨守成規」的侷限。正如《六問》所說，東西德的《基礎條約》，與歐盟的《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皆是穿透了許多「不答應／不接受」才破繭而出；同樣的，兩岸自「解放台灣」「反攻大陸」，能走到今日以「和平發展」為主軸基調，又何嘗不是穿透了許多「不答應／不接受」而形成？我們希望兩岸皆能接受「一中各表」，同時也歡迎兩岸能接受「一中三憲」；我們不在意誰的理論學說能成為兩岸的正式論述或旗幟，我們只關切如何經由「合理的過程」以實現兩岸「改善之目的」。

由於我們更強調過程論，所以不認為「台灣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是甚麼離經叛道的論述；我們也認為兩岸問題的終極解決，必須同時化解確實存在的台獨因素，所以只能轉化台獨，而不可想像把台獨一筆勾銷；尤其，「一中各表」與李登輝的「兩國論」，及民進黨的台獨，根本不是一回事，何能將之指為一丘之貉？三學者難道不是在「為箭畫靶」？

最後，我們要鄭重聲明，《元旦六論》與馬政府完全無關，連一點點關聯都沒有。其實，「一中各表」是一個仍在發展中的概念，我們在李登輝時代即主張「一中各表」，也不在意與馬政府「一中各表」的思考有何出入。我們的用心，只在嘗試為「一中各表」思考體系的建構略盡棉薄而已。我們歡迎「一中三憲」的創見，但也希望我們對「一中各表」的思考，勿被誤解及曲解。集思廣益，豈不甚好？

立法院從民進黨執政，到馬英九就任總統以來的這九年多期間，總是少數黨民進黨主導議事，民進黨不霸占主席台，院會才能順利通過法案，國民黨雖為多數黨，卻毫無積極作為，任令院會空轉，院會主席也沒能依據議事規則主持院會，國會成了弱肉強食的蠻荒叢林，不能戰，也不會辯的國民黨，受民進黨支配，影響許多法案的審查通過時間。

立委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有時會偷偷摸摸亂搞，過去通過修改選罷法的落選頭遞補條款，就是幾位朝野立委，趁亂在議場裡在紙上簽了名字，就當作是朝野協商共識，然後通過這種莫名其妙的法案。但對於民生與經濟發展有利的，朝野立委就全然的事不關己，只會打打口水仗。

這個會期因為美國牛肉進口爭議，有很長的時間，院會沒有辦法進行任何議案討論，立法院挑燈夜戰只通過政府組織再造相關法案，正是因為寶貴的開會時間，都浪費在民進黨的各種議事杯葛，國民黨立委又不願老實地坐在議場內表決，才會弄成這種局面。

民進黨先以戰逼和，國民黨以為退讓即可，最後失去所有運作空間，只能在幾個法案裡選擇，讓其他法案都受到延宕，面對議事，立法院大家長王金平也莫可奈何，但王金平身為議長，有必要貫徹議事規則，讓會議順利進行，國民黨身為執政黨，也該拿出開會的決心，只要民進黨上台一鬧，國民黨立委辯論說不過人，打架也不敢打，什麼議案都甭談，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禮讓少數在野黨，是民主風範，但是無理的容忍在野黨撒野驕縱，破壞議事和諧，這不是尊重少數，這是鄉愿，是息事寧人，永無寧日。從過去多年來的經驗證明，少數黨用打鬧方式阻擾院會議事進行，每每奏效，就是國民黨縱容的惡果。

國會議事不彰，總不能再推給總統或是黨主席溝通不良，這是立委自己要檢討的問題，選民也要想想，老是批評政府對任何事情都沒有作為，這樣一個怠惰開會的國會，以及不遵守議事規則的在野黨，是否都讓政府施政扯後腿。

政府組織再造工程倡議23年，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在文官系統本位主義當頭，以及政黨惡鬥阻攔對方摘下改革光環下，官僚體系反愈減愈肥。當前龐大卻無效能的行政組織，若真能在立法院跨出瘦身轉型的第一步，也意味政府強化治理、提升能力露出曙光。

但任何組織變動都是大工程，此次政府組織改造更是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可以想見一旦法案三讀，隨之而來的必是公務人員爭相自保、卡位的亂局。馬總統性格上的「不夠政治」曾是各界批評他無能的理由，然而在此事上，馬總統的「不夠政治」也讓他明知可能會捅到馬蜂窩，仍偏向虎山行，就此，各界也應公平地對馬總統的勇氣給予掌聲。

政府遷台後行政院的組織架構，長期維持八部二會建制，從民國76年開始，政府就有意因應社會變化、世界潮流發展，著手推動政府組織再造。不過民國80年以後，因應政務需求及立法院通過新法案，專職單位反而陸續增設，加上部會整併可能衝擊公務員的升官與出路，擔心公務員反彈影響政府支持度，一路走來幾乎沒有政府首長願意認真推動政府精減以免自廢武功和前程。

民進黨執政時，也曾有意推動中央政府組織再造，但民進黨在立法院無法掌握過半席次，藍營也對扁政府是否要藉此進行藍綠洗牌有高度疑慮，加上相關變動影響層面廣且鉅，最後此案仍功敗垂成。

事實上，各方都了解政府有再造以因應國際高度競爭環境的需求，但這個工程實在太過龐大，成效又難以在短期內展現，美國為例，1993年進行改造，1998年才見成效，紐西蘭1988年開始推動，1992年才國家競爭力排名才出現大進步，中間長達四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的陣痛期，就是政府的風險期，馬總統的勇氣需要人民鼓勵，但此一政策美意能否落實，未來要靠政府上下更周全及加倍的溝通努力。 【2010/01/12 聯合晚報】